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何想取消外国文学课
朱晓丽是中文系的年轻女教师。她1955年生，初中毕业恰逢文革动乱年代，学校停课闹革命，没书可读，她只好进厂当工人。由于酷爱文学，工作之余，时间差不多都花在读文学作品上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了名。没想到，一考便考进省内某著名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到省外暨南大学进修两年，八四年开始给中文系本科班上外国文学课。
朱晓丽高高的个子，打扮前卫，人材漂亮，性格洒脱，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因此，她业余时间还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在学校里开什么诗歌朗诵比赛之类的会，也常常由她出面主持。正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泡，特别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使她在思想性格上和婚姻家庭关系的处理上，都比一般人更解放一些。
学生都说，朱晓丽上课总是笑眯眯的，态度特别和蔼可亲。至于讲课，学生们用了一个比喻，说她是“天女散花”，意思是五彩缤纷，目不暇接。
平日，我与朱晓丽老师的接触多是通过论文：一个是看她撰写的论文；再一个是她指导的学生论文；还有就是请她审某些涉及外国文学的稿子。她虽然年轻，又才貌俱佳，但却没有一丝的傲慢自负，更不装腔作势；相反，她总是落落大方，很热情很友好地与人讨论学术问题，从没见她流露出不虚心或自以为是的样子。
昨天我见到她，问她，听说你建议学校停开外国文学课？
“是啊。”朱晓丽直视着我，很认真地讲，“外国文学里都是平等、博爱、人性之类的内容，这些按现在的观点来看，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次清查运动，人人洗脑，我如果仍然上外国文学课，岂不是又放毒？如果再上纲上线就是煽动，就是颠覆，我怕牢狱之苦。所以，我想宁可不教，也不能去自投罗网。”
“学校领导会同意吗？”
“管他们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提出来了，也跟学生打招呼了。”她说得很认真。
“你跟学生是怎样打的招呼？”
“我跟学生讲，外国文学现在不好讲，准确点说，是没法讲。非要上这个课，我考虑只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我开个书单，你们自己去找这些外国文学作品读。然后再开个书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等有关文章列出来，你们认真学习，作为批判武器。也就是说，读了外国文学作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以免中毒。这个方案对我来说，最安全。第二个方案，是同学们读外国文学作品，我在课堂上进行分析批判。可是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同学们的金晴火眼很容易把我的假马克思主义识破。所以，我还是逃不脱被举报，写检查，也可能后果更严重，下场很不美妙。这个方案不稳妥，我不准备采用。第三个方案是我照过去那样讲，这样一来，你们同学中必然有思想较先进的青年，为了靠近组织，争取入党，有意无意反映给校领导，我仍然要倒楣。所以，对这个方案，我也不准备采用。”
“那么，同学们怎么看？”
“他们一致要求按第三个方案办。我说，你们这些青年人真坏，成心想害我，想把我送进劳改农场。结果大家都说，我们绝不会去反映和举报，谁要是反映和举报，我们大家就对他不客气，检举揭发他是动乱和暴乱分子。他们这样一讲，我就说，好吧，那么我只好豁出老命来上课了。”
我说，你这不是黑色幽默吗？你这么年轻有为，风华正茂，又才气横溢，肯定是业务骨干，谁想整你，恐怕也整不垮你。
“你老先生太学究气了！”她笑了笑说，“难道你忘了那句话了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是业务骨干，越是年轻有为，就越倒霉。”
“那么，干脆只讲那些与现实无法联系挂不上勾的部分，与现实联系太紧的不讲？”
她说：“从古希腊开始，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莎士比亚、莫里哀到俄罗斯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你说哪一段文学不是和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告诉你，真没法讲。”
“那么，你干脆去搞官倒，反正你爸爸是高干，有权有势，你自己又能说会道，才貌双全。”
“可惜，我老爸早离休了。再说，我老爸思想早就落伍了。他刚离休那会儿，尽骂娘，骂共产党的娘。现在不骂人了，像个老农民，种花、养鱼，还给鱼拟了个食谱，每天吃什么，都安排得特好。”
“看来你父亲是个人物，干什么都能成材。”
“他的确是个人物，可是没文化，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水平。”
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说你为什么好久不写论文？你每年应该拿出两三篇高质量的论文来。否则，你的才华岂不被岁月给蹉跎了？
“我现在觉得没意思。教书还不如去摆个摊子卖米粉。古代有个豆腐西施，我做个当代的米粉西施，趁我还年青，有几分姿色。”
我看了看她的衣着，牛仔裤，披肩发，一边长发还半遮着漂亮的眉眼，牛仔裤上还有花花绿绿的图案。心想：无论从才气，还是从容貌上看，朱晓丽都是出类拔萃的。可惜，刚刚遇到春暖花开，正要干一番事业时，突然遇到这么一场灾难。谁知道，今后会不会又回到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重新被专政呢？大家只能慢慢熬下去，走着瞧吧。不过，我嘴上却说：
“估计你们不会再经历我们那些日子啦。”
“但愿是这样。”她挥挥手，转过身，匆匆走了。
(1989年9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