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1）
罗舜初
罗舜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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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写信送我上抗大，林彪巧安排，圆了我的上学梦
我最初知道林彪这个名字并见到他本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春天，我从瑞金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附设的参谋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军委一局，先是当见习参谋，几个月后转为正式参谋。
那时候中央苏区的条件比较艰苦，为了节省宝贵的干电池，对电台的使用进行严格控制，一些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或距离不是太远，就由我们这些作战参谋步行到各军团递送或口头传达军委首长的命令和指示。所以，我们那时候既当作战参谋，又当高级传令兵。
我们几个参谋也有分工，我负责东面这个方向。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一军团主要是在东面这个方向作战，因此，我去一军团的次数要比去其他军团的次数相对多一些，和林彪接触的机会和次数自然也就多一些。
虽然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见到林彪，但没有什么太深的交往。他是军团首长，我只是军委的一名小参谋，层次相差太多，而且他表情严肃，话不多，多数时间是在看地图，不便打搅。而我也不爱主动多说话，双方只是叫得出对方名字，知道是干什么的，仅此而已。
长征结束后，我在军委二局工作。1937年春天，我向毛主席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学习。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也很支持，他亲笔为我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中央党校去学习。党校的领导同志感到接收有困难，因为当时正处在两个学期之间，头一个学期还没有毕业，新的学期还没有开始。尽管是毛主席亲自写信介绍来的，也难以安排。于是我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军委机关。
毛主席问明情况以后，安慰了我几句，随即给当时任抗大校长的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我拿着他的信直接去找林彪。
林彪开始不知道我的来意，还跟我开了个玩笑，说：“小罗，你已经是二局的副局长了，怎么不派个人来，还要亲自出马，高级传令兵的瘾还没过够啊！”
我把毛主席的信交给他之后，他才知道我是来求学的，当即表示欢迎。但抗大的情况和党校差不多，他和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商量了一会儿，想出来一个办法，他要我不脱产，选科插班旁听，等到新学期开始再正式入学。就这样，我的学习愿望算是得以实现。
我到抗大插班旁听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红一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林彪被任命为师长，于是他离开抗大，上了抗日前线。一年以后，我也从抗大毕业，先是随朱总司令到山西国民党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1939年春离开八路军总部，随徐向前元帅到山东敌后工作。
1943年春天，根据中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我被任命为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鲁中军区政委。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全面担负山东党、政、军领导工作的罗荣桓同志得了严重的肾病。毛主席知道以后，非常关心罗荣桓同志的身体，发电报说，党中央打算派林彪到山东，要罗荣桓同志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其他同志办。
日本投降不久，中央正式通知山东分局，决定林彪到山东军区任司令员。罗荣桓同志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如果罗因病休息，罗的职务由林彪代理。但是没等林彪到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9月中旬，最先率部出关的冀东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从沈阳乘苏军飞机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东北情况。于是，中央作出决策，要迅速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根据中央的决定，林彪改为去东北，不来山东了，同时决定罗荣桓同志率领山东的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和东北出动，实现中央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
我和林彪为战役配合事发生分歧
1945年10月底，我率山东三师和警三旅一万多人，从孟子的家乡邹县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胶东龙口，乘坐木帆船渡海，在辽宁省的庄河、皮口等地登陆。
到东北后，我带过来的一个师和一个旅同曾克林、唐凯同志由一个团发展起来的两个旅合编为一个纵队。合编后的部队番号为第三纵队。关于由谁来担任这个纵队的领导，林彪与东北局的意见有些不一致。林彪觉得三纵队是以我从山东带来的部队为主组建的，我又主持了合编，对部队和干部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为了便于指挥和管理，纵队司令员应该由我担任。而东北局打算安排我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双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当时辽西方面战事紧张，林彪不断来电催我带部队过去参战，于是东北局以三纵为主，加上四纵一部，临时组成一个纵队，由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为司令，我为政委，吴克华为副司令，前往黑山参战。任务完成后，三纵队的领导人选还没有定下来，我和程世才只好继续兼管三纵队的工作，三纵队的纵队部也就此由辽东军区司令部暂时兼着。
1946年3月，国民党军继进占沈阳后，又先后侵占了抚顺、铁岭、开原、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镇。4月间，又向我军重点设防的本溪和四平疯狂进攻。
四平保卫战进行了十多天后，中央指示林彪要死守四平。林彪向中央提议，为了保卫四平，成立四个机动的野战纵队，直属东总指挥。这四个纵队就是后来成为四野主力的一、二、三、六纵队。林彪同时提出了这四个纵队的司令和政委人选，他建议程世才为三纵队司令员，我为三纵队政委，唐凯为纵队副政委。中央批准了林彪的建议。于是，我们奉命率领三纵队从本溪出发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直接接受林彪的领导。
一开始，林彪给三纵队的任务是进攻开原，截断中长路，使进攻四平的敌人得不到补给，同时阻止沈阳方向前来增援的敌人。我们向开原前进的路上碰上了硬钉子，在威远堡和刚从本溪调过来的国民党新六军打了一个遭遇战，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僵持住了，谁都难以前进。我们把情况报告林彪，并提出，进攻开原已经不可能了，估计敌人的企图是继续北上。林彪回电说，三纵队的任务改变，不打开原了，就地阻止新六军北上，掩护坚守四平的部队的侧翼。这样，我们就同新六军从开原老城打到莲花街，打了十几天的防御战。新六军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全部美式装备，训练有素，曾经远征缅甸，战斗力确实很强。但我们的战士也很英勇，打得很顽强，敌人进攻的速度一天只能前进五六里。这时，我们发现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以小部队在阵地上和我们厮杀纠缠，主力依仗机械化优势，乘坐六百多辆汽车实行大迂回，对四平实行包抄。
当敌人占领西丰、清原后，我们向林彪报告，估计敌人可能再占梅河口和西安（今辽源），实现对四平的迂回包围，请他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林彪回电说，要我们置梅河口和西安于不顾，继续节节抗击当面的敌人。对于林彪的这个决定，我们很不理解，既然看出敌人有迂回包围的企图，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也迂回到四平侧翼，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哪怕消灭一部分也是好的，怎么还要继续打防御战，拼消耗呢？结果新六军迂回成功，我们不得不放弃四平。
从四平撤退的时候，林彪给我们三纵队的任务是断后，掩护坚守四平的部队安全撤离。不久，长春也主动放弃了。这时候，除了我们三纵队以外，其他部队都已撤过松花江，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指示。我们考虑，敌人占领大城市，敌后空虚，应该留下一些部队，在敌后开展斗争，南北遥相呼应，就给林彪发电报，建议三纵不过江，留在吉林东部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并且说明有这个条件，使敌人再向北进攻就有后顾之忧。
林彪回电说，三纵队不过江了。但要我们到长白山建立根据地。接到命令，我们觉得林彪的这个决心下得很对，也很有战略眼光。吉林东部山区距哈尔滨确实近了一些，战略机动范围有限，只有经营长白山，才能有效地牵制调动敌人，实现南北呼应的战略意图。
按林彪的指示，我们三纵从长春附近的双阳、伊通掉头奔辉南，夺路奔向长白山。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为了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黑石镇，我们消灭了国民党新六军二零七师一个营，随即攻克桦甸县城，这是我军从四平撤退后打的第一个胜仗。虽然规模不大，前后共歼灭敌人千把人，但林彪很重视，他后来多次提到，攻克桦甸证明敌人愈分散，愈易被我消灭。
攻下桦甸后，发现新六军十四师过来了，我们避开了它。到辉南，没有敌军，地主武装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吓跑了。我们继续向通化前进，到柳河，柳河也是一座空城，没有遇到敌人。正好这时候东北停战开始，我们便趁机进行整训。这个期间，我同林彪为战役配合的事发生了分歧。
当时南满地区指挥单位比较多，缺乏统一的领导，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配合，我给林彪发电报，建议他协调各部加强配合。
林彪给我回电说，敌人到处进攻，我军只能做到战略上的一般配合，地区间不可能进行战役性、战术性的配合，那在时间上与距离上都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要是各地区每次行动都要其它地区同时行动，各地区势必要今天配合这里，明天配合那里，行动就被动了。他认为在兵力分割的状况下，不可能做到密切配合。
对于林彪的这个答复，我感到他不大讲道理，有些强词夺理，就和纵队副政委唐凯同志联名给林彪发了一份电报，坚持要求各部队加强战役战术上的配合。我们在电报中提出，现在我们分散作战较多，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不论敌人攻击任何一方，其它地区应该在战役上进行有机配合，迫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粉碎它的进攻，扩大我们的战果。否则敌人有快速增援，向我反击的可能。
林彪收到这份电报后没有再回电报，此后也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后来听说，四平撤退后，林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看法及领导同志间的一些意见分歧，中央迟迟没有回复，他心情有些烦躁。就在我和唐凯同志的电报发出后，中央回电肯定了林彪的意见，并且决定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他的情绪才好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尽管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作为战区的主要领导，在答复下级提出的问题时过于情绪化总是不合适的。
总之，我感到林彪这个人脾气有点怪，不像罗荣桓同志那样宽厚大度，在罗荣桓同志面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用不着顾虑。而在林彪面前就不同了，不知道哪句话不合他的意，会惹他不高兴。
大敌当前，林彪让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战略学
三纵留在南满不过江，很快就派上用场了。1946年9月中旬，林彪给我们来电说，接军委通报，蒋介石要进攻哈尔滨，要我们侦察选择有利于攻击的目标，准备作战，牵制敌人。
国民党军侵占四平、长春、吉林后，杜聿明决意继续北上，拿下哈尔滨。随后国民党军占领了陶赖昭以北的桥头堡。哈尔滨当时很紧张，东西都装上了火车，民主联军总部后勤部也已转移到佳木斯了，哈尔滨成了空栈房。
我们意识到这一仗意义重大，经过敌情分析，提出第一步先攻打西丰县城，如果还不能将北进的敌人调回来，就再打西安（今辽源）、开原或昌图，总之是要将准备进攻哈尔滨的敌人拖回来。
林彪回电同意我们先打西丰。他对三纵这次出击很重视，在回电中说，打西丰对东北整个战略形势有重大的意义，对保卫哈尔滨起重大作用。他要我和程世才、唐凯同志到前方亲自指挥。为了保证作战顺利，林彪除了把保三旅和独三师配属我们指挥，配合作战外，还令辽东军区大力配合三纵作战。
我们一举攻克西丰，全歼新六军二零七师的一个团，并两次击溃前来增援的敌人，一共歼灭了敌人五个营的兵力，接着就准备打开原和昌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他们没想到南满我军一个白天两个晚上就能打下一座坚固的县城。于是，国民党军改变原先的战略，急忙调新六军、五十二军南下，从先北后南变为南攻北守，他们决心先打掉南满我军主力，然后再向北进攻哈尔滨。敌人开始向我南满根据地猖狂进犯，林彪要我们牵制敌人的目的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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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百年潮》2005年第3期 | 责任编辑：徐书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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