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文革斗争的矛头引向本来无辜的“黑五类”。所谓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从现在的角度看，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原来拥有土地后来被无偿剥夺的农村进步开明人士，勤劳致富的富裕农民，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出来，在抗战中艰苦卓绝的国民政府的官员，为国家富强辛勤经营奔波劳碌的商人和富有现代化意识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知识分子。而所谓红五类其实都是一小撮从小接受一元化极权教育，鄙视人性，鄙视知识，没有基本的家教，没有传统文化，只有相信用欺骗和暴力夺取的权力的新特权阶级。和改革开放时先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一样，都是特权阶级中的野蛮势力。刘少奇认为“反修防修”的重点在基层，他主抓的四清运动以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和被认为变修的基层干部为斗争方向；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出自党内上层，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毛泽东对在四清，五反运动中对平民百姓和学生的无情镇压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红五类在意识到可能失去自己的特权的时候，开始报复社会，对社会精英和进步人士的疯狂的迫害。
八月短短数十天，这些不劳而获，从小饭来张口，长大权来伸手的特权子弟，这些自以为是，不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智，而是通过特权和暴力达到自己卑鄙目的的特权小人们的野蛮残暴本性的暴露出来了，这些丧心病狂的红五类特权子弟，崇尚暴力，崇尚极权，没有基本的人道和人性，对教育自己的老师们和社会中为国家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精英人士进行了法西斯式的迫害。正是因为他们属于特权阶级，所以无视国家的法律，践踏基本的人性，把对社会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嫉妒化为恶毒的仇恨，由于他们出身于没有传统文化，人文教育的野蛮家庭，耳熏目睹都是杀人越货，摧残人性的行为和信念，所以他们文革的初期最开始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文革后他们失去信仰，就蜕变成同样野蛮的愚昧贪婪，强悍的继续利用特权粗暴的把持国家的政权，唱红黑打，继续践踏人性和法律，懦弱的利用特权疯狂的掠夺国家的财产，躲避到国外，在文明社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惶惶不可终日，妄图祈求别人的怜悯和同情。
这时的一幕和后来改革开放后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一样，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一小撮特权阶级子弟以权谋私深恶痛绝，势不两立，时代的先觉者大学生们意识到特权的根本在于极权政治，所以第一次公开的打出了民主自由的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虽然后来没有毛泽东站出来保护学生，但是第一波的暴富的特权子弟在学生的鲜血面前被击败了，收敛了。社会的禁锢打开了。精英人士学会了用小钱控制贪官，而成就大事，很快使社会的大量财富通过贪官打开的渠道流入民间，使得黑暗愚昧的地方政府逐见债台高筑，不得不靠贩卖掠夺的土地为生，黑五类不靠救世者，靠着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红五类虽然大权在握，但是两手空空而不得不铤而走险，使当权者们成为现代社会中受人鄙视的高危行业。
红八月，和后来的反对特权的学生运动，社会的精英用自己的鲜血证明人民确是不可战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