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文攻武卫最惨烈的1967年夏秋之际，湖南省会长沙发生了一连串血腥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数百名两派工人，大学生及军人，市民丧生，更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数千万元，为抗战胜利后长沙最大的内乱创伤。
山哥父母双方都因家庭历史问题，文革开始后政治表现极为谨慎，没有参与任何武斗等过激行为。然而，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家并没有逃脱文革动乱造成的严重伤害。尤其是著名的“火烧湘绣大楼”惨案的冲击波，更是给我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
1967年8月，长沙两大造反组织“工联”和“湘江风雷”为争夺即将组阁的省革命委员会的大权爆发大规模武斗。8月23日晚，市中心五一路上的地标建筑物“湘绣大楼”被燃烧弹击中，大火冲天而起。湘绣大楼很快被烧毁，双方数十人死亡，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此时此刻，我母亲，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正躺在省人民医院的病房等候一个胸腔大手术。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手术如期进行。可是约定来献血给我母亲的那位献血者却因先天晚上“火烧湘绣大楼”血腥武斗吓得临时离城避难。可怜的母亲经历了一个1尺多长刀口的大手术大量失血后，却没有及时补充输血，从此身体再没有得到恢复，以致后来身患多种疾病，英年早逝。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省市当权者和造反派，为了推卸“火烧湘绣大楼”，造成大量伤亡的恶劣罪责，竟然以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大抓替罪羊。当时流亡海外的山哥二伯爷的香港太太正好在长沙探亲访友，竟然被当局迅速逮捕，并以制造“火烧湘绣大楼”血案的国民党敌特的罪名很快处决。此时身体极为虚弱的母亲获悉后极为惊恐，生怕再生株连，只好仓皇离开省城医院，回老家躲避风头。
幼小的山哥至今记得当年父母悲愤的表情。这些造反派太可恶了，明明是他们自己制造了大武斗大血案，却嫁祸我家二伯奶-一位无辜的香港中年华侨女子。湖南当时的两个主要当权者，47军军长黎原和华国锋对这起冤案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年后当我有机会见到二伯爷时，很惊讶他并未为家门不幸有过多抱怨。反倒是我父母一直都对“海外关系”胆战心惊，唯恐再受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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