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人和事 (2)一个女大学生的沉沦(中)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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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漫长的日子结束了。

黎树魁所在的化工厂迁移到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叫赤水,那里建立了一个由天然气做原料,生产化肥的大型企业,名叫赤天化。黎树魁所在的化工厂搬迁到赤天化,他自然随厂走,仍然搞他的工会工作。

一天,徐婉丽来到我家,说:

“黎树魁想让我也去赤天化,我到那里去了一趟,路难走死了。那地方更偏僻,更落后,都是平房,又破又烂,连一栋楼房都没有。从贵阳到那里,坐汽车得走两天。中间还要走好多土路,我的皮鞋跟都走掉了,在路上,黎树魁不仅不管我,还冲我发脾气!气死我了……”

“那么怎么办?”我问,“莫非你们夫妻两地分居?两个孩子谁负责?”

“他说他负责婷婷,我负责庆大。分居就分居,反正我和他也合不来,在一起不是吵架,就是生气,你说有什么意思?分开还好些……”然后她又说了这么一句,“我们俩已经说好了,今后谁也不干涉对方。”

开始我还不明白“谁也不干涉对方”的意思,后来我接到一封黎树魁的信,说他儿子庆大到赤天化去告诉他,徐婉丽和一个姓于的人在都匀长期“通奸”,庆大亲眼所见,信中说徐婉丽已经成了“犯罪分子”,他要起诉她,希望我不要再接待她,等等。从信里可以看出,黎树魁很气愤,很激动,也很痛苦。后来听人说,本来黎树魁就喜欢喝酒,从此他更加离不开酒。

不久,徐婉丽把老于带到我家,介绍说是山东“老乡”。她自然不知道黎树魁给我写信的事。我问老于在哪个单位工作,老于说在公路公司任职。老于中等身材,戴一付眼镜,不讲话,文质彬彬,像个知识分子。可是一开口,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断提他姐姐是管人事的头头,似乎很有权。他在徐婉丽面前,一付必恭必敬的样子;徐婉丽也显得很开心。看来,徐婉丽是喜欢男人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自己的身边。

“我想调到贵阳来,老于正在帮我的忙。”徐婉丽接过老于递的一只烟,老于划着火柴,先给徐婉丽点上,然后才把自己嘴上的烟点燃。

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各部门的业务都开始蓬勃发展,许多单位都需要业务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徐婉丽凭她毕业于名牌艺术院校的牌子,再加上请客送礼,甩茅台,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调回贵阳,进了《贵阳晚报》编辑部。

最初我以为她和我是同行,当编辑。没想到,报社领导让她干的是排版和划版样。实际上,这个工作就是数数稿件的字数,然后把稿件排成正方型,或长方型,或其它什么形状,再安排好文章标题的空档。这个工作只要小学文化水平就可以胜任,为什么非让受过五年高等教育的徐婉丽来干?当然,这个情况我是从其他人嘴里听说的,徐婉丽的自尊心或者说虚荣心很强,关于她的具体工作,她一直守口如瓶。

徐婉丽显然比较贪玩,节假日她不是用在自己的业务上,而是到处乱跑——有时是给什么人介绍朋友,给未婚男女搭桥;有时又约起几个妇女去找什么人算命,我爱人是她的同路人,也乐此不疲;再就是去参加什么人的婚礼……总之,她也不像个文化人,也不太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

“我可不像你,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徐婉丽有一次笑眯眯这么和我开玩笑。我知道她没有一点恶意,也没说什么。实际上,我的确不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或者说,除了工作关系,我必须经常接待一些业余作者外,我的朋友面很窄。

有一次,她带着她儿子庆大来我家,只见她儿子虎头虎脑,非常淘气,性格有点像他爹黎树魁。我问他上学没有?徐婉丽说,上五年级了,调皮得很,和他爹一样,在学校里喜欢动手打人,老师经常喊家长去学校,一点也不给我争气,净给我丢脸!

想到徐婉丽在晚报干的工作,我有意转个话题,说:

“文革时期,咱们都无所事事,我除了带娃娃,就是学木工,打板凳,养鸡等等;看书,也是看医书。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才拿起笔来,写点东西。你难道就不想写点什么吗?我记得你曾经想写过歌剧?”

徐婉丽听了,脸微微泛起一点红润,说:

“想是想过,可是老静不下心来。我屋里连一张写字台也没有,玻璃板更不用提。我想,以后条件好些再说吧……”

“你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个电影剧本吗?”

“没看过。”她注视着我问,“干什么?”

“在这个电影剧本里,写一个苏联妇女到莫斯科去闯天下的故事。你看了,一定很受启发:里面女主人公的经历说明,一个人只有顽强拼搏,自强不息,才会干出一点成绩。咱们来到贵州,人生地不熟,既没什么亲戚,又没什么朋友,同学也寥寥无几,要背景没背景,要靠山没靠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单位站住脚,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我们的能力和水平。具体来说,我们是搞业务的,只有用文章和作品才能证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

“你的意思是让我写点东西发表,对吧?”徐婉丽问。

“不错。你们班河南籍同学,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出话剧《谎祸》,演出后反映很强烈;我们班的王明堂,根据《黄河东流去》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唢呐情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影响也很大。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趁着现在还没老。”

“你说的对倒是对,只是现在一提起笔来,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

看来,我犯了好为人师的毛病。虽然是好心,但要知道,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何必去强人所难呢?我的这些话,以后的事实证明,对徐婉丽是不折不扣的耳旁风。

 

 

 

 

 

4

    

就在徐婉丽带着她儿子庆大来我家那天,我家小床上有一块魔方,那是一个用小木方块组成的玩具,是妻子新给我们的两个儿子买的,说是可以“开发智力”。等徐婉丽母子走了之后,妻子发现魔方不见了,她有点急。想来想去,她说好像庆大当时拿着玩了一会。

“会不会是庆大拿走了?”妻子问。

过了两天,妻子说到徐婉丽家去看看。我们找到她住的地方,原来徐婉丽在离晚报不远的马路边上租了一间平房,我们敲门进去,只见她屋里坐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看样子,这个年轻人很像一个工人,要比徐婉丽小个七八岁。两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烟,显然他们正在边抽烟,边谈什么事情。见了我们夫妻,徐婉丽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小弟”,一个作者。

我们坐下后,这位“作者”并不想离开,坐了两三分钟,我和妻子互相使个眼色,我们就告辞出来。徐婉丽送我们到门外,妻子轻声问,庆大把我家老大的魔方带没带回家来?

“没有呵,”徐婉丽口气很肯定地说,“没见他拿魔方玩。他不会拿别人家的东西,从来没拿过……”

徐婉丽把话说得这么死,我就对妻子说,算了,小孩子玩这些东西一上瘾,就影响学习。我的话刚刚讲完,只见庆大从对面跑过来,手里正好拿着一块魔方。妻子说,可能就是这个。

“庆大,你手里的魔方哪来的?”徐婉丽板起面孔问儿子。

“我拣来的。”她十多岁的儿子庆大说。

“从哪儿拣的?”

“不要你管!”庆大冲他妈瞪着眼,大声吼他妈。

“是不是从吴阿姨家拿来的?”我妻子姓吴。

“不是,是我从马路边上拣的。”

这时,妻子心平气和地说:“庆大,让阿姨看看。”她把魔方拿过来,三翻两翻,突然翻出一块白色小方块,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我大儿子的名字。

“徐婉丽,你看这是我买来怕丢,在上面写的。”

徐婉丽一看,马上脸色大变,上去就给儿子一耳光:

“狗东西,你骗老娘!我打死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说着伸胳臂又要打儿子,我赶忙拉住她,说:“算啦,没好大事。庆大喜欢,就给他吧。”然后又对妻子说,回头你再买一个。

徐婉丽样子非常尴尬,瞪着儿子:“回头我再跟你算账!”

和徐婉丽告别以后,妻子说,亏了我当时多个心眼。

说心里话,徐婉丽在这件小事上的表演,哪里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简直像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

不久,老于一个人来我家拜访。每次他都是和徐婉丽一道来,怎么这次没和徐婉丽在一起,竟然独自一个人?再看他的脸色,也很不对头:往日和徐婉丽在一起时的满脸春色已经没有了,掩饰不住的喜悦也消失了;这次是脸色发黑,满脸沮丧,显得十分憔悴,一下子老了很多。一问,才知道,他和徐婉丽很久没来往了。为什么呢?

他说,徐婉丽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姓谭的人,徐婉丽光他叫“小弟”,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就和他成了朋友,并且决定和那个姓谭的一起做生意。

“是不是瘦瘦的,高高的,三十多岁?”我问。

“是他,就是那个家伙!现在两个人形影不离……”老于点上一只烟,缓缓地说,“徐婉丽太天真了,那个家伙说什么她信什么。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好好干,想去赚大钱,我看她是在做梦……”

“徐婉丽和你是不是闹矛盾了?”

“矛盾倒是谈不上,只是她自从认识那个家伙以后,就不想理我了。”

真没想到,徐婉丽已经四十多岁,怎么竟然像个小女孩一样水性扬花,男朋友说换就换?俗话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莫非她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老于接着讲,徐婉丽太不检点,头几年在黔南歌舞团还没调上来时,她住在贵阳交际处招待所,跟人家说,自己是黔南歌舞团招收新学员的,许多人知道以后,就请她的客,到这家吃,那家喝,为了自己子女能进歌舞团,有的家长还给她送礼。结果她一个也没给人家办成,人家后来知道她根本不是歌舞团招收学员的,就骂她是骗子,骗吃骗喝。还有她那个儿子庆大,书不好好读,整天和她要钱乱花,她也不好好教育……

老于的话,使我想起头两年的事。那时有个小伙子叫小张,也就是十八九的样子,嗓子不错,非常喜欢唱歌,想进文艺团体。那个年代,一般城市青年都把参军入伍,或者是招工进工厂,看成是有前途。假如能进歌舞团,那就更让人羡慕了。所以,小张听说我和黔南歌舞团招收学员的徐婉丽是同学关系,就找到我,希望我帮忙。我问徐婉丽,她说,黔南歌舞团确实要招收几个新学员,她虽然没有参加新学员招收工作,可是她和他们都比较熟,能帮的上忙。于是,小张满怀希望,到我家来,经常提些礼物,看我家缸里没有水,马上到前院去为我家提水。发现我家烧煤困难,又找车为我家拉煤。实际上,小张家爸是粮食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母亲在街道服务站打面条,经济上并不富裕。所以,小张一家这种热情和友好,弄得我很过意不去。我说,如果事情成功,你再感谢我,我心里还能过得去;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实在受之有愧。徐婉丽带小张去给招收新学员的人面试一次,说他们对小张还比较满意。

“能不能请他们吃一顿?”徐婉丽向我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当时恰是文革后期,一般人家的生活物资都很贫乏,粮食、猪肉、菜油都是凭票供应,所以我说:

     “小张家不太富裕。如果他们决定录取小张,倒是可以认真地请请他们;如果他们心目中觉得小张没把握,我看就算了。”

      结果,小张的事情工人没办成。究竟是因为小张家没请客送礼,小张才落选?还是小张的综合素质不行?我一直没得到答案。为此,我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小张一家,欠他一家的人情。随着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看到许多成功者,无不是用请客送礼,甚至用金钱美女去打通关节,我就想,也许徐婉丽是对的?而我则缺乏洞明世事的能力?

不过,现在老于对她的看法,应该说是对的。记得,在文革期间,徐婉丽回山东老家去探望父母,她回来以后,我就接到分配到山东的同班同学王富聪的一封信,信里说,徐婉丽借她钱不还,警告我千万不要借钱给她,还说她的作风如何如何,在没进中戏前,她在歌舞团就做过人工流产等等。显然。王富聪很气愤,在信中把徐婉丽说得很糟糕。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接触,我认为徐婉丽人不坏,没有什么害人之心,但缺点也不少,比如像老于所说的,要求自己不严,有时不够检点,男女关系上有些随便。没想到,她性格上的这些缺点,竟害了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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