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10）
下 卷
第十章 ”文革“的前奏
一、庐山斗争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错误。会议期间，彭德怀于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以来产生的一些“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谁也没想到，这封信引发了一场政治大风暴。在建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中，毛泽东的领导和决策，已经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得心应手了，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的一些严重失误，导致了党内一些不同意见产生。他没有去很好地检查自己的失误，反而对一些提出不同意见的、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产生了一些疑虑。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这种疑虑更是有所增长，以至于他先后几次告诫人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几个人，对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就感到有些人不那么听话了，需要采取点措施来树立个人威信。他亲自领导开展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德怀和他的几个战友，转眼之间就成了一批牺牲品。八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解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黄克诚的总参谋长、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只是分别保留了他们在党内的职务，而这些职务仅仅是挂个名而已，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毛泽东还于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作了一个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示。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上又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以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之后，林彪推荐罗瑞卿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以接替黄克诚的工作，会议也同意了这个提议。在这里我要附带说明一下，林彪接任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并不重要，国防部长这个职务只是挂一个名，实际上军队的整个工作都是中央军委在管。彭德怀那时不但是国防部长，同时是军委第一副主席。如果只是国防部长，而没有军委副主席或第一副主席这个职务，国防部长也就成了一个摆设。林彪同时接任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样他才能全面主持军委工作，指挥整个解放军，这才是主要的。对庐山会议的具体情况，我起初是一无所知。当时在空军，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和一个候补中央委员。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是八届中央委员，副司令员刘震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他们两个上山参加了后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前，空军党委决定我和副司令员王秉璋共同去大连休假。八月十六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刘亚楼从庐山打来的一个电话，就在这个电话中，他给我传达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彭德怀在庐山发生了问题。刘亚楼告诉我，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在庐山会议上对党中央、毛主席发起了攻击。毛主席已经决定要林彪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还提议要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说到这里，刘亚楼兴奋地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还告诉我，虽然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由于林彪身体不好，工作起来很勉强，只能在原则上进行主持，许多具体工作不能亲自参与，必须要找别人来代替他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因此林彪选择了罗瑞卿。是林彪亲自提出，要罗瑞卿来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林彪选择罗瑞卿，不仅因为他有才干，而且因为他身体好，能组织实施许多具体的工作。从电话里听得出来，刘亚楼当时非常高兴。刘亚楼当时为什么这样高兴呢？我想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不那么好；第二是刘亚楼和林彪、罗瑞卿的关系非常好。说到刘亚楼和彭德怀的关系，这里我说一件事情。在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一九五五年，空军后勤部的一个助理员丢了一个工作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记录了空军后勤部一部分“五年计划”。这个笔记本丢了以后，空军党委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和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追查。同时，我们也老老实实地报告了军委和总参谋部。没想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次三番地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责难。彭德怀说：“这还得了，丢了‘五年计划’，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一定要追查到底。”这一查，不但追查了刘亚楼，还追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这之后不久，我陪同彭德怀去东北检查空军部队的工作，准备先到丹东志愿军空军指挥所驻地去看看。我过去从来没有陪同过彭德怀，这是第一次。开始的一路上，彭德怀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说说笑笑，一直都很好。车到沈阳东站时，因火车头加煤上水需要一个多小时，他还动员我到市里去看看，对我非常关心。可没想到，车到丹东的那天早上，彭德怀突然翻了脸，就在车厢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们空军丢了那么一个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把国家的机密都泄露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感觉到痛心。”骂了一通后，他又气哼哼地说，要撤刘亚楼的职，空军司令应该让刘善本来当，刘善本是个内行。这是我头一次领教他的脾气，还真有点吓人。不知道彭德怀当时因何故对刘亚楼不满。当然，他当时说要撤刘亚楼的职，只不过是借机发发脾气而已。实际上，要想撤掉刘亚楼的职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怀一个人所能决定的。刘亚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情绪很不好。他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就要求去休养，差不多前后休息了一年。因为罗瑞卿是公安部长，这个丢笔记本子的事情，后来了牵涉到了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当着我们的面大骂罗瑞卿：“空军丢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本子，你这个公安部长为什么不去追查？为什么要袒护空军？你不破这个案，我拿你是问！”接着，他又骂刘亚楼和我。其实彭德怀也是小题大作，真正的原因不在这个本子上。一个公安部长应该破的案子比这个多着呢。彭德怀之所以如此，实际上可能是因为他在历史上和罗、刘有些恩怨。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为了丢笔记本的事情，我两次挨骂，实在有些想不通，于是就跑到我的老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那里去诉苦。我跟他说：“彭老总怎么那么厉害呀！为了一个本子，要撤这个，要撤那个，把罗部长也牵进去了。”罗荣桓听了我的话，只是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之后不久，彭德怀在毛泽东那里开会，向毛主席汇报军队的工作。由于刘亚楼还在休养，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想到会开到最后，当着毛泽东的面，彭德怀又说起空军丢了本子的问题。他还说：“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但是我主持军委工作，一定要公事公办，对什么问题都要一查到底。”当时弄得我十分紧张。那个笔记本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笔记本究竟丢在了哪里，又对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到现在还是一个迷。坦白地说，因为这个本子的事，当时我对彭德怀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后来在刘亚楼休养期间，空军的工作暂时由我主持，有关空军的问题也就由我直接向彭德怀汇报和请示。另外，时间一长，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变。我认为，彭德怀秉性刚直，炮筒子脾气，好训人、骂人，有话就说，憋不住。但是真正办起事情来，对部下还是很关心的。与此相反，刘亚楼同林彪及罗瑞卿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据我所知，刘亚楼与林、罗二人的关系，是从红军时期开始的。大革命失败后，罗瑞卿被派到闽西去开展武装斗争，从而认识了闽西人刘亚楼。闽西暴动以后，罗瑞卿成为闽西红军的领导人之一，刘亚楼则在闽西红军中初露锋芒。一九二九年七月，闽西红军被编为主力红军红四军的第四纵队。一年以后，林彪接替朱德担任红四军军长，从此罗、刘二人便开始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先后分任十一师和十二师政委。一九三一年，罗瑞卿在林彪任军团长的红一军团任政治保卫局长。那时的保卫局在建制上是和军团司令部、政治部并行的。因此，罗瑞卿当时也是红一军团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到长征结束，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天天在一起，行军骑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那时军团下面的建制就是师，刘亚楼先在红一军团二师当政委，后来又在一师当师长。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刘亚楼又回到二师当了师长。随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一起到了延安，进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后，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又抽调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专管军事训练。当时，林、罗、刘三个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刘亚楼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为负伤去苏联治疗和休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林彪被毛泽东派到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此时的刘亚楼，正作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在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任情报处处长。日本投降后，刘亚楼随苏军来到了大连，并坚决要求回中国工作。不久，经过林彪的提议，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成为林彪的得力助手。一九四八年十月东北解放后，在平、津战役中东北的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共同完成平、津战役的重大任务。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林彪、刘亚楼和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团政委的罗瑞卿，在共同的作战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建国以后，林彪、罗瑞卿、刘亚楼三人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却经常见面，关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以后，罗瑞卿自然成为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就把总参谋长粟裕撤掉，而让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话一点没错。关于粟裕被撤职这件事，我认为彭德怀的作法是欠妥当的。红军时期，彭德怀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黄克诚也是红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用起来顺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诚调来当总参谋长。本来，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项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年，最后在粟裕逝世时也没能完全拿下来，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终身憾事。对黄克诚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抗日时期，我一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工作。我认为，黄克诚是位好领导，好老师，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是我学习的榜样。对于他的一生，我们党中央已经在对黄克诚同志的悼词中作了公正的评价，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对彭德怀也是一样，我对彭德怀也一向都是相当敬重的。在彭德怀的问题彻底平反之后，我们党对他的一生的功绩也作了公正的评价，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认为，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二、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和黄克诚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晚上，我接到刘亚楼从庐山上打来的电话，得知了庐山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到这个通知，我同王秉璋当天下午就乘机返回了北京。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场大雨，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以后，我们坐车回家的路上，看见到处都积满了水。这场雨整整下了两天，一直下到了八月十八日。我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十八日下午，贺龙、刘伯承与彭德怀、黄克诚同坐一架飞机，从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贺龙与彭、黄二人放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安排是周恩来决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监视。那天，按照空军党委的规定，我正在机场指挥所值班。贺龙、彭德怀等人乘坐的飞机从九江机场起飞后，飞到济南上空时，因为北京正下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于是，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我要求贺龙等人的飞机在济南机场降落，暂住一晚。八月十九日，飞机才从济南起飞回到了北京。得知飞机从济南起飞后，我随即去南苑机场迎接他们。我刚到机场，飞机就降落了。机场上，除了我及贺龙等四个人的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来接机。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贺龙，他和平常一样面带笑容。第二个是刘伯承，也是神态祥和。第三个是彭德怀，他的脸色阴沉，很难看。第四个是黄克诚，也是面无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们一一敬礼。他们分别和我握了握手，但谁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上了汽车就走了。我本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这个时候他也没跟我说话。我看到黄克诚那种样子，感到情况不好，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在庐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不好问，也不敢问。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始，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没有到会，但以刘少奇为首，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都到了会。除了将要被批判的彭德怀、黄克诚和患病的徐海东以外，所有的元帅和大将都在主席台上就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驻京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各军事院校和京外部队选派的一千零六十一名师以上干部，以及五百余名有关列席人员。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开会，把整个怀仁堂挤得满满的。会议由林彪主持。我记得好像是罗瑞卿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但传达得很简单，连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都没有全部念。彭德怀的这封信一直没有公布，也没有在会上印发。会议上什么文件都没有，只是听罗瑞卿传达说，庐山会议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并且点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名字，说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猖狂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接着是刘少奇讲话。他说，彭德怀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是彭德怀犯错误的思想基础。从政治上说，彭德怀有个人野心，想夺权。再下来是陈毅讲话。他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他还说：“林彪这个人在井冈山时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冲，一下打了一个歼灭战，把进攻的敌人消灭了。以后到红四军、一军团，都打了很多胜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来主持军委工作，我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其内容都是批斗彭德怀，并表态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在最后讲了话，主要是号召大家继续批判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错误。在林彪的讲话中，还讲到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会议到了最后，罗瑞卿宣布，将所有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别在两个地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还宣布，了解彭德怀的人参加斗彭德怀的那个组，了解黄克诚的人参加斗黄克诚的那个组，我和刘震则被分配到了斗黄克诚的那个组。对斗争彭德怀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前几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这本书中，对当时的斗争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认为是如实反映了当时历史面貌的。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就是持这种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的现象。特别是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成、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就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在我们那个斗争黄克诚的那个大组会议上，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劲。这个大组里，是苏振华、刘震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积极，真有点像以后红卫兵的那种劲头。我想当时出的会议简报，是会真实记录下一些人的历史形象的。批斗黄克诚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发言，后来有的人看我不发言，就对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于是，我就说了关于他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往“右”偏，有点保守。由于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东北后，他又认为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第二件事，是说黄克诚有“本位主义”思想。这件事说的是，他把新四军三师的一些剩余的黄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先把“小金库”带到东北，继而又带到天津，最后竟带到湖南去了。第三件事，是说黄克诚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们在苏北的时候，黄克诚有一个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国民党军李明安的部队里当情报科长。来到三师后不久，就由黄克诚和洪学智介绍，在齐齐哈尔入了党。入党后，就当了师特务团的参谋长。我认为，黄楚三的职务提升得太快了，不妥当。那次会议上，我对黄克诚就揭发了这三件事。对庐山上的黄克诚的所谓错误，我一句也没有说。不过，受到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说到最后，我也对黄克诚拍了桌子。我当时想，这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揭发出来，既能让我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有什么大的损害。我万万没想到，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让黄克诚十分痛心的事情。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有关于这件事的两段文字，现抄录如下：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去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我在会上说的这个“本位主义”问题，竟然在那种场合下被人曲解为黄克诚有贪污行为，并导致了罗瑞卿等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虽然以后的调查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徇私的问题，但对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洁名声的黄克诚来说，这件事已经对他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不过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在批斗黄克诚会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除了在第一个问题上因受到当初华中局不正确看法的影响，对他有所误解，说得不对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的“黄金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就这样，斗争黄克诚的会议，开了五、六天后，大家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没有什么人发言了。就在这时，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的会场。他一来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厉声责问道：“黄克诚，你在三军团时就造我的谣，说我在长征后期，在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杀了三军团的一些人。我杀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据是什么？”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伟出来作证。钟伟马上站起来说：“是的，有这回事。三军团从哈达铺编队出来，队伍很疲劳，减员大，掉队多。到最后，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又没有条件把他们抬走，你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队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几个。这是我亲眼所见，后来也是我告诉黄克诚的。”罗瑞卿说的这件事，是长征后期的事。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红军于哈达铺改编以后，毛泽东派当时任红军北上先遣支队（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到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将刘亚楼调到第二纵队任副司令员。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虽然同属红一方面军，而且经常在一起配合作战，但我们红一军团长期在毛泽东、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领导之下，军政训练、作风纪律甚至作息时间等各方面都抓得很严，而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这些方面则与我们有些差距。因此，当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人到了第二纵队，并且用红一军团的管理方式来管理第二纵队以后，曾引起一些干部、战士不满。于是有的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了彭德怀那里，因而引起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这种行为的猜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红三军团的影响。罗瑞卿之所以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初钟伟把这事告诉黄克诚以后，黄克诚又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本来就对罗瑞卿和刘亚楼在红三军团搞整顿不高兴，知道了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气，不但借机把罗瑞卿狠狠地痛骂了一顿，还将这件事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也正因为这些事，彭德怀也同罗瑞卿及刘亚楼结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怀对罗、刘二人的长期不满和隔阂，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说实在的，我当时真的很佩服钟伟的这份坦诚和勇气。其实，钟伟讲的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苏北根据地，黄克诚在一次和我闲谈中，就说起过。处于当时的压力，很少有人有钟伟这样的勇气来为黄克诚辩解。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之后，钟伟就被解除了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发配到安徽省去当农业厅副厅长去了。我虽然当时没有起来为黄克诚辩护，但我内心里对罗瑞卿的话很不以为然。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又搬出来，和庐山会议又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算老帐的作法，没有多大意义。会议就这么乱哄哄的斗了黄克诚半个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着斗着又把邓华也扯了进来。邓华也跟我一样，是红一军团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来与彭德怀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一九五O年夏，为了筹组入朝作战部队，根据林彪的提议，把四野十五兵团与十三兵团对换，由本任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邓华转任十三兵团司令员，率十三兵团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先后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朝鲜战争期间，邓华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系较好。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扯进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由于我与邓华的关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邓华。红军时期，我在邓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两年多。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猎负伤时，他还曾对我悉心照料过。但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说是各处一方。这次，我虽然参加了会议，但确实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提。后来有人揭发说，邓华在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的时候，曾主张组织野战军的机动兵团，主管全国性的机动作战，以此证明邓华有野心。我对这件事情作了说明，说邓华的确提出过这个建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但我认为这只是正常的问题讨论。现在看来，当时的揭发，不少都像这件事情一样，完全是牵强附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后来，又要我去斗洪学智。洪学智为什么挨斗我同样也不大清楚，大概也是因为在志愿军任过副司令员，才被认为与彭德怀关系密切而挨斗的。我与洪学智在一起工作多年，对他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认为他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地方。所以，在批斗洪学智的会场上，我一言未发，在会上坐了一个下午，我就离开了。九月九日，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报告。在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表示支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代表中央表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接着，他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认为清除“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我们要的就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反对“错误的个人崇拜”。又过了两天，九月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再次在怀仁堂举行全体会议。这次毛泽东亲自到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彭德怀等几个人，“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接着是陈毅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彭德怀，并列举了若干事例，说明彭德怀的一些意见是和毛泽东对立的。之后，他还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同时继续宣传林彪，再一次表示完全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表扬林彪善于作战，井冈山朱沙冲一仗打得非常英勇，对保卫井冈山起了一定的作用。最后，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揭发了“彭、黄反党集团”的问题，基本肃清了彭、黄在军队中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紧跟毛泽东，紧跟党中央，大家团结一致，争取更大的胜利。接下来，他就在讲话里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崇拜。他说：“我们军队离开了毛主席就不行。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和直接指挥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不仅是因为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也因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容易，学了以后马上就可以用。”林彪讲完话，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空军，开会布置传达，将这次会议的精神，一层一层地往下传。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对所谓“彭、黄反党集团”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斗再斗，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斗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底，彭德怀含冤死去，才告结束。这时，我也已经入狱三年了。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彭德怀和黄克诚。直到一九六七年初，才在一个批斗会上见到他们一面。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级阶段，全国一片大乱，解放军驻京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机关，几乎都被造反派冲垮，各项工作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各单位的党委差不多都被“踢”开了，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一天，总参的造反派头头把军队过去和当时一些“犯了错误”的领导人，都弄到了总后的大院，开万人大会进行斗争。我参加了这个会，看到被批斗的人里面有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当时在主席台上坐着的，有杨成武、萧劲光和我等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一些负责人。我坐在主席台的侧面，所以我看到了他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我。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现在，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度瞎指挥，导致了当时高指标、浮垮风、共产风的大泛滥。什么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这些提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场“大跃进”，使中国的经济几乎陷于崩溃，人民遭受了长达三年的空前大饥荒，上千万的人在这场灾难中死去。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这次斗争使得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从而导致了“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从彭德怀开刀，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谭震林、邓子恢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搞掉了，真是历史上的惨痛教训！ 三、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 一九五九年十月，庐山会议后新组成的中央军委，在北京三座门召开了第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出席会议，但其他八位元帅：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全部到会。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列席了这个会议。我以空军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军委已经组成。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常委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报毛主席审定。”接着，林彪正式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人负责，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军事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林彪在会上还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萧华和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的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林彪讲完后，其他几位元帅轮流发言，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意见。陈毅还表示：“除了国务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积极参加军委的工作。军委开会，通知我，我必到。”元帅们的讲话，都表示出新军委的团结一致。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老帅在一起开会。听到老帅们的讲话和表态，刘亚楼和我都非常高兴，觉得今后我们空军的工作好做了。果然，从这以后，空军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视。应当说，空军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视的。刚刚组建空军的时候，许多工作就是毛泽东亲自抓的。连空军的装备，也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同苏联的谈判，则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当时，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曾经常到周恩来那里去开会。不过，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空军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视了。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划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但在罗瑞卿主持军委具体工作以后，对有的老帅不够尊重。例如对叶剑英，他就不够尊重。叶剑英当时分管军事训练及科研工作，他所需要的经费，罗瑞卿就不那么支持，因而产生了一些意见和矛盾。这件事情我曾听叶剑英说起过。当然，对军队的工作，林彪并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是一件事就是“突出政治”。一九六O年九月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出：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证。做工作要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靠群众路线，靠人的觉悟。我们要求抓下面的思想，贯彻上面的思想。思想仗是很重要的战斗，不打好思想仗，其它仗就打不好。他还更进一步地强调：“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更应该紧紧掌握这个方向。”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而“三八作风”的基本内容，则是毛泽东当年为抗日军政大学题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将这三句话、八个字概括起来，命名为“三八作风”。和平时期的林彪，也仍然喜欢用一些简洁的语言，来高度概括和表达一些新的思想或原则。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样，经他概括提出的“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就成为军队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则。林彪认为，要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要搞“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即发扬延安抗大的作风。这对于加强军队的纪律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非常必要的。他的这些意见，会后在全军进行了传达和学习，并由此掀起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次高潮。为了更好地贯彻林彪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队政治工作的问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罗瑞卿和萧华，林彪自己很少到会。根据林彪的指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要起草、制定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把“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用文件的形势固定下来。为了写好这个决议，会议组织了一个决议起草小组，由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社社长唐平铸和我及其他几个人组成。大家经商量决定，由梁必业带领几个人起草了一个稿子，同时由我带着姜思毅、唐平铸等负责起草另一个稿子，并要我在我们的稿子里，加进空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经验。两个稿子起草完毕后，罗瑞卿主持会议讨论决定，两个稿子一起用，在这两个稿子的基础上，形成了会议最后决议，即《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首先强调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提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决议中有不少在后来广为流传的“名句”，如“全军指战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准这一决议时指出：“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基本的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等都是有用的。”于是，这个决议就成了全国各行各业共同的政治工作原则。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军委又在广州新盖的珠江宾馆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新军委成立一年多的工作。会议由林彪主持，除了朱德及彭德怀以外，其他八位元帅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全部到会，算得上是军队的又一次盛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是会议的东道主，他对参加会议的代表非常热情和关照，安排最好的地方给我们住，搞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最后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一套福建漆具。与会的几位老帅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们一致认为，新的军委在林彪的主持下，取得很大的成绩。林彪也在讲话中表扬了罗瑞卿，说罗瑞卿在工作上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自主持军委的具体工作以来，处理了日常事务八百多件，彭德怀、黄克诚时期积压下来的问题，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另外，他也表扬了萧华。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开到春节过后才结束。由于我们是在会议期间过的春节，所以军委领导决定，与会人员可以接自己的家属来广州，一起过春节。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拥护。于是，大家纷纷接来了自己的家属。刘亚楼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属子女一起接来，但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工作忙离不开，刘亚楼的家属就把我的儿子吴新潮带了来。同我们一样，我们的家属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吹捧毛泽东，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要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之上，要求以“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原则来全面建设部队。为此，他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运动。林彪在军队中一手搞起来的这套东西，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给军委的一封信里说：“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林彪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从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呀，四个第一就是创造，就是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树立自己权威的举动，是十分支持和赞赏的。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当时对林彪搞的这一套，宣传得不得了，也捧得不得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这里，我想说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与些同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心协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 四、“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 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这次会议也叫作“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建国十二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清理“左”的错误，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同时，进一步作好国民经济的“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大会开始阶段，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在这之前，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曾亲自带人到农村蹲点，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然后，由刘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干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的一些负责人参加，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草拟了这份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稿。这个稿子，并没有对许多真实情况进行全部揭露，没有说得那么严重，对很多问题都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大部分情况都讲到了。特别是报告稿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只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报告稿同时还认为，我们在工作上存在一种急躁的情绪，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主席看了这个稿子以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会了。作为中央委员，刘亚楼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刘亚楼回来后，告诉我说，会议上印发了刘少奇组织起草，并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又一次修改了的书面报告稿。毛泽东叫大家先看看这个稿子，说看一看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但接着毛主席表态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几句话，一下子就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接着他又说：“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毛泽东这样一表态，大家又相继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就这样，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来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一番话，震动了大家。外边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在我们军队内部开始了两个措施。第一个是，林彪和一些元帅们，还有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说要紧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们跟军队的干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会议上乱发言，因为“大跃进”呀，大炼钢铁呀，军队都没有参加，与军队的关系不大，不存在什么“出气”的问题。他们还再三强调，军队干部不要跟着地方干部走，有话让地方干部去说好了。军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是军以上干部，人数本就不多，再加上军队内的“反右倾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大家心有余悸。因此，在听了军委领导打招呼以后，军队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会议上发言。第二个措施是，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林彪就说：“那好，你们要我讲，我就讲。”经过几天的考虑，林彪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在大会上发言。这些情况，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我那时与林彪的关系不像刘亚楼那样密切，在工作之外的问题上同林彪几乎说不上话。而且，虽然我参加了这次“七千人大会”，但因不是主席团成员，很多情况不知道。作为一般的与会者，我基本上只在那里听会，不发表任何意见。我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林彪同意在大会上发言以后，刘亚楼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将经过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提交给大会讨论，同时又对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已经没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说法，但他在讲话中仍然坚持说，他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于一月二十九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那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亲自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的讲话很长，讲了总有两个小时，而且越讲越有劲。林彪讲了些什么呢？首先，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林彪认为，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小得多，是次要的方面。”他还说，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在国际上，中国目前威望很高，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在国内，我们的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土改、“镇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总之，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当然，他在讲话中也承认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困难，不过他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认为，造成当时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在林彪的讲话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就会小得多，弯路就会绕得小一些。毛主席的领导，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正确的。在过去，当毛主席在中央领导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胜利；当毛主席离开中央领导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革命战争就受到挫折，就失败。这是过去历史所证明的。他又说：“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总是围绕着实际，总是从调查研究出发，总是脚踏实地。毛主席对待事物和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到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的兴致可高了。在林彪讲话时，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然后，他建议延长原定的会期，号召大家“要真心实意地发扬民主”，把心里的话通通讲出来，有气出气，开一个出气的会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紧接着第二天，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左右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的“自我批评”，曾经在当时和后来感动了很多的人。林彪和毛泽东的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于是，“七千人会议”就进入了“出气”的阶段。当年，为了“大跃进”，为了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各地的干部都把老百姓家里的锅碗瓢盆，只要是带铁的，都拿出来炼钢；把一些大树，甚至是上千年的大树都砍了来炼钢。结果钢没有炼出来，农业被破坏了，工业被破坏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整个经济建设全部被破坏了。大炼钢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一些地方虽然是丰产，但是因为缺乏壮劳力去及时收回来，造成田园荒芜，粮食歉收。彭德怀所描述的“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妇，来年日子怎么过”，就是当时中国各地的一个真实写照。粮食没能完全收回来，又加上当时毛泽东搞的农村共产主义化，一个村办一个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了不要钱的饭，大家便到食堂里放开肚子吃，吃不完还要硬撑。这样一来，仅仅过了几个月，食堂就难以为继了。由于村里在办食堂时，把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连同做饭的锅都收走了，这一下不仅大锅饭没得吃，连小锅饭也吃不成了。就这样，农民们没有粮食吃，就吃树叶，吃野菜，吃草根，从而导致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并且饿死了不少人。当时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一人精确的统计。据我所知，仅导致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台的著名的“信阳事件”，饿死的人就近百万。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事件，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像信阳一样。不过我相信，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人。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话，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的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的。不过，对林彪的讲话，大家都表示了赞同和拥护。这样一来，就把刘少奇搞的第一个报告，完全给推翻了。以后，刘少奇带着一批人重新修改大会书面报告，也不再说造成当时的困难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改成“七分天灾，三分失误”，把成绩和失误比作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修改后的报告对造成当时困难原因讲了两条：一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够；二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二个稿子写成以后，刘少奇又于二月八日提交给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说明，表示要将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加进报告里去。以后，各小组在讨论这个报告稿时，大家都表示赞同。接着就再次召开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二月十一日，是“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举行的闭幕大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大会一开始，毛泽东就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拥护大会的报告，拥护并赞扬了林彪的讲话。同时，他还在讲话中对如何克服困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搞好市场供应等等。然后，毛泽东又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党的工作、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对林彪讲话没有表态。毛泽东接下来请陈云讲话，但陈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毛泽东马上语含讥讽地说：“陈云同志向来谨慎，是不轻易讲话的。现在还没有要讲的，到要讲的时候再讲。”就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把两位主席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后，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发展，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林彪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林彪讲话以后，军队的干部都很高兴，纷纷赞扬林彪的讲话讲得好。只有林彪本人不以为然，他说：“我这样讲是出于无奈，不这样讲，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响，整个局势就不好维持了。”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在武昌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作了一点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会使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大家学习。”“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五、太仓“四清”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同时，还提出要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从一九六三年起，“社教运动”先后在全国城乡开展。运动初期，农村以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的小“四清”为主；城市则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不久，中央又决定把城乡的“社教运动”内容统一起来，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的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召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又称“二十三条》）。通过这个文件，毛泽东断言，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一个“官僚主义阶级”已经在全国出现。出于这个判断，文件明确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观点，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这个文件还指责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一些作法是“形左实右”，并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光美所搞的“桃园经验”。虽然“四清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但一开始，军队里一直只在内部进行正面教育，没有介入地方的运动。直到一九六五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才颁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军队派出干部，到地方去参加这一运动。正当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总政治部的通知要求时，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了电话。刘亚楼逝世以后，林彪和叶群又回到了苏州继续养病，由许世友派了一支部队保护。叶群在电话里说，根据林彪的要求，她准备下去蹲点搞“四清”，但是她一个人去不行，想依靠空军。她还说，由于林豆豆在《空军报》社，看能不能从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报社调一些人，组成一个“四清”工作队，她就参加这个工作队，把豆豆也带上。由于当时正好我们也在根据总政的指示，布置参加“四清”工作，我就在电话里答应说：“好啊，就这样办。”叶群又问：“你也参加，看可以不可以？”我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四清’，我参加一下也好，但是这个问题听一下林总的意见，还要请求一下罗总长和萧华主任。”叶群看我同意去，便说：“如果你去的话，我给你选个地方。我已经看好了苏州的太仓县，这个地方离苏州比较近，我来来往往比较方便，有什么问题向林总汇报也近。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负责去交涉，并办理一切手续。”对叶群选的太仓，我表示没有什么意见。接下来我们商定，她先带几个人去太仓，我去请示一下罗瑞卿总长和萧华主任，他们若没有意见，我安排好工作随后就到。放下电话，我立即召集了空军党委办公室和空军政治部的王飞、何汝珍、朱鸿、王启夫等几个人开会布置，组织了一个四、五十人的“四清”工作队，进入江苏省太仓县，叶群和林豆豆就参加了这个工作队。当时，我们空军副政委王辉球也带着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一些人，组织了一个工作队，进入湖南省的一个县参加“四清”。在请示了罗瑞卿和萧华，并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把空军政委余立留在家里，负责主持空军的日常工作，就赶到了太仓。到了太仓以后，叶群就把她原来住的一间房子让给了我，自己搬到一个贫下中农的家里。那是一间茅草房，房子阴冷潮湿，叶群派人把那间房子打扫干净以后，便带了一个秘书和林豆豆住到了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原本也想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去，房子都搞好了，但是叶群告诉我：“林总说了，搞‘四清’不一定非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不可。你是空军司令，还是住在一个有电话的地方为好，万一有什么事情好找。”叶群让给我的房子，是在一个镇子上，原来是一个堆放材料的仓库，房子也很破烂。我让人简单收拾了一下，便搬了进去。在太仓期间，驻上海的空军政委江腾蛟给我派来了一个炊事员，为我们做饭吃。除了我之外，空军工作队的其他人也与叶群一样，分散在太仓县的四、五个区里，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来到太仓不久，苏州的地委书记就专门来看望了我们，对我们参加苏州地区的“四清运动”表示感谢。我们在太仓期间，华东局也有一个工作队在那里搞“四清”。叶群让我和他们联系，以便统一行动。华东局工作队的同志很尊重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和我们商量，征求我们的意见。我跟他们说：“我们部队的同志，对地方的工作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听你们指挥，你们分配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在太仓的期间，正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我们一天天参加劳动，同农民们一起收稻子、摘棉花，在劳动中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在整个“四清”过程中，叶群每个星期六下午都要回苏州去向林彪汇报，到了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再回到太仓。那段时间里，我同叶群经常来往，相互通报情况、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我当时觉得叶群还比较能吃苦，“四清”期间，她一直都同当地的贫下中农吃一样的大米饭、红薯，没有特意加什么菜，不搞什么特殊化。她只是带了一点麦乳精，用开水冲了喝。叶群还要把她的麦乳精送一些给我，我谢绝了，说：“我的身体好，不用了。”到了十月份，空军突然出了一个大乱子。一天中午十二点，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南京空八师的一架轰—5型飞机，从杭州起飞训练后，飞行员李显斌将飞机飞到台湾去了。跑飞机的消息，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立即找到叶群，告诉她，空军出了大事，我必须立刻去处理。之后，我就近从空军的“四清”工作队里找了几个人，立即带着他们坐上飞机，于当天下午就赶到杭州查处这件事情，以便及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当夜查到凌晨三点，才搞清楚子事情的经过，主要是飞行员李显斌胁迫领航员和射击员，把飞机强行飞到了台湾。跑飞机的那个大队，正好是余立金蹲点的那个大队，而且当时又是余立金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因此我在生气之下，打电话批评了他。对此，余立金多少有点不满意。这次的李显斌事件，是空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跑飞机，又发生在我接任空军司令员之后不久，当时我的思想负担非常沉重。在查处的那些天里，我多少天都睡不好觉，白天黑夜地工作。很快，我把跑飞机的情况和查处的情况，连同自己的检讨，一起上报给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请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自己处分。我在杭州一连给军委发了几个电报。林彪看了电报后安慰我说：“没有那么严重，只要好好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不再发生那样的事情就行了。”罗瑞卿当时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他也专门派人坐飞机到杭州来送一封信给我，要我接受教训，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在这中间，林彪还不断通过叶群给我传话说：“飞机已经跑了，要作好防范措施，要坚决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不要太紧张，不要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我在杭州调查了事情的原因后，又带着工作组到空军所有沿海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去通报情况，检查工作，要求大家认真汲取教训，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我们还将这一事件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印发给空军的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以后在我任空军司令员的整个期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我们的空军部队也始终保持了稳定，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不仅如此，整个部队的斗志还十分高昂，接连击落了进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飞机。一九六七年，在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还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乱’，可是空军没有跑一架飞机嘛！”李显斌事件发生后，我一直都在部队处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时间过问太仓的事情。不久，罗瑞卿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停止“四清”，回到北京主持空军工作。根据罗瑞卿的决定，我马上回到太仓，把空军工作队交给叶群，随即回到了北京。以后，叶群仍然不断地同我联系，向我通报太仓的情况。 六、罗瑞卿大将的下台 一九六五年秋，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因患肝炎，住在上海养病。萧华患病期间，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经常去上海探望萧华，同时顺便去苏州问候林彪。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来往接触，就比较多了起来。不久，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突然被撤职了。萧向荣究竟有什么“错误”和“问题”，是办公厅的工作搞得不好，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我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是杨成武兼任了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样，林彪和杨成武之间的关系，起来越密切了。这一阶段，罗瑞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视察。他经常坐飞机往来于各地，检查各大军区的战备和防御工程，那一年，他先到沿海各地区，从东北一直到海南，然后又去西南、西北，总之对全国的地形，差不多都看遍了。由于经常外出，他对林彪难免有些疏远。于是林彪开始觉得罗瑞卿有些变了，认为他翅膀变硬了，有些大的事情也不请求报告。例如，在未报告林彪的情况下，罗瑞卿组织了全军“大比武”，被认为在“突出政治”的这个问题上，同林彪唱了对台戏，这就逐渐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林彪还在苏州，据说罗瑞卿曾经几次想到苏州去汇报工作，但是每一次打电话都被林彪拒绝，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可以了。”到这时，罗瑞卿已经发现林彪在有意冷淡他，可又不好表示什么，只好让杨成武到林彪那里来来往往，靠杨成武通报一些消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罗瑞卿离开上海时，到正在上海的毛泽东那里，对毛泽东说，他要到苏州去看看林彪。由于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非常欣赏，始终不忘，就说：“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四个小时的报告。”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这个时候，叶群还在太仓搞“四清”。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并再三嘱咐我不要向任何人讲，要绝对保密。我告诉叶群，上海空军有一架小型的里—2型飞机，为了保密，可以不通过北京，我直接命令上海空军用这架飞机送她到杭州去。放下电话，我便向上海空军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当天用这架飞机送叶群到杭州。晚上，这架飞机又载着叶群，从杭州返回了苏州。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汇报完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并告知林彪，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可在电话上也不好问。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在毛泽东作出这个批示几天之后，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我：“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此时，毛泽东已经先期到达了上海。按照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我安排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各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我同参加会议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分乘四架飞机飞往上海。到了上海，我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萧华就来告诉我，说林彪要找我谈话。紧接着，我就接到了叶群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她那里去。我很快到了叶群那里。叶群告诉我，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因为上次她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的事情时，对如何处理罗瑞卿，林彪没有提什么意见。这些天来，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在上海开会，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听到这个决定，我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想到这里，我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叶群说：“你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说完这些，叶群就要我在会议上发言，说就讲这些材料就行了。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个会议是十分保密的，与会的除了从北京赶到上海的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以外，只有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总共不到一百人。我们全都住在锦江饭店，我住在八楼，同杨成武、萧华他们住在一层。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我被编在第三组，是邓小平负责的那个组。毛泽东和林彪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一开始会上没人发言。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十一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办就可以了。叶群说，她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对刘亚楼说：“林彪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回家以后她对林彪说起这件事情，林彪说：“罗瑞卿是个野心家。”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找我谈话。我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我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我一起吃饭，我乘机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当面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我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以后，总政治部又将这个材料发给了全军。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但当时我是坚信毛主席的，既然毛主席都亲自到上海主持这件事，我也就不多想了。如果这种情况出在我们下面的党委，肯定是不正常的。但我当时连一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只好相信毛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样，我还是感到，在这样一个高级别的会议上，让我来带头发言，与我的身份是不相符的。基于这个考虑，一直到会议结束，我都没有再发言。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突然来找我交代任务，要我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他特别交待，要我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印度去。周恩来还告诉我，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要三个人去接：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一个是我，是管飞机的。除了我们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他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听完周恩来的指示，我当即报告他，准备派空军运输十三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等他同意后，我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我讲话。周恩来马上问我：“接电话了吗？”我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周恩来听了后强调：“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我刚刚想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就进来告诉我，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我。我刚想去接电话，周恩来立即阻止我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彭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我绝对不敢问，只能带着这样的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两点，接罗瑞卿的飞机回到上海。按照周恩来的规定，我和陈丕显、谢富治一起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飞机降落以后，我看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罗瑞卿一起走下机舱。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同我们握手以后，就同陈丕显坐一辆车向市区驶去。陈丕显把罗瑞卿带到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那里准备同罗瑞卿谈话。我没有资格参加这次谈话，我就离开了。罗瑞卿来到上海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参加会议，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罗瑞卿已经到了上海。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也就是罗瑞卿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大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的折衷主义。这时候，发言的人比较多了起来。第五天，大家就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记得邓小平一共讲了五点：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就散会了。这个会议开得很沉闷。回北京的时候，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同坐一架飞机。按照惯例，我还是赶在他们前面回到北京，然后候在机场接他们。在他们下飞机后同我一一握手时，我看到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情绪都还好，只有罗瑞卿一声不响，心情沉重。这是我最后一次当面见到罗瑞卿。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又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他在与林彪、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一起研究后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就算靠边站了。罗瑞卿下台以后，由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了军委新的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及杨成武、萧华三人主持着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随着罗瑞卿的下台，杨成武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林彪那里成了红人。杨成武在上海时就曾经同我通气，说毛泽东在上海同军委几位老帅一起商量过，准备安排十几个副总参谋长，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大军区司令员以及我和海军的李作鹏。但这个安排，以后并没有全部实现。上海会议结束以后，一直都没有听到有关罗瑞卿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会议。这是一个由邓小平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很显然，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召开的。会上，邓小平总书记跟大家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三月四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在京西宾馆正式开始。这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中央常委都没有参加。林彪当时仍然住在苏州养病，没有回北京。空军参加会议的是我和余立金两个人。罗瑞卿这次参加了会议，但他到会时，大家对他形同陌生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只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和笔记本在会场的桌前，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记录。这个时候，罗瑞卿实际上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每天的事情就是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批评。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彭真在这一天到了会，以表示对会议的支持。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看得出来，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保持联系，有时也给我打电话，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发言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她便叫我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向我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还告诉我，这“四条”是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她的，一九六三年后刘亚楼几次想谈都没有说出口，一直到上海养病期间刘亚楼自知不久于人世，这才把这“四条”意见转告了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我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要我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我，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我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翟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O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想清楚了后，我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另外告诉你，梁必业已经陷入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三月十八日上午，罗瑞卿在家中跳楼了。他从二楼上跳下来，并没有摔死，但是摔伤了一条腿，被送到北京医院救治。在跳楼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绝命书”。这封信的内容在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里有记录：治平： 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罗瑞卿跳楼以后，这封信交给了汪东兴。三月十九日，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自杀的事情，并给大家念了罗瑞卿的“绝命书”。叶剑英为此还写了一首诗，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是“将军一跳身名裂”。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罗瑞卿跳楼以后，会议就又转入背靠背地批判。到了三月底的一次大会上，彭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先后讲了话，然后叶剑英宣布会议结束，罗瑞卿的问题就暂时告一段落。罗瑞卿治疗以后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听说，罗瑞卿的家属一直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后来李德生调北京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由于没有房子住，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才要罗瑞卿的家属搬走，把房子让给了李德生。罗瑞卿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在“文革”前后被打倒的第一人。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职，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也是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出狱之后，看到一些报纸和书刊登载过不少有关罗瑞卿事件的文章，有一些是涉及到我的，其中有实事求是的部分，我完全承担责任。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当初审理我问题的时候，我也作了如实的交代。但是，有许多文章的作者，严重违背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歪曲和捏造事实，更有一些人对我进行恶意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对这些不实之词和恶意的人身攻击，我表示抗议。我想历史事实总是会被澄清的。 [Z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