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第二章 人间社会
抗战洗礼
当时去后方有两条路：一条坐火车到商丘，下车步行，经漯河、毫县到界首，进入国统区后再坐一段火车到西安——这条路除有时过潼关日军打炮外还算安全，但路远费钱。另一条路乘同浦线到山西，在风陵渡偷渡黄河：这条路短，但风险大，偷渡若被日军发现便用机枪扫射、坦克追赶，不少人即使丢掉全部衣物仍难免丧生。我离开北平走的是第一条路，火车上挤满了人。中途有日军乘车，拿皮带乱抽一气，把乘客们赶到另一节车厢，给他们腾地儿。火车时开时停，害怕游击队袭击，夜间窗户窗帘紧闭。我下火车后步行，雇了辆架子车拉行李。那时目睹的中国社会，真正是满目疮痍。到洛阳时大雨滂沱，过去书中读到的这个繁华帝都在我眼里不过是个泥泞不堪、黯淡的小城。我冒雨出城为一个友人送信，没有雨伞，淋着暴雨走了很长一段路，胸中仿佛燃着一团火，竟觉不到湿冷……
唐代安史之乱中，杜甫曾在公元758年（乾元二年）冬末回到洛阳。次年扬州军败，洛阳又骚动起来。杜甫离开洛阳回到华州，路上到处呈现着紊乱与不安。杜甫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民间悲剧凝结成“三吏”、“三别”六首诗篇：“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已成千古绝唱，标志着诗人内心从求官侍奉朝廷到关怀黎民疾苦的一个重要转变。此后，他由陕入川之路也成了我一段重要人生旅程的必经之路，令人感慨。我没有条件去游览沿途名胜，但所经所见难免引发我对杜诗一鳞半爪的联想。
进入边界后，看到的第一人是个穿着破旧军服的国军，我拥抱他，淌下热泪。这时，那两个带路的人问我在后方有没有亲友，知道我无处投奔便介绍我去西安战干团受训。分手后，我去往西安，路上又聚到几位同路人。其中一人在西安有亲戚，大家商议，先把衣箱存放在他家，到战干团看看，情况不好再另寻出路。该团全名为“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当时受训的人全都是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大专生九个月毕业，中学生学期两年。开始集中军训两个月，之后以上课为主，意识形态方面灌输的是报效党国排除异己的思想。毕业后允许自己的找出路，但受训中途开小差的抓回来是要关禁闭的。全体团员按士兵待遇，睡在宿舍的地上，每人只有一块半砖头的宽度。每餐发一条杠子馍和一碗黄豆，不见任何油腥。进团不到三个月，我的体重就下降了七十磅。吃不饱，时常眼前一黑便昏倒在地，有时半小时后才苏醒过来。随身带的手表和钱进团不久就被偷走了。星期日放假进城，看到别个挂着的红辣椒都馋得流口水。由于住宿条件鄙陋，长了满身的虱子、也生过疥疮…我都挺了过来，认为要参加抗日，吃苦是必经的磨练。那个阶段，我画过揭露沦陷区的漫画，后来筹备演出独幕剧《结婚》，从安装大幕到制作布景、借服装、搬道具等等都要自己动手。工作中我多次昏倒在台子上。后来，成立了一个总队剧团由我负责。总队长姓包，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矮小斜眼，浙江人。他让我们排演赞颂国民党特务的《蓝蝴蝶》。队里有两个东北来的学生，年龄比我大，他们以前参加过协和剧团，受到过日本进步人士的影响，阅读过日语翻译的前苏联小说。他们劝我不要排演此戏，建议排于伶的《长夜行》，我同意了（他们俩毕业后都投奔了解放区）。这出戏里有一句重要的台词：“人生好比黑夜行路，可失不得足啊！”这是我扮演的人物俞味辛说的，那以后，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后来还演出了根据莫里哀的剧本改编的《生财有道》。队领导答应我可以参加“战干剧团”（戴涯任团长），听闻此团生活作风不甚严肃，我没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原中国旅行剧社的一部分人组成，如赵曼娜、冷波等。
战干团后门外是一片坟地，小小的坟头下面埋葬的都是沦陷区来的青年学生。1942年为了蒋介石要来团视察，上峰要我们为总裁铺设一条黄沙的战干路。在挖沙时发生塌陷，有些学生因此而丧命，事后便将他们草草埋葬于此。从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小雁塔和较远处的大雁塔，听人传说，大雁塔里设有一个关押政治犯的禁闭室，关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
战干团的教育长名叫葛武綮，是个军统头子，他长期住在重庆。1943年他来团里视察，全团为此紧张练队。我记得，他穿着一身有啰里啰唆饰物的翠绿色军装，白胖的脸像是河里浸泡过的一具浮尸，面无血色。
毕业后，总队长介绍我到国民党78师去工作，他说该师师长以前曾在战干团当过总队长，带过艺术大队，热爱艺术。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该师属于胡宗南的第一军，全部法西斯化管理，居然还要求部下仿效希特勒式的举手礼。去了不久，就把我训成了个“机器人”。我曾根据中学演出时的记忆编排了《最后一计》，只演了一场，效果很不好。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戏歌颂游击队、犯了本部的大忌。不久，日军发动了一场虚张声势的河南战役，汤伯恩竟吓破了胆全军溃退，潼关告急。胡宗南被迫把他的主力拉出去迎敌。部队午夜出发，天降大雨，人喊马嘶，车站上乱成一团。我坐在铁皮车里还做着“英雄美梦”——幻想着抗战胜利后，要骑一匹白马去我曾经的初恋、暗恋之人——绿衣少女的宅第门前经过……列车刚出潼关就被日军的炮火击坏，部队改为徒步行军。中途，参谋部还丢失了装地图的箱子，只得停在阌乡县南部山区中作为第二线待命。行军途中，我看到汤伯恩的溃兵像过蝗虫一样，军官撕掉了肩章混在士兵堆里一起逃窜，有的朝天鸣枪、乱喊乱叫……附近的村民们一大早扶老携幼、牵着自家的牲口纷纷躲进深山……
此情此景，让我顿时想起了杜甫的诗章《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
盘豆镇住有国民党的一个团，沿火车线往前第三站有一天冲来三个伪军起兵，镇上这一团兵就都躲进了深山，镇上的居民也只好随着逃难。晚上回来，见室内财物被洗劫一空，都知道必是那团国民党干的，却敢怒不敢言……山中某村住有78师的一个营，有个士兵跟老百姓发生冲突，用步枪将将一怀抱孩子的妇女母子打伤，被告到师部。师部派政治部一名科员下去调查，第一次回来报告说是78师的兵打的，受到申斥。上方又增派一人第二次调查，他们被请到营部大吃大喝了一顿，回来报告说不是78师的人打的，因此那个科员还被晋升了一级。
那位热爱艺术的师长娶了个大学生，关在城里一座洋房里，门外派卫兵把守，不准她独自出门。师长偶尔回家，令老婆跪在地下为他脱去马靴。师座稍不高兴便一脚将女人踢出老远去……一面附庸风雅，一面是封建陋习，人格极为扭曲。
我们师里还养着一个京剧队，主演有三个女孩子：大毛唱青衣，性格懦弱；二毛扮老生，令若冰霜；三毛年幼唱花旦，当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她们都是班主从河南买来的，在养母的鞭打下学会了唱戏。三姐妹除了唱戏演出外，还得侍奉师长、团长们打牌吃酒。政治部有个林姓科员，广东人，当过警察、坐过牢，文化水平不高，脾气古怪得很。师里谁都不敢惹他，他却与我交上了朋友，让我教他画油画。此人天生手巧，是个能工巧匠，会做各种木器活——从桌椅家具到各种乐器。他还会粉刷油漆、写大标语，画孙中山像……他年纪不轻，还没娶家室，心里深深地暗恋上了三姐妹中的大毛。大毛的干妈把女孩们当成她的摇钱树，哪里看得上他这个小人物？大伙常拿这事儿跟他逗闷子，他内心十分痛苦。每逢大毛唱戏时，他就躲起来喝闷酒，一直喝到烂醉。有一次，他悄悄给我看一把他精心自制的二胡，二胡内有他割破手指用鲜血写下的大毛的学名……他二胡拉得很好，常拉广东音乐，声调如泣如诉，拉到动情处两眼盈满了热泪。这是我在师部里遇到的一个最具人性、最注重感情的军人。
看不到前途，我决计要离开这里。去找政治部主任辞职时，主任不但不准还痛骂我“吃人血”，忘恩负义。我和他吵起来，他就下令关了我三天禁闭。我在禁闭室里画了张漫画——“很多肥头大耳的在吃人”，写道“社会多好玩啊！为什么说我吃人呢？”。放出来第三天我就跑了。回到战干团，总队指导员正在吃熊掌（他身兼面粉厂厂长，有油水捞的肥差）。见到我便把78师对我的通缉令往桌上一摆：“你这搞的是什么名堂！”我说，“我在那里演不了戏，把军装脱了留下，也就算了。”经过九个月的战干团训练，加上这半年的军队生活，我离家出走时怀有的抗日热情已经烟消云散，被冷漠的现实浇灭。我当时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今后我只搞纯艺术，绝不参与政治。
1944年底我来到凤翔工作，声明我只负责“辅导剧社”。辅导处的主任是位老北大的毕业生，颇具文人气质，对我挺客气。周围的人经常对我在78师养成习惯的立正和硬邦邦挺着腰板的笨拙举动加以嘲笑，这毛病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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