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事之14

          ‘欲’哭无泪
    因为好哭，小时便有‘好哭宝’的恶名。哭之极至大概是九岁到十岁母亲被隔离审察的长长日子里，我动辄嚎啕大哭几个小时，即便哭睡着了，第二天早晨犹会抽嗒哽噎。
    悲伤并非哭的唯一理由。我是一个极易被感动的人：看书看电影都会为感人情节痛哭涕泣。曾自嘲地说：如果电影院里只有一个人哭，那人肯定是我。
    女人们都哭的电影，我会比别人哭得早停得迟；别人不流泪的，如屠格涅夫的《木木》，看到哑吧无奈地将狗沉入河中，为这哑吧和狗我泣不成声直到散场。
    世事难料，怎麽都想不到，居然有这麽一阵，为哭不出来，为流不出眼泪而焦急、恐惧、使尽百宝却徒劳。那是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後众多的追悼活动中。
    他死了，我心中暗暗涌动着喜悦：他终于死了，中国人的苦难，该有个头了。——这个念头若为人知，在当时可是要杀头的——但是脸上还必须摆出一幅哀戚状。没完没了的是追悼会：全校师生一起开过教职员工再开一次，教育系统开过宣传文教卫生系统再开一回，最后全市还要开。听着一片呜呜声，似乎有不少面红目赤的人，甚至还有号称因悲痛而晕倒的……我却一滴泪也没有。
    没有不行啊。别人会说我不悲哀，进而说我暗中高兴，分析一下就会是‘反革命心态’。这不仅自己会倒霉还会祸及孩子。每次追悼会，我都急啊，急得满头是汗，越急越哭不出，追悼会上只得把头深深埋下，尽可能想着自己最伤心的事，但偏偏就是流不出泪水。
    我不敢妄图去找感情上的同路人以汲取掩饰心情的办法，甚至不敢正视任何人的眼睛怕无意中被别人觉察出我的不悲哀。
    上天保佑，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庆幸自己逃脱一次次的厄运。
    事后多年，与友人谈起，原来哭不出的人，远不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