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剧协的“政治学习”
星期五上午，在文明路办点事。办完之后，顺路走进文联大楼，想看看剧协的几个朋友。
推开剧协办公室的门，只见剧协的八员大将正围在炉子旁烤火。
“是来参加追悼会不是？”我还未坐在椅子上，爱开玩笑的老陈就注视着我，问了这么一句。我一时有点莫名其妙，就应付说：
“还没看到讣告。”说完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们办的刊物《影视戏剧》被整顿掉了！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时，他们编辑部就曾经为导报举行过追悼仪式。作为编辑，一般都把自己办的出版物看成像自己的子女，每天为他忙忙碌碌，只要他健康、活泼，讨人喜欢，编辑再苦再累心中也高兴。但是，突然一场灾难降临，自己办的报纸或刊物被封杀，也就如同家长看到自己的子女遇害一样，心中的痛苦和失落，是难以言述的。吕桂华所办的《娱乐天地》也遭遇同样的命运。看来，这次清查运动的寒流比以往几次更厉害……
“你好像比过去胖了？”老陈换了一个话题，显然是无话找话。
我说，自然，十年改革开放，日子渐渐好过了，心情舒畅了。不过，今年爱党爱国爱错了——给学生捐了三十元款，成了支持学生搞动乱；另外，参加了一次游行，说这是向政府示威。结果被列为“清查对像”。
“不”。老陈说，“你爱党爱国没爱错。你的主要问题是耳朵不灵、眼睛也不灵，对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出看不懂，太迟钝。”
“这话怎讲？”。
“比如，”他说“毛泽东时代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刘邓为首，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你弄不清，就会站错队，犯路线性错误，成了保皇派。现在中央也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声音；一个是邓小平的声音。你听不出来，这是耳朵不灵；另外，报纸电视上的错误舆论导向，你又看不出来。所以，你耳朵不灵，眼睛也不明。你爱国爱党也没用，也照样犯大错误。”
“你这话讲得好。我今后应该接受教训。”
“告诉你，对我们的新闻报道，必须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看。”另一个讲。
“是啊，毛主席当年就讲过，我们天天讲团结，就是因为我们天天有分裂。”
“真不赖呀，老陈，你毛泽东思想学得呱呱叫啊！当年一定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
“那还用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差一点混入党内，有个党票，捞个一官半职，肯定不在话下。”
“不过，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说话人个子不高，四十多岁，是位县份上的中学教师，头几年调到剧协来的。他名叫刘永泰。
“什么问题？别卖关子。”老陈说。
“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不批鲁迅不行。”
“这又从何谈起？”人们都注视着他。
“从何谈起？鲁迅的文章副作用大得很！”他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大得很”。
“鲁迅是毛主席肯定的，谁敢批？”
“问题是，毛主席肯定他时，没想到会发生‘六四风波’啊。”
“鲁迅和‘六四风波’又有什么关系？”
“谁说没关系？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矛头是针对北洋军阀段琪瑞政府，当时段琪瑞政府向示威请愿的北京学生开枪，打死了两个，打伤了一个，鲁迅满腔悲愤，写了这篇文章声讨枪杀学生的反动政府。我儿子他们班学了这篇文章以后，说李鹏政府比段琪瑞政府还坏！你看要命不要命！”刘永泰咧起嘴，样子有点可笑。
“光批鲁迅不行。”另一位中年编辑说，“还是应该向秦始皇学习，搞个焚书坑儒：除了毛选邓选和科技书籍以外，全部烧掉。四人帮时讲，书读得越多越反动，看来这话很有道理。”
“按你的意思，以后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只学数理化，文史哲一律不学？”
“对。毛泽东时代把知识分子和中学生都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看来，这个政策效果不大。还是焚书坑儒痛快，干脆利落，不留后患！”
“我看你也太左得出奇了，你要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和红色高棉的布尔波特一样吗？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拼命搞现代化，你却开倒车，要把中国拉到原始社会去。用心何其毒也！”老陈说。
“放眼世界，现在东欧形势很糟糕！”刘永泰说，“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一个和平演变成多党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现在是巍然不动。噢，对了，还有一个古巴。”
“和平和民主是世界发展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了。”
大家七嘴八舌，冷嘲热讽，都把正面意思反面讲，只有牛明通坐在一旁，倾听大家的议论，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是正在申请入党，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牛明通原是县份上搞业余创作的戏剧作者，写了几个小戏，到处带着笑脸找编辑拉关系，发表自己的作品。他表了几个小戏以后，就积极拉关系找门路，经过一番活动，竟调进省剧协。一旦调到省剧协，他对原来给他发剧本的编辑态度就变了：那胖胖的脸上，笑得就不再那么甜蜜了，而且把称呼也由原来的“张老师”“王老师”改成“老张”和“老王”。八十年代中期，他的老婆孩子也来省会，在省会安了家。牛明通发现写剧本赚稿费，实在是太难，而光靠那点工资来养家活口，日子则过得太紧。他毕竟是个头脑灵光的人，他发现在文艺部门，发行和销售通俗文娱刊物可以赚钱，就频繁地找办通俗刊物的吕桂华，经过一番幕后活动，承包了吕桂华办的《娱乐天地》，不到一年，他银行里的存款便上升到五位数字。
１９８９年以前，有段时间物价上涨，通货开始膨胀，中央在经济领域实行治理整顿，说是要对偷税逃税者严惩。牛明通看到形势不妙，心里有些紧张。经过一段思想斗争，他主动到税务机关纳了一万多元个人收入调节税。这在当时也算是新鲜事，便登了报，作为自觉纳税的先进典型加以宣传。
“明通兄,”我看他一言不发就说，“你这么聪明的人，有什么高见？说说给我们一些启发。”
牛明通胖胖的脸上泛起了红润，在椅子上扭了扭身子，没讲话。别看在这种场合他羞答答地像个胖大嫂，不多言，不多语，背后行贿送礼，拉关系，打小报告，倒是颇为能干的。所以，我仍然开他的玩笑：
“报上登了你主动纳税的先进事迹，人们看了都很受感动，决心要好好向你学习。听说政协常委开会研究，准备让你当个政协委员。”
牛明通看着我讲完，眼睛眨了几次，似乎是信以为真。
“恐怕是街道上的政协吧？”刘永泰已听出这是个玩笑，又补充说，“光自觉纳税不行，还要买国债，要扶贫，还要给政协常委们打点打点……”
主持会议的王本红看了看表，把铁炉子封好，说：“今天的政治学习就学到这儿，下班了。”
出了门，走下文联大楼，我问旁边的老陈，你恐怕参加游行了？
“为了证明我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自然要参加游行，而且不止一次。”
“刚才牛明通在场，大家讲了这么多怪论，他会不会去汇报？”
“有可能。”老陈说，“刚一平暴，他很得意，说他就知道政府绝不会让学生这么闹下去，肯定要采取果断措施。后来看大家都很反感他，阴一句，阳一句地嘲讽他，他也就神气不起来了。不过，这个人是一个小爬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善于搞鬼，对他小心点为好。”
这时，刘永泰也走近我们，他说：
“你们讲的是牛明通吧？这家伙专门在背后搞小动作。从下边调上来，再混个一官半职，就达到目的了。”
“不打小报告很难入党。”老陈说，“估计这家伙回去又要把大家的话整理一下，好去向组织汇报，表现他对党的忠诚……”
“不过，无所谓。”老陈又说，“现在又不是毛泽东时代，这种哈巴狗在文艺界已经吃不开了，入了党也是一条狗！”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