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来到哈尔滨的人，都要到这个城市最负盛名的中央大街上走一走，否则就好似没有到过哈尔滨一般。
也许有人留意到，与中央大街交汇的一条小街上，有一个小小的西餐厅，也兼作咖啡馆，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外国名字—露西亚。它座落在一座有百年历史的俄式建筑里，这个建筑的主体在中央大街上，而西餐厅开门在侧翼。
拉开露西亚对扇的墨绿色木门，高高的举架下几张小桌，铺着淡雅的花格桌布，还有花灯、大气的窗和欧式的窗帘。倚在墙角的是一架立式老钢琴，散发着久远的年代气息，一旁的小柜子里摆着几台小巧而精致的老相机，和几样欧式的小玩意。在简单的小装饰之外，最惹眼的是墙上悬挂的一位优雅的俄罗斯女士单人或与家人们合影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这位优雅的女士，就是这所房子曾经的主人尼娜，全名叫作达维坚果·尼娜·阿法纳西耶夫娜。
三岁时，尼娜随父母来到哈尔滨。尼娜曾在道里秋林公司做过会计，也曾在哈工大图书馆做过俄文图书管理员，她不会说汉语，是一位像普通中国人一样正常生活、可始终保持着俄罗斯传统的俄侨。
尼娜于2001年9月去世，她一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活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从生，到走，竟是九十一年。
房子的新主人保留着她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从这些老物件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当年尼娜优雅而和谐的生活。这所房子和里面旧式的装修、物件告诉人们，哈尔滨这座充满欧洲风味的城市是怎样出现的，曾经生活过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些人在这座城市里曾经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象尼娜一样——在哈尔滨生活的俄罗斯人曾经很多，在最高峰的1922年曾经达到15.5万人。
他们都是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而来到哈尔滨这个遥远的地方的。
哈尔滨原本只是松花江边上的一个小渔村，也有人叫它晒网场，这是在1898年以前。189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在东北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走向。
这一年，由俄国人投资的中东铁路在中国东北境内开始修建了，这条铁路以满洲里和绥芬河为两个端点，以现在的哈尔滨为中心枢钮，一条支线则从哈尔滨通到大连。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从此，西方文化沿着中东铁路源源不断流入东北，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干线与南部支线的交汇点和铁路附属地，开始全面向现代化转型，并迅速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尼娜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中国。尼娜的出生地横道河子现在是一个小镇，距哈尔滨二百公里左右，曾是中东铁路的一个枢纽站，至今仍保留着中东铁路时的站台、机车库和站外的俄式、日式建筑。
通过中东铁路，大批的俄国人和其他国家的移民相继进入哈尔滨。从1907到1943年，先后有二十几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了领事馆，有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资本家到哈尔滨经商办企业。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包括欧洲所有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阿富汗等国的几十万人涌进哈尔滨。
在今天看来，他们是异乡客，而对当年的他们来说，他们是城市的主人。他们和其他的外侨一起建立了哈尔滨这座城市。在1922年之前的许多年里，哈尔滨外国侨民人口数量超过总人口的二分之一。
从这一点上来说，当年的哈尔滨当然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并且是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
中东铁路的修建引来大批外国人的同时，也引来了大批的中国外乡人，另外还有闯关东来的一批关里人（指老家在长城以南的那些地方逃荒而来的人）。直到今天，打听一下我身边的任何一个朋友，你的老家是哪里，大多说出来的都是河北、山东，或河南，在现在的哈尔滨，追溯到上两代，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本地人。
所以说，哈尔滨是一个移民城市，这决定了这个城市的移民文化特性。
俄侨文化、犹太文化等外来文化与关内移民的中原文化相结合，使得哈尔滨人的性格里既有做人做事的勤恳朴实特征，又有内心世界的优雅浪漫情怀。
在这其中，对哈尔滨人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在哈人口最多的俄国人（民间称其为老毛子）。他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包括他们的语言都在哈尔滨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当年的哈尔滨人来说，他们就是最熟悉的、最普通的街坊邻居。
夏夜的松花江畔，时时流淌着手风琴和小提琴的合鸣，人们随着琴声翩然起舞、和着琴声和舞步引吭高歌的，常是遛弯路过此处的俄罗斯的马达姆（音译，女士、夫人之意），她们也许不会中文，但曲调是她们再熟悉不过的。拉琴的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长者，拉的是他们年轻时的曲子，比如《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的经典歌曲。
母亲有一位最要好的从小到现在一直交往的女同学，就是二毛子（中俄混血）。一辈子做船员的姥爷在世时也会说简单的俄语，我们常说的布拉吉（连衣裙）、为的罗（一种上粗下窄的水桶）、苏伯汤（红菜汤）也都是从俄语音译而来。
此外，哈尔滨驰名全国的大列巴、红肠、格瓦斯就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风味，现在已经热卖到南方市场的哈尔滨秋林公司出品的“格瓦斯”饮料，曾经就是汽水的代名词。“秋林公司”的前身，是由俄国人秋林于1900年成立的“秋林洋行”。
而这些并不像某些伪民俗的旅游区仅在景点里才出售的东西，它们是哈尔滨人的日常饮食，融入了哈尔滨人的生活。
曾经应邀与一个摄影班的同学们做交流，其间聊到令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
无论自研习摄影之后自己摄了多少张照片，无论网上书上学习了大师们的多少图片，但若有人正式地问我，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张照片？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江畔餐厅前面拍的那张。
那是一张方底片的120相机拍摄洗印的黑白小照片。
当时正是七十年代的初期，一两岁的我，穿着小小的革命装，戴着小小的革命帽，手垂下来，腿微屈，刚好拄到餐厅前花圃的低矮的木栅栏上，背后是大大的砖木的洋式餐厅。
照片是怎么拍的已经全然不记得了，毕竟那时太小，但以后多次看过这张照片，记住了自己小时候可爱的样子和后面那个“大大”的洋餐厅。
这个“大大”的洋餐厅其实并不大，只不过和一两岁的孩子小小的身躯比起来当然是宏伟壮观的。
洋餐厅至今还在，一座独层建筑，是江畔的重要一景，从有我这张照片至今未曾有过改变。也许在我的照片摄下之前几十年也未变过，至少从我查到的历史照片中看是这样。
也看过其他朋友家里的老照片，也曾在旧市上收过一些老照片，在这些哈尔滨人的老照片里发现，江畔餐厅不仅仅我一个人的记忆，而是哈尔滨整整一个代人的记忆。
近几年来，当我开始关注我所生活的城市的历史、关注承载了城市历史的老建筑时才了解到，保存在一代人记忆中的江畔餐厅建成于1937年，是由日本建筑师大谷周造设计的俄罗斯式风格的建筑。
日本人设计俄式建筑，听起来似乎很稀奇，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在始建之初的哈尔滨，不仅有日本人建造的俄式建筑，还有俄罗斯建筑师设计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比如哈尔滨最有名的省重点高中三中（现哈尔滨第三中学），就是是由俄罗斯建筑师斯维利多夫设计的。
“混搭”既是建筑师高水平的体现，也是城市文化融合的表现。
各国侨民的不同文化，使得哈尔滨的建筑风格也相应地呈现出多元化。既有传统的俄罗斯建筑、犹太建筑、日本近代建筑、中国传统建筑，又有前卫的新艺术运动建筑、折衷主义建筑。
在中央大街步行街，就矗立着数十座造型别致、匠心独具的巴洛克、新艺术运动、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这条街是哈尔滨最洋气、最大气的街道。你或许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去过维也纳、罗马、希腊、巴黎，但只要你在中央大街走一走，就尽可以完全领略这些城市的建筑风采。
在建筑学家眼里，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是“一本浓缩的西方建筑史教科书”、“一部凝固的交响乐华丽乐章”、“一个精雕细琢的艺术长廊”。
哈尔滨是一座大气的城市，有着与生俱来的包容情怀。
20世纪初，哈尔滨容留了众多为躲避沙俄暴政而逃亡来哈的俄国侨民，和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来哈的犹太人。
侨民是哈尔滨的“民”，哈尔滨是侨民的“家”，对于在哈生活过的侨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说，哈尔滨更是他们的“根”。
2004年，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后为总理的奥尔默特首次访华。除北京外，哈尔滨是奥尔默特此次中国之行的唯一外地城市。奥尔默特不止一次地回忆，“我父亲在87岁高龄去世时，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都是哈尔滨当地话。”“我父亲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牵挂着他的第二故乡——哈尔滨。”
犹太公墓，自1903年下葬第一位哈尔滨犹太人开始，共有数千人长眠在这座中国东北城市。迄今，哈尔滨仍完整保存着588座犹太人墓葬。
奥尔默特的祖父约瑟夫·奥尔默特正是其中之一。1918年，约瑟夫夫妇带着儿子莫尔杰哈伊从俄国迁居中国。此后，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哈尔滨度过，直至1941年5月14日逝世。
奥尔默特的祖父母去世后，就安葬在哈尔滨近郊的这片“皇山墓地”，也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犹太人公墓。
20世纪30年代，奥尔默特的父亲回到以色列，与一个在哈尔滨相识，后在以色列再度相遇的犹太姑娘相恋结婚，她就是奥尔默特的母亲。奥尔默特说儿童时代，他经常听父母提起哈尔滨。在家中，奥尔默特的父母常用汉语交谈。奥尔默特父亲去世时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汉语。奥尔默特说虽然他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父亲将自己最后的感情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哈尔滨。
奥尔默特说：“我是半个哈尔滨人！”
资料记载，哈尔滨犹太人最多时出现在1920年，高达两万人。
今天的哈尔滨，声名在外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宾馆门口常年热销的马迭尔冰棍、冰棍店对面永远有人在排队等候购买的华梅西面包，早已成为哈尔滨最具异国情调的景色，而这百年传承的背后无一不有着犹太人的身影。
前段时间，与一位朋友去其当年的学校怀旧，就在哈尔滨的城郊，我猛然想起并提及几年前曾在此遍寻犹太人公墓不得，其中朋友的一位同学马上接话说：“你要找的是毛子坟吧？就在现在的皇山公墓里，是我们小时候常去瞎玩的地方”。
几日后，一次去公墓参加葬礼时，特地到公墓里单独辟出的“毛子坟”转了转，“毛子坟”共分为东正教教友墓、俄侨墓和犹太人公墓几部分，公墓总占地面积很大，其它的墓地都可以随意瞻仰，唯独“毛子坟”专门有保安守护，欲观瞻需到专门管理处登记方可。
对于哈尔滨来说，城市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消散，始于外侨的离开。
以犹太人为例，1932年日本占领哈尔滨，犹太人受到排挤时至以色列建国，部分在哈尔滨的犹太人陆续迁往以色列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到1953年末，哈尔滨的犹太人总数为450人，1959年又减为130人。
到“文革”前，哈尔滨犹太人随着人口急剧减少而进入尾声，曾经盛况一时的社区活动销声匿迹。1985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最后一个犹太人阿哥列在养老院辞世。由此，“哈尔滨犹太人”仅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概念留在了哈尔滨的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俄侨也在消失。
2000年7月27日，一位7岁时来到哈尔滨，在哈尔滨生活了81年的老俄侨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姆亚托夫（昵称米沙），在他居住的3平米的小屋内去世了。
半年过后，无国籍俄侨尤西科娃在东正教圣诞节前夜安详地合上了眼睛。此后，在哈的老俄侨只余下3人，其中一位便是尼娜。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我们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占外侨人数最多的苏俄侨民陆续离开，尼娜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在哈尔滨生活的俄侨。
2006年9月22日，在哈尔滨的最后一位老俄侨叶伏罗西尼娅·安德烈耶夫娜·尼基伏洛娃离开人世，享年96岁，她的遗体安葬在哈尔滨皇山公墓俄侨墓地。至此，哈尔滨俄侨的历史宣告结束。
与不可避免的侨民的离去一同出现的，还有哈尔滨优雅的不断消失。
今天到哈尔滨旅游的人有两个必去之处，一个是索菲亚教堂、一个是中央大街。它们是哈尔滨历史、建筑和风情的代表。
索菲亚教堂现在已经不再行使一个教堂的功用，这座远东最大的东正教堂已经成为哈尔滨的建筑艺术博物馆，内部有哈尔滨一些有识之士提供的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展现哈尔滨百年历史，带你步入百年老街、老屋，在老照片中体味城市的历史文脉，风土人情和各式特色建筑的旧日风景。
作家阿城说：“一座没有钟声的城市，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
在索菲亚教堂的钟楼上，有一口钟是从哈尔滨曾经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教堂——圣·尼古拉大教堂（建成于1900年，哈尔滨的老人都叫它“喇嘛台”）拆除后移过来的。
曾经，我又不得不用“曾经”这两个字，因为它确实存在于“曾经”，而不是当今。
当初，随着圣·尼古拉教堂的钟声响起，大大小小几十座教堂的钟声也随着响遍全城，钟声涤荡着信徒们的心灵，他们随着钟声忏悔、祈祷，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
可惜在1966年文革初始，这座教堂即被红卫兵小将们拆除。据说拆除时小将们费了好大的劲，因为太结实了，一个钉子都没有，全是卯榫联结的。而现在悬挂在索菲亚教堂的大钟是在建尼古拉大教堂时从莫斯科运来的，教堂拆除后被一工厂拉去做了上下班的报时钟，后来索菲亚教堂修复后大钟才被从工厂抢救出来又悬挂在了它应在的位置上，不过已不是原来的家。
某日与朋友掰着手指细数，往日的54座教堂到今天仅余下不足10家。
甚至一些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也难逃脱，如为纪念苏联对日本帝国战争胜利而修建的苏联红军纪念塔，如萧军解救出萧红的东兴顺旅馆，如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召开的原址道里西十三道街48号等。
“当城市的历史就这样一座一座消失时，我们只有在照片中寻找回忆。”当看到又一座老建筑被扒得面目全非时，我写下了这句话。
历史若失去了，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或许只余下失落的优雅。
现在，我们已听不到回荡在城市上空高高低低、叮叮咚咚、起伏蔓延的钟声，却依旧有鸽子绕着教堂的穹顶飞翔，它们也许在怀恋旧日的时光。
俄国诗人叶琳娜·涅捷尔斯卡娅的这首诗，或许最适合现在我心目里的哈尔滨：
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From《中国周刊》10月刊 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