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四万三千字均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报道，其中涉及薄熙来及其妻子，儿子以及 王立军等多人的诸多故事，绝对值得一看。此为中篇。
哈罗校友
到哈罗公学走一圈，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低调的奢侈”。表面看，这里的建筑都很老，从主路走过来，也并不能马上就看到大片吸引眼球的绿地。可是偶然穿过一条小路，站在半山坡上，却发现眼下赫然是一大片绿草坪，几十块大大小小的球场，不时传出少年们的叫喊声。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哈罗一共有20块板球场、9个高尔夫球场和12个网球场。
当年的薄瓜瓜就是这运动场上活跃的一个少年。有文章形容薄瓜瓜是“同学中公认的英式橄榄球球星”；而薄瓜瓜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哈罗公学期间，他报名参加了英国社会在学生中常年组织的“攻击性淘汰赛”，据说这是在全英所有公立学校开展的一项活动，要进行长达3年的残酷训练和淘汰，包括要过生死关、饥饿关、险情应变等等，由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种兵军官担任教官，一轮一轮地淘汰。薄瓜瓜参加的这一期比赛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8名学生，而他是其中唯一的东方人。
薄瓜瓜在哈罗公学的健康成长，也是薄家人颇为自豪并乐意公开的，否则不会引起一位正在大连闯世界的英国青年人的注意，他，就是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
海伍德曾经告诉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进入哈罗公学读书的，在他死后，媒体把这个说法当成事实报道，但是与薄家关系很密切的G先生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按照G先生提供的信息，海伍德在报上得知薄熙来的儿子在哈罗公学上学后，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他通过资源丰富的英国社会关系，动用他在哈罗公学的旧识，联系上了薄瓜瓜和谷开来——那时候谷开来已经住到伦敦西区的那所公寓里，以便就近照顾儿子。
“皇朝会”(Royal China)是在伦敦市中心贝克街 (Baker Street)上的一家中餐馆。G先生说，2002年的某一天，薄瓜瓜母子在这里与海伍德有了第一次会面。“大连”和“哈罗公学”这两个共同点，把海伍德和薄瓜瓜原本处在遥远世界的两个人牵到了一起。
海伍德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会面会在9年后导致了他的被谋杀。
尼尔·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皮特是股票经纪人，母亲安从事电视直销业，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一位靠特殊关系才得以获得采访海伍德家人机会的英国记者形容，他是“失落的贵族”。中文版维基百科上称海伍德是曾出任过天津总领事的著名汉学家翟理思之子翟兰思(Lancelot Giles) 的后人，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错误。据这位记者同行得到的独家消息，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也就是他母亲安的爷爷叫约翰·巴尔·阿弗莱克(John Barr Affleck)，是1935至1938年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不过海伍德的这位祖先似乎在他的祖国也几乎被淡忘了，用Google搜索了好久，最后才在英文版维基百科“天津租界地”(Concessions in Tianjin)的页面中，在历任总领事名单里，发现了John Barr Affleck的名字。
从1928年出任总领事的翟兰思在1934年任职期间死于天津。那位阿弗莱克应该是去接他的职位的。据海伍德生前向家人形容，他的曾祖父“是女王派来的”，“驻中国最高官员”。他也很以这位祖先为自豪，家里的墙上还挂着这位祖先的画像。约翰·阿弗莱克应该是有爵位的，但是海伍德向家人解释说，因为他不是长子长孙，所以他本人并没有获得象征贵族身份的爵位。
Harrovians (哈罗生)，是专门称呼哈罗公学学生的单词，它包含了7位英国前首相。这样一个单词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阶层的暗示。海伍德从祖父、父亲到他自己都是Harrovians。据称哈罗公学很注重传统，哈罗生吉米解释说：“如果一个家族的很多人都上过这所学校，哈罗会优先考虑他的入学资格。”13岁那年，海伍德也顺利地进入哈罗公学读书。
海伍德当年的舍监大卫·培瑞(David Parry)至今仍保留着海伍德当年的照片。在他的印象中，这个有着蓬松而柔软黑色头发的少年并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他以为进了哈罗将来会成为他的晋身台阶”，所以得过且过。培瑞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缺失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很难表述。”
在初级会考后，培瑞特别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话，可能进不了大学。回忆这位学生，培瑞说，没有付出就不会有回报，“但在这一点上我对尼尔并不确定，因为永远有捷径可走”。
英国电视四台在2012年11月时，专门拍摄了有关海伍德之死的纪录片。为此，两位记者历时一年，采访了很多事件相关者。在伦敦，这位英国同行告诉我，当时他们联络了海伍德在哈罗公学的30位同学，可他们除了记得他喜欢Talking Head乐队、运动不怎么在行之外，再无其他印象。尽管海伍德后来在中国的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靠着他身上的“哈罗”标签，但是他在哈罗公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从未听到过他的消息。”培瑞说。他后来经常参加哈罗学生的婚礼和有意义的生日，“可是他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就这样离开了。这真有一点令人伤心”。
海伍德在高级会考中表现不佳，进入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念国际政治。华威大学“也不算太差”，是除了牛津、剑桥之外的第二级别的大学。在大学里，海伍德也没有给同学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在他的朋友眼里，海伍德是个“有魅力但却难以捉摸的人”。海伍德显然是个不安分的人。从哈罗公学毕业后，他曾开着自命为“骡子”的野营车穿越了大不列颠；从华威大学毕业后，海伍德曾在英国下议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之后，他曾尝试开过一家电视制作公司，还曾通过在游艇上打工的方式，横渡大西洋去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一所做渔网的小公司里勉强做小时工糊口。为了省钱他被迫住在最廉价的旅馆里，整天与醉鬼、瘾君子混在一起。
海伍德生前曾告诉家人，他的姥姥当年跟随曾外祖父也在天津生活过，会说中文。虽然她在海伍德10岁那年去世，但是已经给这个孩子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记忆，遥远的东方因而也成了他一直向往之地。于是，海伍德在22岁那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1993年底，他在这所大学结识了未来的太太王某某。据熟知他们的朋友说，王某某是辽宁本溪人，个子高挑，长相漂亮。3年后，他们一起到了海滨城市大连安家。海伍德在大连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他们在大连生了一儿一女。
做一名靠教英语来谋生的外国人，显然不是海伍德的目标。后来有文件显示，在大连期间，他就创办了多家公司，包括与朋友开了一家“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Heywood & Boddington Associates)，为寻求在大连和中国其他地方投资的外商提供咨询服务。据英国媒体报道，2000年，他在英国注册了“尼尔·海伍德联合公司”(Neil Heywood & Associates)，“主要业务为撰写有关亚洲市场的分析文章，并为《经济学人》杂志撰写文章”。
2000年的某一天，时任英国驻华使馆负责商业的一秘凯瑞·布朗 (Kerry Brown) 接待了一个来自大连的英国人，说是咨询与中国女孩结婚的事情，这引起他的好奇。这个英国人便是海伍德。“他说他当时在大连教英语，那时候很少有英国人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居住，我觉得和我的经历有点像——我以前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地方教过英语；使馆的人通常都比较傲慢，因为这一层背景，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友善一些。”2013年12月21日，已在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教的凯瑞·布朗，借回伦敦过圣诞节之机，在一家咖啡厅里向我忆起13年前的那一幕。在他眼里，海伍德人很随和，“是地道英国人的样子”。
凯瑞·布朗当时的工作划分，正好是负责辽宁以及东北一带的商务活动。“在大连的英国公司并不多，而有港口和机场的一些项目，大连方面想和英国合作。”于是凯瑞·布朗有几次去大连出差的机会。
“因为在大连的英国人不多，所以我去大连就找到了尼尔。我们在大连宾馆见面，他也没给我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他说开了一个语言学校，也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英国 人。”布朗回忆，海伍德穿着很随意的毛衣和牛仔裤，不像当时许多在中国的英国商人那么精明，一心想发财，“他看起来似乎只是在混日子”。布朗的印象中，当时海伍德也只字未提跟薄家有什么关系。
不过这一切显然在2002年他与谷开来母子见面后有了改变。当时薄熙来在国内仕途比较看好，谷开来需要花更多时间留在中国。G先生说，当时海伍德对谷开来提议，他可以代为照顾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时到学校去把他接回家，得到了谷开来的同意。
那位曾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知情者说，后期他在哈罗公学见过海伍德，在毕业的时候，他也曾作为薄瓜瓜的亲友出席一些仪式。“尼尔会不时地帮助处理瓜瓜在求学过程中的琐事，然而薄家并没有花钱雇用他，他也没有义务替薄家跑腿。”作为与薄家关系密切的人，G先生后来特别强调，海伍德与谷氏母子的关系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这个细节——当时谷开来给了海伍德一辆二手的奔驰车，让他可以方便接送瓜瓜，还让他使用谷开来在伦敦西区的那套公寓——这种关系究竟是“密切”还是“有限”，也只能由读者各自判断。
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来离开沈阳，到北京出任商务部部长，谷开来似乎不再耿耿于怀于曾令她“赌气”出走的过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经意气风发的“金牌律师”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代之以公众面前温柔、知性、得体而明事理的部长夫人。
与谷开来曾有数面之缘的Z先生，是台湾政商名流，常年行走于海峡两岸，也是见多识广之士。谈论谷开来，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评价。“她是我在大陆见到的仅有的几个有大家风范、诚恳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位Z先生特别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亚运村某高档酒楼宴请谷开来。在那里，他们偶遇某高级领导人之子。对方已有些醉意，“手里拿了一瓶威士忌里的蓝瓶，算是档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开来，他说：“给你们一瓶！北京现在也只有这家的鲍鱼还能吃吃，这个酒能喝喝！”谷开来皱着眉头看着对方摇晃而去的背影，然后又转过头来略带歉意地说：“我们高干子弟的形象都被这些人给毁了！”不过，随着后来诸多负面新闻的曝光，他显得有些困惑：“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开来和我当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
此时的谷开来需要对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调整。2004年8月，她在回国后用英语给一个朋友发邮件写道：“你可能很难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几个月之后，她写下更为伤感的话：“我真的总在怀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里很自由，并能让我获得进步。”
地域的遥远并没有对这对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响。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节目时说：“我跟妈妈沟通的形式经常是互相写书，她给我写一本书，我给她写一本书。”他说，他“曾在妈妈心情特别困难的时候”给她写了一本书，“在我心情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她也会给我写书”。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这一选择是否与结识了薄家有关，不得而知。
来到北京的海伍德仍旧以做顾问、咨询业为主。在西方一些媒体看来，对中国公司进行调查是一个快速增长又相当赚钱的行业。西方投资者认为中国公司经常虚报盈利，而且隔着千山万水，他们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实情况。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顾问或者调查员帮助他们。所以在其创办的“海伍德与伯丁顿联合公司”网站上， 还有这样一句话：“Know yourself. Know the other party. In a hundred battles，you will never be 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按照英国电视四台的调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当中间商：替英国公司找到能够廉价制造产品的中国工厂，假如搭上线成交的话，他可以赚取15%的佣金。他们评论说：“这样的工作买空卖空，并非靠真才实学或本事，也许因为如此，他喜欢故作神秘，此时遇到他的英国人记得海伍德讲话刻意含糊，喜欢强调他认识共产党高层，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轻易把事情搞定。”
不过至少从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进行得不错。他后来在顺义后沙峪附近买了一个有三层楼的独幢别墅，但这套当时总价为400万元的房子让他背负着每月2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他的两个小孩也进入显赫的英国德威学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 就读。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是4万多英镑(约40万元人民币)——因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经济负担实际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海伍德本人开始作英国贵族打扮，加入英侨商务协会，也参加英国使馆的各种宴会活动。
曾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任一秘的凯瑞·布朗此时已经回到英国从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见到海伍德时，他注意到海伍德行为举止上的一些戏剧性变化。他穿着亚麻西装，翻毛靴子，系着细领带，“他当时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忆：“但是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会表现得精于算计。‘这个家伙不错，他很好，但是时间就是金钱。’”布朗注意到，此时的海伍德已经开始谈到薄熙来，“他声称对薄家很熟悉”。
不过凯瑞·布朗倒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海伍德在中国的身份做了解读：“英国使馆商务处通常比较傲慢，不给英国公司提供什么具体帮助，所以像海伍德这样的咨询公司就可以随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尽管与薄家关系密切的G先生，否认海伍德与其家庭关系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无意的薄家色彩，无疑是为他招徕注意力的一个重要砝码。凯瑞·布朗说，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国读书，“像薄熙来这样把孩子送到英国读书、而且毫不隐讳地公开这一点的人并不多，所以英国对他也很感兴趣，也想借机拉近关系”。凯瑞·布朗仍然对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怀疑。布朗说，他后来也做过咨询公司，“在中国的顾问靠关系为生，许多人声称和大领导有亲密关系，但事实上不是真的。这是一个被一些假象掩饰的世界”。
从哈罗到牛津
伦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个繁忙的大中转站，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车。无需为等待太长时间而焦灼，也不必为座位拥挤而烦躁，你尽可以从容上车，以书或音乐为伴；一小时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车。虽然此时已身处伦敦西北60英里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适，令你感觉不到任何不适或反差。
这种感觉应该也是薄瓜瓜当初从哈罗公学迈进牛津大学的写照——几乎是一路坦途，没有任何障碍。哈罗公学时期的薄瓜瓜留给大家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阳光少年印象。后来任哈罗公学校长的梅尔·姆维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经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对薄瓜瓜评价颇高：“瓜瓜是我们哈罗公校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和其他16个男孩一起进入我们Rendalls House，他是当中最聪明也最认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课都非常棒……可以说瓜瓜让我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好极了，他改变了中国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围的同学也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难忘的学生之一。”
据薄瓜瓜自己介绍，“我的学习笔记还被当作范本在学校印发了”，而他的毕业考试得了11个“A加星”。
在哈罗公学工作过的一位知情者说，很多哈罗生在毕业时会设计一些毕业作品，以作申请大学用。薄瓜瓜当时也写了一本书——《还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后来媒体兴起的一阵“瓜瓜热”中，是这样提及这一段的：“(瓜瓜)17岁时国外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还有不同》，该书主题是反对盲目追赶时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译为中文，正在征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正规的印刷品，“我记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给老师、朋友”，知情者说，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这本书，“排版、设计都体现得与众不同，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创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参加完英国“高考”——“A-level”考试的薄瓜瓜，把下一个求学目标锁定在了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的PPE专业，他后来形容这是“难度最大的考学”。据他自己说，当时一些了解牛津历史的朋友劝阻他“不要自找麻烦”，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胜心。
“在填报大学五个志愿时，我就只报了牛津PPE这一个，没给自己留后路，也算是‘背水一战’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妈妈。后来我才知道，她支持这样报的原因并不是认为我会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预料我会经历一次重大失败，但她相信‘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价值’，你可以陶醉于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体验。”这对母子依然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沟通、交流。
薄瓜瓜所说的PPE，全称“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哲学、政治与经济专业)，是牛津哲学系的一个本科专业，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学创立的。牛津大学关于PPE专业介绍的网页上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这个专业诞生了无数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也有政府首脑、杰出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记者和其他杰出专业人士……缅甸的昂山素季、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在牛津大学都学PPE专业。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撒切尔夫人当年就读的萨默维尔学院(Somerville College)就读PPE专业。他对PPE专业做了一个详尽的解释：“‘二战’之前，牛津有一门课程叫Classics(经典学)，主要是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经典——那时候认为只要读懂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就可以有一种治国之道。‘经典学’专业里面出了很多英国以前的首相。‘二战’后，牛津觉得它已经不符合时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开始设了这个专业。一开始它叫Modern Classics (现代经典学)，然后开始学哲学、政治、经济这三方面。”
“学PPE专业的中国人的确比较少，录取率在牛津的所有专业里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说，“在薄瓜瓜之前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届(2007)是没有中国学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内。2008级有一个中国人，2009级又没有中国人，然后再2010级是我一个。”不过最近几年，申请PPE的中国学生才略微多了点。薄瓜瓜确定不是牛津大学第一个学PPE专业的大陆学生。记者在网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毕业于牛津的这个专业。
朱泽平是2012年进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国学生。“通常中国学生在申请这个专业时心理上有一些畏惧。因为它的阅读量比较大，对语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样，朱泽平也是初中时就到伦敦来读书的，他说，相比于从国内高中申请来的大陆学生，这一点上他们占据了不少语言优势。“像薄瓜瓜这样从哈罗公学毕业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请起来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牛津大学的录取不是由一个中央的录取委员会决定的，而是由每一个学院自己决定的。”袁幼林说。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面试。袁幼林说，其实考试成绩并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标准。“面试的时候还有一个标准是‘我希望在下面三年去教这样一个学生’。打个比方，比如我在面试薄瓜瓜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掌握的知识可能还不足够多，但是觉得他聪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虑薄瓜瓜的背景，觉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别深入地了解这些想法、希望跟这个学生在以后三年里有更多的交流，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专业与英国本土的政治联系的确比较密切。你看像议会里的Front Bench (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专业出身的。”朱泽平说，“如果对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从政愿望的话，可能还是会选这个专业。”朱泽平说，给他们上课的经济老师就经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那些想从政的第一年不许给我扔了经济这门课啊。因为现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经济，看他们把我们的经济搅得一塌糊涂。”
从哈罗到牛津，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儿子的优异表现，应该让丢失了自己符号的谷开来，又在“母亲”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进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国内媒体正式露面，他第一次正面接受媒体采访。
当媒体的光环笼罩在这个志得意满的少年身上时，质疑声也开始渐渐出现：薄瓜瓜求学6年的哈罗公学和要读3年的牛津大学，每年学费都是3万多英镑，这显然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采访时说：“从16岁开始，每年我都是奖学金学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学业，没有给爸爸妈妈增添负担。”网站上一些关于薄瓜瓜的介绍上，写着他是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全日制住校学生”。而薄熙来在2012年面对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时，有点不胜其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
耐人寻味的是，当哈罗公学被英国记者询问奖学金问题时，校方答复称：“我校从不提供全额奖学金。”
“牛津的本科生只有一个奖学金，针对非英国人，是提供给非OECD国家的学生，中国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学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奖学金的。”据袁幼林说，“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只有三个名额，中国唯一获得这笔奖学金的学生是辽宁的数学竞赛第一名获得者。”袁幼林解释说，牛津的奖学金主要给博士生和硕士生提供，偏应用类的比较多。“牛津还有几个中国奖学金之类的，但是主要都是给博士的，他们的限定标准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较多，本科生是没有拿到过的。”
一 位同样毕业于哈罗公学的英国记者说：“学生想获得奖学金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学校提供的，但这更多的是照顾本土学生，薄瓜瓜确认没有申请到这笔钱；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机构，指定某些条件给申请者提供奖学金，条件限制得太多，可能只有一个人申请。英国政府现在也在打击这种行为，因为它很容易滋生腐败。”这位英国记者说，他也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薄瓜瓜，想让他说明奖学金的来源，“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北京迷梦
海伍德在伦敦的家并不好找。按照一位采访过其家人的英国记者给的地址，先是坐了向伦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条地铁线，出来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带。再换公共汽车，又晃荡了几站下来，站定打量四周，发现这里的建筑和谷开来曾置业的伦敦西区有着巨大的落差。各种装扮的移民也明显增多。从公共汽车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时，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条街。
这一条路上都是那种一幢挨着一幢的低层楼房，门脸不大，每家门前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时正值西方传统最重要的圣诞节的前几天，周围的很多房子都灯火通明，门外也有圣诞的装饰，一派迎接节日的喜庆氛围。只有一幢深红色的房子一片沉寂——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国媒体蜂拥而至，找到仍住在这里的海伍德的母亲安，试图让她说些什么，但都被她拒绝。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扰，门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小心有狗！”
按了门铃，又敲了门，没人应。再按，再敲，还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飘起细雨，在门外等了一会儿，家里还是没有灯光。无奈，只好离开。
这里也是海伍德长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与薄瓜瓜认识后，他必然曾经在这里与谷开来在西区的那间豪华公寓之间穿梭往来过。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在谷开来母子这对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并不拥有多少优势，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为此困扰过。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国享受贵族的尊荣时，无论是薄家还是谷家的“红一代”，还正在为赶走异国的侵略者而奋力厮杀。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昔日的荣光已经衰落到只剩下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恢复祖上曾有的荣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心愿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剑点肩(注：授勋的一种仪式)，授他一个爵位。”海伍德设想的“加官晋爵”之路是，先在中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回英国从政，海伍德的家人说。
于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为了荣耀家族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着。海伍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海伍德死后，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寻，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他来。可是很多认识他的人，给出的答应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处在商业社会的灰色地带，他让自己显得是那种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国贸易领事鲍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国大使馆的活动中见到海伍德。当时海伍德以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发放名片。当时海伍德还递给希德另一张名片，显示他的另一身份——“史宾赛·丘吉尔设计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国总代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杭莉叶塔·史宾赛-丘吉尔(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来自著名的丘吉尔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设计师，当时想要把室内装潢的生意扩展到中国。杭莉叶塔后来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尝试合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
海伍德的身份显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贸易领事鲍勃·希德所形容那样，“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现在那些潜在客户面前，而那些客户喜欢像他这样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用上层阶级口吻讲话的人”。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兴中国富商们需要的一张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国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测的背景的人，对那些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抱以热望的英国商界人士来说，也是他们需要借助的一个很好的人选。
曾任驻华使馆一秘的凯瑞·布朗则在其后的两三年间又见过海伍德数次，包括在伦敦，他们也会过面。“他没有公开说和薄家的关系，但是也没有掩饰。”凯瑞·布朗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海伍德，“英国对华贸易体系整体比较保守。英国老牌政治家讲究身份，强调阶层，不想真正了解中国。与美国这些国家相比，他们与中国相处显得保守而落后。而且英国的商业，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伦这次访华，带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业。中国市场无疑又对英国的中小企业有些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海伍德会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诸多猜测的，则是海伍德的另一个身份——英国Hakluyt的顾问。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与英国企业联络的英国军情六处(MI6)退休官员克里斯托弗·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于1995年创办的。海伍德死后，Hakluyt公司只是简短表示，海伍德并非Hakluyt员工，只是一名顾问，“很多大公司在中国都会聘请顾问”。“海伍德在中国从事商业咨询业务已经很久了，我们只是他提供服务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们对他的死感到非常难过。”
可是这样的简短声明并不能平息外界关于海伍德是英国军情六处“特工”的传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他为自己买的一辆二手捷豹车专门申请了一个含有“007”的车牌；据说手机号码也有“007”。不过几位参与调查过此事的英国记者对此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哪有一个特工会傻到把‘007’ 印到自己的脑门上？”一位记者反问。在他看来，这反倒是海伍德喜欢夸大自己地位的一个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则这样谨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个特工，但是海伍德对外一直声称他和薄家很熟，而当时薄熙来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似乎还很多，所以英国方面找他打听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海伍德合作过的中国同事并不是很喜欢他。”一位知情者说，“他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钱，但派头上像个贵族，显得傲气十足，又显得十分神秘，从来不说自己做什么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顿·马丁的非董事顾问——一位知情者说，后来有媒体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实际上是北京的老板借给他开的。这位老板对海伍德评价很正面，认为他“温文尔雅”，“聪明、正直、有素质”，“不是以利益为重的人”。
不过，有一个评价是共同的：海伍德很爱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电话，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采访过海伍德妻子的记者回忆，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欢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没有商业头脑”。
争议牛津
建于1263年的贝里奥学院(Balliol College)， 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于牛津市中心。去牛津采访的时候，正好看到贝里奥学院为了招生打出的条幅。“因为薄瓜瓜，这个学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读书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调侃说。他又半认真地说：“以前，我们知道在牛津比较有名的中国人都是非常老的，钱锺书、杨宪益……年轻一代，现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贝里奥学院的创办人约翰·贝里奥是亨利三世时期的贵族，后娶了一位苏格兰公主为妻，而他的儿子也曾是苏格兰国王。他在杜伦主教的协助下，于大约1263年决定捐款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它是牛津最早创立的几所学院之一。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贝里奥的学生“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与赫胥黎、亚当·斯密一个学院的薄瓜瓜，如果拥有这种优越感，也实在可以理解。在采访时称他就读的贝里奥学院为“创史学院”，这个名称似乎在牛津并不通用。 “我猜想这样称呼是因为贝里奥自称为最老的学院之一，但是这样说的话很多牛津人会不服气的。”留学生刘一帆说。“通常认为牛津最老的学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曾就读过的墨顿学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雪莱的一个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里面，克林顿的女儿也在这个学院读过书。”
很难形容牛津哪个学院是“最好的”。“就像贝里奥隔壁的St John‘s学院，它是牛津最有钱的学院；那Merton传统上学术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学的确是个令人时时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贝里奥学院一墙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顿曾读过的三一学院。不过据说两个学院有“世仇”，“它们两个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竞争啊，小争吵”。网上有一张薄瓜瓜和同学们作势撒尿，就是在三一学院的大门口拍的，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薄瓜瓜曾用“刺激”来形容牛津生活，“特别是PPE的本科，公认是攻坚战……光读那么多经典原著，时间就紧绷绷的。经常为了突击学习没时间睡觉……但我享受每次考试之后的那种痛快感；脑迅速膨胀之后的收获让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谈论薄瓜瓜时，都会不约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这个词，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薄瓜瓜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评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和外界交往，“他们建立了一个像X-man一样的，和这里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
与传统的中国留学生不同，薄瓜瓜擅长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国人为主。有的媒体从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k记录下他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据报道，薄瓜瓜2008年曾发起过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动，募款超过1.5万英镑，不过他组织的影响最大的活动是通过另一个社团——欧洲委员会(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为“丝绸之路”的晚会请到了成龙，还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学生参加。英国媒体后来说，那次活动是由一家汽车厂赞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国留学生圈里热议不止的一个话题，是薄瓜瓜当年参加“牛津联合会”(Oxford Union)的竞选。“牛津联合会”其实是一个独立于牛津大学的组织，“但它特别有名，有的人甚至认为它跟牛津一样有名”。牛津博士生刘一帆解释，“英国真正的公共辩论，是从它开始的。历史上在联合会待过的人，很多后来成为知名政客”。
他说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有很多活跃分子也喜欢加入Oxford Union的辩论，有的甚至以前做过联合会的主席。“他们有的后来去本国从事政治活动，不少人被暗杀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学生去竞选联合会的主席，明明没有选上，结果下来后很多人都说congratulations(恭喜)。”刘一帆笑着说。
因为牛津联合会名气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里面。“他们有能力请来非常厉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顿、迈克尔·杰克逊，最近的嘉宾就是阿富汗的卡尔扎伊。”因为牛津联合会的名气实在够大，这些名人也会把来这里视为一种荣誉。刘一帆说，联合会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韩国学生，而他就请来了去年全球最红火的鸟叔。
“从大陆学生的传统看，我们确实很难进到这里面，一个是语言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从小就不习惯辩论，也不会辩论。”刘一帆说。
当年的薄瓜瓜试图挑战这一格局。他参加了Union Librarian职位的竞选，据说这个职位相当于副主席。“在公认‘中国热’的当今，‘牛联’的大喇叭却很少有中国的动静……加入会员的中国人却寥寥无几，好像与我们无关似 的。我觉得‘牛联’这么有影响力，应有中国的话语权，能发出中国的声音。所以在竞选布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后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国人’三个字。”
只有联合会的会员才有资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会员，但很多华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后来在一个节目里有些无奈地说。而《牛津学生报》后来的报道说，薄瓜瓜总是在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雨伞这样的小东西，到Union的终身会员资格(根据其官网最新显示是218英镑/人)。薄瓜瓜的一位朋友向《每日电讯报》回忆，投票当天有好些中国学生赶来为瓜瓜投票，但未获允许，因为他们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试着争辩，但最后不了了之”。
据说薄瓜瓜最后以4票之差败给了一个英国人。“只可惜投票的几千名会员里没有几个中国人，开始我觉得挺孤独，但不管怎么样，最后证明了中国人不但能大大方方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而且在而后的辩论中，中国的声音也有机会博得响亮的掌声。”
“他当年应该没有参加过辩论。他竞选的也是一个比较偏社会活动而不是那种学术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了解内情的留学生说。与薄瓜瓜同时期的，真正获得一致认可的“名门之后”，是新加坡星狮集团主席李显扬的长子，也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他是公认的辩论高手”，“据说也是那一届PPE专业的第一名”。
在牛津读书期间，薄瓜瓜还是“牛津大学保守派联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员。OCA成立于1924年，是英国保守党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忆，薄瓜瓜当时从“至少有500英镑现金”的钱包里掏出50英镑的现金交了会员费。“很奇怪一位共产党官员的儿子会加入保守派联盟。”他说。
学业之谜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薄瓜瓜被形容为一位派对男孩——不事学业，热衷社交，花钱如流水。网上流传着他在牛津参加各种聚会的“纨绔”照，在他入学的第一周，他就买了许多香槟，在宿舍里搞了一个大派对等等。他的一个朋友形容他是一个花钱大方、不断给人买酒的人。不过，也有人认为是公众将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为过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进了大学后，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纵一下，我们不应该对他过分苛责。”一位知情者说。“牛津本来就是一个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种派对、各种舞会，在上面跟一个女生搂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觉得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后来不在国内那么大肆宣传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被放大。”一位留学生说。
如果没有2009年的毕业风波和他后来在国内的宣传热，薄瓜瓜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这一年，传出他因为成绩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学开除。薄瓜瓜在牛津时期的学业，后来也成了沸沸扬扬的一个热点。
PPE专业学期为3年。“PPE有两次真正的正式考试，一次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一次是在‘大三’结束的时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个学期外，每一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都有一次考试，是考上一个学期学过的。如果你连续把那个考挂(未通过) 的话，老师就会让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后再来考试。‘大一’学年结束的时候那场考试，我们叫预考，如果考挂了，那假期结束之后你还有一次重考的机会；你还是挂了的话，学院有两个选择：一是把你踢掉(开除)；二是给你一个空档年(休学)。”学PPE专业的朱泽平介绍说。
所谓空档年，是指学生可以休学一年，出游或者参加别的社会活动，这在欧洲学生中很常见。薄瓜瓜后来告诉媒体，他没有被开除，是想用英国学制中的“空档年”推迟一年毕业。不过有媒体当时又“追杀”到贝里奥学院采访，校方的回复是“他被要求休学一年”。这就显得微妙起来。“如果学校要求空档年，实际上是让学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绩的问题，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愤，特别不道德的事，老师都不会管你的。实际上文科要考得特别好很难，因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挂也挺难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么都不看，才能考挂。”朱泽平说。
因为被要求离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学校的设施，据英媒报道，他随后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兰道夫(Ran 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币最低1400元左右。据说在这里，他还开了几次派对。当时薄瓜瓜在牛津期间，约会的是一名叫Lale Can的土耳其学生。他们一起组织了一个舞会，DJ Tim Westwood 表演，薄瓜瓜还安排了成龙来做了场演讲。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一位牛津博士认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没有什么派头的。”牛津大学附近的一家高级中华餐饮店老板回忆起当时曾前来用餐的薄瓜瓜称：“他态度很傲慢。”薄瓜瓜与朋友一起举办派对，令该店员工将饭菜送去距离很远的聚会场所。这位老板说：“中国高干子弟点餐时从不说预算，对价格毫无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钱都付得起的样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师也通过路透社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位教师认为，薄是一个富有进取心、尖锐和擅长辩论的人，有那种在上课之余还能找到大量时间享乐的天分。 一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有类似的看法：“从我与他打交道的经历看，如果不管那些传闻，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私立学校出品的学生：聪明、强大，自信。”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有一天，三名西装革履的中国外交官来牛津拜访贝里奥学院的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他们说：“这件事情很让人难堪，因为中国很重视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试不通过，这会让他父亲和祖父都难堪。这位老师回答说：(既然考试不过让他觉得尴尬)那么他们就应该让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牛津大学采访期间，本刊记者也联系了贝里奥学院的前任院长安德鲁·格拉汉姆博士。也许意识到曾经的这位学生在中国引起的关注，之前甚少面对媒体的格拉汉姆博士很快回了邮件，他说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国。但是他用邮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几个问题。
1.他并没有被退学，而是被要求离宿一年。该决定通过正常学生学业监督程序做出的。休学期毕，瓜瓜如约返校并参加了毕业考试。这些毕业考试为大学考试，不是贝里奥学院考试。他在哲学、政治、经济这门科目获得了2：1。
2.我们提供了毕业证书以证明他拿到2：1。
3.以贝里奥学院院长的角度来看，瓜瓜虽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是他对学业的不够重视导致我们最后决定让其休学一年。返校参加毕业考试时，他取得的成绩是可信的。
(He was not expelled. He was， however， required to be out of residence for one year. We reached this decision following our normal processes in which we monitor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all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absence，he returned as expected and took his Final Examinations. In these exams， which are University-wide exams， not Balliol College exams， he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Economics。
We provided the normal letter certify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Degree。
Seen from my perspective as Master of Balliol at the time， it became clear that，while he was a clever young man， he did not settle well into his academic work and this is what led to our eventual decision that he should be away for a year. On his return，he achieved a very creditable result in the final exams。)
对于《每日电讯报》所说的被中国外交官造访一事，贝里奥的前院长是这样回应的：“的确曾有一篇报道暗指中国驻英国大使曾来找过我。但此事绝不真实；无论是中国驻英大使还是其他使馆人员，从未有相关人员前来拜访我，或尝试来拜访我，更没有对我施加压力。虽然的确有使馆人员会见过薄瓜瓜的导师，但我并未发现有任何压力施加于导师(我相信如若有的话，作为那次决定薄瓜瓜去留的会议主持，我还是会知道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压力，我方决定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牛津留学生刘一帆解释，英国成绩分为四等：first，2：1，2：2和third。2：1，是仅次于一等成绩的第二高成绩，“牛津因为优秀学生比较多，所以前二级给的比例也比较高”。英国媒体说，薄瓜瓜后来在没有老师教导的情况下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惊讶”。但是他的导师还是不为所动，拒绝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荐信，只提供了“就学证明”。
2009年5月，陷于学业麻烦的薄瓜瓜却因为获得“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大本钟奖”而在国内大红。主办方的解释是，薄瓜瓜因为“将中华文化和中国声音带入世界最高学 府”。这次评选的主要负责人李俊辰的头衔是“英国华人青年联会主席”。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一再强调，在评选前并不认识薄瓜瓜。“我和薄瓜瓜只在颁奖典礼上见过一面，之前没听说过他，之后没有联系过他。”因为这个“大本钟”奖只颁了一年，网上也有传说，这个奖是专门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对此也矢口否认。
之前“大本钟”奖组织方也曾联系过在英国的另外一名华人。其家人说：“我当时还给他们建议，用‘钟’这个名字不好，中国人很忌讳。他们没有采纳。而且我跟组织者联系过一段，感觉不太对，后来就不参与了。”而另外一名在伦敦留学的中国学生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奖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后来瓜瓜那么当回事地在国内宣传，觉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学的这一年，薄瓜瓜在国内颇为活跃了一段时间。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学生的身份，戴着“首届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当时的报道说，北大以“相当不低的规格”迎接了这位“杰出青年”。后来有人注意到，在距离正式开场两个小时之前，有8人分成两列站在阳光大厅的正门口，“白衬衫，黑裤，黑皮鞋，留着短发，戴着耳麦，面无表情”，“穿着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衬托，足足矮了半头”。后来有人透露，这几个“白衬衫”是组织方花钱外雇的专业保安人员。至于花费，则是由一家民营企业慷慨买单，“打了折的”。薄瓜瓜当天穿着一件中式立领白衬衫出席，有媒体描述，“他的肤色是健康的古铜色，据说前一天才从古巴回来”。
这一年，薄熙来在重庆拉开了轰轰烈烈“唱红打黑”行动序幕。重庆市门户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薄瓜瓜现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评论文章，将薄瓜瓜的求学经历上升到“制造中国声音”的高度。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援引了“英国BBC特邀评论员”尼尔·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对薄瓜瓜的评价，称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国小大使”，还赞扬薄瓜瓜的英文水平已经超过了他的英国同学。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庆新闻里，薄熙来当天出席了一个名为“接见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代表”的活动。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边，而重庆市的其他领导则分坐在主席台的两侧。
2010年，薄瓜瓜还有一次颇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与同为高官后代的前女友一起游西藏。照片的出处来自他本人的社交网站相册。镜头中的薄瓜瓜如寻常驴友一样与藏民合照、在玛尼堆前留影……然而从另一个视角的照片可以看出，这次旅行出动了不少安保人员随行保驾护航。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