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恩恩怨怨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探讨鲁迅在与形形色色人们交往的过程中接受谁，喜欢谁，厌弃谁，与谁相知，与谁疏远，又与谁反目确不失为探索这位个性鲜明的文学家思想倾向和个人好恶，乃至时代变迁的一个有效途径。有意思的是，过去人们的关注似乎一直集中在文艺界人士身上，不论是左翼的盟友还是右翼的论敌，一位和鲁迅曾保持长期联系，精神相通的朋辈似乎一直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后人对鲁迅的纪念和研究中，此人就是长期担任国民党军政要职，并对台湾二二八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陈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2000年重印的四卷本《鲁迅年谱》，虽然无愧于坊间数种鲁迅年谱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完备的一种”，[i]其正文，注释，人名索引中均对陈仪只字不提，2006年人文版《鲁迅日记》为“陈公侠”（陈仪字公侠）作注释，称其“留学日本时与鲁迅相识”[ii]。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民国人物传》中陈仪条目中只提到其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等人相熟，只字不提鲁迅。然而，在陈仪女儿陈文瑛回忆先父的文章中，却指出陈仪和鲁迅两人的“交往持续了三十年之久”，且“两人时有书信往来，或登门晤谈 。”[iii]诚然，鲁迅和陈仪有着同乡和同学之谊，然而旧情也并非鲁迅维系和朋友交情的最重要因素， 理解鲁迅，陈仪的确是一个不应当被忽略掉的人物。[iv]
1902年，同为浙江绍兴人的鲁迅和陈仪先后考上官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这年11月，鲁迅和许寿裳，陶成章等人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会上决定出版《浙江潮》杂志。1903年1月底，鲁迅和许寿裳，陶成章等29名绍兴籍留日学生召开绍兴同乡恳亲会。尽管人文版《鲁迅年谱》并未提到陈仪或许也在其中，但陈仪是绍兴同乡会成员的可能性极大。到1904年，鲁迅，许寿裳，邵明之，陈仪四人在东京合影一张。一方面，陈文瑛明确指出陈仪是光复会会员，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等人结识甚早，另一方面，鲁迅早在1903年就加入光复会前身“浙学会”，后加入陶成章于1904年11月建立的光复会东京分部， 也很早就结识了徐锡麟，秋瑾，蔡元培等人。[v]鲁迅和陈仪的友谊，当首先基于这一时期的同乡关系和共同的反清革命理想。
在鲁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记中，关于陈仪的记载共18处，其中提及陈仪访问鲁迅6次，鲁迅往访陈仪1次，鲁迅致信和寄书陈仪6次，陈仪致信鲁迅4次，最后一次提到陈仪是在1930年7月13日的日记中，鲁迅把有陈仪的合影复制赠送许寿裳。1926年12月，陈仪正在孙传芳手下任浙江省省长，因北伐军逼近而宣布自治，其下属一部被孙传芳缴械，陈仪本人后被送往南京软禁，鲁迅得悉后，在当年12月24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陈仪独立是不确的，廿二日被缴械了，此人真无用。”[vi]事实上，鲁迅的消息不完全准确，而“此人真无用”一句，大概是惋惜和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因为1926年10月5日这天，鲁迅尚致信陈仪，而1927年12月4日，陈仪又已登门拜访10月刚由广州抵沪定居的鲁迅了。1928年2月，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齐，鲁迅收到样书后，即寄赠给陈仪。1928年陈仪受蒋介石委派赴德国考察，特意购买了一部《哥德的书信与日记》（Goethe’s Brief und Tagebücher），归国后于当年12月10日亲自面赠鲁迅，此事记载于鲁迅当天的日记中。[vii]鲁迅日记中，自1930年后即不再提到陈仪，但当1933年夏，作家许钦文以“窝藏共党”、“组织共党”罪蒙冤，被关进位于杭州钱塘门的“军人监狱”。鲁迅于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想托陈仪设法营救，问道：“但未知公侠有法可想否？”[viii]此时陈仪任职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陈文瑛的回忆中说，“（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时，陈仪在福建任省主席。许广平电告陈仪，陈仪万分悲痛。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不可弥补的损失，出于这样的认识，也出于平素对鲁迅先生的敬重，陈仪当即电告蒋介石，提议为鲁迅先生举行隆重国葬，但蒋介石没有接受这项提议。《鲁迅全集》出版时，陈仪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以激励后进。陈仪在书橱中一直将《鲁迅全集》陈列在显著的地位，并不时拿出来翻阅。”[ix]鲁迅逝世后，许寿裳为设立鲁迅“纪念文学奖金”一事于1937年1月致函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陈仪在回函中说，“豫才兄事，即微兄言，弟亦拳拳在念。”随后的文学基金募捐活动从二十七人处共募集1455元，其中陈仪一人的捐赠就达1000元。[x]
陈仪并非文人，留存下来的文字极少，然而解读这些并非为发表而著的私人书信，手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想中传承着和鲁迅相同的启蒙主义倾向。在1928年赴欧洲考察的船上，陈仪写下了这样的感悟：“欲建设新中国，必先养成新国民。这所谓的新国民，并不要新生养起来，只要请现有的同胞，把不合潮流的旧思想，旧习惯打扫一清，输入点新知识，增加点新能力，那就算是新国民了。”陈仪还主张，“图书甚重要，务必多多设备，最好每五百家有一小图书馆···小规模之博览会，文艺美术品展览会亦宜常开。中国人太无生趣，往往从嫖赌中过日子，此甚不好···”以及“应该相信科学。后进的国家，要赶上先进的国家，只有彻底相信科学，利用科学的一法。”[xi]陈仪于1934年后任福建省主席，据福建省政府1937年编著的小册子《陈主席的思想》记载，陈仪在省主席任上，也不断地在多种场合鼓吹“科学救国”，“公民教育”，呼吁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承担社会责任，宣扬进步：“中国人有一种癖性，就是所谓慕唐虞。无论什么东西，总是古代的好。这是很错误的。我们一定要求进步。”[xii]曹聚仁认为，陈仪是他所认识的政界人物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xiii]
陈仪1930年后从鲁迅日记中消失，是否和鲁迅于在这一年参加左联，并被浙江省党部通缉，敏感的政治倾向和身份与“体制内”的陈仪渐行渐远有关，尚待更多的考证，但陈仪其实也有越来越明显的左倾倾向。1933年福建事变后，陈仪任福建省主席，手下任用了一批被军统认为是“共产党”和“左派”的人物，这派人物被认为对陈仪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xiv]日本投降后，陈仪接受并治理台湾，抵制了南京当局对有共产党员嫌疑的澎湖县教育科长的调查。[xv]在1938年致女儿的信中，陈仪就已经看出“此后中国非和苏俄合作不可，但中国研究苏俄事情者甚少···”[xvi]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陈仪被调回大陆，主政浙江期间，接受浙江大学竺可桢的要求，以省主席名义准予保释因参加学生运动在押的二十余名浙大学生，并训诫浙江省和杭州市警察尊重爱护学者教授，训示各县县长不得乱抓青年学生。[xvii]1949年初，陈仪因谋反罪名被蒋介石关押，拘禁期间“阅读进步书刊不缀”，[xviii]移送台湾后，有人劝说陈仪向蒋认错输诚，陈仪凛然色变，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行刑时，陈仪口说，“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xix]假如鲁迅能活着看到陈仪的人生终点，想必也会为他的老朋友的骨气感到骄傲。
曹聚仁所著的1967年香港版《鲁迅年谱》中记载1926年鲁迅活动时，在括号中特别加上了一句“他的老友陈仪，浙江军事将领之一，原在孙联帅那一边担任军职，这是，便从徐州会师起义，参加了革命阵线了。”[xx]曹所说的，是陈仪从孙传芳手下投奔到北伐军一事，他的语气中，似乎含有一丝轻蔑，好像陈仪不过是个擅长投机的“倒戈将军”前来“咸与维新。”但是，上面的例子已经证明，陈仪的起义计划有长期的思想基础，决不是一时的投机和权变。仔细品味陈仪的一生，确实做出了两次重要的政治和人生抉择——第一次，是从孙传芳投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第二次，是计划在国民党败走前夕，与汤恩伯合谋起义投向共产党，但由于汤恩伯的出卖，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为此丢了性命。从这两次抉择中，至少可以看出陈仪有看出历史趋势的眼光和进步的历史观，他不会把自己做了旧制度的殉葬品，而是趋新和追求进步，要寻找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政治力量，这一点和鲁迅是类似的。1907年鲁迅与蒋智由绝交，是因为蒋智由“思想变了”，由革命倒退到立宪，[xxi]同样，鲁迅和钱玄同的疏远，是因为钱玄同自以为“功成身退”，淡出了思想启蒙运动。[xxii]思想的倒退是一生追求进步的鲁迅不能容忍的。
同为东京留学时代挚友的同乡许寿裳完全了解鲁迅的陈仪的特殊关系，但鲁迅的同时代文友和传记作者曹聚仁因结识鲁迅较晚，迟至1939年鲁迅去世几年后才知道鲁迅和陈仪的交情。他的回忆中提到了陈文瑛提到的那套《鲁迅全集》：“那时，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书房中和我闲谈，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摆着一部整整齐齐的鲁迅全集。陈氏对我说，‘你不知道吗？鲁迅是我的老朋友。’” 曹聚仁接着写道：“陈仪对鲁迅的文学修养渊源，说得有条有理，他也和我谈到显克维支的炭画，安特列夫的《七个绞死的人》，果戈理的《死魂灵》，他懂得讽刺文学的意味；他说，鲁迅的轻妙笔致，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xxiii] 作为军政人士的陈仪，不仅和鲁迅有着惊人一致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而且能一眼看出鲁迅和夏目漱石之间的微妙传承关系，着实是不容易的。他所提到的果戈理《死魂灵》，正是鲁迅1935年译完并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然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夏目漱石的中国译者仍在感叹说“读夏目漱石的《梦十夜》时，感到似与（鲁迅）先生的野草之间存在一份隐在的关联，而对此，国内的研究界还未见有人涉及过···”[xxiv]今天的专业文学研究者们恐怕不会想到，鲁迅和夏目漱石之间“隐在的关联”竟早在60年前，就由一位军政领导人看了出来，没有对于鲁迅的深刻理解和高度的文学修养，任何人也难以做出这样的论断，而这种精神相通，正是陈仪得以和鲁迅长期保持友情的真正原因。
按孙伏园的说法，“陈先生（指陈仪）与鲁迅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许寿裳）不相上下···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陈仪字）那儿做营混子去了’。” [xxv] 或许鲁迅的确有过走投无路的时候托庇于陈仪的想法，然而即便这样，也并不奇怪，一方面，曹聚仁的鲁迅研究已经提醒我们，要把鲁迅复原为为一个现实中的人：“他也和我们一样，也要在这个社会活下去的，莫把他想象得和伯夷叔齐一样，以不食周粟为高的···”[xxvi] 另一方面，鲁迅能想到陈仪，还是因为他把陈仪当作很亲近的朋友，更何况，陈仪的确曾任命郁达夫为福建省政府参议，后来又保护和照顾了郁达夫的儿子郁飞。[xxvii]
然而，鲁迅和陈仪终究疏远了，他们的交往和相知确实不太为人所知，曹聚仁对此的解释是：“大概他们两人，各有所成就，而不愿意互相标榜，因此，世人便忽略过去了。”[xxviii]孙伏园的解释则是“（鲁迅和陈仪）工作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许寿裳）那么多了。”无论如何，鲁陈二人从未反目，他们的疏远，与其说是思想上分道扬镳，不如说是现实环境使然，但这种跨越体制的相互理解，应算是鲁迅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很特出的例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的复杂和多变。
[xxiii]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