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军队中（坦克一、六师）的高干子弟
刚当兵在坦克六师的二十四团。当时团部及大部队已调往北京延庆（后驻防南口)，我所在营留在天津扬村种稻子，同时担负一些迎外任务。扬村的196师及杨村机场都是迎外单位，我们也时不时向那些黑人兄弟展示一下我们威武强大的59式坦克。
营里有个叫薛京海的战士，其父是军委装甲兵后勤部的副政委。他负责播音室，每天在大喇叭里播放那些慷慨激昂的样板戏，激励我们在稻田地里当牛做马战天斗地。许是臭味相投，我俩很快好上了。可用今天的话讲，这厮实在不是什么好鸟，油头滑脑，见风使舵。他总是报怨伙食不好，经不住他的鼓惑，一次我利用帮厨的机会“顺”了两条煎好的鲫鱼出来。他播音室里有电炉有锅，我又去买了瓶酒，我俩便又鱼又酒地吃将开来。可事不机密，这事很快让营里知道了。薛京海立马变成了甫志高，非说是我偷鱼买酒拉他下水，连长把我一顿好剋。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人心不古江湖险恶！
两年后，我调到了我父亲任职的坦克一师，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来到一师后，感觉到明显的不同。当时北装共有四个坦克师。坦克六师除二十一团齐装满员外，我所有的二十四团每个连只配置4台坦克（应配置8台），其余的坦克据说是被调去支援越南了。坦克七师还是苏制特34坦克，新组建的坦克九师就是个空架子。而坦克一师则是装备精良，训练强度明显加大，不愧为王牌坦克师。更主要的是，坦克一师还是个高干子弟的“窝”。
当时有种说法，高干子弟最多的首推38军，其次便是坦克一师。因当时装甲兵是大力发展的兵种，待遇好，一师又是装甲兵中的大哥大，军地高官都愿把子弟往一师送。
以我所在的这个只有13个人的坦克排为例吧。一名叫夏加滨的驾驶员，其父参加过长征，是北京军区后勤部首任财务部部长（因身体不好，早早便离职休养了）。我们的排长杨志强，其父是当时的农林部部长。1976年前后吧，杨父曾率领中国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出席过联大的一个会议。那天早晨，我们列队正准备去吃饭，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中国代表团团长、农林部部长杨XX在会议上指出之云云。我们笑道，排长，你爸都在联合国讲话了，你也给我们讲两句吧！杨志强生性低调，只是笑笑，并无太多表示。
那夏加滨可就不一样了，感觉那叫一良好，处处显露出对我们这些小干部子弟的轻蔑和不屑，好像参加长征的是他而不是他爹。丫的还有句名言：没参加过长征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75年下半年，军区打来电话，让夏加滨火速返京，陪他父亲回江西老家走一遭。20多天后，夏驾驶趾高气扬地回来了。这厮还喜舞文弄墨，写了篇《回故乡记行》拿给我们看。看过他的文章才知道，夏父由于身体不好，脾气异常暴躁，一路走一路发脾气，常常将负责接待的当地官员骂得不知所措。夏父长征前，在老家已娶妻生子，前窝孩子见到他后张嘴便是要钱要东西。夏加滨对此是十分的不屑。
他在文章中讲到这样一个情节：夏父“南巡”途中，常有老战友老部下前来探望，其中有的人对夏父可谓是感恩戴德。你道为何？那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天夏父外出开会回来路过一座小石桥，旁边地里几个锄地的农民瞥见他后都把草帽往下一拉把脸别到一旁。夏父感到奇怪，走近前一看，竟是他先前的几个部下。原来这些人虽然走过了雪山草地，但如今却不愿再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了，竟私自离队跑到农村当起了农民。夏父勃然大怒，掏出驳克枪和警卫员一起硬将这几个人逼回了部队。现在这些人见到夏父能不感激涕零吗？如若不是夏父当初的那把驳克枪，他们就是可耻的逃兵，而不是今天受人尊敬的军职干部。
高干子弟多小道消息就多，诸如“红都女皇”之类的传闻都是他们从北京带回来的。高干子弟还是文化的启蒙者，在这个圈子里你能找到各种大“毒草”，我就是在那一时期读完了《静静的顿河》《黄金果的土地》《贵族之家》等世界名著。文革中有一首荡气回肠的长诗《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也是首先在干部子弟中传抄开来的。读完后好壮怀好激烈，恨不得明天就驾长车踏破莫斯科饮马密西西比。若干年后回头看，我靠，还解放三分之二呐，先把自己解放了再说吧！
坦克一师到底有多少高干子弟，我也说不清楚。80年代后，这些高干子弟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们的师政委是北京军区罗副司令的女婿，而罗副司令的儿子罗刚，则是坦克一团团长。其时我姐夫在二团任副政委，团长谢海麟，其父是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我已调到装甲步兵团，团长杜克明，其父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杜文达。至于担任营连长的干部子弟，更如过江之鲫，一抓一大把。
那阵连长指导员都托我给他们买飞鸽自行车，买了多少辆，我也记不清了。所以说，不管毛时代或是任何时代，绝对的公平正义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是人治社会，结果就是如此！没办法。这是就是毛时代的公平正义，高干子弟享受的就是这份公平！喊毛时代公平正义的，恰恰是工农大众！
高干子弟能干的是真能干，草鸡的是真草鸡。如果你以为干部子弟的提拔晋升靠的全是家庭背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个人的努力奋斗永远是第一位的。像我们的团长杜克明，当战士时便连年立功受奖，吃苦精神一点也不比工农子弟差。我的排长杨志强，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基层指挥员。76年的九十月份吧，一天深夜，我们被一阵剧烈的晃动声惊醒，有人喊了声“地震”，我们便兔子般从宿舍里窜将出来。过了好一会，才看见杨排背着一个因腰肌劳损行动不便的战士从宿舍里走了出来。这件事让我十分触动。我们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那种房倒屋塌血肉模糊的惨景把人都吓惊了，因此当强烈的余震袭来时，我们都出自本能慌忙逃命。可我们的杨排却能置生死于度外，宁愿和他手下的战士同生共死，体现出良好的军人素质。
又比如1982年，受军区文化部之约，我去河北迁西县引滦入津工地采访一位连长。这个连长的父亲也是一位军区副司令员，响当当的高干子弟。我是在施工现场的一间板房里见到他的。他满面灰尘，嘴唇干裂，最恐怖的是他那双手，我的天啊，那哪还像是一双人的手呀！只见他的手掌上老茧一层摞着一层，裂开了深深的口子，手背上则是伤痕累累。原来这位连长身先士卒，没日没夜奋战在施工一线，和战士一起撑钢钎抡大锤，引滦隧道的最高掘进速度就是由他所在的这个连创造的。堪称将门虎子！
其实在我看来，改开之前，维护旧体制旧观念最坚决的恰恰是那些工农子弟，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哀鸿遍野，老百姓都是杨白佬。人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高干子弟占有信息上的优势，因而显得与众不同。文革中，欧美国家家家都有小汽车，就是由高干子弟首先传出来的。工农子弟还不信，说美国人民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汽车？愚民至此，强秦何及！在高干子弟中，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和工农子弟相比，高干子弟更具有远见卓识，更富有理想色彩也更具有一种牺牲精神。这种独特的气质来自雪山草地，来自平型关，来自淮海大地的炮火硝烟。高干子弟在官场的“成功”遭人诟病。但令人惊奇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干部子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作家，一些重量级作家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坛上。高干子弟在商界的成功也令人眼前一亮，当然这有些黑色幽默。但无论如何，任志强对房价的预测，就如同章鱼哥对世界杯的预测，恐怕是无人能敌的吧？
《百姓家史》转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