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神州各地在对外介绍時，无一例外使用这八个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的家乡洞庭東山以物产丰富而著名，“物华天宝”这四字当受之无愧，是否“人杰地灵”，还是先來看看这个山区乡镇的几户望族吧。
东山王氏源于山西太原，南宋时移居东山，世祖为千七将军。至明代中期，因王鏊官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东山王家从此飞黄腾达。王鏊（1449—1524年）明代吴县东山陆巷人。成化间乡试、会试皆第一，成化十一年（1474年）一甲第三探花及第，授编修，正德元年（1506年）升任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但王鏊秉性耿介，遭权臣嫉忌和谗言，渐被冷落，时太监刘瑾跋扈，只得求去归里。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使弘治、正德间文体为之一变。王鏊卒于家乡，追封太子太傅，谥号“文恪”。其墓在今东山梁家山，墓之左右有碑亭，中竖谕祭碑，墓道之前，架有巨石牌坊，柱上镌有对联曰：“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款署门人唐寅撰题。后历代子孙均继承先祖致学精神，以教书育人与献身科学为己任，出了许多有名的学者与教育家。东山王氏在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山东等地名牌大学从教的教授达21人，其中王守武、王守觉兄弟，既是教授，又是我国著名的半导体专家，两人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东山席氏始祖源于唐武威上将军席温。广明元年（880年）避战乱隐居东山，筑宅于翠峰坞。后席氏经千余年的繁衍，裔孙遍布各地，清末民初时，在上海滩上成为颇具名气的“席氏买办世家”。清末上海辟为商埠后不久，东山有名的能人沈二园至上海经商，1860年被上海新沙逊洋行延为首任买办。沈膝下无子，以外甥席素恒入嗣为子，改名沈吉成。沈二园死后，吉成继承其职。吉成离世，又由其子沈志华继任新沙逊洋行买办。沈氏祖孙三代在新沙逊洋行任买办达35年，为其洋行积累了巨额财富，自己亦发了大财。东山席氏自席正甫任汇丰银行买办后，其家族人员也逐步当上了其他外商银行或洋行的买办，成为上海东山席氏金融世家。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外商在沪开设大小银行30余家，其中著名的银行17家，其买办几乎全为东山席氏家族人员掌控。而且在中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大陆银行、中央银行、江苏银行，以及官营、民营的银行中，东山席氏出任经理、副经理、襄理和其他高级职务者甚多。上海中央造币厂、江海关监督等高级职位亦都为席氏家族所任。席季明还曾创办惠丰商业储蓄银行。
席氏金融世家实乃洞庭商帮民国時期的核心部分，中国称得上商帮的商人集团本不多，基本上以省为单位，但依县级以下的乡镇命名的商帮仅只一个，这便是洞庭商帮。明清時期，洞庭商帮就以经营棉花、丝绸闻名吴、楚，与徽商、晋商並驾齐驱。由于洞庭商帮精明能干，上天入地惯于削尖脑袋钻营，得江湖绰号“钻天洞庭”。太平天国的战乱后，洞庭商帮多数逃往上海避难，上海的经济在洋商的推动下畸形发展，洞庭商帮因禍得福，顺势而为急速向近代金融业转型，東山席氏家族企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据不完全统计，洞庭商帮在上海滩至少开设或投资了85家钱庄，在钱庄业可说是一言九鼎。当年上海滩流传一句俗话说：“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指洞庭山），还得忍一忍”，由此足见洞庭商帮势力之盛。
东山严氏先祖名伯成，为浙江宁波人。南宋迁都杭州时，伯成还在襁褓之中，父母相继身亡，幸奶娘尽心喂养，长大成人。伯成发奋苦读，十年寒窗，考得功名，授浙西路平江府（今苏州）判官。任职时，因为数次至太湖东山巡视，见其山灵秀，甚为喜爱。告老离职后，定居东山马家底，为东山严氏先祖。严氏为东山大族，自明至清，名人辈出。由科举入仕者络绎不绝，清代曾出过祖孙三代均中进士之盛。而今，严氏裔孙，亦人才济济遍及国内外。严庆澍（笔名唐人）曾因一部《金陵春梦》闻名中外，一生中出版中长篇小说五十多部。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感到惊奇，洞庭東山—太湖边的一个山区乡镇，怎么会走出如此众多的人才？但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如果我告诉你洞庭東山人里还出过一位中国皇帝你信不信？他就是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严家淦。1975年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严家淦就是洞庭東山人，亦为东山严氏之后裔，严伯成第十八世孙，洞庭東山严家家谱非常严谨完整，一查便知。严家淦少时曾就读于木渎小学（木渎离开東山仅十多公里）。公开的资料是：个人简介：严家淦，字静波，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洞庭東山从来就是江苏吴县归辖下的一个乡镇）。
严家淦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没有政治野心，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蒋介石在他从政的最后岁月，把严家淦一路提拨成副总统、行政院長，並按排在他身后让严家洤继仼了总统。严家淦這位“过渡总统”果然不负重托，在三年后把最高权位顺利转交给蒋家第二代—蒋经国手中，为台湾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腾飞作出不朽功绩。
严家淦就是一个典型的洞庭東山人，人精明、能办事、性忠厚，无野心。严家淦不愿做政坛强人，他也不可能成为政治强人，因为他不握军权，没有私人的班底。说到底，“槍杆子里出政权”，可谓“话糙理不糙”，中外政治皆无例外。我们太湖東山地区什么都有，就是缺乏軍事天才和能征惯战的武将。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烽火岁月中，我们東山也從未出过 有名的战将，无论是正方、反方，包括伪軍队伍里，就是一个也没有。最使我气餒的是当我查看東山烈士名单，竟然看到好几名志愿軍阵亡战士均是六十軍180师的。在共軍辉煌光彩的战史中，如一定要找出几个污点的话，那么志愿军180师的败绩一定就在其中。当然180师的问题主要出在軍、师二级指挥员，事后他们均受到严惩。但我想180师里一定收了太多姑苏藉的战士，如果换上四川、湖湘，或山东籍战士，战况一定会好得多。苏州人就是少武尚文，苏州人吵架到极至，只会蹦出这样一句话：阿要扒奈壹记尼光嗒嗒？翻成普通话：是否要让你嘗嘗挨一个耳光的滋味？试想一支由这些東山和苏州人组成的部队究竟会有多强的战斗力？
说來也是奇怪，远古我们的先祖却完全不是这样的，至少二千年前，在 推翻暴秦、楚汉相爭的风云岁月里，我们吳地的先祖们个个都是无敌的英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曾说：“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可见项梁叔侄在吴发动抗秦斗争是不爭事实。项梁、项羽在吳县生活多年，長年交结当地人士，並为武装斗争的人员和兵器作了充分的准备。起事后，在吴县纠集八千江東子弟兵，这支部队的中低层军官（包括校尉、侯、司马）一律由我吳县人组成。这支八千江東子弟兵就是项羽爭霸天下的本钱，他们跟随这位西楚霸王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无敌於天下。
在关系秦朝命运的战略决战-巨鹿之战中，面对悍将章邯率领的几十万秦軍，项羽亲率江東八千子弟兵渡过漳水 ，旋即“破釜沉舟”，每人只发三天干粮，与秦军决一死战。此时，集结在前线的已有十几支各地援赵部队。各路援军见秦军势大，都固守营寨 ，不敢轻易出战。楚军一到，立即发动猛攻。一场恶战，杀声震天。楚军将士似出山猛虎，“以一当十”，直杀得秦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秦将苏角阵亡，王离被俘，涉间自焚，章邯投降。暴秦再也没有挣扎反扑的本钱，很快走向灭亡。这支起事与我家乡吳县的八千子弟兵是何等的荣耀，由他们原創的两句成语：“破釜沉舟”、“以一当十”将传至永远。
楚王项羽虽然“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总究经不起長达五年之久的楚汉相爭的折磨，最后终于到了“时不利兮骓不逝”的穷途未路。垓下大败后项羽杀出汉兵的包围，带着二十八个人一直往南跑去，到了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我坚信这二十八个勇士一定全是洞庭東山人。恰巧乌江的亭长有一条小船停在岸边。 亭长劝项羽马上渡江，说：“江东虽然小，可还有一千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过了江，还可以在那边称王。” 就在项羽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应对乌江亭长的時候，忽然身后传来了激越悲壮的楚歌，项羽回过身去，但见那二十八位洞庭勇士再次排成整齐的角型阵，唱着他们的軍歌，缓缓地向着数千名圍过來的汉军迎击而上。
洞庭勇士兮血刚阳，誓随楚王兮征四方。
马革裹尸兮埋沙場，魂归洞庭兮佑故乡。
这首軍歌项羽太熟悉了，五年多來，这位统帅和他的士兵不就是一起唱着它在上百次的生死决战中铸造了盖世的辉煌吗？血和歌早已把这位统帅与他的八千江東子弟兵铸合成一体，他们生死相托、宠辱与共。今天，军号又吹响，战刀已举起，勇士们视死如归将发起最后的冲锋，他们的统帅怎能离开？於是项羽有了定见，回头对乌江亭长说：“我在会稽郡起兵后，带了八千子弟渡江。到今天他们没有一个能回去，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江东。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 他把乌骓马送给了亭长，毅然决然地快步回到那二十八个洞庭勇士的身边，跟追上来的汉兵作最后决死的博斗。当太阳将要落山，在斬杀无数汉兵后，二十八个勇士和他们的统帅最后全部倒在了乌江边的黃土上，夕阳下的乌江水面反射出一片血色红光。这个让人心目中跌宕起伏的经典画面在那一刻被定格，让千世万代的中国人永记什么叫绝世的英雄。英雄並非总在胜局中走出，但英雄一定有对信仰的执着、对道义的担当、对承诺的坚守，这种执着、担当和坚守是无条件的，当天意相逆，人力再也无法改变，英雄们会无怨无悔献出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告诉世人，他们的信仰不会改变、道义没有推脱，承诺绝不放弃。楚王项羽和他的江東子弟兵就是悲剧里的英雄，比英雄还要英雄，我为我的先祖们而骄傲。
唐代才子杜牧有詩《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弟子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江東弟子是否多才俊，我不确定，但捲土重來是没有的事，将來也不可能，也毫无必要，江東子弟在二千年前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绝佳的好戏，並已经作了最完美的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