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左派骨干的小组发言
开学后,学院清查运动的部署已经通知到各部门（见《六四后的清查运动》第2节）。大会动员，中层干部座谈，看录像，听录音，然后是分小组讨论。显然，小组讨论怕大家沉默不发言，就布置由清查领导小组成员带头发言。下面就是三位清查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在政工组的发言介绍。
在前面《偷盗和抢劫何以频频发生》一文里，提到组织部又高又瘦的贾部长是个寡言少语的人，每逢政治学习，他总是坐在边边，歪着脑袋倾听别人的发言。而当他发言时，则总像农村干部那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或是一块小纸，照着准备好的提纲，用平缓的语调，罗列甲乙丙丁几条，内容多是报刊杂志上的陈辞滥调。所以，他的发言往往是最枯燥，最乏味，最让人感到不耐烦的。小组里的人，几乎很少有人注意他的发言。
这个星期五的政治学习，他的发言照例是已经准备好的。这次他没掏小本本，而是拿出巴掌大小的一块白纸，只见了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还有阿拉伯数字。可以看出，这是他煞费苦心的劳作。
这次他讲的内容是，我院在动乱时期共有几次上街示威游行，每次有多少人参加，其中党员有多少，然后游行的师生占总人数的比例，以及党员占的比例等等。这说明，学院清查小组已经进行了认真和细致的调查工作。讲完这些统计数字以后，贾部长开始做分析。他的分析是：通过统计，可以看出多数党员和支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其次，为什么有少党员在动乱中上街游行和参加六四以后的追悼会之类的活动呢？他认为第一是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影响；第二是新党员受教育不够；第三是拜金主义思潮的泛起等等。总之，他一板正经，面无表情，极为严肃认真，他的样子令人发笑。因为他的统计数字还有点新意，其余所讲的一切，无非是人云亦云，是众所周知的几句教条。其讲话水平，实在和一个农村生产队长不相上下。坐在那里听他讲话，你有时候不免感到悲哀——在一个高等学府里，就这样一个水平低下的人，竟然可以当副教授，当组织部长，站在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头上指手划脚，去整那些有正义感的师生的黑材料……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与贾部长的平庸、呆板和浅薄相比，宣传部邓部长就水平高多了。他接着贾部长做发言。他说，从八十年代初批白桦的电影《苦恋》和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开始，每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雨过地皮湿。过不了好久，就有人出来阻挠和反对。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据说只搞了28天，就搞不下去了。有人就说搞过头了。实际上这次只牵涉到少数人，开除党藉的也只不过才三个人；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中央里面也只是胡耀邦下台。结果是每次都雷声大雨点稀，每次都不彻底。相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却愈演愈烈，直到今年春天胡耀邦去逝、学潮演变成动乱和暴乱，弄得不可收拾！现在看来，问题出在下边，根子却在上边。要总结经验和教训，首先要从党的领导总结起。
不过，我们应该坚信，尽管我们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和挫折，尽管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有市场，但是在中国，任何人也动摇不了党的领导，谁也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邓部长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看样子像是农家子弟通过读书走上仕途的。听他这翻讲话，就知道他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而且十分赞赏那些年代的运动搞得深入和彻底，整人整得面广，整得厉害。不然他是讲不出上面这番话的。另外，邓部长也并非总是唱高调，有时他也能逢场作戏，跟大家闲聊鬼扯。比如在谈到农村的文化落后和农民的愚昧时，他说，农村老百姓都喜欢喝酒，喝的是自己做的糯米酒和包谷酒，而且喝起来，不是用茶杯酒杯，都是大碗大碗地喝。有个青年农民，从小就喜欢喝酒，结婚后生了五个子女，结果五个都是弱智憨包……
邓部长的发言结束后，小组讨论陷入沉默之中。为了应付这种沉默，有的随手翻阅报纸，有的假装看上级发的学习材料。这时，政治处一位平日很少发言的女同志说，现在的大学生自杀成风，师大有三个人最近自杀了……武汉大学也有。她的女儿在武汉大学读书。
邓部长马上接过话茬，说师大的那个女生自杀，是因为和男朋友扯皮。实际上也算不上自杀，她是从五楼用绳子往四楼吊，结果绳子断了，打到地上，脑桨迸裂。另外，有些大学生是受西文资产阶级文化影响，比如尼采哲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等等，因而个别人莫明其妙地轻生。他说，有个学生，自杀四五次，弄得学校没办法，只好把他的家里人请来，每天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最后他哥哥都不耐烦了，说长江没盖盖子，你愿意死就去死，没人拦你。对学校来说，他死了活该，与学校无关！
他这一番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只讲党性而不讲人性的共产党内，已经完全修炼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所塑造的就是这样心肠如铁，完全失去同情心与恻隐心的人，或者说，共产党要求它的党员是一个不讲人性只讲党的人。而邓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人。
两位部长讲完，时间尚早，一直埋头沉思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小孔觉得应该讲几句，因为按常规，领导小组的成员应该带头发言，以便启发大家，教育大家，澄清一般人的“糊涂认识”，使更多的人思想转过弯子来。小孔是清查领导小组最年轻的成员，他深知在目前扮演的角色对自己前途命运意味什么。平日，作为党委办公室主任，他待人谦和有礼，对书记和院长无不毕恭毕敬。每逢书记在台上做报告时，他总是不离主席台前后，随时按书记的指示，要么请教职工安静些，不要讲话；要么是提着温瓶给讲台上的书记和台下的各位院领导的茶杯里加水……说明他深知在中国官场，要往上爬，就必须先当奴才，然后才能当主子。
但小孔与贾部长和邓部长不同，这两位部长都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共产党员，他们经历过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丁陈，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深知紧跟党中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向上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你死我活，正所谓是喝狼奶长大的。而小孔则是在文革中长大，所经历的是平反冤假错案，阅读的是“控诉文学”和“改革文学”之类的文学作品，接触的报刊杂志内容也完全和毛泽东时代截然不同。尽管党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件一再下发，但小孔的思想精神状态与贾、邓二位部长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想到七六年清明前后在天安门发生的抗议运动很快平反，他对六四镇压便持谨慎态度：镇压之前，他就曾经向好朋友表示，这次学潮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参加，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镇压之后，他曾经被派去北京参加过一个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回来之后，他曾经向一位院领导私下讲，在北京学习期间，会下有人曾经说，如果我们有橡皮子弹就好了，像南非那样，只把人打倒，不会打死。说明他对机枪坦克的血腥镇压是有想法和看法的。另外，我估计他在北京期间，曾经去拜访过调到北大的陈宏涛，因为他们是同龄人，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见面后，陈宏涛6月30日对我谈的那些内容，是不可能不涉及的。
不过，小孔毕竟是个相当有头脑的政工干部，他深知审时度势，在一些问题上必须隐藏自己的观点，因此，他在小组会上讲了下面这样一番话，表了这样一个态。
他说，六四前，自己对学潮引起的动乱，认识相当模糊；六四以后，通过学习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通过阅读上级下发的文件及有关动乱的材料，才渐渐弄清楚这场政治事件的形成，发展及演变过程，以及这次事件的本质。自己年纪轻，不像老同志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思想觉悟高，党性强。所以，通过这次事件，自己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同时也认识到，应该随时把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精神上来……
(1989年11月6日)
附记：
清查运动结束，邓部长如愿以偿，调省高校工委任副书记，由正处级升到副厅级，成为高干。居住面积由五十多平米的二居室，换为一百多平米的四居室，工资也提了一大截。他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常常挂在脸上，几乎无法掩饰。贾部长也官升一级，又得了一套住房。小孔后来则提为教育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