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社会生活犹如一场游戏。与固定规则（如足球赛，围棋赛等）的游戏不同，生活游戏没有固定的规则，只有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相对稳定的开放性的规则。不过类似于固定规则的游戏，现实生活的游戏也通过胜败优劣对参加者（即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筛选。固定规则的游戏对参加者的筛选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是通过正规的比赛选出优秀选手，另一层是普通参加者进行自我调整（学习，训练）来提高自己的游戏水平。在现实生活的游戏中，同样存在着两层不同意义上的筛选，第一层意义是淘汰掉不被特定文化环境所接受的人们（注意：这并不一定是不好的人，历史上为了自由和进步而被砍头的也都属于这一类）的同时产生在该环境里如鱼得水的佼佼者，第二层意义是普通参加者自动调整自己以适应该文化环境（例如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学会竞争或在当年中国大陆的文革环境中学会喊“万岁”）。
当游戏的动态过程变得复杂时，即便在围棋那样的固定规则的游戏中人们都可以总结出不同的取胜策略或游戏哲学来，在开放的不定规则的生活游戏中就更是如此。大家可能都熟悉的一种人生游戏哲学是比谁最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种哲学可以从“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等等说法中反映出来。但是，这种比最坏的游戏哲学的适用条件往往是社会对于少数人的制约力很弱，而且游戏参加者也不受什么信仰或道德的约束。尽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实生活中比最坏的游戏并不普遍，但它却一方面因为逻辑简单另一方面因为（由于逻辑简单）而最被一些传统的文化剧目加以渲染，所以反而最为大众所熟悉。
与比最坏的游戏相比起来，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大家可能熟视无睹却广泛存在的一种比次坏的游戏。它的特点是不争取成为好的，却避免成为且要找出可进行打击的最坏的。之所以人们对它“熟视无睹”是因为比起前面所提到的比最坏的游戏来这种游戏的逻辑稍微复杂了一些因而尽管它在现实社会中很普通很平常，但是大家不但很少认识到它的特点，甚至就是当自己在进行这样的游戏时都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在参与一个比次坏的游戏。如果我举几个它在特殊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大家一定会觉得不陌生的。比如，在美国的西部片里面，一个高超的枪手为了不被指责冷血谋杀，往往先要激怒对方，让对方先拔枪，然后仗着自己拔枪的迅速与射击的精准来屠杀对方。就好象冬季奥运的速滑比赛中常有人采取紧跟在第一名后面然后择机超越之的策略一样。在集权国家常被人们诟病贪腐的一个特征是大家都怕因为不贪而吃亏，但是同时又怕过于贪了而成为众矢之的的出头鸟，所以游戏的高手就是既贪了又不会成为最坏的典型（被抓住是最坏的不一定是最贪的，而是最不会玩次坏游戏的）。在民主体制的竞选中，每个口头上为了社稷福祉的政客们谁都想使诡计将对手打趴，但是同时却紧盯着对方是否诡计玩过火了，如果法律限定广告宣传只允许花一亿美金，就要想办法让自己一方用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万的同时找出对方用了一亿一千万的证据来。当年中国刚刚开始经济改革时，一大批下海的都发了，同时一大批下海也都进去了，这又是典型的次坏游戏的特征。其实，在公司政治商场竞争政坛角逐甚至国际博力中，当各方力量处于一定的平衡态因而最坏游戏已不可行时，人们就会选择次坏作为一种游戏的手段。以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的道家文化所强调的后发制人其实也具有一定的次坏的意味，因为很多时候它所讲究的并非是不想制人，而是要等对方出手后暴露了弱点再出手。
其实，最能表现人性的软弱也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信仰的人常常比普通人更愿意玩次坏游戏。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人们内心在信仰与人欲之间的挣扎的表现。从信仰上来说，自己不能做坏事，但是人欲却使得人们不愿失去表面上虚幻的好处，因此有时会出现指责他人来掩盖自己的不足或放任他人比自己更坏而使自己心安这样两个常见的极端现象以及其它一些博次坏的现象。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剧中就有一个场景是哈姆雷特见他叔叔在忏悔时左右无人正好下手干掉他，但是转念一想让他在忏悔时被干掉岂不成全他洗掉罪孽，就没有下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搏次坏的心态表现。
当然，次坏不是不坏，次坏还是坏。所以尽管人的软弱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不得不被卷入次坏游戏中，对于有信仰追求的人来说，对于自己的次坏心态的克服的程度也可以是自己灵命成熟的一种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