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问题：一场掩盖了四十多年的悲剧
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
从 1990年出版的《通渭县志》第146—147页上记载的“通渭县历年人口状况”中得知，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 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口的28.1%。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 276742人（即1958年的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而 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 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事过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才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个报告称：“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 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 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65]347号：《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夹边沟：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
夹 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 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 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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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良的大跃进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 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 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 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４６）（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４７）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跃进人祸。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 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 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 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 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 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 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 （４８）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供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 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中供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 （４９）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 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 血债”。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将军回答说：“我要 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一九六○年一、二月间，全国各地饿死的农民以成百成千万计，甘肃和四川都饿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人民日报》上宣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大跃进。”
张 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 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 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时中央开会，知道甘肃饿死群众真相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对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共产风一下子就把甘萧推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个灾难大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当时晚间省会兰州火车站外黑漆漆的，走路得小心，弄不好会踩著倒在那儿起不来的人。
一九八七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徵文，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获得一等奖。该文披露，一九六○年前后仅定西地区（陇中一带）便「饿死近百万居民」。对这件事，麦文一语带过，未谈细节。
另一作家沙青在其一九八入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也写了当时定西地区的饥馑。他未谈死人总数，却对细节作了实录，正好可以用来对麦文作补充。
据沙青调查所得，同安微一样，甘肃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十一月，即「全国跃进浪潮日高夜涨」的时候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 连比黄连还苦的柳树皮也都剥了吃光了（河北太行山区还只是吃柳叶而已），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馀一口气的人割了、煮了、吃掉。有的人甚 至将外面逃到村子里的人杀了吃掉。更有人将自己尚活著的孩子杀了吃掉了。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 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著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 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是沙青亲闻的许多真实故事中的一个。
中共甘肃省委的机关报 《甘肃日报》的记者张尚质是通渭县人。那时，他回了一次家。「他看到了什么？路边、田里，到处都是死人、尸首，遍地白骨无人收。他跑进自己的村子，村子惨 不忍睹。他跑进家门，家中已气绝三人。」通渭县饿死加外跑的在十万以上。一九七二年新任省委书记宋平视察通渭时曾痛心地说：「那么多人饿死了。有的人跑到 新疆去。老百姓吃的苦太多啊！」（注５：《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二十二页。）所以，说通渭饿死四、五万人大约不会过头。
也许 人们会问，当政的××党此刻在做什么？难道官员们也饿死了？不，他们正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 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 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有的人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注６：以上均引自《依稀大地湾》，《十月》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二十年的作家柔石写过一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讲的是穷人将妻子典当给财主当生育工具的事。现在是新社会，法律已不允许典当妇女，但这并不能禁止甘肃 的妇女为救濒于饿死的丈夫和孩子，跑到邻省陕西再嫁，得到粮食送回甘肃家中。结果制造的悲剧同四、五十年前一样；几年后妇女在「后夫」家留下亲生骨肉，返 回老家，而那为「后夫」生下的孩子从此便失去了亲娘。也有一些甘肃妇女，譬如有铁路穿越其境的甘谷县的妇女，很方便地到了较为富庶的关中咸阳的平原地带， 便再也不肯离开了。饥馑后，老家男人找到了她们，可是她们没有回甘肃。在「前夫」家生的孩子盼不回亲娘，结果也还是悲剧。
甘肃省省长邓宝珊是一九四八年底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前国民党将领，有职无权的花瓶。他去农村视察后，唯一能做的只是「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而已。他的权力还顶不上省委一名书记处书记。
当周恩来听说甘肃有饥荒，打电话给甘肃省委询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去的时候，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说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 但毕竟纸包不住火，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 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注７：引自《忆钱瑛》一书。）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
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甘肃第一书记张仲良在甘肃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家破人亡的饥民和无数凄惨的人间悲剧。
告别饥饿1978：新华社供中共高层内参
作者：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定价：26.00元 总点击数：863791
读者翻开的这本书，是四位新华社老记者根据自己1980年的采访笔记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不少内容邓小平、胡 耀邦、万里等作过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对改变中国前途命运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四位记者当时年龄最大的48岁，最小的33岁。 读罢本书，你可以深切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和艰难，也可以深刻感受到，人民共和国为了摆脱贫困，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幸福，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 曾经承受多么巨大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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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程调查了这片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农村——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
其中以通渭最惨，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统计全县人口总数尚未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造成历史惨剧的原因固然与长期以来毁林毁草生态环境恶化和连年干旱有关，但 更重要的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误造成的。在这些地方，1958年大放“农业卫星”，吹牛皮，粮食产量严重浮夸，严重浮夸又带来超重量的征购，本已导致农村严重 粮荒，却又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寅吃卯粮，进一步挖空了农民手中的口粮。这样，大批饿死人的事件便可怕地蔓延开来。后来，虽然上级党和政府发现了这些地方 的问题，调集了大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支援灾区，使蔓延的灾情得到了控制，群众渡过了难关。但是，集体经济的家底和农民的家当多已荡然一空。这一次灾难留下 的阴影很长时间难以消失，又加上此后二十年过“左”的农村政策不断困扰，直到这次我们来到黄土高原采访，这一片大地农村元气尚未完全恢复过来，农民群众多 年来饥寒交迫的生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去冬今春又一次干旱袭来，农村再次发生了饥饿的恐慌。我们在陇海铁路沿线采访，仍然可以看到大批衣裳褴褛、携儿 带女、提筐拄棍的饥民外出逃荒讨饭的情景。
我们到了通渭县的陇阳公社。公社王书记是从本地土改翻身的农村积极分子中提拔起来的老干部。长期以来，他一直忠诚于党的事业。他曾带领群众搞“合作化”，办 人民公社。他曾相信人民公社是东方升起的太阳，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他曾相信甘肃省搞的引洮水利工程会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是天上的银河落到地上，能使十年 九旱的地方得到滋润。凡是党的号召，他都不遗余力，身体力行地去执行。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饥荒给当地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几乎摧毁了他的信念。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 肉煮的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 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说到自己，他伤感得很，说：困难时期我正领着民工上 了二百多里外的引洮工程工地，工地上虽有粮食充饥，但村里缺粮越来越严重，消息传来，动摇工地的人心。
引洮工地领导因此严格规定，没有经过领导批准，谁也不准和家里人通信。我模范遵守纪律，好长时间没给家里写信，也得不到家里的音讯。有一天，有人捎话给我， 说咱村里的人饿得不行了，快回去看看吧。我不相信，我说：“我相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一个人。”我们那个工程队管伙食的是我一个村的人，他对我说：“食堂里还 有点白面，快背上一袋回去吧。”我拒绝了，我说：“公家的东西我怎么能拿?”又过了一段时间，村里来人了，悄悄告诉我，你家里的人不行了，快回去看看吧。 此时，甘肃别的地方饿死人的消息我已经听到一点。我这才紧张起来，于是马上买了三十斤莜面往回赶。回到村里，烟火稀绝，到处没有生气。我回到自己家门口， 院门敞开着，院里蒿草老高，听不到任何声音。进了房，只见我妈和一个弟弟躺在炕上，骨瘦如柴，两双眼睛瞪着我，都不能讲话、不能动弹了。
我马上伸手把房檐的椽子扳下来生火熬莜面糊糊，一口一口把我妈和弟弟喂活过来。我这才知道，我的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了五口人。这是一种特殊的平均主义的贫困，经过“合作化”，办起人民公社，粮食等一切能吃的东西全部控制在公家手里，除了共同贫困，没有贫富差别，谁也救不了谁。集体化了，农民也没有东西可卖。由于全国缺粮，当地农民也等不来国家的救济粮。渐渐地，瓜菜也吃完了，瘦弱的牲畜也吃光了，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公社书记说起往事，仍然充满着悲哀。他一直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人的劝告早一点回家。他心情沉重，叹着气对我们说：“忠诚有忠诚的好处，也有忠诚的坏处!”随着持久的贫困的发展，人们信心动摇了，怀疑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