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提供情报

十二、为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提供情报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湖南时，我们从收到的情报中，深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当时我们对中央红军的去向捉摸不定。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我们抓住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的密码。蒋的密码非常难猜，破译的任务主要由我和蔡威同志担任。开始我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我们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当时只有一个电台，把所有的收音机打开收听敌报，训练班学员也值班收报，每人守收一个敌台为中心，抓住其通报的电台，日夜不停，非常紧张。在菜油灯下，正襟危坐，精神高度集中，两耳认真地辨别敌台发出的滴答声，手中的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由于学员的能力较差，我们还要亲自动手，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然后将我们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电台在约定的时间内就要向我们呼叫。几年前我和曹祥仁同志曾深谈过破译敌人的密码问题，他说，中央红军到达湘川黔地区时相当困难，他们行军中很难收听到敌台的情报，你们电告的敌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注1）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到达陕南时，我们也从敌台收到不少消息。可惜他们没有电台，我们无法与他们通报。我曾建议派一个团去联络支援他们，顺便带电电讯器材和密码，张国焘不同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国焘是不顾全大局的。

（注1）在这里，侃夫同志的录音稿是这样说的：“后来，我们曾见到曾三同志，他说：‘你们提供的情报对我们是起了作用的，使中央红军避免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遭遇战。’文化大革命中，我在挨批斗时，有的同志捎信给我，说毛主席说：宋侃夫过去是立了功的，不要老搞他”

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到达四川边界，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汇合。这就是说，我们也要长征了。因此，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应该说是从离开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就开始了。
过嘉陵江是1935年3月。
中央红军到达长江以南的四川边界后，曾与我们通报，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合，至少要取得联系。为此，他们希望四方面军派出一支部队到川西吸引敌人减轻他们的压力。最初张国焘准备按此方针行动，但如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川西，又怕不解决问题，因此决定派大部分部队渡江西进，援助中央红军，只留少量部队在通南巴。但不知为什么，原计划留下战斗力较弱红四军却没有留下，也随同所有的部队渡江西进了。这样，张国焘渡江的意图就变成：一、援助中央红军，二、放弃贫瘠的通南巴苏区，准备在嘉陵江与岷江之间的富庶地区建立根据地。过江以后,阆中、江油一带，人多粮足，条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没在这里站脚。根据回忆，从情报所知，中央红军要渡江入川，北上是肯定的，因而四方面军应西进策应。后来也确曾接到中央来电，要张部配合策应，并拟定有建立川康甘根据地的计划（注1）。因此，大约是在五月，四方面军又继续向西渡过岷江，到达松（藩）理（化）茂（县）地区（现归四川藏族自治州所属），有名的夹金山（大雪山）即在此地的西南方向。
我的电台驻在黑水芦花，蔡威的电台跟随总指挥部到了前方。此时中央红军已到达西康的金沙江畔，中央决定双方各派一支先头部队在懋功附近会师。六月，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到达夹金山，徐总指挥即派九军二十五师韩东山的两个团，先翻过夹金山与中央红军会合。当我们听到先头部队已经会师的消息时，大家异常兴奋。会师后，决定执行一个新的战略——建立川陕康甘根据地。那时还没听说到陕北，而是在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
会师前，四方面军进行了动员。因为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物质上的困难很大，战士体质较弱，减员不少。四方面军决定给予物质上的支援和兵员上的补充。在思想上则要做到亲切热情，亲如一家，但这只是在大面上。而张国焘在前方会见了中央领导同志回到卓尔基后，曾亲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说：会师后要调整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朱总要过来，刘（伯承）参谋长也要过来，他当总政委。总部所属的一二三四局也要调整，你们这一摊子归总部，变成总司令部三局。原总部三局局长王诤同志是被俘人员，把重要部门交给他管，他觉得不很放心。因此，王诤调回一方面军司令部三局任局长，要我做总部三局的局长，一方面军的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王子纲先在三局一科当科长再说 。现在一方面军减员很厉害，人员少，病号多，掉队的也不少，身体素质很差，营养不良，装备也不好，队伍已经不象样子。原总部很快就要过来，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总之，他对我们散布了一方面军很多消极的和挑拨性的东西，但在公开场合也讲几句要热情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等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就暴露了他对中央红军的真实思想——两面派的实质。
这个电话之后不久，张国焘又来了通知，叫总部的同志去迎接朱总和刘参谋长。在卓尔基一个小喇嘛庙附近，我、王子纲、曾传六（保卫部长）还有经理部长（即后勤部）郑义斋等人，在门外等候他们的到来。少倾，朱总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来到我们住地，随后刘参谋长也来了，他们只带了一个搞秘书工作是刘少文，后来又来了个周子坤。可见，他们对张国焘是没有什么戒备的。
初次见面朱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见面以前，总觉得红军统帅一定十分威武。但相见只后，感到朱总非常朴素，慈祥和蔼，平易近人，没有首长架子，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讲，他也能和任何人搭上腔，毫无拘束感。对刘伯承同志则感到十分精明，态度比较严肃，不象朱总那样能随便说得上话。他的眼睛不好，但总是书不离手。刘少文同志则比较活跃，一看便知他是朱刘两总的助手。
会后，张国焘跑到我房子里，并叫来郑义斋、曾传六、王子纲等人，对我们讲了很多挑拨离间性的语言。他说：朱总不会打仗，没有什么大用，是个空架子。当时我们觉得这些话讲得很奇怪，并没有感到这是他以后闹分裂反党和叛党的前奏。他又说了不少中央红军的坏话。总之，他们已是一支疲惫不堪、军容不振的队伍，是不能打仗了，今后合作中还会发生问题。当然，他也说了一些要注意搞好关系，生活上要给予帮助等冠冕堂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