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乐府·杂曲歌辞
所谓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把它称作“乐府杂题”，宋郭茂倩把它单独划成一类叫做“杂曲歌辞”。根据郭氏的解释，之所以称为杂曲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容庞杂，情思所感、宴游所发、忧愤所兴、别离之怀、征战之苦，兼收并蓄，时间跨度也大。二是形式杂乱，有的有辞无调，有的名存义亡，有的虽有古辞可考，但歌辞残缺；有的古辞已佚，仅是后人拟述。总之，因为其杂，不好归类，所以只好另辟一类。
但杂曲歌辞的思想、艺术价值倒不因其杂而有所损伤，相反，它与相和歌辞一样是汉乐府中的精华。在这类歌辞中保存的汉代民歌较多，其中像《婕蝶行》、《悲歌》、《枯鱼过河泣》、《上山采蘼芜》、《迢迢牵牛星》等都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篇章，而且对后来刻意学习乐府民歌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具有巨大的影响。至于其中的《孔雀东南飞》，则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其思想和艺术价值更不待言了。
蛱蝶行
蛱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
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付欂栌间。
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
在表现手法上，汉乐府民歌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常用拟人化的方法，赋予鸟兽昆虫以人的情感和思想，透过它们之间的纠葛、遭遇来折射人间的悲欢离合，这在《诗经》中很少见，汉乐府中用得却相当普遍。如前面说过的《双白鹄》就是透过一对雌雄白鹄的生离死别，来歌颂一种互相眷念又互相关心的夫妇生活；《乌生》则透过一只被射杀的乌鸦的悔恨和感叹，来反映世情难测和人生的危机感；《枯鱼过河泣》则是写一条遭了横祸的枯鱼写信给自己的同伴，要他们在潜伏著杀机的社会中，时时警惕著自己的言行，免遭杀身之祸。这些诗以他们特有的丰富想像力，反映了那个动乱时代，人们的危机感和处世信条，含有发人深省的哲学意味。这首《蛱蝶行》也是如此，它叙述一只“遨游东园”的蛱蝶被燕子捉去，带回梁间喂乳燕的经过，透过它的所见所闻与自伤自叹，来反映危机四伏、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东汉时代生存危机。
开头一句“蛱蝶之邀游东园”点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和悲剧发生之前蛱蝶的自由自在之状。蛱蝶即蝴蝶。蛱，一作“蛙”，据《初学记》改。“东园”泛指花园之类蝴蝶游遨之处。诗人用被捉前的“遨游东园”与被捉后的“付欂栌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伤感。蛱蝶为什么被捉呢?被捉后的心情如何？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诗《乌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只乌鸦被击毙后，它的灵魂发出了忏悔!真不该来到秦家的桂树上，要是仍在人迹不到的南山岩石间，又怎会遭此横祸呢？由此看来，这只蛱蝶遭祸的原因，也是由于它“遨游东园，涉足世情而被罗网所致”，这其中大概也蕴含著对世情险恶的慨叹吧！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是明写悲剧发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间发生，意想不到之事；养子燕，即正在哺雏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虫为食，现在要哺雏，捕捉昆虫当然更加急迫和贪婪。蛱蝶碰上了养子燕，当然绝无生还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对这种命运播弄的苦笑和慨叹，也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危机面前，一种绝望心理的表现。“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行缠之付欂栌间”，是写蛱蝶被燕所捉，带回梁间窝里的经过。此篇是汉乐府中句读难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句中的“之”字及最后一句中的“奴”字费解。据余冠英先生解释，诗中的“之”和“奴”字皆为表声的字，与文辞无关。“持之我”即「持我」，“行缠之付”即“行缠付”。蛱蝶被捉的经过可分成三个场景：一是在苜蓿间被接。接即挟，挟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称金花菜，蛱蝶正在东园的苜蓿上嬉游时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飞入燕子的居处——“紫深宫”内。“入紫深宫”即深入紫宫，紫宫原指帝王的居处，这里是指燕子垒窝的高堂深院。蛱蝶强调燕子居处是“入紫深宫”，既渲染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与蛱蝶被捉的恐惧心情相吻合，也强调此处是重门深院，难以脱逃，这也符合蛱蝶此时绝望的心境；三是“行缠之付欂栌间”。欂栌即斗拱，是柱上斗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处是燕子垒窝之所。“行”即“且”；“付”即“缚”。这句是说燕子把蛱蝶捉来后又绑在斗拱上。捉来之后还要绑起来，这是人的行为，但绑在斗拱的燕窝旁边，这又是燕的心理。这几句用拟人的方法来写蛱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蛱蝶的角度来写燕的动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构思确是相当新颖奇巧的。最后三句是写雏燕见到食物来时欢腾雀跃的情景。“雀来燕”这句歧义很多，有人推测这句是燕在园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汉诗评》又说这是写蝶为燕持来付于欂栌间时，又为雀从旁取之。这两种误解的产生，都在于把“雀”当成又一飞禽。其实，雀在此是作状语，形容雏燕因其母衔食来时的欢腾雀跃之状。黄节先生说：“雀来即雀立，雀踊也”（《汉魏六朝风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下句的“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正是形容众雏兴奋争食之态：他们摇晃著小脑袋，拍著翅膀，抬著头，张著嘴，争著要母亲喂。“奴”在此是表声，无意义。轩轩，即高举之貌。诗人用众雏的兴奋争食，来反衬蛱蝶的悲惨结局，而且透过蛱蝶之眼所见、蛱蝶之口道出，更增浓伤感的意味。因为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雏燕们是得食了、高兴了，但随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们将会怎么样呢？
如上所述，这首寓言诗叙述的蛱是蝶的不幸遭遇，但反映出的却是人间的苦难，它是汉代社会动乱、官吏横行，人民朝不保夕生活现状的折射。例如汉元帝永光二年（42），平原郡闹水灾，官吏趁机敲诈盘剥，使得民不聊生，以至“人相食”。连元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前汉书·元帝纪》）。正是这种社会动乱造成了人民的危机感，才托蛱蝶以讽，曲折地反映当时人们的生存危机感。
伤歌行
昭昭素月明，辉光烛我床。
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
微风吹闺闼，罗帷自飘扬。
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
东西安所知，徘徊以彷徨。
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
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
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
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
李白的《静夜思》几乎谁都熟悉，它透过诗人在明月之夜的所见所思，来抒发一个客中游子对家乡深长的思念，成了一首千古不朽的名作。但这首名作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像万里长江是以喀喇昆仑作为自己的源头，珠穆朗玛是以青藏高原作为自己的底座一样，这首汉乐府《伤歌行》就是《静夜思》的源头之一，只不过它的主人翁正好相反，是写闺中的妻子在明月之夜对远在它乡游子的思念。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开头四句是托物起兴。明月的辉光照在这位女主人翁的床边，使她夜不能寐。为什么不能寐呢？月光太强、刺激得人难以入眠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她是个“忧人”吧。心忧本来就难以入眠，现在月色皎洁当然就更难以入眠。“耿耿夜何长”是失眠者的一种心理感觉。因为欢娱嫌夜短，愁来恨时长，漫漫长夜，对一个难以入眠的忧人来说，实在是太长了。阮籍的《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所抒发的即是类似的感受。后来的词人或把这种长夜难眠的忧愁或是夸张如一江澎湃的春水，所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或形容成像蛛网那样千丝万结，所谓“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方未白凝残月”（张先《千秋岁》），大概都是对此的继承和发展吧？那么，这位女主人翁又为什么如此忧心忡忡，以至夜不能寐呢?诗人没有挑明，一千年后的苏轼倒是作出了回答：那就是“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月圆而人未圆，不怨人不归而恨月在别时圆，表现得虽然婉曲，但却道出了她忧思难眠的原因所在。
诗的第二层就是透过女主人翁月下所见、所感，来表现这样深长的相思和思极之怨。“微风吹闺阔”等六句是写她在月下徘徊的彷徨和惆怅。既然睡不著，干脆起来去散散心吧!这是人们在此时此情下惯常的做法。如南唐词人薛昭蕴笔下的宫女在月夜时就是如此：“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接裙带绕阶行”（《小重山》。另一位词人冯延已写自己在月夜时也是“枕簟微凉，辗转浑无寐。残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练天如水”（《鹊踏枝》）。《伤歌行》中的女主人翁，此时此情正是离人的一种共有的心理感受和行为，所不同的是，它比一般类似诗篇写得更为深刻和形象，这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第一，它写出“屣履下高堂”后的更加失望和徘徊后的更加彷徨，把思恋之情更推进一层。中夜无寐，披衣而起之后，诗人并不像其他作品那样，让女主人翁在如水的月色和静谧的氛围中获得片刻的慰藉，而是写她“东西安所知，徘徊以彷徨”。这种失落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寻觅，这种内心无主的忧虑也不知从何处获得慰藉，这就有点像李白所说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了。起床散步不但不能解忧，反而使忧愁更深了。第二，它用拟物喻人的方法来表现主人翁的相思，而且把这种相思转化成忧怨，用怨之切来反衬思之深。如果说，在“春鸟向南飞”这句之前，我们只知道女主人翁忧心忡忡，耿耿难眠，但忧的是什么？我们只能从暗示中来揣测，诗人并未明言。那么，从“春鸟向南飞”这句开始，诗人才告诉我们女主人翁忧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但这种内涵仍不是直接道出，而是以物喻人，用春鸟的孤单和呼唤亲人来暗示自己的忧思所在。在女主人翁的眼中，独翔的不是春鸟，而是他们夫妇；“悲声命俦匹”的也不是天上的飞禽，而是她心中发出的惨痛呼声。透过这种以物喻人法的运用，使女主人翁的感情表现得更加深沉，更富有感人的力量。正是这种真挚的爱、深长的思，使她产生了无尽的忧怨。
诗的第三层就是表现她的忧思之深和对苍天的抒愤。“感物怀所思”是点题，至此，女主人翁才直接表明自己月下不能寐，哀鸣伤孤鸟的原因是“怀所思”——怀念远方亲人的缘故。这里说的“感物”恐怕不只是南飞的春鸟，也应包括明明的圆月，甚至包括吹进闺阁的微风。因为这和煦的春风不单是吹动了罗帏，恐怕也吹开了女主人翁的心扉，使得她心旌摇摇了吧，这时所思念的人天隔一方，满腔的愁怨向谁倾诉呢？看来，只有舒愤苍天了。诗的最后一句“舒愤诉苍穹”不止是向苍天倾诉自己的愁怨，而且也包含著对命运播弄、人事乖违的怨愤。这在汉乐府以后的一些杰出诗篇中有类似的表达抒发，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元曲《窦娥冤》中窦娥也有段怨天恨地的曲子：“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任为天！”这两首诗、曲中对天地神灵的指斥，实际上也就是对主宰人间命运，造成人民流离的封建统治者的控诉和指斥。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关汉卿的《窦娥冤》中这两首诗直接受到汉乐府《伤歌行》的影响，但这种构思方法和表达方式诗歌史上的承传还是很明显的，而且更加直白和强烈！在《伤歌行》中虽然没有像《胡笳十八拍》和《窦娥冤》那样直接道破这一点，但从“舒愤”二字中却透露出类似的讯息。所以，过去有的乐府本子中干脆删去了这两句，大概也就因为它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了吧！
昭昭素月明，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踯躅。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渝。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这是一首文人仿作的乐府诗，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作者辛延年，东汉人，身世不详。《玉台新咏》把他放在班婕妤之前，看来大约生活在汉元帝和汉成帝的时代，约公元前三十年左右这一时期。胡应麟认为他的诗才超过了当时的名诗人孔融、赵臺和高彪（《诗薮》），从这首诗所表现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才华来看，这个评价是公允的。这首诗是对汉乐府《陌上桑》的仿作，《陌上桑》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一些文人的仿效。魏代的曹丕、晋代的傅玄、唐代的刘希夷等都写过《采桑》、《艳歌行》等仿作，但在这些仿作中，只有辛延年的《羽林郎》保持了《陌上桑》的锋芒，成功地吸收了《陌上桑》的表现技巧。下面对此略作分析。
《羽林郎》写的是一位卖酒姑娘拒斥贵族豪奴无礼调戏的故事。羽林，是汉代皇家的禁卫军；羽林郎，是羽林军中的高级将领。诗中被斥责的对象既是个贵族豪奴，又是皇家禁卫军的将领，所以它谴责的范围就绝不仅仅是个道德败坏的冯子都，而是直至皇权的整个上层者；胡姬的反抗也就绝不仅仅是坚守贞操、忠于前夫，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对整个封建权势的蔑视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诗在思想意义上与《陌上桑》有著同样的价值。在艺术结构上，也是对《陌上桑》的出色借鉴和模仿。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开头四句是简括介绍故事梗概。霍家奴，指西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的家奴冯子都，据《汉书·霍光传》：“光爱幸监奴冯子都”。但在这首诗中指斥的对象并不是西汉的大将军霍光，也不是其家奴冯子都，而是借西汉霍家故事来影射讽刺东汉的社会现实。后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明说“汉皇”，暗指唐玄宗，这种“以汉代唐”的手法亦是《羽林郎》的承绪。至于具体的指斥对象，《乐府正义》的作者朱乾认为本诗是讽刺汉和帝的外戚执金吾窦景，他说：“后汉和帝永元元年，以窦宪为大将军。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此诗疑为窦景而作，盖托往事以讽今也。”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首诗并不是专门抨击哪一个权贵，而是指斥整个东汉的政治状况，因为官僚及豪奴依权仗势、胡作非为是东汉政坛的一大弊端，如大将军梁冀的家奴也常常“乘势横暴，妻略妇女”（《后汉书·梁冀传》），甚至连宦官也“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后汉书·单超传》）。由此看来，作者在此是借西汉故事来讽刺、抨击整个东汉权贵阶层，社会意义是很深广的。另外，用这四句诗作为开头，在乐府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乐府叙事诗的开头往往是开门见山，开篇就让主人翁出场，或描绘她的相貌，或记叙她的动作，像《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的开头都是如此。也有少数叙事诗如《董妖娆》则先描绘环境，渲染气氛，然后再让主人翁出场。《羽林郎》的开头与它们都不同，它是由歌者来介绍故事梗概，这种开头方法，也丰富了乐府诗的表现手法。
“胡姬年十五”以下十句是写胡姬的年龄和身份，并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她惊人的美丽。这位卖酒的女子是个外族姑娘，诗中所说的“垆”是指用土垒成的放酒坛的台子，类似今天酒店门前的柜台；“当垆”，即是站在柜台前卖酒。据《西京杂记》载：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两人开个酒店，“文君当垆，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羽林郎》中这位卖酒姑娘今年十五岁，正值青春美好的时刻，店外又是春光明媚，人面桃花互相映衬，更增添了这位卖酒姑娘的风采。这位姑娘不但正值妙龄，而且穿著也很精美：衣服的前襟长长的，腰间系著对称的带子，宽大的袖子上绣著合欢花图案。头上戴著蓝田美玉做的首饰，发簪两端垂下的是大秦国产的珍珠。这种精美的穿著打扮，尤其是那对在耳后摆动的大秦珠，更增添了十分风韵。这段对服饰穿戴的描绘，是直接模仿了《陌上桑》中秦罗敷的衣著打扮：“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因此，它的目的也和《陌上桑》一样，是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来“夸张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高尔基论文学》），从而为写冯子都的垂涎和表现胡姬富贵不能淫品格作好了铺垫。诗人在写了胡姬的年龄、服饰后又来描绘她惊人的美丽，这点则不同于《陌上桑》。《陌上桑》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透过行者、少年尤其是耕者和锄者见罗敷时忘情失态：“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来表现她惊人的美丽，而《羽林郎》则是正面描绘。方法是取其一点，以点带面，即透过胡姬的两鬟来直接描绘她的惊人艳丽。其手法当然是极为夸张的：“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有人说这是指鬟上首饰的价值，这恐怕不正确。因为如指鬟上首饰的价值，那么“两鬟何窈窕”就无法解释，因为这明明是形容一个女子风姿的。况且，如果是说首饰贵重而不是说人的风姿，那也就无法引起金吾子的垂涎，因为金吾子缺的并不是钱财和贵重的首饰，下面提及的“银鞍何煜爚”和“贻我青铜镜”即是证明。此处的手法是用两鬟的窈窕作为代表，仅仅这两个髻鬓就价值千万，整个胡姬美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正如清人闻人恢所指出的那样：“论价近俗，故就鬟言，不欲轻言胡姬也”（《古诗笺》）。
美并不是罪恶，但在那个罪恶的社会中，一个女子的美，尤其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女子的美，往往是一场灾难。一个当垆的卖酒女的美貌，当然更容易引起权豪们的非份之想。“不意金吾子”以下十句，就是写金吾子企图调戏胡姬的情形。“不意”是没有料到，这种语气既表示对霍家奴的嫌憎，又写出胡姬对他的来临缺乏思想准备，这样更能显示出胡姬身陷困境、临危不惧的勇敢和才智。金吾子即“执金吾”。金吾是一种铜棍，汉时卫戌京师的武官执这种武器巡夜，因此叫“执金吾”。汉代“执金吾”属北军，而“羽林郎”属南军，根本不是一回事。又据《汉书》记载，霍光的家奴冯子都并无官职，可在诗中一会儿说他是“羽林郎”，一会儿说是“金吾子”这是在暗示他确是“倚著将军势”在到处招摇撞骗。“娉婷”是走路轻盈之状。对这次会面，胡姬虽是猝不及防，但冯子都却是做好充分准备的，他一是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和蕴之态；二是大摆阔气，骏马配著银鞍，车上饰著翠羽，藉以炫耀自己的威势和气派；三是步步涉深，由垂涎到调戏，直至达到霸占之目的。他是一步步进行的：进酒店，藉口当然是喝酒，但我们从“丝绳提玉壶”和“金盘脍鲤鱼”中也可看出他的豪侈。他和《陌上桑》中那个五马太守一样，以为自己一旦显示出自己的威赫声势，对方马上就会俯身相就。所以在酒足饭饱之后，这个豪奴藉著酒意开始轻薄起来。他把一面青铜送给胡姬，并动手动脚想把它系在胡姬胸前的红罗衣襟上，但这位胡姬的品格与这个豪奴的势利估计正好相反，她的地位虽然低下，但人格却很高尚，对豪奴的调戏，她坚决拒绝，但在处理方式上又大方得体。你拿钱买酒菜，作为酒家，我当然以好的供应，让玉壶盛满清酒，金盘端上鲤鱼；但你要藉酒装疯、下流轻薄，则严辞拒绝、毫不含糊，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这当然也是对《陌上桑》的学习和借鉴：当五马太守遣吏上前打探罗敷姓名、年龄，并未暴露其本意前，罗敷也是据理答复：“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一旦太守露出本来面目，亲自上前提出“宁可共载不”时，罗敷则义正词严加以拒绝和斥责：“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不惜红罗裂”以下八句就是叙述胡姬拒绝冯子都调戏的经过。对豪奴动手动脚的轻薄举动，她奋起反抗，不让对方占任何便宜，也不给对方以任何幻想：“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然后直白地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公开表名自己的态度：“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虽是短短四句，内容却异常丰富，它谴责了豪奴的轻薄，也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同时，我们如把“贵贱不相逾”和上句“轻贱躯”联系起来看，是可以觉察出胡姬身上那种自甘贫贱、富贵不移的高尚品德。但对方毕竟是个声势显赫的豪奴，自己又是个孤立无援的卖酒弱女子。因此，既要使对方的企图不能得逞，又不能使对方过于难堪。诗的最后两句“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柔中寓刚、恰到好处，表现了这位酒家姑娘极富才智。“多谢”实际上是个双关语，表面上是感谢，实际上是谢绝。“私爱”是私心相爱，这里也含有不正大光明之意。“徒区区”二字更是意严而辞婉，既使对方死了心，又使他能藉机下台。由此看来，胡姬这几句言辞，态度是很坚决的，但方式又是极委婉的，这种柔中寓刚的答覆，当然使这个仗势欺人的豪奴哭笑不得，只得扫兴而去了。这和《陌上桑》采用了不同的手法。《陌上桑》中那位采桑女利用封建官场“小官怕大官，外臣怕近侍”的通病，虚构了一个“夸夫”的情节，编造了一个在官场迅速升迁，现任朝中侍中郎的丈夫，以此来镇吓住怀有邪念的五马太守。结果是罗敷越夸越高兴、越夸越神奇，五马太守则越听越沮丧，越听越害怕，这个故事就在罗敷的夸说和读者的笑声中结束。因为“夸夫”这个情节太夸张，斗争性也太强，所以一些崇尚“温柔敦厚”诗教的文人在模仿是大都将其舍去，如西晋文人傅玄写的《艳歌行》就是如此。辛延年这首《羽林郎》也有意改换成这种柔中寓刚的答覆。应当指出的是，后世文人在表达类似情感时，多采取《羽林郎》中这种表达方式。如三国时代孔融的《答曹操书》，最后两句是“苦言至此，终身诵之”，表面上是对曹操表示感激，实际上却透露出对曹操的不满，与这种手法极其相似。至于唐代诗人张籍的《节妇吟》的结尾，更是有意模仿这种手法：
君知妾有失，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逢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唐德宗时，最强悍的一个藩镇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企图笼络名士，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致书处于困顿之中的张籍，要他到自己的藩镇来任职。张籍忠于唐王朝，反对藩镇割据，自然不会前往。但李师道反跡未露又不能公开决裂，况这种礼聘表面上也是好意，于是张籍也就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可见《羽林郎》的影响确实是很深远的。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