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44年满清入关，成为统治中国的新皇朝，到1911年，经历了漫长的二百六十七年。中国历史好像存在一个咒语，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皇朝统治神州，能够超过三百年。最长的大唐，从公元618年到907年， 延续289年。两汉倒是延续了四百多年，可那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中间还有王莽新朝，后期更是天下三分，皇权空挂；东西汉实际各领风骚二百年。宋朝像两汉，也分两段，不称东西称南北。南北交替时，两个皇上被俘，一半国土沦丧。去掉让人伤心的南宋一百五十年，辉煌的北宋，还不到170年！明朝治国有方，天下太平，四海慑服。可到了第276年时，大灾大乱，义军进城；皇帝上吊，外夷入主；大明王朝也没超出300年大限。最后到了清朝，先盛后衰地拖了近270年，后70年更是灾难重重，内外交困。尽管清廷想用立宪改良来延长自己的统治，但由于无意真正实现宪政，反倒弄巧成拙，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个皇朝离彻底垮台还有多远，没人能明确预告；但人们相信这一天不是远不可及，任何一天都可能是倒数计时的开始。政权维持的长短，取决于是否有天灾，有人祸，有大的突发事件发生。而发生在1911年春夏的四川保路运动，就是把清皇权带入死路的大事件。
什么叫保路？就是保护修建铁路的权益。清政府要引入外资并实现国有化，而民营的大小股东们坚持民办，反对外国涉入，反对政府官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既得利益。
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物等实业公司。因此，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开始兴建民办铁路。在四川，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主要承办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的铁路。由于各地的经济差别，也由于各公司的管理和技术水平的差别，造成各省民办铁路公司的良莠不齐，结果是铁路兴建进程很慢。到了1910年，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极力推动下，清政府决心改变铁路民办这一政策，实行国有化各省的民营铁路公司。再和美英法德日等大国商谈贷款，用大资本高效快速地兴建全国主要干线；同时还允许地方和民营在各度兴建支线铁路。客观地说，清政府推行的这个政策，有助于加速发展中国铁路建设，也利于统筹管理全国交通运输。民国后的建路方针，原则上和这个政策相符。问题出在了国有化出台的时机和政府强行推动的手段。
1911年 (辛亥)5月9日，清政府发出了国有化铁路的“上谕”。这个上谕指出：以往建路，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导致路政的错乱纷歧。这种商办政策的结果在广东是“收股及半，而造路无多”；在四川是“倒帐甚巨，参追无着”；在湖南与湖北，更是“设局多年，徒资坐耗”。如果这种状况旷日持久，民累加深，后果不堪。所以宣布，全国各省集股商办的干线铁路，一律收为国有，而枝路则仍许商民量力酌行。5月20日，和英法德美四国的银行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內粤汉铁路、湖北境內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举债1000万英镑。这就是清政府的“收路”。
过去我们接触的历史书，都说清政府以铁路国有来出卖铁路主权，让帝国主义有机会控制国家命脉。从而导致了爱国士绅、商贾和民众的奋起反抗，发动了反对清政府的卖国的“保路运动”。仔细回首这段历史，问题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先放下。借外资发展民族工业，是二十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振兴经济的通途。从大清过后的民国初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历代中国政府做过同样的事。所以借贷不见得是卖国，关键是借贷的条件。清政府这次是否在出卖主权，看看合同就很清楚。一、清政府向德、法、英、美四国银行借款一千万英镑，年利息为五厘。用于建造1800华里的铁路以及车辆设备，铁路将在3年内完工，贷款则须在40年内还清。二、受贷款方则以两省的百货税收和盐税等合计520万两作为抵押；如能按期偿还，贷款方不得干预各两省税收。三、铁路建造与管理的全部权力归中方所有，并由中方自行选派三名洋人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听命于中方督办大臣。委任、辞退有关人员的最终裁决权，在中国邮传部。四、所用铁轨，必须使用中国汉阳铁工厂自行制造的产品。价格则由邮传部比较欧美产品价格而定。所需从外国购入的重要原材料与产品，须通过招标方式进行，定购材料及支取费用，须由中方督办大臣或总办核准签字。这几条主要项目。基本确保了中方的利益。按经手国有和借贷的邮传大臣盛宣怀说法， “以上各节，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作为名商和对民族工业充满热忱的盛宣怀，指责他出卖民族工业，确实有些冤枉。
这么一个不算坏的借款，和加快国家铁路建设的国有，怎么会导致四川大乱，以致革命爆发呢？根子就在清廷从立宪运动开始后不断失去的民心和信任，也在于它一贯所谓强硬的对民政策。到了1911年，全国基本省舆论大开，而且多数报纸是站在朝廷对立面的。同时，各省代表民意的咨议局的影响和作为越来越大，成为对省政府的监督和牵制。像四川成立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就是四川咨议局的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所以一边是立宪大旗下成立的民咨机构和权益受到侵害的人民，当然，还有大造清廷卖国的舆论；另一边是失信于立宪又不肯通融的强势政府。这个争斗，只能是从流血开始，以暴力结束。
四川人民为什么那么反对国有呢？当初组建“川汉铁路公司”，商家，官员和民间集资一千四百万两股值。后来在经营中，有人拿其中的三百万去投资墨西哥橡胶，结果是血本无归。加之多年亏损，使市值已经远远低于当初的一千四百万两。盛宣怀要国有，按股份的性质，分为七百万保值，照股收购；另外七百万，只承认其中四百万可以收购，其它三百万，就是死股，不值分文。按盛宣怀说法，不能拿百姓的钱，去补你们的欠债大窟窿。而持这三百万死股的股民，正是挣血汗钱想投资发小财的普通民众。而且可收买股的股值，也低于人们的期待值。这么大的触动民生的变动，事先不做统筹规划；遇到阻遏时不考虑更改通融；最后甚至动用军队强行镇压，杀死30多名游行集会的民众。民能不反，国可久安？
整个过程，摄政王考虑的是朝廷不可失去颜面，退步求全，更怕反对浪潮由四川推向全国，所以下令严办。实际操作人盛宣怀是“算盘思维”和不懂得政府对人民应该应该有“涵复之义”（张謇语），锱铢计较，一味孤行。另二位操作者，刽子手赵尔丰、端方，只知道用枪杆子对民众说话，最后自己也死于反叛的枪口之下。而自由的舆论界，一边倒地用爱国升高温度，用为民请命给自己壮胆；咨议局，看到这是最好的宣传自己的机会。最值得同情的是芸芸众生，命运总是操掌在大人物的手里，而自已又不甘心任人摆布。立宪，给中国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但无论是皇朝，社会精英，还是草民，都没有做好接受自由的准备。自由，带来了动乱；动乱，催生了革命。
和平的立宪，终于让位给了武装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