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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革记忆（再续）
一．文化生活
文化大革命初期，文化生活基本上就没有了。那时候，老百姓家里还没有电视，所有的电影又都不让演了，很多电影遭到批判。
《彻底摧毁银幕上的反革命专政》
这本书中，对电影《五更寒》、《东进序曲》、《战上海》、《黑山阻击战》、《逆风千里》、《红日》、《冰山上的来客》、《不夜城》、《阿诗玛》、《红霞》、《海瑞背纤》等十一部电影进行了批判。
后来开始演《小兵张嘎》、《地道战》、《南征北战》等电影。八出戏拍成电影以后，也陆续上映。那时候演电影，开头都是《新闻简报》，完后演正片。文革后期，也拍了一些电影。什么《创业》、《决裂》之类。
外国电影有朝鲜的，阿尔巴尼亚的，越南的，苏联的。数量都很少，一个国家也就是几部。
那时候，有收音机的人家挺多。但是，不能听外国台，听外国台，叫做“偷听敌台”。被抓住后，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我们院有一个大人，叫刘震。就被抓住了，打的半死。
有半导体收音机的人，开始时比较少，后来逐渐多了起来。我下乡以后，看到个别农民也有。
农村的文化生活，就不用说了，几十年都是如此。主要是靠广播站的，定点广播，每户差不多都有小喇叭。要是听说什么地方演露天电影，那十里八村的都赶来看。
文革初期，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文艺节目，这些文艺节目都是各学校、各单位的毛泽东思想战宣队演出的。内容都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文艺节目。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有批判刘少奇的，也有忆苦思甜的。
演员都是业余的，演技就不用说了，出错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演出，没有节目主持人，只有报幕员。
报幕时，都是手拿《毛主席语录》本，放在胸前。然后，高声朗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我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之后，报节目。
把“笛子独奏”报成“独子笛奏”的时候也有。
别看笑话经常有，但能看到一次文艺节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父亲单位的子弟小学，还排了一个《沙家浜》，都是小学生当演员，在当时演的相当火。
还有一出戏，叫《一块银元》，忆苦思甜内容的。还有一首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这在当时，都是经常上演的节目。
那时候，有一首歌，叫《我是贫农好后代》。这首歌在当时非常火，学校里经常唱。一旦唱起来，贫农子弟，个个都是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不是贫农子弟的，就傻眯了。你跟着唱吧，你又不是贫农后代。你不跟着唱吧，这又是集体合唱。你怎么办？
批判刘少奇的内容有，包括“黑修养”、“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之类。那时，我还在小学，这些词都不太懂。
上中学以后学校也组织一些文艺活动，歌咏比赛什么的。学校也有战宣队，有的时候也给学生们演出，水平就不行了。
那时候，没有春节晚会。更没有小品类节目。
文革初期，除了毛主席的书，其他书籍基本上都没有了，文学作品根本就看不到了。
看看这本书，你就知道文学作品都那去了。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烧毁了大量的书籍。没有被烧的书籍，也都封存了。图书管也闭馆了，新华书店里只能买到毛主席的书。文学作品影都没有了，都成了禁书。民间还有少量的文学作品在秘密的互相传看，大都已经破损的不行了。我上小学时，好不容易借了一本《武松》，我父亲还死活不让我看。《武松》这书在当时，肯定属于禁书。
那时候，读书的愿望是非常强烈了。要是借到一本书，不吃饭也要读完。也许是青春期的关系，那个时期对知识的渴望，远远的超过我后来的任何时期。当时，就是苦于找不到书读，后来有了《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等。那都是当宝贝来读的。
文革后期出版的部分图书：
那时，在民间还有手抄本小说在流传。比较有名的有《第二次握手》等。
我文革十年，读过的文学作品，不超100本。主要原因，
就是没有书可读。那时候时间浪费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想读书时候，居然没有书读，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二．体育活动
那时候的体育运动开展的很好，虽然很少有体育器材，但可以因地制宜。
比如长跑，就是经常做的运动，我那时住的地方离人民广场4000米，来回8000。夏天经常和我的小伙伴们跑一个来回。那时候练长跑的人很多，有的人冬夏坚持。
游泳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时候没有条件去游泳池。我们一帮同学夏天就去南湖游泳。我那时候能从游泳区，游到小岛子再游回来，我游泳游的不好。因为我有一只耳朵，耳膜穿孔。
有时也打篮球，我有一个时期，对打篮球着了迷，因为我个子不高，也没法打的好，后来就很少玩了。学校、社会上各种篮球比赛比较多。喜欢的人可以经常看，不用买票。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开田径运动会。同学们都特别愿意开运动会。
我有一副哑铃，那是很少有人有的体育器材，每天都招来一帮哥们练习。
爱打乒乓球的人也多，但是受到球台的限制。
冬天滑冰的人不多，主要是很少有人家能买起冰刀。
打羽毛球是一项奢侈的运动，普通人家买不起羽毛球拍。
打高尔夫，根本没听说过。
那时候，演了一个纪录片是中国体操队的表演。哎呀！看的是眼花缭乱，惊诧不已。没想到，人竟然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境界。
三．治安状况
文革时的社会治安，可以说是很乱的。以至于文革后期，出现了严打。
文革中最乱的时期，要数革命造反派的武斗期间。这个
期间，造反派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拿着武器，可以随便射击。甚至，有的人，拿路人当靶子练枪。有一个老干部，12级的副厅长，就被造反派当靶子给练了。造反派一枪就打在了他大腿的动脉上，当场毙命。
打群架，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文革以前，我真就没听说过“打群架”这个词。
文革初期，抢毛主席像章，抢军帽，是常有的事。
那时候，没有刀具管制，谁的身上都可以带刀。我们院有一个大人，从西藏带回一把藏刀。我们院的小孩差不多，都按照藏刀的样子，做了一把。我当时也做了一把。是我有个哥们出事以后，我吓的才把刀给毁了。其他孩子的刀，我估计也是那时候处理的。
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果树林场。一到秋天，水菓熟了。一天到晚，不知引来多少伙毛贼光顾。
那个时候是没有防盗窗、防盗门，也没有听过这些词。
那是因为，当时群防工作做的比较好。在家闲呆的家庭妇女们，没事在外面执勤、巡逻。看见有陌生人来了，就盯着不放。倒不是怀疑你是来偷东西，而是怀疑你，是不是阶级敌人，流窜过来的。她们警惕性非常高，没有人能逃过她们的眼睛。所以，有的地方确实，不用闭户。
这些老大妈们，在北京的小巷子里还有。保卫“十八大”时，她们都出来了。
再一个就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有震慑作用。抓到小偷，打不死你。
还有就是，那时候我们老百姓家，有啥怕偷的？啥值钱的玩意没有，出门也不太担心。可以说，把老百姓的全部家当，都换成钱，也买不起一个防盗门。
农村治安情况相对好些。但在玉米成熟的时候，生产队也都安排看青，你不安排看青，社员真就偷青玉米。我下乡的时候就看过青，之后又看场院，直到粮食归仓。送公粮时，农民也有偷的。
我后来，也当过护林员，看林子。看林子时，也被偷过。
社员家的鸡窝鸭舍都放在屋里，主要是防止被知识青年给端了。
四．忆苦思甜
文革初期，忆苦思甜方面的教育，比较多。
那时，过年时还要吃忆苦饭。我吃过两次，都是我父亲单位组织的。过年的时候，也挖不到野菜。就用白菜代替，再拌上玉米面，做成糊糊粥，每人发一碗。吃起来感觉也挺好，没感到旧社会的苦。因为那时候，玉米面是主要的食粮，几乎天天都吃。
当然，这玉米面糊糊是象征性的。真实的情况，贫农是吃糠咽菜的。其中的菜，也应该是野菜。
我还参加过一次，忆苦思甜报告会，也是在我父亲单位。是一个在旧社会当过童养媳的妇女讲的录音。那场面，我至今还记得。当报告人讲到她受苦受难的时候，造反派们开始群情激昂，义愤填膺。
造反派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
我们小孩大人一起跟着喊“不忘阶级苦!”。
接着又喊“牢记血泪仇！”
我们又跟着喊“牢记血泪仇！”。
这时，造反派又喊：“地主分子XXX站出来！”
XXX赶紧乖乖的站到前面。
接着又喊：“反动学术权威XXX站出来！”
ＸXX又乖乖的站到前面。
接下来，一气喊出五、六个。
我开始害怕了，生怕把我父亲也喊出来，心脏跳个不停。结果还好，我父亲没被喊出来。回家才想起来，我父亲跟本就没去。
被喊出来的五、六个人，齐刷刷的站成一排。这时就看见一个妇女在人群中冲了出来，走向“地主分子ＸXX”。抬手就是两个耳光。之后，对准“反动学术权威ＸXX”。又是两个大耳光。打的他俩一动不敢动。我们小孩都吓傻了。
这个恶女人，后来被单位走“五·七”道路了。她家搬走的时候，有人撒“买路钱”（死人出殡时撒的）。
我下乡的时候，农村也有忆苦思甜报告员，我们屯的报告员姓焦。这哥们，他家在旧社会，全屯第一穷。在新社会，还是全屯第一穷。改革开放以后，有一天，他领着儿子来找我。让我帮着到血站找找人，要卖点血。我一问，日子又过不下去了。你看看，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怎么老是这么穷？
五．三个告密者
在文革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我给各位讲三个告密者的故事，看过后，你就会知道。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可怕。
第一个告密者
第一个告密者是我家的邻居，我认识他。在文革初期，他被送进学习班学习。那时候能上学习班的人，都是多少有点问题的人。
在一次学习班学习时，这哥们有一个班友，坐在他的对面。这个班友，由于精神紧张，拿着一支钢笔在报纸上不停的乱点，被这哥们看见了。学习班休息时，这个班友刚一离开坐位。这哥们立刻上前，拿起报纸一看。坏了！报纸的背面，是毛主席的画像。这哥们为了立功，立刻向组织告密。这个班友立刻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实行专政。
这个班友是这哥们的同志，一个单位的。这个班友，后来被整的挺惨。而这哥们后来被走“六·二六”。回城时，始终没敢回原单位。原单位也不要他，老同志也不理他，老同志一见面就讲他。所以，我知道这事。
看看。可怕不？同志出卖同志。
第二个告密者
第二个告密者是我的同学。
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公布天下时。上政治课，政治老师也讲“九·一三”的事情。有一次，政治老师讲到，毛主席南巡时，发现林彪要害他。便在林彪下手之前，蹽回北京。
看出问题了吗？
问题就出在一个蹽字，蹽是老百姓的土磕，有跑的意思。“蹽回北京”，就是“跑回北京”，这里的“跑”，又有逃跑的意思。这不就成了，“毛主席逃回北京”的意思了吗？这不是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还了得。于是，我这个同学，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下课时，立即就将此事，报告给学校。学校当时很重视，进行调查。当事的政治老师有点政治经验，死活不承认。同学们都不愿意做证。当时也没有录音。最后此事没有结果，当事的政治老师当时也吓得够呛。这事要是落实，还有这个政治老师的好果子吃吗？
看看，可怕不？学生出卖老师。
第三个告密者
第三个告密者，我不认识。但认识被告密人的亲属。这个被告密人，也是因为家里的问题，被专政了。被打的够呛，实在挺不住了。在一个晚间，逃出了专政队。这哥们逃出以后，身上没钱、没粮票，哪也去不了，也不敢回家。
一想，还是找他徒弟帮忙，就到了他徒弟家。他徒弟说：你到XX地方等我，我先给你张罗钱，完了再给你送去。
这哥们信以为真，就按他徒弟说的办了。等了一段时间后，就看来了一辆大卡车，拉了一车人，向他藏身的地方奔来。这哥们想跑都跑不了了。
这哥们被抓了回去，自然是大刑伺候。打完以后，这哥们口渴的不行，就和看守要水喝。看守看他被打的那么重，可能是有了恻隐之心吧，就给了他一瓢凉水。这哥们接过凉水，一口气喝了一瓢。接着就是，一大口鲜血喷出，倒地身亡。当年可能都不过三十岁。
老年人说，这是喝凉水，喝急了，喝炸肺了。
看看。可怕不？徒弟出卖师傅。
六．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家的邻居，就是上面说的地主分子。这个地主分子大概能有五十岁左右。他有六个子女，四男两女。他们家孩子的名字，不分男女，中间的字都泛“建”字。大姑娘叫建华，三儿子叫建新，四儿子叫建国。大儿子、二儿子。应该是解放前生人，一个叫建民，一个叫建中。从孩子们的名字看，都挺好听。文革前十七年，就这么过来了。
文革一开始，坏了。这老先生是个地主分子，造反派第一个研究的就是他。你别说，造反派还真是有才。研究来研究去，还真研究出问题来了。
他们把这老先生的孩子们的名字的后一个字，连接起来，排列组合，就成了“新中华民国”。再加上孩子们都泛“建”字。这不就成了“建新中华民国”了吗？这不是要翻天吗？
这老先生被造反派当头一棒，当时就打懵了。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了。造反派也不轻饶他，一有活动就先收拾他。这老先生一天活的战战兢兢。事还没有完。
我们院外，有两栋三层红楼。后面一栋盖好了，有人家住。前面一栋没盖好，也没有人住。我们院的孩子们有时就去，前面没盖好的楼里玩。结果，后楼的孩子不让了。和我们院的孩子打了起来。就这样，我们院的孩子和后楼孩子结了仇。后楼的大孩子非常不地道，我们院小孩一出去就被他们打，我也被他们打过。
有一天晚间，我们去附近的军队医院看电影回来。在我们院的大门口，我们院的大孩子和后楼的大孩子遇上了。在我们院大门口，打了起来。我们院的大孩子，就是老先生家的三儿子建新。我们小孩子和后楼的小孩，在一边看热闹。
那时候，我们院有个大人，援藏回来，带回一把藏刀。不知怎么到了一个大孩子手里。建新从那个大孩子手里，拿过藏刀看。正好这时，后楼的大孩子，奔建新上来了。这时的建新，手里拿着藏刀。还给那个大孩子已经来不急了，扔了也不行。那时候，藏刀也是很珍贵的。建新只好拿在手上。
建新和后楼的大孩子打到一起。因为，建新手里拿着藏刀。只能招架，不能还手，吃了不少的亏，后来两人滚到路边的沟里。沟里比较黑，我们小孩在上面，啥也看不清楚。
不一会，就看后楼的大孩子站了起来，高喊，“扎上了，别让他跑了。”接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我们小孩当时都吓坏了，拔腿就往家里跑。
第二天听说，后楼的大孩子死了。
老先生又倒霉了，专政队的队员们，为他吃了“小灶”。老先生受不了了，精神上的，肉体上的。于是，爬上了大烟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两手一松，跳了下来。
掉在地上后，专政队的队员们，翻了老先生的衣兜，翻出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他给孩子们起名字时的经过，试图说清楚。其实，老先生都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必要了。看来，这老先生至死都没放下这件事。
我那哥们，那年16岁，判了17年。
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几十年以后，我见到了我那哥们，真是感慨万千。
到此，我的文革记忆，就算写完了。我可以保证，这是我的记忆，真实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