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5.31 （下）
救护车载着我去最近的医院。车身的每一次颠簸甚至小的震动，都会引起我后腰疼痛的加剧。我咬着牙，用右手使劲撑着后腰处，一点也不敢放松，似乎这样疼痛就能减轻些。
我向他们要求能不能送我去我工作的医院，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自己的系统内，所有的医疗费用才能全部报销。他们说，不行，太远了，只能送最近的医院。
路上，警察详细询问了我事情的经过，做了笔录，然后问我：“你要求法庭对你的丈夫发布限制令吗？”
“那是什么意思？”
“这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一条法规，就是限制你的丈夫靠近你，以免他继续伤害你。限制令发布后，他不许去你的工作单位骚扰你，不许来你和孩子居住的家，也不许通过电话、邮件或者第三人来骚扰你。如果他违反了，将会被再次逮捕。”
我脑子里很乱，无法正常思考。我说：“让我再想想吧。”
“可以。另外，因为事件发生时你女儿在场并且目睹了部分经过，我们已经通知了州政府的青少年儿童保护机构DYFS（儿童局），他们也会介入这件事。”
“好的。”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该怎么办。
救护车把我送到急诊，几个人把我挪到急诊最靠里的一张床上，警察向接诊的大夫简单交接了几句，就走了。护士进来扔给我一件病号服，让我换上，然后也走了。
我一个人躺在急诊的床上，右手还一直撑着后腰，已经开始发酸发麻。
我到现在身上还穿着下午游泳时的游泳衣，外面套了一件浴袍。我挣扎着想下床站起来把游泳衣脱掉，腰间一阵剧痛，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床前。
急诊室的床不带按铃，我的床又在走道的最里面，帘子隔着，外面的人都不知道里面有人。我大声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这时候我开始体会到许多患者在急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旁边的床位貌似也没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护士知道我需要帮助，只有等着。
我就这样跪在地上，头抵着病床，忍着腰间的巨痛，艰难地等着，不知道等了有多长时间，也许二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终于，有护士过来查看，见我这个样子，大吃一惊，才发现我伤得比他们想像的要严重，腰肌僵直痉挛，痛得一动也不能动。她赶紧又叫来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帮我把游泳衣脱下来，换上病号服，再抬回到床上。
一会儿急诊室的大夫来了，问了两句经过，然后拉去做CT。
CT结果出来，所有人，包括急诊大夫，都大吃一惊。我的第二、三、四节腰椎横突骨折。而且，肝脏上还发现一个4、5厘米大的包块，有可能是偶然发现的无关的血管瘤，但也不能排除是由于外伤所致的血肿。
急诊大夫又过来反复询问我丈夫有没有打过我的肚子，腹部有没有受伤。我仔细地回想，他冲我胸口上打过一拳，扭过我的胳膊，抓过我的头往地上砸，幸好是木地板，而且还垫着地毯，要不我的头部也一定会受伤；再有就是后腰上这狠狠的几下。好像还真没有打过肚子，而且我的肚子一点也不痛，痛的是腰部。
急诊室大夫给我打了止痛药，说肝脏上的包块得严密监测，观察腹部症状；腰伤得请创伤外科的大夫来会诊。
我躺在病床上，打了止痛药后，腰痛好了很多。
身体上，我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心里，我却很平静，我知道，接下来我将要离婚。
不是很清楚具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虹虹。虹虹是我近十年婚姻唯一的收获，没有虹虹，我将一无所有。
我知道，他也很喜欢孩子，也许他会跟我争孩子的抚养权。以前我们提及离婚的时候他就说过，他也想要孩子。
我脑子里闪过以前看过的一些故事，比如加州的一个女的，也是华人，夫妻离婚孩子判归女方，父亲有探视权。可没想到暑假孩子和爸爸小住几天的时候，父子两人就没了踪影。后来查出父亲是蓄谋已久，带着孩子开着卡车去了外地。这事过去一年多了，还在打官司争孩子的抚养权。国内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孩子去了奶奶家就被扣住了不许再见妈妈和外婆。
我无法预测他的行为，也不知道自己要在医院里住多久。如果他趁我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带着虹虹回了中国，一走了之，我该怎么办？跨国官司打起来旷日持久，等官司打完，即使我最后争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也已经过了好几年，孩子都不认得妈了。我越想越担心，不行，一定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对不能让它成为可能！
正好这时候医院的社工来看我，问我心情如何。
我说，我觉得心情倒比以前释怀了。以前一直在纠结要不要离婚，现在终于知道了答案。
她说，是的，有时候需要一个事件来促使你做出决定。
然后她给了我一些资料和电话，是保护家暴受害者的机构的一些宣传材料，让我需要的话和他们联系。比如我如果觉得住在家里不安全的话，他们有专门安置家暴受害者的住所，电话和地址一般人都查不到，从而让受害人免遭施暴者的骚扰和再次伤害。他们也有一些职业培训计划，帮助那些受害的家庭妇女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而能够自立。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他们也可以给予帮助。
这些我都不需要。象我这么“高档次”的家暴受害者，恐怕也不多见。
社工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了我的担心。我害怕他带着孩子逃回中国。
她说，儿童保护机构DYFS的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许他们明天就会来找你。你可以把你的担心告诉他们，让他们对他的行为做出限制，比如不允许他单独和孩子在一起。你也要把孩子的护照、出生证、社安卡收好。
社工走了后，晚上十一点，小林带着虹虹来了。虹虹看起来有些害怕，也许是妈妈生病这件事，也许是医院的环境，也许是整个事件。
她靠在小林身边，怯怯地小声问：“妈妈，你怎么了？”
我装做若无其事地对虹虹说，妈妈生了点小病，要在医院住两天，过两天就回家了，听阿姨的话。
“爸爸去哪了？”
“爸爸和妈妈吵架了，爸爸搬出去住了。”我不想告诉她爸爸被警察带走的事，怕吓着她。
这时候幸好有小林住在我们家帮忙照顾虹虹，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很对不起虹虹，这么小，就目睹了父母的争吵打闹，就要经历这样的事，而且还将要和我们一起，经历痛苦的离婚过程。我希望能把这件事对她的影响尽量减少到最小。
我的婚姻，是我的人生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而对于身为我们孩子的虹虹，有这样不和睦的父母，也是她一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样说对一个孩子实在是太残忍，我希望离婚的过程能尽量顺利，我希望整个事件不会改变虹虹快乐的天性。
我也很感激小林，她居然还记得我连晚饭还没有吃，给我买了些寿司带来，喂着我吃了。
我不想让小孩子在医院呆太久，她们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大概半夜十二点左右，警察又来找我了，说了两件事：
一，我们拿到你的CT检查报告后，法官马上签署了对你丈夫的临时限制令，因为伤害已经很严重；你签不签字这份限制令都将生效。你同不同意，要不要签字？
我当然同意，于是签了字。
他又解释了一遍限制令的含义，然后递给我一份出庭通知书，一周以后民事法庭将审理这件家暴案子，并决定要不要签署永久限制令。你和你丈夫都必须出庭。
二，你丈夫今晚被拘留了。警方将控告他二级故意攻击罪。说着他又递给我另一份出庭通知书，十天以后刑事法庭将初审此案，你将做为证人出庭。
我说“嗯”。除了说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
警察接着说，你丈夫交了一百多美元，今晚上已经把自己保释出来了。一会儿他会在另一个警察的陪同下去家里拿一些衣物和个人用品，然后他可能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根据限制令，他不许靠近你的住所，也不许通过其他任何形式来骚扰你。如果你感觉到来自他的任何威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我说“嗯”。
警察又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有问题现在也想不起来。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警察走了。漫漫长夜，我一个人躺在急诊室的床上。
隔壁床位又来了位新病人，似乎很疼的样子，咿咿呀呀地叫着，陪同的人很多，叽叽喳喳。
护士又给我打了针止痛药。我迷迷糊糊的，想睡会儿却又经常被尿憋醒，因为自己动不了，只有憋着等护士来给我拿便盆。
期间又来过一两个人看我，大概是创伤外科大夫的助理，跟我说不用做手术，先收入院观察。
凌晨五点钟，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床位，转入病房。
救护车载着我去最近的医院。车身的每一次颠簸甚至小的震动，都会引起我后腰疼痛的加剧。我咬着牙，用右手使劲撑着后腰处，一点也不敢放松，似乎这样疼痛就能减轻些。
我向他们要求能不能送我去我工作的医院，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自己的系统内，所有的医疗费用才能全部报销。他们说，不行，太远了，只能送最近的医院。
路上，警察详细询问了我事情的经过，做了笔录，然后问我：“你要求法庭对你的丈夫发布限制令吗？”
“那是什么意思？”
“这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一条法规，就是限制你的丈夫靠近你，以免他继续伤害你。限制令发布后，他不许去你的工作单位骚扰你，不许来你和孩子居住的家，也不许通过电话、邮件或者第三人来骚扰你。如果他违反了，将会被再次逮捕。”
我脑子里很乱，无法正常思考。我说：“让我再想想吧。”
“可以。另外，因为事件发生时你女儿在场并且目睹了部分经过，我们已经通知了州政府的青少年儿童保护机构DYFS（儿童局），他们也会介入这件事。”
“好的。”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该怎么办。
救护车把我送到急诊，几个人把我挪到急诊最靠里的一张床上，警察向接诊的大夫简单交接了几句，就走了。护士进来扔给我一件病号服，让我换上，然后也走了。
我一个人躺在急诊的床上，右手还一直撑着后腰，已经开始发酸发麻。
我到现在身上还穿着下午游泳时的游泳衣，外面套了一件浴袍。我挣扎着想下床站起来把游泳衣脱掉，腰间一阵剧痛，我一下子就跪倒在床前。
急诊室的床不带按铃，我的床又在走道的最里面，帘子隔着，外面的人都不知道里面有人。我大声叫了几声，没有人答应，这时候我开始体会到许多患者在急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旁边的床位貌似也没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护士知道我需要帮助，只有等着。
我就这样跪在地上，头抵着病床，忍着腰间的巨痛，艰难地等着，不知道等了有多长时间，也许二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终于，有护士过来查看，见我这个样子，大吃一惊，才发现我伤得比他们想像的要严重，腰肌僵直痉挛，痛得一动也不能动。她赶紧又叫来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帮我把游泳衣脱下来，换上病号服，再抬回到床上。
一会儿急诊室的大夫来了，问了两句经过，然后拉去做CT。
CT结果出来，所有人，包括急诊大夫，都大吃一惊。我的第二、三、四节腰椎横突骨折。而且，肝脏上还发现一个4、5厘米大的包块，有可能是偶然发现的无关的血管瘤，但也不能排除是由于外伤所致的血肿。
急诊大夫又过来反复询问我丈夫有没有打过我的肚子，腹部有没有受伤。我仔细地回想，他冲我胸口上打过一拳，扭过我的胳膊，抓过我的头往地上砸，幸好是木地板，而且还垫着地毯，要不我的头部也一定会受伤；再有就是后腰上这狠狠的几下。好像还真没有打过肚子，而且我的肚子一点也不痛，痛的是腰部。
急诊室大夫给我打了止痛药，说肝脏上的包块得严密监测，观察腹部症状；腰伤得请创伤外科的大夫来会诊。
我躺在病床上，打了止痛药后，腰痛好了很多。
身体上，我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心里，我却很平静，我知道，接下来我将要离婚。
不是很清楚具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虹虹。虹虹是我近十年婚姻唯一的收获，没有虹虹，我将一无所有。
我知道，他也很喜欢孩子，也许他会跟我争孩子的抚养权。以前我们提及离婚的时候他就说过，他也想要孩子。
我脑子里闪过以前看过的一些故事，比如加州的一个女的，也是华人，夫妻离婚孩子判归女方，父亲有探视权。可没想到暑假孩子和爸爸小住几天的时候，父子两人就没了踪影。后来查出父亲是蓄谋已久，带着孩子开着卡车去了外地。这事过去一年多了，还在打官司争孩子的抚养权。国内也有过类似的例子，孩子去了奶奶家就被扣住了不许再见妈妈和外婆。
我无法预测他的行为，也不知道自己要在医院里住多久。如果他趁我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带着虹虹回了中国，一走了之，我该怎么办？跨国官司打起来旷日持久，等官司打完，即使我最后争到了孩子的抚养权，也已经过了好几年，孩子都不认得妈了。我越想越担心，不行，一定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绝对不能让它成为可能！
正好这时候医院的社工来看我，问我心情如何。
我说，我觉得心情倒比以前释怀了。以前一直在纠结要不要离婚，现在终于知道了答案。
她说，是的，有时候需要一个事件来促使你做出决定。
然后她给了我一些资料和电话，是保护家暴受害者的机构的一些宣传材料，让我需要的话和他们联系。比如我如果觉得住在家里不安全的话，他们有专门安置家暴受害者的住所，电话和地址一般人都查不到，从而让受害人免遭施暴者的骚扰和再次伤害。他们也有一些职业培训计划，帮助那些受害的家庭妇女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而能够自立。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他们也可以给予帮助。
这些我都不需要。象我这么“高档次”的家暴受害者，恐怕也不多见。
社工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了我的担心。我害怕他带着孩子逃回中国。
她说，儿童保护机构DYFS的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也许他们明天就会来找你。你可以把你的担心告诉他们，让他们对他的行为做出限制，比如不允许他单独和孩子在一起。你也要把孩子的护照、出生证、社安卡收好。
社工走了后，晚上十一点，小林带着虹虹来了。虹虹看起来有些害怕，也许是妈妈生病这件事，也许是医院的环境，也许是整个事件。
她靠在小林身边，怯怯地小声问：“妈妈，你怎么了？”
我装做若无其事地对虹虹说，妈妈生了点小病，要在医院住两天，过两天就回家了，听阿姨的话。
“爸爸去哪了？”
“爸爸和妈妈吵架了，爸爸搬出去住了。”我不想告诉她爸爸被警察带走的事，怕吓着她。
这时候幸好有小林住在我们家帮忙照顾虹虹，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很对不起虹虹，这么小，就目睹了父母的争吵打闹，就要经历这样的事，而且还将要和我们一起，经历痛苦的离婚过程。我希望能把这件事对她的影响尽量减少到最小。
我的婚姻，是我的人生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而对于身为我们孩子的虹虹，有这样不和睦的父母，也是她一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样说对一个孩子实在是太残忍，我希望离婚的过程能尽量顺利，我希望整个事件不会改变虹虹快乐的天性。
我也很感激小林，她居然还记得我连晚饭还没有吃，给我买了些寿司带来，喂着我吃了。
我不想让小孩子在医院呆太久，她们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大概半夜十二点左右，警察又来找我了，说了两件事：
一，我们拿到你的CT检查报告后，法官马上签署了对你丈夫的临时限制令，因为伤害已经很严重；你签不签字这份限制令都将生效。你同不同意，要不要签字？
我当然同意，于是签了字。
他又解释了一遍限制令的含义，然后递给我一份出庭通知书，一周以后民事法庭将审理这件家暴案子，并决定要不要签署永久限制令。你和你丈夫都必须出庭。
二，你丈夫今晚被拘留了。警方将控告他二级故意攻击罪。说着他又递给我另一份出庭通知书，十天以后刑事法庭将初审此案，你将做为证人出庭。
我说“嗯”。除了说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
警察接着说，你丈夫交了一百多美元，今晚上已经把自己保释出来了。一会儿他会在另一个警察的陪同下去家里拿一些衣物和个人用品，然后他可能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根据限制令，他不许靠近你的住所，也不许通过其他任何形式来骚扰你。如果你感觉到来自他的任何威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我说“嗯”。
警察又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有问题现在也想不起来。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警察走了。漫漫长夜，我一个人躺在急诊室的床上。
隔壁床位又来了位新病人，似乎很疼的样子，咿咿呀呀地叫着，陪同的人很多，叽叽喳喳。
护士又给我打了针止痛药。我迷迷糊糊的，想睡会儿却又经常被尿憋醒，因为自己动不了，只有憋着等护士来给我拿便盆。
期间又来过一两个人看我，大概是创伤外科大夫的助理，跟我说不用做手术，先收入院观察。
凌晨五点钟，我终于等到了一个床位，转入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