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3. 4
我不会去质问上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就让我得了这病？做为医生，我每天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得各种各样的病，很多是比我还年轻还青春还应该拥有美好生活的人，包括儿科那些患有恶性肿瘤的生命之花根本还来不及盛开的小天使。别人可以得这些病，没有理由我就不行。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
乳腺癌很多都与雌激素水平有关，初潮早、绝经晚的人容易得，一直未生育的人容易得，口服雌激素替代疗法的人容易得。我也知道好几个做人工胚胎的人，都有过使用大剂量雌激素促进排卵的历史，以后都发现得了乳腺癌。
那么我，是不是吃过好几年的避孕药有关？是不是跟最近几年太多次的流产有关？在孕早期，雌激素的水平翻倍地升高，而我体内的黄体酮却不够，不足以维持一个成功的怀孕，所以最后都流产了；而多次高水平的没有孕激素对抗的雌激素作用于我的乳腺，是不是就促进了乳腺细胞的异常增生？
对于多次流产，我心里对杰明一直心有怨恨。他一直想要很多小孩，从来不愿意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即使是在我刚刚流产完、医生要求至少休息一段时间再怀孕的时候，他也不用。而且，这么多次流产，我都没有得到过他的好好照顾，我的身体就是这样一次次地越来越弱。
又或者，我得乳腺癌与我喜欢吃肉，或者其他什么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杰明的第一反应却是，都是我做住院医造成的！所有的矛盾、紧张，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我做住院医才发生。如果我不去做这个破住院医，我们之间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会和以前一样地生活，我也不会得这个乳腺癌。
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所有的事，都不可避免。
如果我没有去做住院医，继续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庭主妇，从他以前对我的态度，他依然会对我不尊重，依然会看我不顺眼，依然会拿我的缺点去比别人的优点，依然会觉得别人的老婆都比我强，结婚多年夫妻间的审美疲劳依然会发生，他依然会出轨去寻求刺激，甚至会发生得更早。
至于家暴，也不是我做了住院医以后才开始的。以前他就摔过我给父母买的礼物、打过我的耳光，即使我没有做住院医，他的行为模式也不会改变。只不过住院医工作的劳累和压力、我对家庭投入的减少，更加剧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激化了矛盾，诱使了他的家暴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了出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丑恶，就好比携带在身上的某种慢性病毒，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发作出来，诱发大病，甚至致人死亡；但也有可能永远不发作，做个携带者，在身体里潜伏一辈子。是创造条件让病毒发作表现出来，然后彻底治愈好呢？还是尽量避免进入那种状况，就让病毒在身体里潜伏一辈子算了？
杰明的身体里，从他的父辈、乡亲们那儿，就带上了家暴的恶根；而我的住院医工作，我们之间的矛盾，正是创造了这样一个＂最佳＂条件，让这个邪恶病毒肆无忌惮地发作了出来。
即使没有这个住院医工作，家暴的恶根依然存在，以后因为种种诱因依然可能这么激烈地爆发。
而现在的激烈爆发，就象是休克式疗法，虽然差点毁了我们的关系，我相信，也彻底治愈了这个病毒。
至于癌症，就更不能说是因为我做了三年住院医而累出来的。相反，癌症一般都有五到十年的潜伏期。中医说，气不顺则郁结。我和他结婚十年，心情经常地处于抑郁状态，长期的压抑和气不顺，一定会对身体产生慢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近有一项研究，通过对8000多例肿瘤患者的调查，发现他们在患病前的一两年时间内，都曾有过抑郁、沮丧、情绪波动较大的事件，说明肿瘤的发生与情绪息息相关。
过去的两年，我遭遇老公出轨、恶劣家暴、离婚，任何一桩，都可以把人击倒，更别说是这么多叠加在一起！
而住院医超负荷的工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我的境况雪上加霜！
我常常觉得，老天一直在试我的底线到底在哪。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撑不下去了，可咬咬牙，挺了过来，没想到还有更坏的在后头。我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像。我可以脆弱得他的一句污辱我的话就让我泪流满面，却又发现自己已经咬着牙走了这么久。
正如经典电影
过去的几年，我精神上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压力和痛苦，我一直在坚持着；我的精神还没有倒，而我的身体却再也承受不住，终于，以癌症的形式哭喊了出来。
而现在，即使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最声嘶力竭的呐喊，我的精神却依然不能崩溃。我必须让我的女儿看到一个坚强快乐而不是哭泣绝望的妈妈；我也必须自己一步步来安排下一步的治疗和生活。
我开始查看专业网站，不同的分期，不同的手术方式，术后不同的治疗方案，权衡利弊；而杰明，也开始上网看看有关乳腺癌的科普知识，扫盲。
对我们，这都是从来未曾想到过的挑战，都要学会如何去应对。
星期一，一大早刚上班，我就去科办公室，碰到了总住院安迪，我告诉他，我要休长假，请他想办法安排人来顶我。
然后找到主任的秘书，说我今天想约个时间和主任谈话。主任刚好从一个会议出来，听到这话，面有难色，说今天恐怕没有时间。
安迪上前一步，说：“主任，我觉得她的事很紧急，您还是今天和她谈吧。”
我说：“只要几分钟。”
主任示意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关上门，问我：“什么事？”
我说：“我被检查出患有乳腺癌。”
主任很震惊，问我现在身体如何。
我说还好，没有什么症状，是早期。但是我没法再上班了，我需要有时间去看医生、做手术、休息、恢复。
他说理解，没问题。然后问：“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我请他帮忙打听谁在我们医院做乳腺外科手术比较好。
我们系统内的医生总共有两千多人，大部分都与医院是合同咨询关系，并不隶属于医院，很多医生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也不认识，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内科交集很少的科室，比如乳腺外科的大夫，我们就一点也不熟。
主任说没问题。然后问我：“如果科里人问起，你想我们怎么说？你介不介意告诉大家你生病的事？”
“我不介意。可以直接告诉他们。”
“你确定吗？那这事很快就会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医院的。要不这样，如果有人关心，我只跟他们说你因为身体原因休息一段时间，至于具体什么原因，如果他们直接问你，由你自己再决定要不要告诉他们好了。”
主任的考虑很周到。在中国，保护隐私的观念不严重，周围的同事朋友邻居生病了，尤其是比较耸人听闻的大病，很快大家就会以关心的名义八卦的方式迅速地把这事传播开来；而在美国，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在重视保护病人隐私的医院。
我们不允许在公共场合，比如电梯、走廊、咖啡厅里谈论病人的病情；不允许向不直接参与病人医疗的其他人员透露病人的任何情况，也不允许以任何方式查看与工作无关的其他病人的任何资料。
纽约棒球队扬基队的某著名球星曾经化名入住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一些好奇的并不直接参与他医疗的医护人员想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通过医院的计算机系统查看了他的病历资料，被发现后全部被开除；我们医院也曾有本院职工生病后，某平时和她很熟的保安向某秘书打听她的病情，某秘书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查看了她的入院记录，发现她得了心梗，告诉了保安，保安然后又告诉了某清洁员，于是几乎整个后勤部门都知道她得了心梗。事后涉事的保安、秘书均被开除。
我不介意身边的朋友知道我生病了，但我也不愿意认识不认识的全医院的人都知道这事，以后走在医院里，被人用别样的眼光来看待，尽管这样的眼光也许是善意的关心、同情或者怜悯。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碰到了副主任事儿妈，她问我活检的结果，我告诉了她。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没想到她比我这个当事人还多愁善感。
我们轻轻拥抱了一下，她说：“好好休息”，我说：“我会没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