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的变化, 这些人成了传统世家子弟, 从心眼里瞧不起暴发户看不上"新"的官二代, 实际上就是觉得好事我们(文革前的副部级或少将以上后代)得到是天经地义的, 你们算个鸟? 再一想, 这是历史的循回, 前前清遗老遗少斜眼看民初权贵, 解放初上海的资产阶级偷笑南下干部不会用抽水马桶, 不是一样的吗? 随后设想一下, 要不1956年定级时的教授子女们, 也成立个什么"真正的书香门第子女协会"? --转载者
破旧的二八自行车拐入雨儿胡同，在33号蓝色铁门前停下，67岁的陈小鲁跳了下来，推车进院。
院子很大，种有白皮松。自行车靠在院落，车把磨得发亮，车身暗红的铁锈却与周遭相衬——房子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格局，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顺手处可见老年证、公交卡。
他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粟裕大将之婿。
在北京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他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并将全文公布，这构成2013年国庆的一道特殊风景。一个低调、朴素并略显清贫的红二代形象，由此占据报端。
仅隔月余，他的另一面得以呈现。由他担任法人代表的三家企业一度持有安邦保险集团35%的股权，当保监会核准他成为公司董事之时，大手笔接踵而来：12月3日，举牌金地集团持股5%；12月10日，斥136.78亿举牌招商银行持股5%；加上下一步的计划，涉及数百亿资金。
这种分裂的形象在部分民众的记忆中留下些许烙印。但是，跟他的文革道歉引起强大反响不同，财经媒体没有对这个潜行的资本巨鳄尽到披露的本分。
但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标签，红二代的表述过于宽泛，加之这个群体的内部分化剧烈，尤其没有考虑到后天的变化。我创造“赤豪”这个新词，则是试图精准描述其中一部分，他们有思想，情怀未泯，敢于面对公众，具备足够的财务自由，加之红色血统带来的权脉资源，使之在政经格局中可以扮演着特殊角色。或者说，这是公众与顶层之间唯一相对透明的桥梁。
正如陈小鲁提出的“光谱学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合起来才是白光。比之历史，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
与陈小鲁一道，站着这样一个群体，那是一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秦晓、孙丹、任志强、洪晃……职业上的便利，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不仅听得到他们的言行，还能部分读到他们的心理。
一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之内，并非谁都能够拥有一套四合院，即便仅仅只是使用权。在最近这轮政治周期中，核心城区早先完成了一次暴力入驻，原住民要么治罪，要么被逐；继而，在后一轮商业入驻中，新住民在强拆中远迁城区。余下那些如碉堡般坚固的院落，基本就是由老一辈遗孀及红二代占据。
红二代的规模基本固定，并逐年递减，但新晋的官二代却在不断增加，并对前浪形成冲击。当顶层力推官邸制，老去的他们此时才意味到，产权保护是何其重要！
目前唯一公开表示“不应对特权恋恋不舍退让”的洪晃（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之女），也是因与外交部官司败诉后，让出了史家胡同51号院。
在赤豪群体中，并非每个人都有陈小鲁同等待遇。他的少年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他与邓小平、董必武等人的后代为邻。那时的海里很热闹，偶尔叫上一声“毛爷爷好”，还可以与主席同池游泳。
除了父辈的资本，陈小鲁的增量人生始于文化大革命，他曾任八中革委会主任，发起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四中革委会主任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任司令，秦晓（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担任宣传部长。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传单和急电中的“陈小虎”可同时在新疆、云南、广东与黑龙江现身。
“西纠”获得国务院配置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孔丹可以与总理周恩来单线联系。他们试图制止武斗，但管不住。“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这是他自述的底线，也是他道歉的动因。
大多数文革道歉者，都会强调自己没有动手，但对真相与细节语焉不详。
从陈小鲁的履历可以看出，此后数十年他对人生方向的摇摆。1979年从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后，担任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后经副师级转业，历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之后多为社会身份，比如在联办担任研究员，后来是海南省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至自己创办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一个并不有名的“标准系”已经运作20年了。
其他几人，更像是“粉二代”，粉者，浅红也。
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先后调入煤炭、石油部工作。后来，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正是他们的好友，也是最新一位文革道歉者。
六年后，孔秦两人双双放弃从政，孔丹进入成立不久的光大银行，秦晓去了中信集团。秦晓自述“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原因之一是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是经济问题。在金融国企岗位上，两人都快速晋升，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
生于1950年前后，红色家庭出身，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这本是一个群体，相当一部分没有从改革开放中分享到好处。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精英，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正在或即将成为左右中国前途的牵引力量。如果聚焦赤豪这一个群体，在国有企业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个体、做私营企业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时不允许有私营企业。即使独立门户，大多数也是从国有企业进入的。
用任志强的话说，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出现的分岐是，孔丹考虑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与任志强认为是“有家才有国”。
每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的过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赤豪们似乎更加无法回避亲历的文革。
二
“向前走，不后看。”这是新一届班子的既定方向，但赤豪们的想法不同，他们已近暮年。
2013年，红二代成规模跃入公众视野。“陈小鲁宋彬彬道歉”、“秦晓孔丹之争”、“任志强孙丹出书”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记忆的碎片一旦叠加，形成了清晰的历史地层，这一血泪史终于可以被书写或言说。
两年前，《回忆与反思》在香港出版，这个由历史学者米鹤都主持完成的系列丛书，正是当年的文革亲历者口述史。在谈及丛书策划时，发起人在序言中说：“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个人成熟之前跌的一次跟头的话，那么跌跟头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这个跟头对不同的人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会不会再跌跟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萦绕在这一代人心头，既挥之不去又不得不想的一个人生教训。”
这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人，但他们留给外面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的痕迹模糊不清，对自己的反思也少得可怜。发起人认为“不光待在回忆的阶段”，更应该反思“文革十年对中国社会的摧毁作用”。
陈小鲁并未出现在那本书中，当时的犹豫与现在的突破只能由他自己解释。他曾用“头羊效应”来解释群众运动——羊群中，头羊起着导向作用。头羊一走，大家就跟着走。文革中，头羊诉诸武斗，打砸抢烧，其他的人都会恐惧，于是没有人敢说真话，大家都随波逐流。
三
但道歉似乎并不存在“头羊效应”。尽管谁都忘不了这段经历，却未必都会道歉。即使私下说对不起，也未必敢公开说。一些红二代甚至批评陈小鲁“不像话”，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
这正是红二代群体出现的巨大分岐，也是赤豪一词出现的原因。
陈小鲁的退休生活，是由一堆聚会组成的。他说聚会分两种：一种是红色后人的聚会。围绕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有很多活动；还有战役纪念日，许多父亲战友的诞辰或者忌辰。推得掉的，他让大哥陈昊苏参加。另一种聚会，称作“尽社会责任”，比如《财经》年会，讨论政治形势；比如一些反思文革的讨论会，谈谈自己亲历的事。
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当然，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如果观点一致，愿意谈就多谈点，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就少谈一点，总是不能伤了和气。”也有例外，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新的合唱团。
还有，就是秦晓与孙丹的争论，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情谊。
集合红二代的机构很多，比如延安儿女联谊会、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等等，粗略统计上百个。就连薛蛮子也曾试图获得这一标签，但他被真正的红二代圈子排斥。
这些机构一看名字，就能理解大意。赤豪们试图做些与此有别的努力。比如任志强与同僚做金融博物馆，发起政府智库50人论坛，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存在。又比如秦晓做的博源基金会，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实现制度变革。联办的系列平台，不仅赢利可佳，更是罕见的启蒙呼吁渠道。
四
德国电视剧《我们的父辈》（UnsereMuetter，unsereVaeter）自2013年3月公映以来，引起巨大震动，亦是反思二战的佳作。
五个青年人的父辈都是普通人家，不问政治，只想把日子过好，没有大野心，但他们都认同帝国，并且爱国，对战争持支持的态度。他们也都正直，会适时调整自己的态度。这样的父辈，对于他们的历史行为，又该如何评价或审视？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口号：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清算过去）。联邦德国总统威茨泽克表示，“过去在事后是无法改变的，也没办法不让它发生。但是面对过去要是闭上眼睛，那他面对当下也会成了盲人。”
德国战后不讳疾、不护短，一直在进行清算过去、了断过去、战胜过去、克服过去的持久战，对二战时期的各个层面来了个兜底翻。《我们的父辈》是用新的视角反思那次战争，是一部让人睁开眼睛看过去的电视剧，虽有些微瑕疵，但不失为“持久战”的一部分。这是一面可资参考的明镜。
在中国，红二代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他们集体行动、积极发声，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
也就是说，他们即使能够反思自己的文革行动，未必一定面对公众，更不会触及父辈的历史形象。陈小鲁、任志强都曾坦言，他们自身的反思，源于文革后来涉及自己的父母。至于更深处，则点到为止。
任志强这样回应社会的质疑：“有人只知道我有个红色的爸爸，不知道我有个富农的爷爷？文革时，连红色的爸爸也会因富农的爷爷而被批斗！有人以为是革命让爸爸分到了财富成为了受益群体，却不知道他们在重新分配的本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
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并表现出一种“权威型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时间让他们衰老，也让他们分道扬镳，只有少数至少仍在权力中央或聚光灯下。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杨继绳语）
这能否被打破？显然，赤豪们迈出了关键一步，但可以做得更多。这个新词，目前尚为中性偏左，未来是褒是贬，取决于他们这一群体的余生，将采取怎么的言行，最终留下一个怎样的历史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