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夏天，我和父亲启程，前往父亲的故乡四川省乐至县。1950年的一天，在我祖父自杀以后，我父亲告别了我的祖母和姑姑们，离开了故乡，独自一人浪迹社会。 我小时候，随着父亲回过他出生的村子，住在姑妈家里，和表哥表姐用竹子做的水枪狂打水仗，据我大姑妈举报,我小时候很坏, 我和她们村里一个婶子打牌，婶子输了, 我就吵着非要她钻桌子，而这婶子偏偏长得又胖…最近的一次我回到这里,是1992年的冬天, 正在读大学的我, 第一个寒假,从北京坐火车到四川广元下车, 和在这里接我的父亲从剑阁,梓潼,江油等地方一路游览过来。
这一次我们从成都,到大邑，参观了一遍刘文彩的庄园，听大邑县安仁镇上的人们说刘文彩的好话。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说刘文彩是个坏人。刘文彩的美名到处传扬，这和仍在展出的收租院泥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也并不那么冲突, 因为那些泥塑如今被放进玻璃橱窗，既保护着，又以隔绝的方式告诉参观者，它们只是艺术品。 我见到了刘文彩的嫡亲孙子刘小飞。六十五岁的刘小飞由于极度糟糕的家族名声和可以想见的政治歧视和阴影终身未婚。他外表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刘小飞把个人的所有积蓄和精力都用来做一件事：采访一切知道刘家历史的老人，用他们的记忆和证词，来证明刘文彩是个好人, 至少，不是一个坏人。刘小飞甚至偏执到周末游客众多的时候，进入刘式庄园，宣布自己的身份,和庄园内的正式解说员争夺听众，结果是：游客都来听他说,把讲解员撇到一边。
然而讲解员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亲耳听到，年轻的女讲解员在解说收租院著名的“杀人霸产” 故事的时候，加了一个噱头：“就相当于现在的拆迁”，引起游客的会心大笑。冷月英声称曾经坐过的水牢，现在叫“鸦片烟库”，讲解员承认, 冷月英晚年，面对无数的质询，说了一句：“我不晓得，是县委让我那样说的。”这时，我清楚地听见一位女游客叫道，“啊，她说谎！”
在故乡乐至县的第一印象，自然是县城的繁华和方便。亲戚们不少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县城大规模开发, 其实需要人去填补, 买套房子，就上了户口，很容易。 大姑妈的女儿，是一个王熙凤一般的角色，由于出身不好, 没读什么书, 但是其人精明能干，长袖善舞。她使尽种种手段，把两个漂亮女儿一个安排进了国土局，一个进了发改委，然后自己常常帮着推销商品房赚点佣金。做了外婆的她， 比多年前胖了很多，也快乐了很多。表侄女们精神面貌也积极向上, 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意，在国土局工作的大侄女回忆其自己读中专的时候不好好读书, 笑着说, “那些成绩好的又怎么样, 还不就当个老师！” 我变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多年蹉跎,正是干着这个表侄女所不屑的营生。
大姑妈的小儿子，作为地主阶级的苦孩子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但是多年后, 他大力倒腾粮食，也小小地富了, 还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培养成了大学生，他很满意，很知足。为了深切地感谢邓小平，他曾经专程买了鞭炮跑到广安邓小平故居去大放特放。我去他家里作客，他知道我从美国回来，直瞪着我问：“美国, 美国有啥子好？” 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把我问得目瞪口呆, 只能傻笑——我宁愿祥林嫂跳出来问我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
第二个姑妈独身终身，前年已经去世了。三姑妈的大儿子在贵州, 浙江闯荡多年以后，回到故乡开办了一个养兔场，他的女儿在成都读大学， 二女儿结婚后随着丈夫在各处工地干活，买了房子但总空着，小儿子和儿媳至今还在浙江打工，把十岁的女儿留在县城，和奶奶住在一起, 这个女儿算是“留守儿童” ，但有奶奶的积极关照，除了父母不在身边，和其他孩子无异。从小姑妈这里，我听说县城里的老师是只布置作业，而不批改作业的, 批改作业要另外交钱去上补习班，做作业的辅导又有另外的辅导班。 奶奶就每天接送上学和去设在老师家里的辅导中心。
现在的县城大概有一点都类似。但凡该县出了某位名人，或者和某位历史人物有一点瓜葛，就要赶紧“炒作” 起来。上苍保佑，我们的乐至和名人还是颇有关系的。 其一是“好同志” 陈毅。陈毅的故居自不待言， 不知已经翻修了多少回，后来又专门修了一条公路直通故居。在县城内的一座小山上, 又修建了一座单独的纪念馆，陈列了一些图片和元帅服复制品等展品。在各地修建广场的热潮中, 这里也修建了“帅乡广场” ，上面原来有一座陈总的塑像，但大家颇不满意，用我侄女的话来说，把陈毅塑得象个“小娃儿”，而现在，这座不成功的塑像大概不见了，一座全新的，宏伟的陈毅半身塑像正在施工中，从面庞看气宇极之, 断不会有人再说象“小娃儿”了。名人二为寇准。我以前确实不知道寇准和乐至有何关系, 待去了“寇公广场”，拜谒了寇准塑像，拜读了碑文，才知道一千年前的某几年，寇先生挂职作过我故乡的县令。名人三为民国大学者谢无量，谢无量先生文史兼通，其家族和陈毅家又是亲戚，曾与李叔同，马一浮，章太炎等人交游。如何“炒”他最好，县里似乎还没有完全想好。
当然，我那不出名的祖父，对我来说更为意义重大，而我这次专程来，有一部分就是专门来给他上坟上香。有很多年, 祖父的坟屈居在老祖屋左侧的小土坡上, 连个墓碑都没有。 大约十年前，我父亲出钱包了坟，刻了碑，把我和我姐姐的名字也列上去。这一切无非是寄托后人对先人的感情, 也给自己一个良心的交代。 1950年，土改中的祖父家里有几十亩地，也听到风声要划为地主，压力和恐惧之下选择自杀。我专门就此对年过八十的大姑妈进行了一番访谈。大姑妈说，祖父先打算上吊，后来被我太祖父救下，接着又用剪刀自己戳喉管，但迁延呻吟几日才断气，断气后亲人把他不过用草席一裹，草草埋葬—那年，祖父四十六岁。我父亲跑了，姑妈们从此背着地主份子的罪名忍辱偷生几十年，文革期间，背上要背着“刘少奇“ 假人挨斗，表哥（放鞭炮的那位）抱在怀里却不准喂奶…自始至终，她没有在讲述过程中掉泪，只是说“好造孽呀”，她也说到，在那些最受欺凌和歧视的日子里, “也有好人”， 说到最后, 大姑妈还是感到苦尽甘来: “那时候, 哪里想到还有今天这个日子!”
我完全无意夸大我的祖父的悲剧，或许他自己应该再坚强一点，或许反过来，再懦弱一点，或者再乐观一点，甚至再麻木一点。对于学历史的我来说， 再不济也不可能不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和社会的变动无不以万民为刍狗，拿人肉当肥料。即便太平盛世，也照样有天灾人祸不断，兵患匪患官患连连。土改中有多少地主，或者仅仅是名义上的地主，被处死， 又有多少因为恐惧自杀（行话曰畏罪自杀）, 具体数字可能已无关紧要。我的祖父也荣列其中, 贡献了一个统计数字。
我从小就知道祖父是自杀的。但我父亲很少谈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他曾经说起过,以他本人顽强死硬的性格，是看不起自杀的人的。又过了几年,当我父亲也已经步入晚年的时候，他谈到祖父的自杀时看法却有了改变。他说，过去总觉得自杀的人是懦弱的，现在想来，也许自杀才需要更大的勇气。
究竟寻死更需要勇气还是觅活更需要勇气，看来谁也回答不好。
我们烧了香蜡纸烛，放了鞭炮，照了像。表侄女中的老大带来她的丈夫和儿子，说也要来拜外祖祖。她十岁的儿子在墓前玩得很欢，对他来说，其实是一次郊游，如同我自己小时候去给烈士扫墓，对于要祭奠的人, 是不可能有什么概念的。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很多概念, 我只能承认, 一是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二是我的大姑妈在她的记忆基础上的描述，帮助我在脑海里想象了一幕如同电影的场景—一个倔强死硬的中年农民（或者地富但绝不是反坏）, 在1950年的几天里, 执意要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用剪刀杀死自己，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在拖延不死的几天里, 他躺在床上呻吟，叫着孩子的名字，被子床单上都是血。这个人是我从未见过的祖父。
他的罪过是他是可能比周围的人过得好一些。
离开时，父亲说，还必须去拜另一个坟。这是一个本家，和父亲同辈。1950年, 他是乡里的书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为我父亲开了一封介绍信。
我父亲当年十五岁。他拿着这封介绍信，得以名正言顺地离开了故乡。
2012年，父亲去世。骨灰回到故里，和祖父祖母合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