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但中国的专制体制并没有完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巨大的转型，每次转型都给许多中国人，热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对民主自由的无限的期望，然而，转型之后无情的现实很快把中国人的期望打得粉粹。2008年，我的网文“中国又到了需要伟人的时代 — 兼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四大伟人”曾经间接地提到这三次转型，在这里不妨再梳理一下：
第一次转型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但标志着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结束，也为中国向人类文明社会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是，满清皇朝的被推翻，没有让中国人体验到民主的滋味，却把中国带入了巨大的混乱中：北洋政府，复辟帝制，北伐战争，军阀混战；虽然蒋介石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起国民政府， 但国民党政府却越来越腐败，民怨沸腾，最后被共产党打败，逃到了台湾。这一次转型的失败有众多原因，即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在国内，中国人对这次转型在思想上似乎还没有作好准备，清朝的倒台来得太快，虽然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预料到，但在这后，却不知怎样建立新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蜂拥，没有主流思想，无所适从。在国际上，苏联和法西斯的崛起，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这次战争所导致的“西安事变”不仅解救了中国共产党，也让其力量乘机坐大）。如果不是这样，根据以后将经国领导台湾的转型，中国也会像亚洲一些国家一样，在1970年代转型成功，中国的历史会翻开新的一页。但中国人是时运不济，仍旧在生活在专制体制之下。虽然在物质上，享受了现代生活，但在思想，甚至连满清都不如。不管怎么说，1920-30年代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充满活力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化的许多大师都产生于这段时间，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民主和自由，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转型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一次，中国人在思想上似乎已经充分做好了准备，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欢欣鼓舞，大批海外学者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到祖国，准备为“新民主”作出贡献。然而，好梦不长，中国人民满怀希望引来的“新中国”，不仅很快让人们的希望破灭，更是恶梦连连。从1949到1977年毛泽东去世，在这二十八年中，中国人民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水深：经济生活之困苦；火热：政治运动之频频）。这一次转型的失败不用说，主要在于毛泽东，这位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枭雄，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的思想至今还在毒害中国人，使中国迟迟不能迈向现代文明。
第三次转型是198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从1980到2010，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发展。在我的文章“中国又到了需要伟人的时代“中，我谈到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主要是得益于全球化。全球化中，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贸、外资和外国旅游者等“外”来钱。 但由于中国的国家基本体制没有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是一种投机成果。我曾预计到，随着西方的经济危机和对全球化失算的觉醒，中国经济繁荣将成明日黄花。果然，从2010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随着“外来钱”的减少、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和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中国的经济形势会更严峻，中国改革的红利已经用尽，可以说，中国的转型又一次失败。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危机，还在高唱“中国梦”。这次转型的失败的根源在于“六四”事件。“六四”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可说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天不时”是指“六四”发生得不是时候，“六四”民主运动在中国失败了，但它引发了“苏东波”事件，使得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转型成功，如果“六四”在这之后，情况会大不一样。“地不利”则是指当时中国中央领导层的保守势力太强大，改革派胡耀邦、赵紫阳只有虚位，没有实权，如果改革派掌握实权，中国的政治改革会随着经济改革起步，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会大不一样。“人不和”则是指中国人热别是年轻人太过急躁，对政府在改革中的一些失误不能容忍(与现在的腐败比起来，当时的政府腐败简直不值一提)。“六四”之后，由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使得中国人更安于现状，精神的追求完全被物质利益取代了。
现在，中国的专制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民主社会已是遥遥无期。政治上，习近平已经超越了中国所有的统治者，是中国有史以来具有最多头衔的国家领袖，在这么多头衔下，你搞不清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党组织、一个武装力量、一个情报机关、一个反黑行动队还是一个劳改营。思想上，当权者控制了所有媒体，任何被当局认为会扰乱社会的思潮和行为都会遭到无情镇压，言论自由不说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连一百前中国人已经有的“五四”精神也荡然无存；民主、自由、宪政、普世价值等等都成了问题。经济上，国家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实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政府垄断了一切资源，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必须依赖政府。中国仿佛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不同的是，这一次统治者有了强大的物资实力作支撑，底气十足，不仅对国内的异见不放在眼里，对国外的批评也不屑一顾。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已经昭然若揭， 通过“中国梦”，重温昔日汉高祖唐太宗的“盛世”，把北京变成当代长安，实现中国人（其实是中国统治者）大一统的世界。
对于专制体制在中国为什么如此具有生命力，西方的许多学者长期以来是迷惑不解，从孟德斯鸠、黑格尔、韦伯到马克思，都有过论述。还创造了一个专用名词：“东方专制主义”。在孟德斯鸠看来，因为气候和身体的自然原因，东方人民精神怠惰，行动上缺乏努力，所以东方的法律、风俗和仪表数千年来没有变化；此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把宗教、风俗、行为和法律合而为一，即所谓的“礼教”，使中国的民众遵守礼教，得以维持长久的统治。黑格尔把则简单地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解释“东方专制主义”。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1957年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专制体制归于中国的治水工程：由于中国社会的水利建设和管理工程巨大，需要高度集中组织和强势控制才能完成，导致专制体制。
相对于西方学者对中国专制体制是雾里看花，中国的官方学者却玩弄移花嫁木之术，用中央集权的概念来掩盖专制体制的实质，中国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中央集权不是专制，而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专制体制和中央集权是两个概念，但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交结在一起，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可说一个事物的两种表达，一个着眼于政治形态，一个着眼于管理方式。
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区别其实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人治是按所谓的道德行事，推崇个人权威；法治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律基础上，强调依法治理。长久以来，正是由于依靠人治、缺乏法治，造成了中国社会形态的三个基础，顺民、忠臣和天子，这三个基础又反过来保持了专制体制得以在中国长存不衰：
顺民
奴性是中国人众多劣根性的突出表现之一。鲁 迅在其杂文《灯下漫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 ‘皇恩浩荡’了。”他说中国的全部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中国人的奴性和专制体制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极大地压抑了个人自由，造成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国民性，反过来，这种奴性又成全了中国代代相传的皇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有的起义还成功地推翻了旧的皇朝，但是，所有的这些起义都不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人身自由，都是因为“欲做奴隶而不可得“，其中多数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无法生活而揭竿而起，少数则是被某些有帝王心得人操纵。
中国人对统治者的要求即高又低。高的方面是物质方面的，希望统治者什么都能管，衣食住行，房子、工作、医疗、教育等等。低的方面是精神方面的，只要有饭吃，就不会闹事。中国人对民主自由历来不感兴趣，认为是奢侈品。在个人精神上，中国人对政府的依赖性就像低能儿，当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在过去是拦轿喊冤，现在则是上访，总是希望有清官出现。在中国人心目中，官是大人，民是小民，像“父母官”、“为民做主”这类词不胜枚举。
中国人对统治者的顺从也可以从汉语“国家”一词看成，国在前，家在后，通过“家”，“国”就把个人给罩住了。在古汉语中，“国家”是有不同的意思的：诸侯统治的领地称为国，卿大夫统治的采邑称做家；有时，皇帝也被直接称为国家。西学东渐之后，“国家”一词成了county、 nation和 state的统一翻译。 在英文中，county（一般的概念）、 nation（多为民族意义上国家）、 state（多为政治意义上国家）这三个国家概念在词义上都与个人没有扯在一起。
中国人对“国”也有对“家”一样的感情。在家里，丈夫打老婆，或者父母打孩子，通常是家里的事，外人不能管，要是别人指责，全家就会团结一致对外。同样，对于国家的恶劣行为，中国人自己说说可以，但要是外国人来批评，中国人常常就会和政府站在一边，说外国人不安好心。 最近，大陆一篇题为“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的文章，不仅得到了像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日报等官方媒体赞扬，也得到了不少大陆网友的叫好。且不说这篇文章本末倒置，颠倒了因果关系（没有人民哪来的国家？）更是数典忘祖；二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 唐太宗也曾用鱼水关系比如君民关系：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追求自身的自由解放上，中国人可说是越活越蠢，就连古人都不如。
这就是中国的民情，对于民主自由，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感兴趣，甚至搞不清是什么。几千年来，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老百姓还是一样过日子，现在不叫皇帝了，叫主席，还有任期，那又何妨？只要管饭吃，就行了。民以食为天嘛！民主自由管俅用！中国的统治者听着这话，心里偷着乐呢。
忠臣
忠臣也可说是中国人奴性在更高层次上的表现。有奴性的人民就有奴性的官员。“忠”本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后来被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加以发挥，变成了臣民服从于君主的行为准则。忠在其它文化中也有，但不像中国文化中这样被神化，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人却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忠臣是中国专制社会的特产，也对中国专制社会的稳定起了巨大的作用。
作为忠臣的两个典型表现，一是清官，二是酷吏。清官也叫良吏或廉吏，也就是那些所谓廉洁奉公的官员。酷吏则是那些严刑峻法的官吏，以凶狠残暴著称。清官和酷吏都是缺乏法治的表现，如果人人都按照法办事，哪有什么清官和酷吏。清官和酷吏是中国专制体制的两大支柱（其实是一个支柱的两个面），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官和酷吏的演义。
但是，不管是清官还是酷吏，皇上主子常常是用完弃之，在中国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比皆是。在另一方面，“忠臣”也常常成为君主的替罪羊，中国历史中也曾多次发生“清君侧”，驻外将军造反直指皇位，却以近臣作为借口，打的还是“忠”的旗号。“忠”既是中国人的挡箭牌，又是杀手锏。然而，讽刺的是，被那满朝文武忠臣拥载的皇帝（特别是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却是最不讲忠义的家伙，这可说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怪象。
到了现代，皇帝没有了，专制体制还在，忠臣也还在。蒋介石与其黄埔子弟的关系尽人皆知；戴笠及军统则是蒋介石的酷吏。共产党也一样，“忠诚”是党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忠诚”表面看是忠于党，其实是对某个人的忠诚。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路线斗争”的历史，所谓“路线斗争”，并不是谁对谁错，也不是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领导权的争夺。“站错队”或者说跟随谁则攸关干部的生死存亡。在战争年代，党的干部还可以凭斗争业绩来争取自己的地位，在夺取政权之后，则完全变成了封建皇朝的官吏一样，一切行为都是对上级的服从，地方大员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座右铭，小干部则是看大干部的眼色办事。而“焦裕禄式的干部”和“打黑英雄”其实也就是过去封建皇朝的清官和酷吏的翻版。
天子
“天子”是中国封建皇帝的自称，他们宣称自己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更是为自己所做所为寻求合理性。西汉大儒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换句话说，所谓“天子”就是“救世主”，是奉上天的旨意来统领或拯救民众。
应该说，所有的统治者除了权力欲之外，都有救世主情结，就连民主体制下的领袖也不例外，例如小布什，在反恐战争时狂热地引用“正义与邪恶”的概念，摆出一幅“救世主”的姿态。独裁者更不用说，萨达姆、卡扎菲死到临头时，还以为人民爱自己，会为他献身。但是，在民主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欲会受到制约，而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却不受法律约束，可以为所欲为，加上本来就是偏执狂、过度自恋，天子心态更是无以复加。
共产党本来是建立在平等的观念上，领袖和群众只是分工的不同。《国际歌》是这样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但是，取得政权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与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毫无例外都成了皇帝（严格讲，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领袖都是冒牌货，都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为自己谋利益独裁者），在中国也是如此。“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与《国际歌》唱反调的《东方红》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几乎天天听到，毛泽东不仅是是“大救星”，还是“红太阳”，照得“万物滋润”。即使过去的封建皇帝也不敢把自己比作太阳呀！
毛泽东之后，没有中国领导人敢称自己为“救星”，但是，“天子心态”仍然存在于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之中，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就写明自己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这个核心之中又有一个“以某某为核心”的核心。这个“领导核心”与过去的皇帝以“天子”自居又有什么区别？都是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自以为离开了自己的统领，天下就会大乱，中国人就会无法生存，而且，还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用过去的事情来推导未来的事情，且不许别人反驳，对于任何敢挑战他们权威的人都绳之以法。
中国统治者有天子心态，中国民众则有天子崇拜，前面已提到，中国人历来有盼望救世主的心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统治者的手上。“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歌，直到现在，还在中国人心里唱着。
除了天子心态和天子崇拜外，还有“天子规则”，所谓“天子规则”，就是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在过去，封建皇帝都有避讳，任何涉及到当代皇帝名号的汉字，都不能使有，谁违反了，就是 “犯上”或“大逆不道”，关系到身家性命。避讳是“天子规则”的文字表现，此外，还有口头表现，就是谏，指对皇帝的言行提出批评或劝告，特别是直谏，更是有生命危险。到了现代，随着专制体制，“天子规则”也保存下来，虽然不用避讳也不用谏，但实质还是一样，就是不能惹“主君”不高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 对毛泽东的批评，本来是一番善意，结果惹得龙颜大怒，遭到了灭顶之灾，最后的下场比过去封建皇朝直谏的大臣还惨。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是成了神，如果不小心把毛泽东的像挂倒了，或不小心弄坏了毛泽东的像章或语录，就是大祸临头了。现在中国社会虽然比过去有了不小进步，批评政府可以容许，但要在国内点名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是绝对地犯忌，甚至会招来牢狱之灾。在民主体制下，统治者只不过像人民选出来的管家一样，常是人们不满发泄或开心作弄的对象。统治者在两种体制下的差别可谓天地之别。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凭心而论，专制体制对中国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很符合中国的国民性（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专制体制也保障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而且，在救灾救难时，专制体制有时比民主体制更有效率，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来说，统治者能够及时在灾情现场露面，就是不做什么，也常会让群众感激涕零。现在，西方民主社会的衰落，更坚定了中国人对专制体制的偏爱，更坚定了中国人对走“中国路”的信心。
但是，专制体制有几个先天缺陷，而且一个比一个要命。首先是贪污腐败，专制体制的贪污腐败是由于其权力的高度集中；人心都是肉长的，私欲没有监督时都会膨胀，当权力高度集中时，私欲就会高度膨胀。这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样：朝朝反腐，朝朝有腐，直至被一个新的朝代取代，周而复始，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第二是扼杀了创新机制，专制体制与创新机制是格格不入，因为专制不仅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还有思想的高度集中，专制思想是容不得异见的，而任何创新其本质都是异见。这其实也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最大的区别（Forget 那些政客们！）：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人民和一个思想被禁锢的人民。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给人类文明提供什么大的贡献是毫不奇怪的，就是因为专制思想禁锢了人们的“胡思乱想”。即使中国人常常自夸的所谓“四大发明”，且不说充满了争议，也算不了什么发明，只不过是一些工艺成果。因此，在专制体制下，不管中国GDP有多高，取得了多少奥运金牌，载人飞船登上了月亮，在精神上始终只能是二流国家和二流的人民。第三是专制体制造就了平庸的人民，也造就了平庸的官僚。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就是这个意思。但不要认为当官的很傻，中国的官员其实都很精明，被人称为“人精”，只不过精明全用在了“一心向上”，而不是怎样为人民服务上。专制体制扼杀了创新，也扼杀了社会的激励机制，失去了这种激励机制，官员除了想贪腐，想的就是怎样揣摸和迎合上司。专制体制下的庸官不仅是普遍现象，更糟糕的是在这种劣胜优汰的机制下，最上层的领袖也会越来越差－庸官一般只会提拔比自己更庸的人。看看中国的历史就会知道，除了极少几次“中兴”之外，历代皇帝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直至灭亡。最后，也是专制体制最致命的缺陷，是政权的合法性，专制体制的政权多是用非法（革命或政变等暴力手段）取得，这就带来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你可以用非法手段推翻别人，别人也可以用非法手段推翻你，而且，这种变化（政权的取得和失去）的发生常会出人意料之快，外国是这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也是这样演进的，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并没有脱离这个轨道。专制体制的宿命就在这里，最终都会被取代。要想改变，只有转型，否则别无出路。怎样转？世界上很多国家已有例子，有转得好的，有转得差的，中国人不要只看那些转得差的例子，多看看那些转得好的国家，中国才有前途。
习近平最近访问欧洲时说了一句让人捧腹的话，他的话可作为当今中国的专制体制的写照，他是这样说的：“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会是什么样的狮子呢？这只能是一头禁锢在（思想）牢笼中、缺乏活力、不食肉只吃人工饲料的转基因狮子。当然，这样的狮子是很令人类发怵的。
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