干校杂记(五) 卧虎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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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多人。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多人。可这一千多人却相当浓缩,水平很高。那个时候学界有个说法:“学部一条虫,外面一条龙。”意思是说:学部哪怕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放到其他单位都是好样的。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有个理念:认为科学院应该比大学水平高,对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很高,因而进人的时候把关异常严格。经济所人事处要进大学毕业生时,一定到顶尖大学挑选尖子生,赵人伟和唐宗焜就是这样从北大经济系挑来的。二是文革前学部虽然没有明确的淘汰机制,却搞过若干次精简机构,淘汰是以精简机构的形式完成的。特别是58年大跃进时淘汰了一大批;60年困难时期又下放了一大批。精简机构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员。一方面剔除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同时淘汰掉业务水平不高者,把他们调到地方研究所或大学。结果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学部下干校,在当地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在那个偏僻落后的乡村,突然来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科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如:文学所的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

   
 123日开大会,军宣队王副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就是他对学部的看法,说明他也知道这个单位藏龙卧虎,只是这些“龙、虎”在他眼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罢了。

    记得刚到的那些日子闲来无事,想练练毛笔字,于是跑到棉花仓库旁边的小卖部买毛笔和大字本儿。“售货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伯伯,特别和气,问我:“小姑娘练大字啊,学什么体?”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说:“如果是初学的话,最好练柳体,然后还可以练颜体。”接着他推荐了一本柳公权楷书字帖。我感到好奇,事后打听这位售货员是谁,人家说他是文学所《文学研究》杂志主编。

  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儿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儿去玩儿。到了午饭时间,她说:“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客饭票。”等买完出来,她说:“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啊?那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吕叔湘?没想到竟然在这儿卖饭票!

    文学所刚下干校时去了罗山,在一座劳改农场落脚。由于无地可种,一个多月后他们也来到东岳。这时经济所正在盖席棚,逐渐从棉花仓库和粮管所搬到自己建的干校点儿。文学所照顾钱钟书先生,让他当“通信员”,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儿。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的干校点儿。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一流学者在干校干各种活儿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所的何其芳被指派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还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介绍了“如何运用辨证法养猪”。他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他说自己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境界。

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任先生的这一说法跟何其芳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安排他们干的都是些轻活儿。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 。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速度特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月二百多块的工资,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③ 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俩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中自得其乐。俞平伯先生还专门写了首七言绝句《绩麻》,来记述这段生活: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④
 
    经济所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19493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从河北省建屏西柏坡京,共党安排先生会同李深、黄炎培、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接。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49年后燕大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最终在52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被调到学部语言所。⑤

     学部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76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了,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69年中央机关下干校,总体来讲是非常负面的。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干部带来了极大磨难。可是对于我——一个跟随家长下放到学部干校的少年来说,却是相当幸运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穷乡僻壤,有幸近距离接触一大批高水平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何其芳:在干校养猪的诗人》,作者:
《任继愈:中华文明的守望者》,作者:桂青秀君 范珊珊 王小虎
③《我的1970年春节》,作者:唐燕
④《俯仰无愧--文革中的俞平伯》,作者:孙韦柰
⑤《“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作者:陈远

注:本文原创,谢绝转载。

loonlinda 发表评论于
找一帮当年的小五七,集体出一本干校回忆的书吧。从孩子的视角去写。
十里芳草 发表评论于
回复 '偶灯斯陋' 的评论 : 感谢理解。您说得不错,我虽然跟杨绛先生写的是同一所干校,但视角不同。笔者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很敏感,看什么都新鲜,而且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今天写这篇东西不为别的,只想给那段历史作个见证。
偶灯斯陋 发表评论于
回复 '庄里人' 的评论 :
Yang wrote from a grown-up's perspective, and this blogger writes from a child's eye. Both are valuabl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part of Chinese history.
杯中影 发表评论于
哦,罗山,73年时我们干校搬到那里。我觉得条件比我们之前的黄湖还荒凉点。也住的是个仓库改的房子,破陋,脸盆接漏雨,地面坑洼。最难忘记的是每天早上6点半,大喇叭放的起床号把人催醒。
Fieps 发表评论于
干校养猪对跟着父母下干校的家属小孩可是很大的乐趣,不上幼儿园,不上学,天天跟猪,跟羊和其它干校的小动物,和大自然打交道,这是城里小孩不可能有的机会。当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很着急,也没办法,那时很多地方都停学了。特别记得,在干校看平时文绉绉的叔叔们杀猪可打开眼界了。杀猪在干校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大家奔走相告,全干校的人都聚在杀猪场像看电影一样观看全过程,这也意味着当天要打牙祭了。不过,现在想起来,觉得那场面很血腥。
庄里人 发表评论于
看了你的这个系列,写的不错。。。不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已经把那里写的很好了。。个人决定你可以根据你的独特经历,另辟蹊径。。。
十里芳草 发表评论于
回复 '颐和园' 的评论 : 谢谢支持。漂亮又懂事的小姑娘死在水塘里,听了令人心碎!本文后面有一节,专门写到干校的非正常死亡。那些埋葬在异乡的死者才叫冤呢,找谁说理去……
颐和园 发表评论于
支持一下,俺也下过干校,也就读一所地方中学,看着父母种地,劳动改造。去干校的人后来大多数都回京了,但原来住在我家楼下一位“反动学术权威”的孙女再也回不来了,就死在干校的水塘里。那小姑娘又漂亮又懂事,比我小几岁,一朵鲜花,还没开就凋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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