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新政开启了消灭权贵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从《政府工作报告》取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说起 辛子陵
【内容提要】根据习主席在发改委的指示，把国企拉出来“遛遛”的结果是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不是国企养着全国人民，而是全国人民养着国企。国企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剥削全民，在“国有”的幌子下掠夺国家。权贵集团通过操控国企发大财，这是权贵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派就这样与权贵利益集团划清了界限。
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就不折不扣地回归了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配置资源，而不是政府宏观调控。这一决定将涤荡隐藏在中国特色后面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推动中国经济第二次增长潮，引起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
哈耶克说：“正是由于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市场那非人的力量，才使得一个文明可能实现她以往的进步。否则这种进步就是不可能的。”[1]
三中全会公报一方面突出将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提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一表述让不少西方媒体感到“迷茫”。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极其高明的斗争策略。把权贵资本主义交给市场来解决，绕开了所有制问题，这就避免了习李新政同既得利益集团的直接冲撞，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用市场经济那“非人的力量”，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3月）取消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提法，标志着开启了消灭权贵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奠基。
国企是蒋政府时代官僚资本的化形和延续
在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的前30年，国企是聚敛和集中全国财富的工具和容器。从实质意义上讲，国企是政府之手的延伸。我们国企最初的来源是没收蒋政府的官僚资产（中华民国的国企），1949年没收时共有2858个单位，占到当时工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2]50年代又挤垮和吞并了大陆民营工商业，当然也陆续兴建了一些新企业，国企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国企天然就带有官僚资本主义的胎记。
在毛泽东主政时代，国企从来没有赚过钱，一直是吃老本，亏损运营，但它必须存在，而且要“发展壮大”，因为它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象征，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文革后期，家底吃光、用光、败光，出现了亡党亡国的危机。在这个塌天压力的倒逼之下，只好改弦易辙，战战兢兢地把私有制请回来，逐步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
国企长期是高占有（设备、资源、资金），低产出（产值、利润）。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企处于整体亏损状态。1990年是－500.58亿元，1991年是－435.55亿元，1992年是－384.99亿元，1993年是－361.80亿元。[3] 1993年黑龙江省国有工业企业占用了全省90%的固定资产投资和90%的流动资金贷款，但产值与上年比减少2.8%；私营工业企业只占用10%的投资和贷款，而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40%。[4] “据辽吉黑三省经贸委负责同志介绍，有的国企机器一开，煤、电、水等费用进去了，可职工工资、贷款利息和税后利润几乎一样也干不出来，只好冲减净资产维持职工生存；有的通过贷款支付职工工资和银行利息，设备、厂房等逐渐贬值，账面统计实际成了‘虚拟资产’了；有的企业利润率只有1-3%，与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低。”这时候的国企是负债苟延残喘，全部国企平均负债率是79%，就是说企业的100元资产中有79元是银行贷款，诺大的国有资产已经空壳化。[5]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亡国亡党的危机，必须清理国企这个烂摊子，重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于是提出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口号，进可以改革，突破公有制的一统天下;退可以自保,“我们没有复辟资本主义”。到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 “抓大放小”的改革方案。
在“十五”计划（2001～2005）期间，国企从146个竞争性行业退出。[6] 到2004年底，经过改制和破产，国有企业法人单位剩下19．2万个，比1996年216万个减少196．8万个，下降91．1%；而私营企业法人单位达198．2万个，比1996年82万个增加116．2万个，增长1．42倍；外商企业法人单位增加了1．3万个，增长9．6%。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占19．9%，非公有制企业占80．1%。[7]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总值29万亿元。[8]这次“国退民进”就是毛左攻击的“资本主义复辟”。没有这次改革，中国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不可想象的。
留下来的大型国企，作为体现“公有制为主体”的光荣代表，成了我们政治正确、坚持社会主义的标帜。许多高干子弟进入国企任职，一些“溺爱”、保护的政策随之而来。2006年12月18日，国资委决定：国有经济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这样，在16个最赚钱的行业建立了国企的垄断霸权。“六四风波”之后，压下了“反贪腐、反官倒”的怒潮，在“闷声发大财”的大气候下，权贵集团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掠夺国有资产。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渐羽化成型。在经济形态上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上形成了权贵利益集团。
2010年2月10日，我在科技部老干部春节座谈会上讲过一段话：
“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前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2.5亿人民币，轰动世界。一般来说，300万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万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万左右的算是高档豪宅；2000万以上的应该是豪华庄园了，自家配有养马场、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长岛蝗虫谷豪宅，据行家估算现在应该价值1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曾伟的豪宅价值是蒋宋美龄纽约别墅价值的3.5倍。我党曾经义愤填膺地号召和领导人民打倒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如今我党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共产党要想保住政权，保持执政地位，就要继续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要有决心、有勇气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党内斗争的手段，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9]
以习近平为首的第五代领导人，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以弥天大勇和霹雳手段，着手解决党内权贵利益集团问题。人心大快，人心大顺。产生一个豁出身家性命，不做“太平天子”，不与权贵利益集团沆瀣一气，不做他们的保护伞，敢于与人民站在一起，对权贵利益集团撕破脸面展开无情斗争的领袖人物，这是党之幸，人民之幸，国家之幸。
习近平在2013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发改委：“某些权力部门，已经成了披着改革虎皮的大老虎，而且屁股还让人摸不得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支援群衆揭开这张虎皮，看这些人到底是搞的甚麽‘改革’。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遛遛。”[10]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人大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不能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把深化改革聚焦于国企领域。
国企在烈火烹油般的繁华后面是靠国家资源和税收财政供养着
国企表面上经营有道，被主流媒体作为“中国特色”的优越性大肆宣传，要继续做大、做强。2012年有七十余家国企进入世界500强，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分居五、六、七位。但这烈火烹油般的炫目成绩，是一靠国家政策优惠，二靠国企垄断取得的。以石油系统为例：
中石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利率、税率、地租等众多优惠保驾下，1999年利润达1146亿元；后逐年上升，2007年达16200亿元。2007年至2009年，中国石油公司在共有净利润3790亿元的情况下，仍从国家那里获得192亿元的补贴，175亿元的税费返还。
中石化（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他父亲陈伟达是文革前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贪污2亿元，2010年被查处。陈是个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典型，他每日必须挥霍4万多元。监察部找他谈话，他竟然说：“每月交际一两百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二百多亿。”陈同海在任时曾放出大话：“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11]据天则报告揭发，2005年到2008年，中石化在净利润共有1746亿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地获得国家补贴727亿元。这时候陈同海正在中石化当“共和国长子”。这种荒谬的财政补贴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根据“左”的理论，这是把资本家赚的钱收上来给了“国家”，给了“全民”。
为确保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地位，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38号）。“对非法采油、土法炼油、违规建设、违法经营的小炼油厂，以及污染物排放和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小炼油厂，逾期未按要求取缔、关闭或停产的，要追究当地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企业负责人的责任。”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关于开展加油站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2]18号）。要求“各省经贸和建设行政管理等部门要在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意见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6月30日前明确本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加油站的设置间距和城区加油站的设置半径，全面完成规划的审定工作，保证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并责令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1日前予以搬迁或关闭。”
这两个文件用行政权力排除了民企，奠定了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权。中央政府就是这样为官僚资本保驾护航的。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陈柳钦认为：垄断给了中石油这家石油天然气领域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更多可变现的利益空间。依靠垄断优势，中石油也暴露了越来越多的缺陷，如与国外同行BP[12]相比，开采同样规模的油井，中石油的人数是BP的三四倍，资金耗费也更高。陈柳钦说：
“中国石油产业各环节的费用远高于国外企业，而人均产值只是壳牌 [13] 的二十四分之一。自主勘采技术、高端产品研发等方面也与人数不成正比，效率低下。因高度垄断，企业可以和监管部门甚至中央直接叫板，比如因对页岩气的重视，国土资源部对页岩气进行了第二轮招标，中石油不允许任何一个企业帮助外部参加投标的企业。因此有专家称‘若除垄断，便相当于新增了五个大庆油田。’”[14]
权贵资本主义是30年坡脚改革留下的负资产。1993年12月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对1993年以前注册的多数国有全资老企业实行税后利润不上交的办法。”在此之后的14年里，国企没有上交一分钱利润，但仍然由国家财政承担了3680亿元的亏损。
2013年中国的A股年报显示，2012年10大巨亏企业全部是清一色的央企或地方国企，合计亏损高达497.24亿元（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没什么进步）。据统计数据，截至该年4月中旬，在已发布年报的公司中，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占九成，累计额度约570亿元，多家公司获补贴超过10亿元。[15]国企亏损497,24亿元，政府补贴570亿元。此事如发生在蒋政府时代，我们的《新华日报》会义愤填膺地发表社论：“拿民脂民膏补贴了官僚资本。”发生在今天，我们媒体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周某人家族的黑金故事，是国企的一个典型。仅从中国官媒曝光的片段资讯来看，牵涉能源、地产、政界，在有关国计民生的能源部门与周家及其利益相关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
周某人麾下的石油帮、四川帮、秘书帮掌控了最有经济实力的能源部门与部分地方政权。其子周滨纵横江湖和海外，为其服务的三只“白手套”当中，外戚有美国“拉古娜海滩”周滨的岳家，既能当掮客将外国的设备高价卖给中国油企，又能一举拿下中石油旗下十多家省级分公司涉及8000座加油站的零售管理系统信息化大单；第二只“白手套”门客吴兵长袖善舞，其不同凡响的“业绩”是从中央级国企、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国电虎口夺食，拿下大渡河水电站，每年仅卖电收入就高达9亿；周滨的同窗米晓东是第三只“白手套”，在石油王国与周家之间建立了利益输送管道。在周某人遥控的石油系统中，名义上“全民所有”的国企就是周家及其仆从们可以任意支取的钱柜。财新网今年1月3日发布了《中石油的哈法亚“暗渠”》，揭露中国国企巨头中石油在外雇佣伊拉克人虚设一家公司Hermic（主要管理层为中国人），该公司从中石油哈法亚项目中不断获得工程外包服务合同，最近三年获得的合同总金额超过1.15亿美元。“工程外包服务”搞了什么工程，服了什么务，无人检查，也无法监督，一个假合同到石油王国就能领钱。周滨在美国留学，从费用到联系学校，均由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一手安排。其时，李华林任中石油美国休斯敦办事处副主任，后来步步高升。
披着“公有制”、“国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的国企，就是这样坑国家、坑百姓的。查办这样的和珅式人物，把他操控的企业收回重组，居然有人在海外散布流言，说习近平“以反腐败为名，打击石油、铁路、电力等系统的国有经济政治领导力量”。说查“少东家”及其在美国倒油发财丈人家是搞了“株连”。完全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哀鸣。
近几年，由于国进民退，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的数据：我国国企又从11·9万家增加到14·5万多家，其中8000多家是大型企业，13万多家是中小企业，占90%以上。[16] 直属国资委的所谓“央企”114家。[17]国企总利润80%以上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绝大多数国企或经营困难，或产能过剩，或每年面临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张维迎预计，如不改革，国企对GDP贡献的比重在未来30年会降到10%以内。[18]盛宏估计：国企垄断每年带来的损失将近两万亿。如果我们打破垄断进行国企改革，国企逐渐从经营性领域退出的话，我们经济增长会重新恢复，8-9%是可以达到的。盛洪先生的这个意见特别值得重视。[19]
根据习主席在发改委的指示，把国企拉出来“遛遛”的结果是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不是国企养着全国人民，而是全国人民养着国企。国企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剥削全民，在“国有”的幌子下掠夺国家。权贵集团通过操控国企发大财，这是权贵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派就这样与权贵利益集团划清了界限。
在宣传了多年“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之后，在对待国企改革问题上，能不能转弯子，是不是真正拥护三中全会的决议，与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是站在改革派一边，还是站在权贵利益集团一边？这是对全党特别是对各级干部的严重考验。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宇的文章《彻底市场化难解决市场化带来的问题》，《环球时报》则发表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昆仑岩的文章《国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败》，按照他们的逻辑，石油系统在周家的操控下不算腐败，国务院收回来引进民资外资重组，倒成了“最大腐败”。毛左、薄粉盛赞作者和两报对抗中央的“勇气可嘉”。这好像是代表另一个司令部的声音。
国企将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浴火重生
2011年中国“两会”（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年会）召开前夕，中国国企的作用与绩效问题再次遭到学者炮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出统计称，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
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在报告会上尖锐批评说，所谓“国有企业”名实不符。他说：“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结论。”
报告展示统计称：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
报告提出，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20]
国企一直不交资源租金。国企每年没有交的国有土地的地租大概在1.4万亿。另外，国企也一直享受着赋税的优惠。最近，有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赋税做了一番比较发现，国企的税负明显低于民企。在A股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国企的平均所得税负仅为10%，但同期民企的平均所得税负却高达24%，高出国企14个百分点。有大量的国企是利用公权力而获得特权。不交资源租金，成本就低，就
会增加利润；少交税，净利润就高。实际上，净利润是虚高的，所以其资产价值也是虚高的。[21]
香港金融研究中心显示，2000年～2005年民企从国家银行贷款实际利率是国企的3.46倍；经济学家刘小玄的研究基本证实了这一比例，数据显示2000年～2007年民企从银行贷款的利率平均是国企的3.38倍。若按照私营企业的贷款利率重新计算国企从央行贷款应付的利息，从2001年～2008年他们共计少支付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22]民企从国家银行贷款困难，银行愿意贷给信用有保障的国有大企业。有些国企就凭自己的信用把款贷出来，交给下面的子公司放债转贷给民企，赚取利差。
在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国家财政预算中，2009年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央企，实现净利润7023.5亿元，上缴给国家440亿元，上缴比例仅为6%。月销售额超过2万元的个体户纳税率是6%，巨无霸央企在税率上享受个体户待遇。
三中全会《决定》实行不加任何副词缀语的市场经济，就是围绕打破国企的行政垄断，取消国企无偿或低价占有和耗费国有土地资源的优惠，享受有别于民企的低利率和低税率，以及赔钱赚钱都要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等特权制定的。打个通俗的比方，土地和资源是国企的“粮食”，贷款的低利率和纳税的低税率是国企的“牛奶”，财政补贴是“特供”。把国企推向市场，与民企一视同仁，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就等于对国企断粮、断奶、断特供。
改革开放基本上是沿着“国退民进”的路径走的，国企从很多竞争性领域退到了垄断领域和战略性稀缺资源领域，控制国企的权贵集团从这些领域获得了天文数字的巨额利益，国企成了他们的摇钱树。他们认为改革到这一步已是至善至美的佳境，再不能动了。三中全会前反映他们声音的主流媒体曾连续发表文章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须知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以后，“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由提出时有突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进步意义的口号，变成了保护权贵利益集团的口号。
我国国企要像欧美国家的国企那样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欧美民主国家，国企的性质是拾缺补遗，专做赔钱的生意。因为利薄或可能赔钱，私人不投资，但又是社会必须的项目，由政府投资来做，如邮政、自来水、城市公共交通等，带有社会福利性质；再一个是耗资巨大，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项目（如大型水利工程）和国防工业等，私人无力投资和管理，也必须由政府投资来做。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10%左右。应拿政府补贴的是这一部分国企。国企的性质，国企的社会定位，在世界原是如此。
我国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中全会的《决定》给营利性国企指明的前途是：“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消灭权贵资本主义，是斩断权贵集团操控国企的黑手，国家资产将在混合所有制新体制内浴火重生。
国企的终极改革目标是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退出营利性领域，回归公益。国企已经在本世纪初从146个竞争性行业退出，还需要从营利性领域逐步退出。张文魁认为：13万多家中小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必要去绕一个弯子搞混合所有制，可以彻底的民营化。当然，在改制过程中，要充分接受上一次改制的经验教训，不能黑箱作业，要在工人代表的监督下进行，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工人不失业，拨出相当比例的股份发给工人，试行企业员工持股，在转制后的董事会中应有工人代表的席位。
国企将不以营利为目标，而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就限定了国企存在的范围与边界，也给定了国企作为公法企业的性质。国企的管理者不再是与民争利的官僚资本家，而成为实现公共利益的人民公仆。
对国企的市场化改造是一场严重的斗争。特别是那些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央企，在权力关系网中游刃有余，占尽政策资金资源等上游竞争优势，普遍挣得盆满钵满，企业领导人的待遇高于上级党政官员，他们是不甘心接受市场化改革的，不仅发生了消极抵制，而且发生了暴力了破坏的事情，但他们跳不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掌控。假以时日，待权贵利益集团代表人物淡出历史舞台，国企失去保护伞以后，一切都会走上三中全会的轨道。三中全会力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是未来的“基本经济制度”。预计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来认定企业的性质，将会逐渐淡化。到十九大，至迟二十大，“混合所有制”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向民主社会主义跨越了重要一步。（2014.3.15）
[2] 戴建中：《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现状》。
[3]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indexch.htm）数据。
[4]曹思源：《人间正道私有化》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64页。
[6] 马立诚：《回顾中国私营经济二十四年》，见2002年12月9日《新民周刊》。
[8]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发表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的文章。
[9] 《辛子陵上书政治局》《形势与前途》美国明镜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09-110页。
[10] 2013年6月23日香港《成报》：《要改革，先改革那些‘改革者’》。
[11]2010年1月5日 15:04 新财经：《陈同海 石油大佬 死罪活判》。
[12] BP由英国石油、阿莫科、阿科和嘉实多等公司整合重组形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石化集团公司之一。
[13] 英荷（英国、荷兰联营）皇家壳牌集团，简称壳牌公司，其组建始于1907年英国壳牌运输和贸易有限公司与荷兰皇家石油公司股权的合并。壳牌在中国的业务，包括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润滑油、沥青等油品的生产营销等。
[14] 2013年10月20日10:39 《中国企业家》《中石油破垄难：是继续改革还是直接分拆》作者：周夫荣。
[15] 《十大巨亏企业年亏损达500亿 央企成主力》，2013年4月28日《中国青年报》。
[17] 截至2013年，国资委直属国营企业共有114家。
[18]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8日 16:27 新浪财经。
20 盛洪：《全国人民在养国企 取消国企各种特权》本文来源于凤凰网 2013年11月08日。
21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报告摘录。
22 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报告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