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自传

荣格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荣格自传/（瑞士）荣格著；刘国彬译 .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5

ISBN 7-80173-357-6

Ⅰ. 荣…　　Ⅱ. ①荣…　②刘…　　Ⅲ. 荣格，C. G. （1875～1961）－自传

Ⅳ. K835. 2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1033号

荣格自传

著　　者　［瑞士］荣格

译　　者　刘国彬　杨德友

策划编辑　崔正山

责任编辑　吴昌荣　陈杰平

封面设计　守望者工作室/郝旭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  16开

25印张  370千字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357-6/K?057

定　　价　3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e-mail]

 

目录

译序（1）

绪论（1）

序言（1）

一 童年（1）

二　中学时代（19）

三　大学时代（75）

四　精神病治疗活动（103）

五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37）

六　正视潜意识（161）

七　著述（193）

八　塔楼（218）

九　旅行（233）

十　幻象（273）

十一　论死后的生活（286）

十二　后期思想（308）

回顾（334）

附录Ⅰ　通信（339）

附录Ⅱ　术语诠释（355）

附录Ⅲ　C. G. 荣格著作目录（367） 

 

译序

    一个在事业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禀赋与气质。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界泰斗之一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荣格从小就具有一种特别的个性。很小的时候，他就问小孩和各种小动物是怎么来的。大人于是告诉他，初生的小孩和各种动物的幼崽都是鹳鸟在晚上从月亮上叼来的。但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的他却觉得，小猫小狗由鹳鸟叼来，听来还有点道理，但是像小牛犊这样重的东西，鹳鸟怎么会叼得动呢？荣格的父亲是个牧师，他要荣格坚信上帝是至善的和无所不能的。这时候会读《圣经》的荣格却觉得并非这样。因为上帝既然全知全能和至善，在他创造了世间万物和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让他们住进伊甸园后，何以还要创造出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而导致人的堕落并从此背上了原罪重担的蛇呢？上帝也并不是至善的，有时甚至是可怕地横暴和恶毒：他要亚伯拉罕杀了自己的儿子以撒作献祭，以此来考验他的诚心；他甚至让大洪水淹没这个世界来祸害人类等。但是父亲告诉他，信仰是不能加以怀疑的，这使荣格感到苦恼。

    荣格又是个敢于行动的人。中学时代，老师指责他作文剽窃抄袭并威胁要开除他的学籍，荣格敢于进行抗辩。在巴塞尔大学医科学习的第三年，他毅然放弃了老师提携他做助手及到维也纳进行内科深造的良机，转而决定改学精神病学。作出这一举动实在非同寻常，因为在时人看来，精神病学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而精神病医生差不多也像精神病人一样古怪。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他从下意识地感到，这才是他命中注定的事业。1907年，荣格在维也纳与弗洛伊德会见，两人一见如故，深感相见恨晚，促膝长谈达十三小时。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时，在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下，荣格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弗洛伊德在尔后写给荣格的信中，称荣格是他的过继长子、他的王储和继承人。弗洛伊德对他的器重与赏识，足令一般的人感激涕零。但是后来，荣格却置“王储”与“继承人”于不顾，断然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其中虽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他反对弗洛伊德坚持以性欲受压抑而造成精神病的主张。这种行动反映了荣格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

    只有植根于肥沃的土壤，种子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只有充分汲取与利用各种知识，一个人才能在人生之路上建成留名后世的高塔。荣格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为了考察原始人的心理、宗教与风俗习惯，他两次到过非洲腹地的肯尼亚与乌干达，到过新墨西哥考察村居印第安人的宗教，到过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研究过印度哲学与佛教。他读过大量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炼金术、星相学等大量著作，熟悉中国的《易经》和炼丹术，对于卜卦、心灵感应、特异功能、招魂术、降神术、飞碟、宗教象征等均有了解与研究。在外语方面，他掌握了英语、法语、拉丁文和希腊语。正是由于荣格的这种品格，正是由于他以如此博大的人类文化滋养和武装了自己，才造就出了他那文化巨人的身材！

    那么，荣格是以什么发现与贡献而确立起他作为精神分析领域的泰斗之一的地位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荣格通过词语联想测验，取得了人有种种“情结”（Complex）这一具有国际声誉的发现。所谓词语联想测验，是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个词汇表的词一个个地读给测试者听并要求对方对其中首先打动他的那个词作出反应。有着人格障碍的受试者，在联想时便会出现一些带有情绪联系的回忆或意念，因而造成其反应与众不同，不是反应时间过长就是没有反应。这种情形表明，与这个词有关的方面触到了那所谓的“情结”的要处。患者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古怪而不合逻辑的应答或情绪反应，原因就在于这个词所引起的不愉快、不道德及经常出现的性内容，由此而引起排除在意识之外的带情绪的联想丛。

    荣格认为，情结是个人潜意识中一组组心理内容的聚集，有似完整人格中彼此分离且独立自主的一个个小人格；它有自己的驱力，并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与支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精神症状既然植根于情结之中，而词语联想测验既然能发现隐藏于患者身上的情结，治疗者便可以通过分解消融这些情结，使病人重新恢复身心健康。

    当然了，情结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和起反作用的，只会造成精神障碍，而恰恰相反，它可能而且往往会成为一个人灵感与动力的源泉。原因就在于情结有似于“瘾”或“执著的追求”，是人发明创造的一种动力。

    荣格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所以最初他也认为情结的产生与形成，在于一个人童年时代所曾有过的压抑性与创伤性体验。但如上文所述，情结也是一个人灵感与创造发明的动力来源，因而按弗洛伊德的理论便很难完全打开情结这个“结”了。正是在这里，荣格找到了另一重大发现——集体潜意识的发现——的突破点。

    科学心理学自从19世纪60年代作为独立于哲学和生理学的科学出现以后，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对意识进行着研究。对潜意识进行开创性研究的是弗洛伊德，当时是19世纪90年代。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人格或人的精神可以分为三个基本部分，即伊德（id）、自我（ego）和超自我（superego）。伊德表示潜意识，它是各种各样的精神冲动（生本能与死本能），所有这些本能的能量或力量，他统称之为里比多（libido）。伊德其实就是各种动物本能，它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自我则是现实化了的本能，原因是各种生活本能受到现实的制约，必须在追求快乐的同时去斟酌衡量获得快乐所必须付出的痛苦代价。自我便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自我说到底也是以快乐为目的的，只是考虑到实际，便只好转而遵守起“现实原则”了。随着文明的发展，超自我便产生了出来。超自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由“良心”和“自我理想”构成。自我理想判定道德行为的标准，良心则负责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惩罚。超自我的主要职能，就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伊德的冲动。

    可以看出，在人的精神或人格中，基本或基础性的东西乃是伊德所代表的潜意识。无论自我还是超自我均派生自它。所以潜意识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每一种心理过程最初都是潜意识的，只是经过一定条件和一定时间，才发展成为意识的。但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不一定都能变成有意识的心理过程。而有意识的心理现象往往是虚假的、象征性的，其真正面目、动机、目的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求之于潜意识这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之一，就在于把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潜意识的领域。

    但是，弗洛伊德把伊德的主要内容归结为饿、渴、睡、性等内容，其中性欲占统治地位。无论意识还是潜意识，通常均被认为来源于经验；而潜意识，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乃是来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与环境，即来源于各种被压抑的欲望。这些压抑性的欲望于是只好通过梦的形式来寻求满足。“梦就是一种（被压抑的、被压制的愿望所伪装起来的）满足。”这就是弗洛伊德对梦的实质所作出的解释。

    但是荣格发现，人生下来后，就具有思维、情感、知觉等先天倾向，具有以某些特别的方式作出反应和行动的先天倾向，即采取与自己的祖先同样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和作出反应的倾向。这些倾向的显现完全不依赖于个人后天的经验，如怕蛇和黑暗便是例证。这种情形按照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荣格认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进化而预先确定了的。个人因而同往昔联结到了一起，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还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甚至还与有机界的整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相联结。这一往昔，并不只是个人的潜意识，而主要是“集体的”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的发现，是荣格的卓越成就，是心理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是有区别的，个人潜意识是由那些曾一度被意识到但后来又被忘却了的心理内容所组成，而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却从未被意识到。

    集体潜意识的起源，无论从进化理论还是突变理论都可以获得解释。既然有利于生存和繁衍机会的获得性遗传和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及胚质的变异（突变）都会传给后代，因而集体潜意识的起源，也可以用人体的进化来说明和解释：它的进化也会随着大脑的进化而进化。

    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潜意识，实际上只是“个人潜意识”，是潜意识中的一部分，潜意识中的“集体潜意识”，才是一个包容更广的天地。

    集体潜意识的发现扩大了人们对人的精神与心理的了解。集体潜意识与个人潜意识一样，也是一个贮存所，它所贮存的是大量初始的或本源性的潜在意象。集体潜意识是一种心灵虚像，它只有与相对应的客观事物相结合，才能成为意识中的实在。它犹如一个公式，是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虽然是虚的，但一与代入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就会在实际中发生作用。因此后天习得的经验越多，潜在于潜意识中的虚像得以显现的机会便越多。教育与学习上的机会与环境越丰富，集体潜意识的各方面便可以变得个性化并成为自觉的意识。

    集体潜意识贮存有各种各样的“原型”。荣格认为，“人生中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原型”。但是，对形成人格和行为特别重要的是“人格面具”、“女性意向”（阿尼玛）和“男性意向”（阿尼姆斯）、“阴影”及“自性”这四种原型。人格中这几种主要原型，会产生冲突与对抗。这种冲突和对抗如果过于激烈，就会导致人格的崩溃，一个人于是便会成为精神病患者或神经官能症患者，但这种冲突要是能为人格所承受，却会为一个人的创造力提供动力。然而，这几种对立的原型又可以通过“超越功能”而统一和综合起来。人的这种天赋功能，将导致形成一种平衡的、整合的人格。

    总而言之，荣格对集体潜意识及原型的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对精神和人格的视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荣格第三种重要成就是在心理类型方面。他认为，从心态上可以划分出内倾和外倾这两种基本心态，而在心理功能上则可以分成思维型、情感型、感觉型和直觉型这四个类型。心态的内倾和外倾和这四种心理功能的一一结合，便可以组成内倾思维型、外倾思维型、内倾情感型、外倾情感型、内倾感觉型、外倾感觉型、内倾直觉型、外倾直觉型这八种心理类型。自然，这些性格类型都是典型的极端模式，实际上更为常见的是同时具有两种心态并能同时运用四种不同的心理功能，不同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别而已。某种心态或心理功能处于主导地位，其余的便会处于次要的辅助性地位。要是某种心态或心理功能不能见之于自觉的意识，那它其实只是贮存于潜意识中就是了，但它却迟早会对人的行为施加影响。这就是说，一直处于不发达的未开化的原始状态并不可能获得个性化的这种功能，要是一旦冲破压抑它的防线，就可能干扰或妨碍一个人的生活，直至导致病态的反常行为。

    荣格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指明了，每一种性格类型都有发展为某种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可能。这些病症起因于某种心态或心理功能的被压抑，是在外部的巨大压力下引发出来的。然而一个人虽然不可能在两种心态和四种心理功能中平均分配心理能量而实现心理的完全和谐，但却可以通过使它们尽可能个性化，通过不要人为地压抑任何一种心态或心理功能，从而把不和谐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荣格这一理论，对于人们的职业选择和对人的使用上也具有参考作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荣格是开创对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的中年患者进行心理治疗的先驱。在荣格之前，心理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儿童期、青年期和老年期的心理研究，中年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然而中年期也是人生的重要关头，会产生种种精神症状。原因就在于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由于注重追求物质性的利益，外倾心态和人格面目便会过度膨胀而使其他方面受到压抑。进入中年时期时，一个人往往成功地适应了外部环境，或且功成名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由于人生的目标已经达到，这些人便会突然发现生活没有了目标，觉得生活空虚和没有意义。这是人生的又一重大挑战，要是不能很好地应付，轻则抑郁沮丧，重则导致精神崩溃。

    荣格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形，是由于青年时期心理能量过多地投进于物质性的兴趣上而忽略了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到了中年，由于人生目标的实现，这种心理能量由于没有了用武之地而被收回，结果便造成了价值的丧失和人格的空虚。治疗这种中年性精神疾患，就必须唤起和形成新的价值以填补这种空虚。这种价值不应是纯物质性的，而应该是可以拓展人的视野的精神性价值，通过体验内心的存在来理解生命与个人生活的意义，以求得自性的完善。

    荣格由于接触到接受心理疗法的大量患者，而社会弊病在这些人的生活中暴露得最清楚，因而他对造成这些人的精神性疾患的原因可说洞若观火。他对这些社会性原因不能不表示关切，不能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他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谙战争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于核武器的出现及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给人类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对于这种威胁将会导致经过千百万年才进化出的地球上的“意识”（即人类）的消失，荣格表示了深切的关切与忧虑。可以说，荣格是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者。荣格这一拳拳之心，在这本传记里有着充分的流露。

    荣格的学说，是当代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美国心理学家C. S. 霍尔认为，“荣格是现代思潮中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之一。要是忽略了他，也就遗漏了与这多难时代紧密攸关的整个思想。”

    以上所述，只是就笔者所知，对荣格的理论成就作一概观，以期引起读者阅读这本传记的兴趣并获得些背景性知识。关于这本传记，霍尔在其所著《荣格心理学入门》（中译本，三联1987年版）称此书为一本“举世无双的著作”，笔者认为这一评价并非过誉。本书虽非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但书中有荣格对其各种各样的梦和幻觉的生动详细的记录与分析，有各种奇闻怪事，有种种旅行见闻，有他针对不同症状采取灵活的治疗方法的行医记录，有他的生活与著述记述，有他对死后的生活的率直之见等，所以具有很大的可读性，而其灵活多样的施治方法对医疗工作者也不无参考价值。

    由于书中所涉内容广博，又杂有多种外语，译者所见与所学有限，书中错讹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此书的翻译，《旅行》至《论死后的生活》几章为杨德友译，书末弗洛伊德与荣格的通信及术语解释为张放译，其余则为笔者所译。

刘国彬

 

绪论

 

他用望远镜来观察自己的心灵。

　　看似乱糟糟的一团，

　　他却说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宇宙：

　　他给意识增添上的是

　　宇宙内的不为人知的宇宙。

　　                      柯勒律治：《笔记本》　　　　　　

　　酝酿写这本书，是1956年夏于阿斯科纳举行埃兰诺斯会议期间。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在此地与来自苏黎世的友人谈话时，说他想让纽约的万神殿出版社出版一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传记。乔兰德?雅各比博士这位荣格的副手之一，便建议由我执笔做此工作。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一工作绝非易事。荣格讨厌把私生活公诸于世是人所共知的。确实也是这样，只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怀疑与犹豫之后，他才颔首同意。一旦这样做了，他便作出安排，每周腾出一整个下午来与我一起工作。考虑到他正常工作安排得很紧，而他又很容易疲劳——甚至这时他已年过八旬——这样的时间安排，已经算是够多的了。

　　我们在1957年春开始工作。按照原来的设想，这本书不是作为“传记”来写，而是采用“自传”的形式，荣格则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这一计划决定了此书的形式，而我最初的工作则只是提问并记下荣格的回答。开始时，他显得有点顾忌，幸亏很快他就对这工作热心起来了。他越来越有兴趣地讲起了他自己、他的成长、他的梦及他的思想。

　　到这年年末，荣格对我俩的合作所取的肯定态度导致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动荡之后，有关他童年时代那些久已隐没在内心深处的各种形象浮现到他脑海的上面来了。他觉察到了它们与他在晚年时所写的著作里的各种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但此时却仍然无法清晰地把握住它们。一天早晨，他通知我说，他想直接把他童年时代的各种回忆写下来。到了这时，他已经告诉我许多他童年时的各种事情，但是整个故事却还存在着不少的互相不连接性。

　　这一决定既出人意外又使人高兴，因为我知道，写作对荣格来说是多么费力了。由于他已年迈，对于这种事他是绝对不干的，除非他感到这是内心加到他身上的“责任”。这就表明，这本“自传”写的是荣格本人的内心生活是合适的。

　　这一新情况发生不久之后，我记下了荣格这样一句话：“我的每一本书总是我命中注定所要做的事。对于写作过程，总是有某种难以预料的事，而我也无法为自己制订出预先已确定好的进程来。因此，这本‘自传’现在所走的方向，是跟我开始时所设想的有很大不同。写下我早年时的一系列回忆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种必要。要是一天不去这样做，我周身便立刻感到不舒服。而只要我一着手去写，这种种不舒服便烟消云散了，同时我头脑也觉得清晰之极。”

　　1958年4月，荣格写下了有关他童年时代、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三章。最初这三章总名为“我一生中最早年的事件”。这几章结束于1900年完成医科学业。

　　然而，这并不是荣格对此书所作出的惟一直接贡献。1959年1月，他住在波林根他那乡居，每天上午都用来阅读我们这本书的一些选出的章节，此书此时已初具规模了。他把“论死后的生活”这一章退回时，他对我说道：“这触及到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了。我心中已经有数，我一定要写出来。”于是，便有了“后期思想”这一章，在这一章里，他表明了他最深切的而且可能是最深远的种种想法。

　　就在1959年这同一年的夏季，也是在波林根，荣格写出了在肯尼亚及乌干达旅行这一章。有关村社印第安人这部分，则取自一份未完成且未发表的手稿，这一手稿论述的是有关原始人心理的一般性问题的。

　　为了写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正视潜意识”这两章，我收入了荣格于1925年所作的一次报告的一些章节；荣格在那次报告首次谈到了他的内心发展的情形。

　　“精神病治疗活动”一章是基于荣格1956年与苏黎世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几位年轻助理医师之间的谈话而写成的。当时，他有一位孙子在此医院当精神病医生。谈话是在荣格位于库斯纳希特的家进行的。

　　荣格通读了此书的手稿并表示了同意。有些章节他偶尔作点修改或补充些新材料。我则利用我们谈话的录音来给他所写的那几章作些补充，有时则把他不够流畅和详尽的地方加以扩充，有重复时则给予了删削。这本书愈向前写，我俩所写的就融合得愈加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的产生确定了其内容。谈话或自然的讲述不可避免会是随便自流的，这一特色贯穿于这整本的“自传”中。书中的各章均是迅速扫射的灯光，只是稍纵即逝地照亮了荣格生活与工作的一些外在性事件。作为补偿，这些事件映照出了他的理智世界及对其说来精神乃是一种深刻的实在的人的体验。我常常要求荣格就某些外在性发生的事件提供一些特定的资料，但结果往往徒劳。只有他生活体验里的精神性本质才保留在他的记忆里，而光是这个便顶得上费一番唇舌的工夫了。

比行文组织形式上的困难远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些更大的、比较个人性的麻烦，对此荣格在一封信里曾提到过他大学时的一位朋友。在1957年下半年对某一要求——写下他青年时代的回忆——的复信中，他写道：

 “……您说得很对。人老了时，便会回顾，既从内也从外来回忆起青年时代。以前有一次，大约是三十年前吧，我的学生们要我讲述一下，我是如何终于形成有关潜意识的观念的。对于这一请求，我便作了一次专门性讲座。在最后这几年期间，各地都有人向我建议，说我应该写点自传性的东西。我却一直无法认为我应该做这种事。我所知道的自传实在太多了，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满纸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也深知要做自我描写是不可能的，因而便不想冒险这样一试。”

　　最近，当您要我提供一些自传性材料并在我回答这些问题的期间时，我发现了隐藏心底的一些客观性问题，这些问题看来得进行更仔细的剖析。因此，我便把此事权衡了一下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应该抽出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来避开其他一些必须做的事，回想一下我一生中最初的一些事情，并客观地把这些事认真考虑考虑。这一工作被证明十分困难而棘手，因此为了进行下去，我便只好答应自己说，写好的东西在我有生之年决不拿去发表。为了使自己必须释然并内心平静，这样的许诺对我来说是根本性的。事情变得明白了，在我脑海里依然栩栩如生的一切记忆，都与那些在我心灵中引起过不安与激情的情感性体验有关——这几乎便是作客观叙述的最佳条件了！您的信就在我实际上已决心一头扎进去时‘自然地’来到了我手里的。”

　　“命中注定——这种情形对于我总是这样——我一生中的所有‘外在性’方面，竟全都是偶然性的。只有内在的才最终证明具有实质性及决定性价值。结果，外在性事件的一切记忆便日渐湮没，而且也许这些‘外在性’的体验还不知怎的就根本不具有那样的本质性；而要是真的具有，那就只因它们与我内心发展的某些阶段巧合的结果。我一生中极大一部分这些‘外在性’事件已从我脑海里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在我看来其根本理由就在于我使出全副精力来对付它们的缘故。然而，下面这些事情是构成一本明智的传记的材料：一个人所遇见过的各种人，各种旅行、冒险、纠葛、命运的种种不幸等等。但除了有几个例外之外，所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却变成了幻象，它们是我所几乎无法回忆起来的，心里也没有重新追忆的愿望，因为它们已经不再能激起我的想象了。”

　　“另一方面，我对‘内心’体验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生动和丰富多彩。这就产生了对之加以描述的问题，我对此自觉有点难以胜任，至少在目前是这样。由于这些原因，很抱歉，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我也对自己无力这样做而深感抱歉……”

　　这封信深刻地表明了荣格的态度。尽管他已经决心“投身进去”，但信中却以拒绝结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同意与拒绝之间的冲突在他身上从未完全结束。他总是保留着一丝怀疑，总是想躲开他未来的读者们。他并不认为这种回忆是一种科学的工作，甚至还认为这不是他本人所写的书。相反，他老是在讲到和写到它时说，这是“阿尼拉?杰菲的工程”，他对此只是作出了贡献就是了。在他的特别要求下，这本书将不列入他的“著作全集”之中。在提到他遇见过的人如知名人士、亲密朋友和亲戚时，荣格就总是言语不多。“我曾经与我那时代的许多名人交谈过，都是些科学界与政界的大人物，还与探险家、艺术家、作家、王公贵戚和金融巨子们交谈过；但说句心里话，我只好说只有几次这样的会面对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些相遇就像公海上的船只相遇时的情形那样，互相扬旗表示致敬就是了。还有，通常的情形是，这些人有些事要请教我，而这种事是我所无权加以泄露的。因此我便再也记不起他们了，不论这些人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些多么重要的人也一样。我们的晤面没有什么紧要，这些人于是很快被忘掉了，也没有产生什么深刻的结果。但在这些关系中，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像远古时的记忆那样留在了我心头的，我却又无法去谈，因为它们不但属于我最深刻的生活，而且还属于别人。我无权为公众一把推开那永远锁着的一道道门。”

　　然而，外在性事件的不足却由于荣格详述他的内心体验及丰富的思想而得到了很好的补救；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这一切乃是他的传记里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就其对宗教的看法来说，这确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这本书包含了荣格对宗教的论述。

　　荣格是通过好几条不同的途径而导致他得面对好些宗教性问题的。其中便有他童年时的各种幻觉，它们导致他得面对宗教体验的现实性，而且这些幻觉他一直终生保留着。只要是与精神及精神的各种表现这两方面的内容有关的一切，他都抱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求知欲，这在他的科学研究中是典型性的。此外，最后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他有着作为医生的良心。荣格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医生，一个精神病医生。他深知，病人的宗教态度在精神病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观察结果与他发现精神自发地生发出带有宗教内容的种种形象——也就是说“本质上是宗教”的形象——不谋而合。他还洞察到，大量的精神病症产生自对精神的这一根本性特征的忽视，这种情形在一个人的下半生时更是这样。

　　荣格有关宗教的观念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基督教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回答有关恶的各种问题及他那关于上帝的观念上，他并不认为上帝是至善或仁慈的。从教条主义的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荣格显然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尽管他具有世界性声誉，这种指责却由于有人对其著作持反对态度而被强加到了他身上。这使他感到痛心，而在这本书的这里那里，他都表达出了他对一位审查者的失望；有人觉得，荣格对于宗教的各种观念并没有很好地加以了解。荣格不止一次地严肃地说：“要是在中世纪，他们是会把我当作异教徒而处以火刑的！”只是在他过世之后，越来越多的神学家们才开始说，荣格无可争议地是我们这一世纪在宗教史方面的一位杰出人物。

　　荣格明确地宣布他忠于基督教，而他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探讨基督徒的宗教问题。他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观察这些问题，旨在使它和神学的观点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但在这样做时，他强调的是理解和反思的必要，这跟基督教所要求的盲目信仰是相反的。他认为这种必要性是理所当然的，是生活的根本特征之一。“我发现，我所有的思想都像九大行星绕日旋转那样围绕着上帝而转动并不可抗拒地受到他的吸引。要是我竟对这一力量作出反抗，我会觉得这将是我最严重的罪。”他在1952年给一位年轻教士的信中就是这样写的。

　　在他大量的著作中，这本书是惟一记述荣格谈到上帝及对上帝的个人性体验的一本书。当他写到他年轻时反对教会的事时，他曾经说道：“那时候，我认识到，上帝——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在其科学著作中，荣格极少谈到上帝，在那里，他十分痛苦地使用“人类精神里的上帝形象”这个术语。这是并不矛盾的。在某种情况里，他的语言是主观的，是基于内心体验的，在另一种情况里，却又是科学研究式的客观语言。在第一种情况里，他是以个人的身份说话的，其思想受激烈而有力的感情、直觉及一种长期而非同寻常的丰富的生活体验所影响；在第二种情况里，他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的，有意地把自己限制于可以通过例证而证实和支持的方面。作为科学家，荣格是个经验主义者。当荣格在这本书里谈及他的宗教体验时，他是假定他的读者是愿意深入到他的观点里去的。他那些主观性的表述只有对于有相似体验的人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或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只对在其精神里上帝的形象带有着同样的或相似的特征的那些人才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荣格在写作这本“自传”时积极而且态度肯定，但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其出版的前景却一直抱有高度的批评性和否定性态度——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他十分害怕公众所作出的反应，其一是因为他直率地袒露了他的宗教体验和观点，其二是因为他那《答约伯书》一文引起的敌对性仍然使他记忆犹新，而一般世人的不理解和误会则实在令人太痛苦了。“我一直终生守护着这一材料并绝不想把它公之于世；因为一旦它受到抨击，我就会甚至比起在其他书的情况下所受到的影响更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离这个世界远远的，好使批评的箭头不再射到我身上，好使我能够经受得住敌对的反应。由于一个人说了些人们并不懂得的事情而使人陷进了不理解和孤立实在把我折磨得够惨了。要是《答约伯书》遇到了如此这般的不理解，那我这本‘回忆录’肯定会遇到更不幸的命运。这本‘自传’是我一生的记载，是从我据我的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来观察的。这二者是一回事，因此这本书对那些不懂得或不理解我的科学观点的人们提出了很高要求。我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是我所写的一切的结晶而不是相反。我存在的方式及我写作的方式是一个整体。我的所有观念及我所有的努力就是我本人的写照。因此，这本‘自传’只是‘我’这个字上的一‘点’就是了。”

　　在本书逐渐具形的那几年期间，荣格身上也正在经历着客观变化的过程。随着他一章章的写就，他就距自己愈远，到了最后，他终于能够如隔岸观火那样地来观察自己及他的生活与工作的意义了。“要是我问我一生的价值何在，那我只能把自己拿来与过去的世纪进行量度，然后我就一定会说，对，它是有某种意义的。但是拿今天的观念去量度，它却什么意义也没有。”读者自会看到，这些话所表达出的非人格性即历史的连续性之感会随着这本书的进展而日益强烈地显示出来。

　　起名“著述”这一章，简单地概述了荣格最重要的著作的产生过程，它自然便显得有点杂乱。这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所有著作差不多有二十卷之多呢！此外，荣格从来并不感到有提供一份他的观点的概括单的必要——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写作中他都是这样。要是请他这样做时，他便会以他那典型的十分严厉的方式答道：“这种东西完全为我所力不能及。我看不到发表一份我的论文概要有何意义，在这种概要里，我很难详细讨论问题。我将得略去所有的证据并依靠一种分门别类性的说明，而这绝不会使我的结果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有蹄动物特有的反当活动的确是更合乎我胃口的事情，因为这包含着把已经咀嚼了一遍的东西再反刍一次的机会……”

　　因此，读者应把这一章看作是一种回顾性的梗概，是为了响应一种特别的情形而写的，而不应期望它是无所不包的。

我附于书末的术语诠释是应出版者的要求而写的，我希望它对不熟悉荣格著作及其所使用的术语的读者会有所帮助。少量的定义我是从《心理学词典》摘引的。只要有可能，我便从荣格的著作引用原文来阐释荣格心理学的各种概念，并以同样的方式来补充上述词典定义的不足之处。然而，这种引文应该只作提示性暗示来加以看待。荣格是不断地以新的及不同的方式来定义他的概念的，因为他感到，作出终极性定义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让总是附于精神现实的各种无法解释的要素像谜或神秘的东西那样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为好。

在这一振奋而又困难的工作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书缓慢的进展期间他们一直表现出兴趣不减，并通过提些激励性的建议和批评而促进了此书的进程。对于所有这些人，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里，我只提一下洛加诺的海伦与库尔特?沃尔夫，他们提议写这本书并使这一想法结出了硕果；库斯纳希特、苏黎世的马里安娜与沃尔特?尼胡斯和荣格，他们在此书的整个写作期间通过言与行给予了我帮助；还有巴尔马?德?马洛卡和R. F. C.　哈尔，他们以极大的耐心给我提过建议与帮助。

阿尼拉?杰菲，1961年12月

 

序言

 

　　我的一生是一个潜意识自我充分发挥的故事。潜意识里的一切竭力做出种种的外在性表现，而人格也强烈要求逐渐从其潜意识状态中成长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自身。我无法用科学的语言来追溯我自己的这一成长过程，因为我无法把自己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加以体验。

　　对于我们内在的想象力，我们是怎么个样子，人从永恒方面看来又是怎么的一个样子，那可只能通过神话的方式来加以表达。神话是富于个人性的并可比科学还要精确地表现生活。科学以平均性的概念来进行工作，这样的概念太过于普通化，因而无法给个人生活上主观的五花八门性作出公正的决断。

　　这样，在我八十三岁高龄之时，我便承担起了讲述我那个人神话的责任了。我只能作些直接的表述，只能“讲讲故事”。这些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惟一的问题是我所讲的是否是我的寓言，我的神话。

　　自传的写作实在难得很，原因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标准，也没有客观的基础，可以据之以对自己作出判断。确实没有什么可供进行比较的合适的任何基础。我知道，在许多事情上我是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何等样人。人是无法拿他自己来与任何别的生物进行比较的；他并不是猴子，不是牛，不是树木。我是一个人。但是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像每一种别的存在那样，我是无穷的神性的一小片，但是我不能把自己与任何动物、任何植物或任何石头进行对比。只有神话性的存在才有着比人的更大的活动范围。那么，一个人是如何形成有关他本人的任何确定的看法的呢？

　　我们是一种我们所无法控制的或只是部分地有能力加以引导的精神过程。因此，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命，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终极性的判断。我们要是拥有，那我们就会无所不知了——但这最多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借口而已。在心底处，我们是绝不会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故事始于某处，始于某个我们碰巧记得的特定的某一点；而且甚至就在那时，它就已经是高度复杂的了。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结果将会是什么。因此，这个故事是没有开头的，而其结局也就只能含含糊糊地加以暗示而已。

　　人生是一种令人怀疑的实验。它只有在数字上才是一种极大的现象，从个人来说，生命是如此地稍纵即逝，如此地不充裕，因此，它竟然能够存在和发展，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这一事实很早以前，即在我作为医科大学的学生时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竟逃过了早夭这一关，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奇迹性的。

　　我向来觉得，生命就像以根茎来维持住生命的植物。它真正的生命是看不见的，是深藏于根茎处的。露出地面的那一部分生命只能延续一个夏季。然后，它便凋谢了——真是一个短命鬼。当我们想到生命和文明那永无休止的生长和衰败时，我们实在无法不怀有绝对的人生如梦之感。然而，我却从来不失去在那永恒的流动中有生存着并永不消逝的某种东西的意识。我们所看见的是花，它是会消逝的。但根茎，却仍然在。

　　到了最后，在我一生中惟一值得讲述的事件，是那永远不会毁灭的世界闯进了这个转变性的世界的那些事件。这就是何以我主要谈些内心体验的原因，这其中便包括了我的各种梦及幻觉。这些东西构成了我的科学研究的主要材料。它们是火红的岩浆，要加工的石头便在其中被赋予了形状。

　　与这些内心事件相比，所有其他的回忆如旅行、遇见过的人及我的环境便显得相对失色。许多人参加进了我们时代的这个故事并写到过它；读者如想知道这方面的事情，他们可以读这种东西或叫某个人跟他们讲一下即可。我一生的外在性事件的记忆大都模糊了或且干脆就踪影全无了。但是我所遇到的“另一种”现实，我与潜意识的较量，却无法消除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这个王国里，总是存在着丰富的宝藏，与之一比，其他的一切便失去其重要性了。

　　与此相似，其他人只有在他们的名字从一开始便写进了我的卷轴的，才会不是陌生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因此，遇见他们同时便也就等于一种回忆。

内心体验也在我所遇到的外在性事件上打上了印记并在我青年时代及以后一直有着重要性。我很早就已有这样的顿悟：对于生活的各种问题及复杂性，要是从内心里得不到答案，那么它们最终只具有很小的意义。外在性的事根本无法代替内心体验。因此，我的一生在外在性事件方面是无独有偶地贫乏的。对于它们我没有多少话可以说，因为它们会使我觉得空洞和不具体。我只能据内心里发生的事来理解自己。正是这些事件，才形成了我独一无二的一生，而我这本自传所写的，也正是它们。

 

一　童年

 

在我六个月的时候，我的父母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威尔移居到莱茵瀑布边上的洛封城堡，住进一所牧师宅邸。那是1875年。

　　我开始记事大概是在两三岁。我还依稀记得那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那个叫做沃思的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仿佛是一片模糊的大海中漂浮的小岛，一个个孤立地浮动着，互相连不起来。

　　有一个情景浮现出来，那也许是我生活中最早的记忆，不过它只是一个非常迷离的印象。我躺在树阴下的一辆儿童车里，那是一个明亮温暖的夏日，天空蓝蓝的，金色的阳光穿过绿色的树叶，儿童车的车罩打开了，我刚刚睡醒，发现了这光辉灿烂的美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舒适感觉。我看见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闪烁。一切都是那样的神奇、多彩、美好。

　　我记得的另一个情景是：我坐在餐厅里，餐厅在这幢房子的西头，我蹲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用小匙舀热牛奶喝，牛奶里泡着碎面包块，味道好极了，气味也很特别。那是我第一次闻着牛奶的味，可以说，我在那个时候有了嗅觉的意识。这一记忆同样是非常遥远的。

　　我还记得：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姨妈对我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说着就领我从家里出来，走到去达申的大路上。远处天边阿尔卑斯山脉沐浴在夕阳的红色闪光中。那天傍晚，阿尔卑斯山看得格外清楚。“看那儿，”我听见她用瑞士方言对我说，“山全红了。”那是第一次，我明白我看见了阿尔卑斯山。随后我听说，第二天，村里上学的孩子要去郊游，爬苏黎世附近的干特里峰，我也急着想要去。可是他们说，像我那样小的孩子不能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伤心透了。从那时候起，在白雪覆盖下闪光的大山旁边的干特里峰和苏黎世就成了我梦幻中不可企及的一块土地。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我记得母亲带我去图尔高看一些朋友，他们在康斯坦茨湖边有一座城堡。我立即被水迷住了，渡船激起的浪一直冲到岸边，阳光在水上闪烁，水下的沙子被浪花冲成一道道小埂。湖向无垠的远方伸展开去，那广阔的水面在我看来简直是说不清的喜悦，不可比拟的瑰丽。就在那时，一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生了根：我一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湖边。我觉得，没有水，人生活不下去。

　　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乱哄哄的，显得特别激动。女仆飞快地跑过来，嚷着：“渔民们发现了一个死人——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要把他抬进洗衣房里去。”我父亲说：“好吧，好吧。”我当时就要去看那死了的孩子。母亲把我拉了回来，严厉地禁止我到花园里去。等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我立即悄悄地溜进了花园，来到洗衣房，可是门锁着。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后有一个排水槽，一直通到斜坡下面，槽里流着细细的血和水。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思，那时我还不到四岁。

　　我还记得：我哭闹着，发着烧，没法睡觉。父亲把我抱在怀里，在屋里踱来踱去，唱着他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歌。我特别记得我最喜欢的一首，总是这首歌使我安静下来。它是这样开始的：“四处静悄悄，人人都睡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父亲的声音，在静静的夜晚，向我唱着。

　　母亲后来告诉我，我那时得了湿疹。当时，我的心头有种朦胧的暗示，父母在婚姻问题上是不顺遂的。1878年我那场病一定与父母的短暂分离有关系。母亲在巴塞尔的医院里呆了几个月，她的病大概起因于婚姻上的麻烦。她走后由一个姨妈照料我。这位姨妈是位老处女，比母亲大差不多二十岁。母亲的离去使我深深地感到痛苦。从那时起，有人一讲“爱”这个字，我就有一种不信任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女人”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固有的不可靠的感觉。而“父亲”却意味着可靠和——没有权力。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精神创伤开始人生之行的。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有所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让我失望；我怀疑女人，可她们并没有让我失望。

　　母亲离开后，女仆也来照料我。我现在依然记得她把我抱起来，把我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的情景。她有一头黑发和一副橄榄色的面孔，和母亲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我还仿佛看得见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那深深的肤色和耳朵。她的一切在我看来都那样奇特，但也格外熟悉。好像她不属于我们家，而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像她是和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神秘事物联系在一起似的。这一类姑娘后来成了我潜意识中异性人格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她所传达的那种既生疏又始终为人所认识的感觉，是后来在我心中象征女性本质的那个形象的一种特征。

　　从父母分居的时候起，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个形象：一个年轻美丽的、非常漂亮的、迷人的姑娘，她有蓝色的眼睛，美丽的头发。是她引着我在蓝色的秋天，在瀑布下面沃思城堡附近，沿着莱茵河，徜徉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阳光穿过婆娑的树枝，黄色的叶子飘落在地上。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继母。她崇拜我的父亲。后来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才再次见到了她。

　　上面说的都是一些明显的记忆。下面我要说的是另一些力量更大、影响更深的印象，其中一部分我只是朦胧地记得。例如，有一次我摔下了楼梯，还有一次摔倒在火炉腿的一个角上，我记得那疼痛、流血和一位医生给我缝头部伤口的情形——直到上大学预科最后一年时，头上那块疤痕还清晰可见。母亲还告诉我，有一次在去诺伊豪森过莱茵瀑布桥时我差点儿掉下去，幸亏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经滑出了栏杆。这些事指明了潜意识中自杀的冲动，或者说，对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极力的反抗。

　　那段时间，每到夜晚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常常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屋里走动。听到莱茵瀑布沉闷的咆哮声，我便觉得四周到处都是危险地带。总有人淹死，尸体从岩石上冲下来。在附近的墓地里，教堂司事总是挖坑，挖出一堆堆棕色的土，黑黑的、严肃的男人们穿着长长的礼服，戴着特别高的帽子，穿着闪闪发光的黑色靴子，他们总是抬出一个黑色的木盒子。这时，父亲总是穿着牧师的长袍，声音洪亮地讲话。女人们都在哭泣。听人说，有人正被埋进地上的这个坑里。有些人先前在这里，现在都突然不在了，然后便听说他们被埋掉了，上帝把他们召到他那里去了。

母亲教我做祈祷，每天晚上都要做。我很乐意祈祷，因为它使我在深沉不安的暗夜面前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展开您的双翼，慈祥的耶稣，

　　把您的小鸡，您的孩子咽下。

　　“如果魔鬼要吞食他，

　　那只会是白搭。”

　　请让天使就这样唱吧！　　

　　耶稣能给人安慰，他是个善良仁慈的先生，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先生似的，富有、威严、庄重，对夜里的小孩子特别关心。至于他为什么会像鸟那样长着翅膀，却是一个谜，不过我并没有过多地去考究这个。我觉得更有意思、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小孩被比作小鸡，耶稣显然很不情愿地、像吃苦药一样地“吃了”他们。这不大容易理解，后来听说，魔鬼也喜欢小鸡，为了免得小鸡被魔鬼吃掉耶稣才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虽然耶稣并不喜欢那味道，可他还是把孩子们吃了，这样，魔鬼就抓不着他们了。这么一想，心里就觉得很安宁。可是现在我又听说耶稣还要“吃”别的人，况且，这“吃”同样是把他们埋在地上的坑里。

　　这种不吉利的类比产生了不幸的后果，我开始对上帝产生了怀疑。他失去了那令人安适的、慈祥的、大鸟的特征，却和那些身穿礼服、头戴高帽、脚穿闪光的黑靴、抬着黑盒子埋葬死人的阴郁的黑衣人们联系了起来。

　　这些思索造成了我精神上的第一次创伤。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像平常一样，坐在屋前的大路上玩沙子。大路从屋旁穿过，通向山冈，消失在山坡上的一片树林里。所以，从房子旁可以看到伸展出去的、相当长的一段路。当我抬起头来时，看到身穿黑色长袍，头戴一顶特别宽大的帽子的人从树林里走来，好像是个穿着女人服装的男人。那人慢慢地走近了，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穿着拖到脚的黑色长袍的男人。这种景象使我害怕起来，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惧迅速传遍全身，脑子里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耶稣会会士。”前不久，我偷偷地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同事聊天，谈到了耶稣会会士们阴险的活动。从父亲半是恼恨、半是恐惧的语调，我猜想，那些“耶稣会会士”特别危险，甚至对父亲也造成了威胁。事实上，我并不明白，耶稣会会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我对祈祷词中的那个词“耶稣”是熟悉的。

　　我想，从山上下来的那个人一定是化了装，要不他为什么要穿女人的衣服呢？也许，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害怕极了，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屋子，冲上楼梯，躲在阁楼上最黑暗的一根房梁下。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藏了有多久，不过一定相当长，因为当我壮着胆子下了楼，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张望时，那个黑衣人却连影儿也不见了。那以后许多天，恐惧一直抓住我，我再也不敢走出屋子了。即使后来再去路上玩时，那树木葱郁的山坡始终让我不安和警觉。当然，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黑衣人只不过是个无害于人的天主教神父就是了。

　　大约就在同时——我说不清，也许要早一些——我有了最早的梦的记忆。这个梦后来一直占据着我的心。我那时大概年仅三四岁左右。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立在洛封城堡附近，教堂司事农场的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梦中的我正站在这片草地上。突然，我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石砌的洞，我过去从没见过这样的洞。我好奇地走过去，朝里面窥视，看见有一排石阶一直通下去。我迟疑了半天，还是胆战心惊地走了下去。洞底走不多远有一个圆形的拱门，门上挂着一块又大又沉的绿色帷幕，那幕好像是用加工过的锦缎制成的，显得十分气派。好奇心逗弄着我，很想看看幕后边是什么，于是我便掀开了它。在暗淡的光线下，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大约三十英尺长的长方形屋子，屋顶呈拱形，由加工过的石头砌成，地板上铺着大石板，中间还铺着一条红地毯，从门口一直通到一个低低的平台，平台上放置着一个金光灿烂的宝座，座上也许有一块红色的垫子，那豪华的派头简直就像童话中描写的国王的宝座一样。宝座上立着一个什么东西，最初我以为是个树桩，大概有十二到十五英尺高，一英尺半到二英尺厚，它十分高大，几乎顶到了屋顶。后来才发现，它的成分挺有意思，它不是由木头，而是由皮和肉组成的，顶上有一个圆圆的像人头那样的东西，上面没有脸，没有头发，顶端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

　　屋子里很亮，可是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光源，头顶处是一片灿烂的辉光。座上的那个东西虽然没有动，可我总觉得它随时可能会像一条虫那样向我爬过来。我害怕得全身都僵了，这时我听见从外面和顶上传来了母亲的声音：“看看它吧，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使我怕上加怕，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醒来后还怕得要死。从此之后，有好多晚上我都不敢睡觉，生怕再做这样的梦。

　　这个梦多年来一直纠缠着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看见的那东西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是一种古老的祭仪中被人崇拜的生殖器。我一直没有弄懂，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说那个东西是吃人的怪物呢，还是说那是吃人的怪物呢？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意思是说吃小孩的不是耶稣或者耶稣会会士，而是那个生殖器；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吃人的怪物就是男性生殖器象征，那么阴沉沉的耶稣、耶稣会会士和生殖器就成了同一种东西了。

　　这个生殖器的抽象意义由这样的事实表示出来，即它自尊为王，“直挺挺地”① 立在那里。草地上的洞可能代表一座坟墓，这座坟墓是地下的一座神庙，它那绿色的帷幕象征草地，或者说象征了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地的神秘。地毯是血红色的。圆形拱顶是什么意思？也许我已经去过姆诺，看见过沙夫豪森的圆形城堡？但这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领一个三岁的孩子上那儿去。所以它不可能从记忆中寻找线索，同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从解剖学上无懈可击的生殖器是从哪儿来的。把小便排出口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放光，它指明了“生殖器”（Phallus）这个词的词源（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发光”、“明亮”）。

　①这里原文为Ithyphallically，有二义：一为希腊酒神节庆祝队伍中作为崇拜物抬着的阳具；二为“直挺挺地”（指阳具）。文中显系双关。　　不管怎么说，这个梦里的生殖器对我来说就是地下一尊“说不出名字”的神，它一直留在我直到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只要有人过分强调地说到耶稣，它就出现在我脑海中。耶稣对我从来没有变成真实的存在，从来没有被我接受，从来没有使我感到亲切，因为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它在地下的那个对等物。这个可怕的启示降临到了我身上，可我并没有去找它啊。那个耶稣会会士的“伪装”在人们教我的基督教教义上投下了阴影。我觉得它就像一场严肃的假面舞会，好像一个葬礼，送葬的人脸色阴沉，面带悲伤，不过一会儿却偷偷笑了起来，毫无悲痛之意。耶稣在我的眼中似乎是一尊死神，他只是在驱散暗夜的恐惧时才对我有所帮助。可他自己却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怪模怪样的、血淋淋的尸体。人们常常谈起他的慈爱和善良，可我心里却暗暗表示怀疑，主要原因是，那些说“亲爱的耶稣”最起劲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和发亮的黑靴，他们总让我想起埋葬死人的场面。他们是父亲和我八个叔叔（全都是牧师）的同事。多年来，他们在我心中激起恐惧，至于偶然见到的天主教神父就更是如此，他们叫我想起那可怕的耶稣会会士，这些耶稣会会士曾惹恼过父亲，引起过他的警惕。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一直在想方设法迫使自己对基督采取人们所谓的正确态度，可是我做不到，怎么也克服不了心中隐隐的不信任感。

　　对“黑衣人”的恐惧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那不是我孩提经验中的关键；关键是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耶稣。”这种认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这样说来，重要的一点是那次梦里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和令人惊异的解释：“那就是吃人的怪物。”它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不是吓唬小孩的吃人怪物，而是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吃人的怪物，它高踞在地下室的一个金色宝座上。在我幼稚的想象中，首先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其次，上帝和耶稣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遥远的蓝天上一个更美、更高、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与这位耶稣有关的是戴着宽大的黑帽子，穿着黑色的女人服装，从长满树木的山坡上走来的“耶稣会会士”的形象。我常常得朝山坡那面张望，以防又有别的危险走近我身旁。在梦里，我走进地下的一个洞里，发现宝座上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不像人的、阴间的东西，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以人肉为食。直到五十年后，一篇研究弥撒象征的宗教论文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段文字讲的是初民吃人肉的习性。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闪现在我意识里的思想非但不幼稚，反而相当复杂，过分复杂。我的心中究竟是谁在讲话？是谁的意识创造了那些景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智力在起作用？我知道所有的笨蛋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吃人的怪物”，也会大谈“巧合”和“事后的解释”，以便驱散那些可能污染孩子纯真心田的极为不便的思想。哦，这是些多么好的心，讲求实效的、头脑健全的人呀！他们总让我想起那些在雨水洼里晒太阳的泥鳅，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摇头摆尾，快乐无比，根本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水洼干涸了，它们就要无处栖身。

　　那么，谁同我讲过这些事呢？谁谈起过这些我完全不知道的问题呢？谁把上苍和地下同时结合在我的心里，造成了我后半生激情澎湃的生活的基石？除了那个既来自上苍又来自地下的陌生的客人外又有谁呢？

通过这个儿时的梦，我开始参与大地的秘密，那是一种在地下的埋葬，过了很多年我才从中解脱出来。今天，我才明白，那是为了把最大量的光引进黑暗中，是进入黑暗王国的开始。当时，我的理智生活就是以它那潜意识的开端起步的。

1879年，我家搬到了巴塞尔附近的小惠宁根。这事我记不得了，但后来几年发生的事却还记得。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到我家那个朝西的门廊里。他指给我看黄昏的西天，那里燃烧着一片耀眼的绿光。那时正是1883年克拉卡托火山爆发之后。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大彗星。

后来，当地发了一次大水，流过许多村镇的维塞河泛滥成灾，它冲毁了大坝和上游的一座桥。十四个人淹死了，尸体被混浊的黄水冲进莱茵河。洪水退后，一些尸体插进了泥沙里。当我听说了这件事，就不顾一切地跑去看。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的尸体，他穿着黑色的礼服，一定是刚从教堂出来的。他的身体一半埋在沙子里，手臂搭在眼上。我还看见一只猪被宰杀的情景，我同样看得兴高采烈，从头看到了尾并看得全神贯注。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她觉得那太可怕了，但杀猪和死人对我却有吸引力。

我对艺术的最早记忆得从在小惠宁根的那些年说起。当时父母亲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建成的一座牧师住宅，里面有一间很暗的小屋子。屋子里陈设的家具质量考究，墙上挂着许多古画。我记得最分明的是一幅画着大卫和歌利亚② 的意大利作品。它是从基多?雷尼③ 的画室里复制的，原作保存在卢浮宫。这幅画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那间屋子还有另外一幅老画，现在挂在我儿子的屋子里，上面画的是18世纪早期巴塞尔的风景。我经常溜进那间昏暗的、与其他房间隔绝的屋子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坐在那些画前，对着它们的美出神，那是我当时懂得的惟一美的东西。

　　②《圣经?旧约》故事：牧童大卫杀死了巨人歌利亚。

　　③基多?雷尼（1575－1642）：意大利通俗画家，以其画《戴荆冠的基督》闻名。

　　大约就在那时——我还是不到六岁的小鬼——一个姨妈带我到巴塞尔，看博物馆里那些用稻草填起来的动物。我们在那里住的时间很长，因为我想仔细地看每一件展品。下午四点，铃声响了，博物馆要关门。姨妈不断抱怨，可我站在橱窗前，总是不想走。这时展室门已经锁了，我们只好从另一条路，穿过古代画廊走到楼梯处。突然，我看见了那么美的画像，简直令人神魂颠倒，我睁大了眼睛，久久地盯着它，我从来还没见过那么美的东西。姨妈拽着我的手，把我拖到出口，我只好极不情愿地离开。她一边走一边嚷着：“讨厌的孩子，闭上你的眼睛，讨厌的孩子，闭上你的眼睛！”那是我最早看到的裸体和仅遮盖着几片叶子的人像。以前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裸体美，这就是我最初和美术的交往。姨妈怒气冲冲，好像被人拖出了妓院一般。

　　我六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到阿尔勒谢姆去旅行。那次母亲穿的衣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能记住的只有她的衣服：那是黑色的料子，上面印满了绿色的月牙。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最初是个年轻苗条、穿着这种服装的女郎，后来就变得衰老、肥胖了。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一座天主教堂。”我又是好奇，又是害怕，悄悄从母亲身边溜开，从开着的门往里面窥视，正好看见装饰一新的祭坛上点着一支大蜡烛（当时是复活节期间）。这时我突然在阶梯上绊了一跤，下巴撞在一块铁上，父母抱起我时，血流不止。我当时的心情特别有意思：一方面，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尖叫声引起了上教堂的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做了违禁的事。“耶稣——绿色的帷幕——吃人怪物的秘密……这就是和那些耶稣会会士有关的天主教堂。我绊倒，疼得喊叫完全是他们的过错。”

　　后来许多年，我一直不愿进天主教堂，一进去心中就怕摔跤、流血，怕那些耶稣会会士。摔跤、流血似乎就是天主教堂的气氛，但正是这种气氛对我具有吸引力。倘若一个天主教神父非靠近我不可，那将使我大为不安。直到三十多岁以后，我才克服了这种压抑的感觉，那是在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

　　一过六岁，父亲就开始给我上拉丁文课，同时也开始上学。我并不怕上学，因为在上学之前，我就学会了阅读，并且在学校里也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觉得挺轻松。记得有一次我读不懂，就缠着母亲给我读，那是一本有许多插图的儿童读物，里面讲到不少外国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有婆罗门教、毗湿奴、湿婆等插图，使我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后来总是不断地翻看这些插图。每当我看这些插图时，总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它们和我那“原始的启示”有某种亲和性；我从未对人讲起过它，也永远不准备道破这秘密。母亲间接证明了我的感觉，我始终注意到讲起“异教徒”时，她语调中那一丝淡淡的鄙夷神气。我知道，如果我向她披露了我的“启示”，她一定会恐惧万状，大加责难。我当然不会去自讨没趣，自找羞辱。

　　这并不幼稚的行为，一方面和强烈的敏感和易受伤害的内心有关系，另一方面和我早年的孤独有关（我妹妹在我九岁以后出生），我只能一个人玩，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玩。遗憾的是，我记不清我玩的究竟是什么，但我记得，我玩的时候，不愿别人来打扰。我玩得很专心，既不愿人看见，也不愿让人说三道四。我清楚地记得我玩什么大约是在七八岁时。我特别喜欢玩砖头，用砖建塔，然后再用“地震”的方法心醉神迷地摧毁它。在七八岁之间，我总是不断地画战役、包围、轰击和海战的画。然后我把整个笔记本上涂满了墨迹，而且极有兴趣地满足于对这些涂画作出离奇的解释。我所以愿意上学，就是因为我在那儿最终找到了我长期没有的玩耍伙伴。

　　在学校，我也有所发现。但在谈学校的事以前，我得先谈谈夜里的事。夜的气氛开始变得浓厚了，各种事都在夜里发生，显得不可理解，令人生疑。父母不在一起睡，我睡在父亲的房间里。从母亲的卧室的门传来了怕人的声响。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神秘。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从她的房门出来，那影子的头离开了脖子，在它的前面浮动，就像一个小月亮。突然，又出现了另一个头，那头又离开了脖子。这种情形重复了六七次。我总是做让人忧心忡忡的梦，梦中的事物，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例如，我看见老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球，那球渐渐地朝我滚来了，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骇人的、使人窒息的东西。又有一次，我梦见了电线，上面落着许多鸟，突然，电线开始变得越来越粗，直到我被吓醒。

　　这些梦是我生理变化的序幕，说明某种青春发育已经开始，那时我大约七岁。我得了假性哮喘病，伴随着阵阵窒息。有一天晚上突然发起病来，我站在床脚，脑袋耷拉在床栏杆上，父亲抱住了我。我看见头上有一个蓝色的光圈，大约满月那么大，里面许多金色的小人来来去去，我想他们大概是天使吧。各种幻象不断出现，每次都能减轻我对窒息的恐惧。可是一做焦虑的梦，就会窒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心理因素：房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无法呼吸了。

　　我讨厌上教堂，但圣诞节的时候例外。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使我觉得格外高兴。当然，晚上的圣诞树就更令人快活了。只有圣诞节我能够热烈地去庆祝，对其余的节日我却显得冷漠。除夕也有某种像圣诞节时的魅力，但毕竟不如圣诞节。基督降临节也有点特色，但无法跟即将来临的圣诞节相比。它总是和夜、暴风雪、风、房中的黑暗紧密相关，那时总有声音微细的嘀咕和离奇古怪的事发生。

　　现在来说说和我那些乡村同学有关的事。我发现他们使我的自我发生了异化。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和在家里时大不一样。我和他们一块儿打打闹闹，玩各种各样的恶作剧，有些把戏在家里永远不会发生。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些把戏我独自一人完全就能想出来。我觉得，我自身的变化主要来自同学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我，强迫我和我自身离异。这个没有父母但却包含了别人的较广阔的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可疑的，或者隐隐约约敌对的，至少也是含混不清的。虽然我愈来愈感到那个白日世界的美，那里“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的树叶”，但同时也预感到那个影子世界无法逃避，那里到处都有令人战栗的、无法解答的、揪着我的心的问题。当然，做晚祷可以给我一种仪式上的保护，因为它恰当地结束了一个白天，适时地引入了夜和睡眠，但白天又潜伏着新的危险。我仿佛觉得自己分裂了，并为此感到恐怖。我内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我还记得这段时期（七至九岁），我喜欢玩火。我们家花园里有一堵用大石头砌成的老墙，石头缝形成了洞，我常在一个洞里生一小堆火，让别的孩子帮助我四处找木头，不断添柴，为的是不让火熄灭。这堆火只归我一个人照管，别的孩子可以在别的洞里生火，可他们的火不圣洁，与我无关。我的火烧得很旺，上面有一圈圣洁的辉光。

　　在这堵墙的前面有一道斜坡，斜坡里埋着一块突出的石头，这是我的石头。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坐在上面，胡思乱想：“我现在坐在石头上，石头在我下面。”但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想：“我躺在这道斜坡上，他正坐在我上面。”于是问题就来了：“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我呢，还是上面坐着他的石头呢？”这个问题总使我感到茫然，我总是站起来，弄不清谁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没有弄清，一种奇特的、怪有意思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惑。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块石头和我有某种神秘的关系，我可以在上面一坐好几个小时，被它提出的谜一样的问题逗引得晕头转向。

　　三十年后，我又站到那道斜坡上，此时我已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地位，也有了一个充满各种思想和计划的头脑。但突然我又变成了那个曾经点一堆意义神秘的火、并且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究竟石头是我，还是我是石头的孩子了。我立刻想到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那岁月仿佛是陌生的，如同从遥远的空间和时间传来的消息。这使我感到心惊胆战，因为我刚刚沉湎于其中的童年世界是永恒的，我已被强拉出这个世界，坠入不断滚滚向前的时间中，越走越远。那个世界的拉力是那样强大，我只能粗暴地把自己拽走，以免失去对未来的控制。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像一闪即逝的电光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这里的含义在我十岁那时被揭示了出来。我自身的分裂和对世界的把握不定导致我作出了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的行动。当时我有一个涂着黄漆的铅笔盒，小学生一般都用它，有一把小锁和一根普通的尺子。在尺子的一头，我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两英寸高，穿礼服，戴着高帽子，脚蹬一双亮闪闪的黑靴子。我用墨水把他染成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我还在铅笔盒里给他做了一张小床，用一点羊毛给他做了件大衣。我从莱茵河边给他找了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黑石头，涂上水彩，把它分成上下两半，装在裤兜里好久，最后，我把它放进了铅笔盒。那是他的石头。这一切都做得极为机密。我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那个禁止人上去的阁楼（因为楼板已经朽坏），藏在一根大梁上，谁也别想看见它。我对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和摧毁这一秘密，我十分放心，由于内心矛盾而产生的苦恼一扫而光。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感情受了伤害，每当父亲大发雷霆，或者母亲病情沉重使我感到压抑，一句话，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小心翼翼地包裹着、藏放着的小人，想起那光滑的、染得十分漂亮的石头。我经常每隔几个星期，躲开人们的注视，溜上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还要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语言。加一个小纸卷总是有某种严肃的仪式的意味，遗憾的是，我想不起我要对小人说什么。我只知道，我的这些“信件”成了小人的一个图书馆，我猜想，这些信件一定包含着叫我特别高兴的话。

　　对于这些行为的意义，或者究竟该怎样解释它们，我毫不在意。我满足于有一种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某种别人不知道而又无法获得的东西。这是一种永远不能背叛的秘密，因为我生命的安全由它掌握。为什么如此，我没有问过自己。事情就是这样。

　　心中藏有秘密对我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同样，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那个关于生殖器的梦，耶稣会会士的事也属于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神秘王国。小木人和他的石头是我力图赋予这一秘密以外在形式上的首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潜意识的、幼稚的。我总是沉溺在自己的秘密中，总觉得应该探寻它的意义，但我却不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些什么——也许在大自然中——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使我弄清那秘密是什么，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兴趣增加了。我常常警惕地在寻找某些神秘的东西。我自觉有了某种基督教的意识，虽然总是不无保留：“事情根本不那么确定！”或者，“地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当我接受灌输给我的宗教教义时，人们对我说：“是的，但还有些别的什么，还有一些人们不懂的、非常秘密的东西。”

　　雕刻的那个木头小人的事件是我童年的高潮，也是它的终结。这事大约在我心中徘徊了一年。后来就全然忘记了，直到三十五岁才想起，儿时的那段记忆从迷雾中重新浮现出来，不减当年的清晰和质朴。当时我正埋头撰写我的《性本能的变化和象征》，我研读了阿尔勒谢姆附近窖藏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神石（churingas），我突然发现，我心中有了这样一块确实的石头的形象，虽然我并没有看见过它的复制品，它是长方形的、微黑的、用颜色涂成上下两半，这一形象又掺入铅笔盒和小人的形象。小人是古代世界披着小斗篷的神，如同站在埃斯克勒彼阿斯④碑上的泰莱斯福鲁斯⑤给他读一个羊皮纸的卷轴。随着这一回忆，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古代的心理因素在没有任何直接的传承关系的情况下会进入个人的心灵。后来我查阅过父亲的图书室，发现里面没有一本书会有这方面的材料。此外，父亲对此也一无所知。

　　④埃斯克勒彼阿斯：医神。

　　⑤泰莱斯福鲁斯（？－约136）：第八代教皇，据传被罗马皇帝迫害而死。

1920年我在英国时，用木头雕刻了两尊人像，和儿时刻的那个小人相似，但当时根本不记得儿时的经验。后来又用石头按照其中的一个刻了较大的复制品，现安放在奎斯纳赫特我的花园里。只是在我雕刻这一作品时，潜意识才为我提供了一个名字。它把这一形象称作阿特马维图，就是“生命的呼吸”的意思。这是我儿时梦境中那可怕的树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看来那可怕的树正是“生命的呼吸”，是具有创造力的脉动。那小人最终成了一件神物，包裹在小礼服里，藏在盒子中，由长方形的黑石给他提供生命的力。但是这些联系都是后来才明白的。当我是个孩子时，我看着自己干一些祭祀仪式的活动，就像非洲居民现在所干的那样。他们在行动，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直到许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 

 

二　中学时代

 

十一岁那年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此时我被送进了巴塞尔的大学预科。这样，我就离别了那些乡村的伙伴，真正进入了“大世界”。那里有许多有权势的大人物，他们的权势比我父亲的大得多，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住宅里，乘坐豪华的马车，讲一口文雅的德语和法语。他们的子弟，衣着阔绰，风度翩翩，口袋里塞满钞票。这些公子哥儿们现在成了我的同学。我听他们高谈阔论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心头交织着惊异和妒忌的情绪，这种隐蔽的情绪甚至让我自己感到恐惧。他们曾经爬上苏黎世附近闪闪发光的雪峰，甚至还去过大海，后一事简直叫我目瞪口呆。我凝视着他们，好像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无法到达的、白雪覆盖的光辉灿烂的山峰，来自那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大海。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家是多么穷！我的父亲不过是个穷乡村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牧师的更穷的儿子，他穿着打了洞的鞋子，在学校得一坐六小时，袜子湿了没有换的。我开始以异样的目光来看待父母，开始懂得他们的甘苦。特别是对父亲，我十分同情，有趣的是，对母亲的同情就不那么多。我总觉得她比父亲强悍。可一旦父亲朝她发火，我就总是站在她的一边。这种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的情形对我性格的形成是不利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超脱出来，我不得不充当一个超级仲裁人的角色，无可奈何地判断父母的是非。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妄自尊大的情绪；我的自信本来就不稳定，现在更不稳定了，忽而膨胀，忽而收敛。

　　我九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女孩。父亲既激动又高兴。“今天晚上，你多了个小妹妹。”他对我说。而我则大吃一惊，因为我什么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的时候多，可我根本没有当回事，我认为，无论如何，她卧床不起实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父亲把我领到母亲床边，她抱出一个看起来叫人失望的小东西：一张红红的、满是皱纹的脸，和老年人的脸一样，眼睛闭着，就像一只瞎眼的小狗。背上长着一些根根分明的、长长的红毛，它是不是要长成猴子呢？我当时很迷惘，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难道刚生下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含含糊糊地谈论着鹳，据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不过小狗和小猫的崽儿们又怎么样呢？在那一窝崽儿生完之前，鹳鸟得来回飞多少趟呢？母牛又怎么样呢？我无法想象鹳鸟能设法用嘴叼着一整头牛犊。不仅如此，农夫们还说母牛产仔，而并非由鹳鸟叼来牛犊。显然，这个故事是强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谎言中的又一个谎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件我不该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出现使我产生了一种朦胧的不信任感，使得我的好奇和观察变得敏锐了。母亲随后作出的一些古怪的反应证实了我的猜疑，说明有种令人抱憾的事与这次生育有关，否则的话这个事件就不会太令我伤脑筋，虽说它很可能对强化我十二岁时的一段经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亲有种讨厌的习惯，当我应邀外出的时候她老是追在屁股后面喊出种种金玉良言。在这些场合，我不仅穿着最好的衣服，皮鞋擦得锃亮，而且还感觉到我的目的和我在公开场合里形象的尊严，因而让人们在大街上听见我妈在身后喊出的那些不光彩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要忘了代爸爸妈妈向他们问好，擦擦鼻子——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当我出自自尊和虚荣，小心翼翼地要呈现出一副尽可能无可挑剔的形象时，那种伴随着我的妄自尊大的自卑却又这样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确实不公平，因为这些场合对我来说事关重大。在去作客的路上我觉得很是了不起，很是高贵，平日穿上节假日才穿的衣着时我就有这种感觉。然而，我一看见我要访问的那幢房子，画面就急剧变化了，然后一种对那家人的豪华和权势的感觉就压倒了我。我害怕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巴不得能钻进地下几丈的深处。我按门铃时就是这种感觉。在我听来，房内的铃声就像丧钟一般。我胆怯畏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母亲事先为我作了周到准备，反而使事情更糟。然后铃声就会在我耳际响着：“我的鞋肮脏，手也肮脏，我没有带手帕，脖子黑魆魆的。”出于一种挑战心理，我就会不把父母的问候转达出来，或者举动带有不必要的害羞和固执。如果情况变得太糟，我就会想到我藏在顶楼上的秘宝，然后我就会再次平静下来。在我处于孤独无助的境地时，我记起我是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拥有那不可侵犯的秘密、黑石头和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无法回想起在童年时曾想到过，在耶稣——或那个穿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着斗篷戴着高帽子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地上坟墓般的洞穴、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以及我那铅笔盒里的小人之间，有着一种联系的可能性。有关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的阴茎像的神的梦是我的第一个大秘密，矮人是第二大秘密。然而，我并不认为我朦胧感觉到，在那块“灵魂之石”和也是我本人的那块石头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

直到今天，在八十三岁写下我的回忆录之时，我也从未将缠结在我最早回忆上的结解开。最早的回忆就像地下的单株根茎所生发出的芽，就像在一条潜意识发展的道路上的车站。虽说我愈来愈不可能对耶稣采取一种明确的态度，我却记得，打我十一岁时起，有关上帝的观念就开始令我感兴趣了。我喜欢向上帝祷告，这多少令我满足，因为那是种没有矛盾的祈祷。上帝并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起来。而且，他不是个穿黑袍的人，不是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服饰华丽，人们对他的举止司空见惯。相反，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听说，不可能对他形成任何正确的概念。固然他近似于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老人，但令我极其满意的是，有着一种戒律，大意是说，“你将不会把你造成任何雕像或与任何事相类似”。因而人们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耶稣那样熟悉放肆，耶稣绝非“秘密”。与我在顶楼上的秘密的某种类推开始使我有了悟性。

学校开始令我厌烦。与我宁可花费在绘出战役和玩火的时间相比，学校占据的时间是太多了。神学课是难以言传地枯燥，而我对数学课的感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惧。老师宣称，代数是一桩完全自然的事情，应该把它看作天经地义之事，而我甚至不知道数字实际上为何物。它们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它们不是可以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只是由计算产生出来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量现在又是由字母来代表着，字母又意味着声音，因而可以说有可能听见它们。说也奇怪，我的同学能够驾驭它们，发现它们不言自明。谁也不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又甚至不能将这个问题陈述出来。糟糕的是，我发现谁也不理解我的困难。我必须承认，我的老师不厌其烦地向我说明，这种将可理解的量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的目的何在。我终于领悟到，目的在于达到一种约分的体系，在这体系的帮助下许多量能够被置于一个简短公式之中。但这一点也没有使我产生兴趣。我以为那整个事完全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数字应该由声音来表示？人们也满可以用苹果树表示a，用盒子表示b，用个问号表示x。a，b，c，x，y，z并不具体，它们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向我解释出数字的实质。但最令我恼怒的是这一定理：如果a＝b而b＝c，那么a＝c，虽然根据定义a与b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既然不同，a因而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每当是一个等式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就说a＝a，b＝b，等等好了。这一点我能够接受，而a＝b在我看来却完全是个谎言或者骗局。当老师公然不顾他本人有关平行线的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相遇，我也同样恼怒了。在我看来，与愚弄农夫的愚蠢把戏相比，这并没有高明到哪里去，而且我既不能与它有关也不愿与它有关。我的智力上的道义与这些反复无常的自相矛盾之处斗争着，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一直到晚年我都有这种固执的感觉，即如果像我的同学那样，我能够毫不费力就接受a＝b、太阳＝月亮或狗＝猫这一定理，那么数学就会无穷无尽地愚弄了我——我只有到八十四岁时才会意识到愚弄到什么程度。我的一生中始终有一个谜，即毫无疑问我能够正常进行运算，可不知何故我永远也不能设法在数学中辨清方向。我尤其不能理解有关数学和我本人所具有的道义上的怀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通过实际计算来验证运算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随着数学课的学习，通过抄录我并不懂的代数公式，通过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我多少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我再也不能够通过替换数字来取得进步，因为老师不时说道，“这儿我们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上几个字母。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这些字母，不知他为何写——我所能看出的惟一原因就是，这使他能将运算带到他觉得是满意的结论。我的不理解吓倒了我，使我不敢问任何问题。

　　对我来说，数学课完全成了恐怖和折磨。其他的课程我发现是容易的，而且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而长期能把数学课蒙混下来，我还每每得高分。但是我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周围的世界产生的渺小感，在我身上不仅生成一种厌恶而且还生成一种无言的绝望，这完全替我把学校毁掉了。此外，我还以完全无能为由免修绘画课。这在某种意义上令我高兴，因为它给予我更多的自由时间；但另一方面又是个新的失败，因为我还有点绘画天才，尽管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本质上讲那完全是我的感觉。我只能够画激发起我的想象的东西，但我却被迫临摹瞎着眼睛的希腊神话的复制品，而当临摹不好的时候，老师显然认为我需要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于是把一只山羊的头的画放在我的面前。这个作业我完全失败了，这就是我的绘画课的结束。

　　除了数学和绘画的失败之外，还有第三个失败：我从一开始就讨厌体操。我不能容忍让人家告诉我怎样做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去练习无用且无意义的杂技。不仅如此，由于我幼年的事故，我有某种身体上的胆怯，那胆怯我直到以后很晚才克服掉。这种胆怯又相应地与对世界及其潜力的一种不信任联系了起来。固然，在我看来世界是美丽而理想的，但它也充满着含糊而高深莫测的危险。因而从一开始我总是想知道，我要把自己托付给什么和何人。难道这也许与我母亲有关，因为她曾抛弃我几个月？如我将在下文述说的，当我的神经性昏厥开始发作时，医生不允许我练体操，这令我十分满意。我摆脱掉那个负担——吞下了又一个失败。

这样获得的时间并没有完全用于玩耍。它允许我多少更自由地沉溺于我已产生的那种绝对的渴望，阅读恰好落在手中的每一片印刷品。

对我来说，十二岁那年确实是决定命运的。1887年初夏的一天，我站在大教堂广场，等着一位与我同路回家的同学。时间是十二点，上午的课已经结束了。突然另外一个男孩猛地推了我一下，将我击倒。我倒了下来，头重重地撞在路旁边石上，几乎失去知觉。接下的半个小时里我有点头晕目眩。在我感觉到打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我的头脑：“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我仅是半失去知觉，但比确实必要多躺倒了片刻，主要是为了对我的袭击者进行报复。然后有人把我抱了起来，送到附近的一户人家，那儿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阿姨。

　　从那时起，每当我不得不返回学校，或者父母让我做功课时，我的昏厥就开始发作。我有六个多月没有上学，对我来说那是种郊游。我自由自在，能够几个小时地做着梦，乐意去何处就去何处，到林中、水边或者画画。我又开始画战斗的图画，或者战争的狂暴场面，古老的城堡遭到攻击和焚烧，或者一页页地画着漫画。直到今天，在入睡之前类似的漫画有时还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龇牙咧嘴的面具不断地移动着，变幻着，它们当中有一些不久之后就死去了的熟人的面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能够埋头于神秘的世界之中。那个王国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和动物，还有父亲的图书室。但我离开世人越来越远了，一直朦朦胧胧地有着良心的苦痛。我游荡，收藏东西，阅读，玩耍，虚度着光阴，但这并未使我愉快一些，我有着一种莫名的感觉，我是从自我中逃脱开来。

　　我完全忘了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但我同情父母的忧虑。他们找了许多医生来诊治，医生们抓耳挠腮，打发我与在温特图尔的亲戚们一起度假。这个城市有个火车站，结果对我成了无穷尽乐趣的一个来源，但返回家后，一切又照旧了。有个医生认为我有癫痫病，我知道癫痫病发作是怎么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这种胡扯，父母愈加忧虑了。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父亲，他们坐在花园里，我躲在灌木丛后面，因为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好奇缠住了我。我听见客人对我父亲说：“你儿子怎么样了？”“唉，糟透了，”父亲答道，“医生怎么也搞不清他得的是什么病。他们认为可能是癫痫病。他要是医治不好那就太可怕了。我所有的那点东西已经丧失了，可这孩子要是不能自谋其生又会有什么下场呢？”

　　我如遭到雷劈一般。这是与现实的冲突。“哎呀，我必须用功了！”我突然想道。

　　从那一刻起，我成了个严肃的孩子。我爬到一边，来到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法书，精神高度集中地死记硬背起来。十分钟以后，我的昏厥微妙地发作起来，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去，可是过了几分钟后觉得好了一些，又继续用功。“该死，我才不要晕倒呢。”我对自己说道，又坚持下去。这一次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以后才又发作。这第二次发作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真的用功。”我坚持了下去，一个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三次发作，但我仍未放弃，又学了一个小时，最后我觉得我已战胜了它。突然我觉得我的状况比以前几个月都好，而且事实上发作也并未再发生。从那一天起，每天我都学拉丁文法和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以后我返回学校，此病从此不发作了，甚至在学校里也一样。一大堆鬼把戏结束了，被对付了！我就是在这时明白了，什么是神经病。

　　我逐渐回忆起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清晰地看到这整个不光彩的局面是我本人一手安排的。我之所以从未真正生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的气，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我知道，可以说他是被唆使的，整个事件是我的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也知道，我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对自己感到愤怒，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知道，我损害了自己，在自己的心目中愚弄了自己。怪不得别人，我就是那个该诅咒的叛徒！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能忍受父母对我的担忧，或者用一种同情的口吻对我讲话。

　　这神经病成了我的又一个秘密，但却是个可耻的秘密，是个失败。然而，它却在我身上诱发出一种有意的死板和一种非同寻常的勤奋。这些日子成了我认真负责的开端，那种认真负责并不是为了做做样子，以便能够成才，可又是为了自己而成才。我每天按时五点钟起床学习，有时从凌晨三点一直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在危机时期导致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热情，我对寂寞的嗜好。在我看来，大自然充满了奇迹，我又想浸渍进自然的奇迹之中。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植物、每一件东西都似乎栩栩如生，妙不可言。我浸入到自然之中，好像爬入自然的精髓之中，脱离开整个人类世界。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还有一段重要的经历。我从我们居住的克莱恩－亨宁金那儿上学的路出发，前往巴塞尔，途中刹那间我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印象，觉得自己刚从浓密的云层中探出头来。我立即明白了一切：现在我是我自己了！就好像有一堵雾墙在我的身后，而在那堵墙后尚无一个“我”字。但在这个时刻，我碰见了我自己。在此以前我也存在着，但只是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而现在则是我发生在我身上了。现在我知道，我现在是我自己，现在我存在着。在此之前我是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做这做那，现在我是按照我的意志去做。在我看来，这个经历极其重要新颖：在我身上有了“权威”。说来也怪，在这一期间以及我的昏厥的神经官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丧失了对顶楼上的珍宝的一切记忆，否则的话，我甚至那时就有可能会意识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珍宝在我身上激起的价值感之间有着一种类似。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对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已消失了。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应邀与我家的朋友一起度假，朋友在卢塞恩湖边有一栋房子。令我欣喜的是，那房子就在湖畔，还有一个船库和一只划艇。主人允许我和他儿子使用这条船，不过严厉警告我们不可鲁莽冒失。不幸的是，我不知道怎样驾驶威德令船（平底船一类的船）——也就是说站着划。在家里我们有这么一条方头平底船，我们在上面玩弄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花招。因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的尾座上，用一只桨划进湖水中。对焦虑的房主人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吹口哨让我们回来，给了我一顿第一流水准的责骂。我完全垂头丧气，但又不得不承认，我所做的恰恰是他不让我们做的，承认他的教训完全有道理。同时我又怒不可遏，这个肥胖、无知的乡下佬居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已经长大，而且重要，是一种权威，是一个有职位有尊严的人，是一位老人，是一个须尊重和敬畏的对象。然而与现实的对照是这样的古怪，结果在狂怒之中我突然有些踌躇，因为有个问题升到唇边：“不管怎样，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好像说明，只有鬼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可是你又知道他完全是正确的。你还不到十二岁，是个学生，而他却是位父亲，一个有钱有势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两栋房和几匹骏马。”

　　这时，令我大惑不解的是，我想到我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人。其中一人是个学生，他领会不了代数学，对自己完全没有把握；另一人则重要，是种高级权威，一个不可小觑的人，就像这个制造商一样有势力有影响。这“另一个”是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他穿着扣形装饰鞋，戴着白假发，驾着一辆带有凹面后轮的轻便旅行马车，那个盒子就是用弹簧和皮带悬挂在这两个后轮之间。

　　这个念头产生自我以前有过的一个奇特体验。当我们住在克莱恩－亨宁金时，有一天一辆绿色古马车从黑树林驶过我们家。它是个真正的古董，那样子完全就像是直接从18世纪开来似的。我见到它时激动异常：“是它！一点儿不假，它来自我的时代。”就好像我把它认出了一般，因为它与我在我的自我中驾驶的那一辆是同一型号。然后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使人恶心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偷了我什么东西似的，或者说好像我被欺骗了——欺骗了我那可爱的过去。这马车就是往昔的一件文物！我无法描述是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如此强烈地感染了我的是什么：一种渴望，一种怀旧，或者是一种承认，它不住地说道：“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是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有一个又回到18世纪的体验。在我的一个姨妈的家里，我曾见到一个18世纪的小雕像，那是件旧赤土陶制品，由两个彩色人物构成。其中一位是老斯塔克伯格医生，他是18世纪末巴塞尔市的一位名人。另一个人形是他的一个病人：她被刻画成闭着眼睛，伸着舌头。据说有一天老斯塔克伯格正在过莱茵桥，这时这位令人讨厌的病人突然从不知何处出现在他的面前，喋喋不休地抱怨着。老斯塔克伯格烦躁地说：“是的，是的，你一定哪儿不舒服。伸出舌头来，闭上眼睛。”女人遵命，斯塔克伯格立即跑开，而她则一直伸着舌头站在那儿，惹得人们大笑不止。小雕像上的老医生穿着扣形装饰鞋，奇怪的是我把那鞋认作是我自己的了。我确信，这就是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使我激动得发狂。“哎呀，这一定是我的鞋！”我仍能够感到这鞋是穿在我脚上，但却说不出这怪诞的感觉从何而来。我所感到的这种与18世纪的同一性我无法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就压倒了我。

　　在船上做的恶作剧以及受了惩罚之后，我开始掂量这些互不相连的印象，它们结合成一幅首尾一贯的画面：我同时生活在两个时代，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觉得困惑，充溢着沉重的感想，最后我失望地意识到，无论如何，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小学生，他该受到惩罚，行为须和他的年龄相吻合。那另外一个人一定纯系胡扯，我觉得他多少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有关我祖父的许多故事有关。然而这也不完全对，因为他生于1795年因而生活在19世纪；另外，早在我诞生之前他就已死去了。有可能我与他是同一的。我应该说，当时这些考虑大多是从朦胧的模糊感觉和梦幻的形式出现的。我再也记不清当时我是否知道传说中的我与歌德的亲戚关系。然而我以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我知道我是从陌生人那儿头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我应该补充一句，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传言，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⑥。

　　⑥　本书两次提到荣格是歌德的后人，有关这个传说他讲道：“我曾祖父（弗朗茨?伊格纳兹?荣格，卒于1831年）的妻子索菲?齐格勒和她妹妹与曼海姆剧院有联系，并且是许多作家的朋友。据说索菲?齐格勒与歌德生了个私生子，那孩子就是我的祖父。据认为这实际上是个被确认的事实，但我祖父在日记中对此只字未提，他只是提到，他有一次在魏玛看见了歌德，而且只是从背后见到的！索菲?齐格勒?荣格以后与歌德的侄女洛蒂?

凯斯纳成了朋友，这位洛蒂频繁来看望我的曾祖父。后来洛蒂?凯斯纳在巴塞尔定居下来，毫无疑问是由于与荣格家庭的密切联系而在那儿定居的。”

　　在可靠的资料、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歌德纪念馆的档案以及曼海姆的耶稣会堂的洗礼记录中，均找不到有关这条家庭传闻的证据。在那个时期歌德并不在曼海姆，也没有索菲?齐格勒呆在魏玛或者歌德近临某个地方的任何记载。

荣格往往满意而愉快地谈到这个持久不泯的传闻，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他迷恋歌德的《浮士德》的一个微妙的方面，好像它属于一种内在的现实一般。另一方面，他也称这传闻“令人讨厌”。他认为此事“趣味低级”，强调世界上已充满了“太多的傻瓜，他们讲述着这种‘匿名父亲’的故事”。他尤其觉得，嫡系血统，尤其是由那位博学的天主教医生兼法官卡尔?荣格（卒于1945年）传下来的嫡系血统——这在第八章末有所论述——也同样是意义重大的。——原注

同年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于中午走出了学校，来到大教堂广场。天空湛蓝璀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教堂房顶金光闪闪，阳光从新铺的光彩夺目的瓷砖上迸发着光彩。美景把我征服了，我想：“世界是美丽的，教堂是美丽的，是上帝造成了这一切，他坐在上方，在遥远的蓝天上的一个金御座上……”我的思绪在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孔洞，我产生了一种郁塞的感觉。我觉得麻木了，只是知道：“不要再想下去了！有种可怕的东西正在到来，某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会犯下最为可怖的罪孽。什么是最可怕的罪呢？是谋杀吗？不，绝不可能是这种事。最可怕的罪孽是反对圣灵的罪愆，这种罪愆是不可饶恕的。谁犯了这种罪谁就要遭天谴，就得永生永世下地狱。要是我父母视若掌上之珠的这个独生子，命中注定要受永生的惩罚，那他们肯定是会很伤心的。为了父母之故，我可不能干这种事。我必须做的是千万不要再去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来容易做时难啊。我从学校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一边走一边尽力思考着各种各样别的事情，但我的思想总是再三再四地转回到我甚为喜欢的美丽的大教堂和坐在宝座上的上帝方面——然后，我仿佛受了猛烈的电击似的，思想便又再次飞到了别处。我不断地自言自语道：“别想它了，一定不要再想它了！”回到家时，我显得疲劳极了。妈妈看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便问道：“出了什么差错了吗？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让她放心，实话实说道，在学校没出什么事。我心里确实在想，要是我把我的胡思乱想的真正原因向母亲袒露，那可能对我会有好处。但要是这样做，那我就得干那看来是做不到的事了，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说出来。我这位可怜的亲人完全不起疑心，也不可能知道我已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犯了不可宽恕的罪并一头扎进了地狱。我放弃了袒露此事的念头，并设法尽可能把自己的形迹掩盖起来。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个我目前仍不懂得的禁止去想的思想，一再想法冲出来。我于是奋力拼命把它挡住不让其出来。后来的两天简直就是一场折磨，于是我母亲认为，我一定是病了。但我还是抗住了想袒露心事的诱惑，因为我想，这会使我父母极为伤心的。

　　然而，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折磨变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我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睡着了，但不多工夫便又醒了过来，于是便又忙着去想那大教堂和上帝了。我差点一直想了下去！我感到我的反抗越来越弱了。我害怕得周身冒汗，于是便在床上坐了起来，把睡意完全驱走。“这可是新鲜事，这可是严肃的事啊！我一定得想，一定得事先把它想出个答案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所不懂得的事呢？说实在的，我自己并不想去想，那是肯定的。但是谁要我去想呢？是谁想强迫我去想那我既感觉不到且又不想知道的事呢？这一可怕的愿望是从何处来的呢？还有，我为什么应该是为此而受折磨的那个人呢？我那时正想着的是赞美这个美丽的世界的造物主，我为有此无法估量的天赋而对他感恩戴德，因此，我为什么就得去想那难以想象的恶毒的事呢？我不懂得这恶毒的事是什么，我确实不懂，因为我不能也绝不该随便向这一想法迈近一步，因为这便意味着得冒立刻去思考它的危险。我没有干这件事或者想干这件事，它是像噩梦一样落到我头上的。这样的事是怎么来的呢？我虽然没有去干，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我身上了。为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来到这个世上是按上帝创造我的方式而来的——就是说，我是按我父母的样子这一方式而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很有可能，我父母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吗？但是，我那善良的父母是绝不可能有过任何那样的想法的。这样恶毒的想法是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我发觉这一想法极为荒唐。然后，我便想到了我的祖父祖母，而我只是从他们的画像而认识他们的。他们显得和蔼仁慈又认真严肃，这便足以驱除掉有可能归咎于他们的任何想法。我在心里把一长串所有不认识的祖先想了一遍，终于想到了亚当和夏娃⑦ ，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想法：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没有父母，而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有意使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他们无法选择，而只能确切地像上帝创造他们的那个样子。因此，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何以可能各不相同。他们是上帝完美的造物，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可是他们仍然犯了原罪，干了上帝不希望他们去干的事⑧ 。这怎么可能呢？要是上帝不使他们有可能干这件事，他们本来不会干出这种事的。这件事也是很清楚的，是由于受了蛇的诱惑，而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俩前便已创造出了的，显然是为了让它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全知全能的上帝事先已安排好了一切，为的是使人类的始祖无法不犯罪。因此，他们犯了原罪，那原是上帝的本意。

　　⑦　《圣经》所载上帝按自己形象创造的人类的始祖。

　　⑧　指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而偷吃了“禁果”一事。

　　这一想法立刻使我从最大的痛苦折磨中解脱了出来，因为我现在知道，是上帝本人把我放进了这种情境之中。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是否是他有意要我犯这罪愆或是相反。我不再去想那进行祈祷去求得启示的事了，因为上帝不顾我是否乐意而把我安置在了这个固定的位置上并扔下我不管不问了。我确实认为，我得亲自弄清楚他的意图并独自找到一条出路。可是到了这时，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

　　“上帝要的是什么？是行动呢还是不行动？我必须找出上帝要我干的是什么，而且还得马上找出来。”当然喽，我知道，按照通常的道德来看，避免那样的罪孽，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这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干着的事，不过我知道，我可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我夜不安枕，精神颓丧，憔悴得十分厉害，要不去这样想便无异于把自己束缚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可不行。与此同时，除非我懂得了上帝的意志和他的意图，否则我可不想罢休。因为我现在确信，他是这个终极性问题的提出者。十分奇怪的是，我一刻也没有考虑过，魔鬼可能正在捉弄我呢。那时候，魔鬼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我觉得，与上帝相比，他是无能为力的。但自从我从迷雾里钻出来并意识到自己的那一刻开始，上帝的整一性、伟大性和超人的威严便开始萦绕于我的想象里。从此之后，在我心中，别的疑问一扫而光，只剩下上帝本人正安排对我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考验及一切均取决于我对他的正确理解了。毫无疑问，我知道，最终我将被迫得坚持不下去，被迫得让步，但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而自己却不明不白，因为我永生的灵魂的拯救全押在这上面了。

　　“上帝知道，尽管我就要被迫犯下这不可饶恕的罪，我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可他就是不来帮助我。他全知全能，他本可轻而易举地去掉我这一难以抗拒的冲动，可他显而易见并不准备这样干。是否是他希望通过让我干某种违背我个人的道德判断的事，干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教导的事，甚至还干违背他订下的戒律的事，来考验我对他的忠顺呢？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一件是我正用全身之力加以抵制的事，因为我害怕永生被打入地狱。是否上帝希望，甚至在我的信念和理性使死亡和地狱的幽灵出现在我面前时，看看我能否服从他的意志呢？这确实很有可能就是答案了！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对于这种事情我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的。我一定得再次从头到尾把它细想一下。”

　　我再次彻底地想了一遍，可得到的却是同样的结论。“很显然，上帝也要求我拿出勇气来，”我想道，“如果是这样，而我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天恩和启示赐给我了。”

　　我鼓起全身之勇，仿佛准备去蹈地狱之火似的，于是便让这想法冒了出来。在我眼前，我看到了那大教堂，那蔚蓝的天空。上帝坐在他那金色的宝座上，高高在上，远离尘世——而从那宝座的下面，一块其大无朋的粪块掉了下来，落到了那闪闪发光的新屋顶上，把它击得粉碎，把那大教堂的四壁也砸了个粉碎。

　　啊，原来如此！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难以言传的如释重负感。落到我头上的不是那预料中的天谴，而是天恩，而随这天恩而来的，则是从未体味过的说不出的极乐感。因为幸福和感激不尽，我哭了。我既已服从了他那不可抗拒的命令，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便对我进行了显示。我仿佛体验到了一种洞彻感。以前所不明白的许多事情，现在变得清楚了。这就是我父亲所不明白的事，我想道：他体验不到上帝的意志，他还以最好的理由并出于最深的信念而反对它。而这便是他从未能体验到那治疗一切并使一切变得可以理解的天恩的奇迹的缘故，他一直把《圣经》的“十诚”做他的行动指南；他信仰上帝，但只是以《圣经》所指示的方式和他的先人所教导他的方式来信仰。可是他并不知道，在上帝的《圣经》和上帝的教堂之上，站着一位全知全能而自由的、正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上帝，他召唤人们分享他的自由，并能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坚信的事，好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的命令。在他对人的勇气进行考验时，上帝反对恪守种种传统，而不论其是何等神圣。他全知全能，所以他便会考虑到，在对勇气进行的这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造成确实是邪恶的结果来。一个人要是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他便可以放心：自己走的是正确之途。

　　上帝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好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所确实不愿去想的事。他这样做是为了弄清楚，他俩是否恭顺服从。而他同样也可以要我干某种事情，干某种出于传统的宗教方面的理由而不得不加以拒绝的事。正是恭顺服从，才使我获得了天恩，而有了这种体验之后，我便知道上帝的恩惠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上帝，除了执行他的意志之外，别的事都是次要的。不然的话，一切事情均是愚行蠢事和没有意义的。从那个时刻起，每当我体验到了天恩，我便真正地开始负起责任来。上帝为什么要弄脏他的大教堂呢？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可怕的想法。但随后，我便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上帝是可以成为某种可怕的东西的。我体验到了一种阴暗而可怖的秘密的味道。这一秘密使我整个的一生罩上了乌云，使我变得十分郁郁寡欢。

　　这一体验也产生了使我更感自卑的影响。我觉得，我是个魔鬼，或且是个蠢猪，我是极为堕落的。但是随后，我便又开始翻阅《圣经?新约》，以某种满意的心情读着描写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的段落，还有就是堕落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的段落。这些描写使我获得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那不公正的管家受到了称赞，而信心发生动摇的彼得⑨，却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⑨　指《圣经?新约》里耶稣让彼得从水面上走近他，结果彼得因害怕而下沉一事。

　　我的自卑感越强，上帝的天恩在我看来就变得愈益不可理解。说到底，我从来就没有自信过。母亲有一次对我说，“你向来是个乖孩子”。可我就是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乖孩子？这使我感到很新鲜。我往往认为自己是个堕落而又远不如他人的人。

　　有了对上帝和大教堂的那种体验，我终于有了某种属于我那了不起的秘密的一部分的有形且可触摸得到的具体物了——就像我一直在说天上下石子，而现在终于有一块落到了我的口袋那样。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使人觉得可耻的体验。我落进了某种不好的、邪恶的、恶毒的东西的手里，但同时，这却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想要一吐为快的冲动，但不是讲这种体验，而只是想暗示说，我身上有某些古怪的东西，某些没人听说过的东西。我很想弄清楚，是否他人也经历过相似的体验，可是在别人身上，却从未发现有丝毫这种情形。结果，我便感到，我既是得不到恩宠者，又是上帝的选民，既是被诅咒者，又是受到祝福者。

　　公开提到我的体验，提到我梦见的地下庙宇里的男性生殖器，提到我所雕刻的小木人，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上，直到我六十五岁之时，我才说到有关梦见生殖器的事。我可能跟我妻子谈到过一些别的体验，但这只是晚年的事。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有着严格的禁忌，这是我从小便继承了的。我也绝不会跟友人们谈起它们。

　　我整个的青春期，便可根据这一秘密来加以理解。它造成我产生了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在这些年中我所取得的一大成就是我抵制住了想要把它与别人谈一谈的诱惑。这样，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格局便已经是预先就定好了的：今天仍跟以往那样，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原因就是我懂得一些事情，而且还一定会把别人所不懂得的且往往甚至不想知道的事情加以暗示。

　　在我母亲的那一方，有六个牧师，在我父亲这一方，不但我父亲是牧师，而且有两个叔父也是。这样，我便有机会听到许多宗教方面的谈话、神学方面的讨论和布道演说。每当我听着他们谈论时，我便有这样的感觉：“对，对，这一切太好了。但我内心的那秘密怎么样呢？这个秘密也是天赐的秘密。你们之中对此毫无所知。你们不知道上帝要逼着我做错事，逼着我去想令人憎恶的事，好让我体验到他的恩惠。”其他人所说的一切完全言不及义，不得要领。我想道：“看在老天的份上，一定得有某个对此多少懂点的人啊；在某处一定会有真理。”我在父亲的图书室里翻箱倒柜地查找，只要一找到有关上帝、三位一体⑩ 、灵魂、意识的书便急不可待地读起来。我饥不择食地读呀读，可是读过后却收获甚微。我总是在想：“他们也不懂。”我甚至还在我父亲的《路德派圣经》里查找。可是很不幸的是，对约伯11 所作的传统性的“训导式”解说却使我倒了胃口，很快便对此书失去了兴趣。但我在它里面还是找到了慰藉，特别是在第九章的“诗篇”30～31里：“尽管我用雪水清洗了自己……但您却将把我投进烂泥坑里。”

　　⑩　指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

　　11　《圣经?旧约》里的人物，以忍耐艰劳出名。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显得垂头丧气。事情并非确实如此，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一事不干，内心是奇异地心安理得和平静。它总会这样或那样地使我从我所有的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千百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跟火焰一样，很快地亮了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父亲所说的一切还激起了我的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做有关上帝恩惠的布道，便总是想到了我自己的体验。他所讲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而来的可自己又不很相信的故事一样。我很想帮他的忙，可是却又找不到办法。此外，我很怕羞，不敢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急务。我觉得我自己一方面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又害怕使用“第二人格”给了我以启示的这种权力。

　　后来，当我长到十八岁时，我与父亲进行过许多讨论，总是偷偷地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天恩的奇迹，从而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各种痛苦。我深信，要是他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一切便会变得最好不过了。但我们的讨论总是不变地以不愉快结束。这些讨论刺激了他并伤了他的心。“哎，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地说道，“你总是要去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要信仰。”我便会想道：“不对，一个人必须体验了才能懂得。”但我嘴里却说道：“那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于是，他便会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

　　我开始交起朋友来，他们大多是些出身淳朴的、腼腆的男孩子。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了。在尔后几年，我甚至成绩名列全班榜首。然而，我观察到，成绩低于我的同学妒忌我并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力想赶上我。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我讨厌一切竞争，而要是有人玩起太富竞争性的游戏，我便会拒绝参加。此后，我的成绩名列班里第二，并发现这更使人觉得愉快。学校的功课，由于我不想通过竞争而使之变得更为困难，因而变得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有不多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特殊的信赖，这些人我至今满怀感激地记在心里。我怀着极大的愉快回想起的一位老师是拉丁语教师。他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碰巧，我六岁就学了拉丁文，是我父亲给我上的课。于是，这老师便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而是经常让我上大学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于是我便高兴地一头扎进书去读了起来，并在回去的路上尽可能地把时间拖长。

　　大多数老师认为我既愚蠢又狡猾。学校一有什么事出了差错，我便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要是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便被认为是挑动者。但实际上，我只有一次卷入到吵架里去，而正是在那一次，我才发现我的一些同学对我抱敌对态度。其中有七个埋伏起来等着我并突然对我发动攻击。那时候我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我那时已经十五岁——并很容易火冒三丈。我突然发起怒来，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两臂，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余几个打倒在地。老师们查清了此事，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从那时候起，我便无人理睬了，也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被人不公平地指责实出我意料之外，但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并不难理解。我因之而受到了指责的每一件事刺激了我，不过我却无法否认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对自己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我所知道的这一点儿又是如此矛盾重重；扪心自问，我实在无法否认任何的指责。说实在的，我良心上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由于这种原因，我对别人的责备就特别敏感，因为所有这些责备都或多或少地击中了要害，点到了痛处。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干被指责说干了的事，但我还是感到，我是有可能会干这种事的。我甚至还开列了一张表格，上写种种托词，以备万一我被指责干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干了什么错事，我便确实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候，我至少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心有愧。

　　很自然地，我便会通过表现出外表的稳重感来补偿我那内心的不安——或换句更好的话来说就是，不用我的意志去干涉，缺陷便自会弥补好自身。也就是说，我发现自己有罪过，但同时却又希望自己清白无辜。在背景后深深的某处，我向来知道自己是个两重性格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父母的儿子，这个人上学读书，不怎么聪明，专心致志，学习用功，比许多别的男孩穿得整齐干净。另一个是个大人——实际上是个老人——多疑，不轻信，远离人世，但却接近大自然，接近地球、太阳、月亮、天气、一切生物，但最主要的是接近夜晚，接近睡梦，接近“上帝”直接地作用于其身上的各种事情。这里，我把“上帝”放在了引号之内。因为就像我一样，大自然虽然是上帝所创造并以此来表达他自己，看来却被他作为非神圣的东西而搁到了一边。谁也说服不了我，说“按照上帝的形象”12 所创造的只用到了人的方面。实际上，在我看来，高山河湖、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远比人更能体现出了上帝的本质，而人却身穿各种古怪可笑的衣服，心地卑鄙，爱好虚荣，假话连篇，自私自利得可憎——所有这些特色据我本人，就是说据第一个人格，据1890年的一个学生看来，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除了他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王国，这个王国就像一个神殿，每个进入到里面去的人都得到了改造并由于在幻觉中见到了整个宇宙而突然深受感动，因而只能惊叹赞美不已，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在这里居住的是“另一个人”，他知道上帝是一个隐了身的、具有人格的但同时又是超乎人格的秘密。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使人与上帝分隔开来，的确，这就仿佛人的心灵同时与上帝一起向下瞧着天地万物似的。

　　12　指《圣经?旧约》“创世记”所载“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一事。

　　我在这里一句一句地展示的，是我那时在任何某一方面所从未意识到的某种东西，但我却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预感及强烈的感情而感觉到了它。在这种时候，我知道我配得上我自己，我就是我那真正的自我。只要我独自一人，我便会慢慢进入到这种状态。因此，我追求这“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安宁与孤独。

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贯穿了我整个的一生，但却与“分裂的人格”或与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相反，在每个个人中，这却是没有用的。在我的一生里，第二种人格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而我总是尽力为想从内心深处向我走来的一切腾出地方。他是一个典型性的人物，但只有极少的人才能洞见。大多数人所意识到的理解力是不足以认识到他也是他们那样的人的。

逐渐，教堂变成了一个折磨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人竟敢大声——我不禁要说，是无耻地——进行有关上帝、他的意旨和行为的布道。在那里，会众被劝诫说，他们应有那些感情并相信这样一种秘密：我知道，这种秘密就是最深奥的、在内心最深处的肯定性，一种不可以用一个词来加以泄漏的肯定性。最后我只能得出结论说，显然，没有人会懂得这一秘密，甚至牧师也一样，因为反过来说，没有人会敢于在公众面前泄漏上帝的神秘性，敢于用陈腐和多愁善感的话去亵读这些无法言传的感情。此外，我确信，以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错误的，因为我知道，是从经验里知道的，这种恩惠只赐予毫无保留地执行上帝意志的人。这一点也是从布道坛上说出来的，但向来总是假定，启示的做法能使上帝的意志变得明白易懂。另一方面，对我来说，这反而成了一切事情中最含糊和最不可知的东西。对我来说，它似乎成了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每天去探讨上帝的意志了。我没有这样做，但我感到肯定的是，一俟这样做的急切理由出现时，我便会去做的。第一人格占用去我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它经常使我觉得，宗教戒律正被用来代替上帝的意志——这实在十分使人出乎意料，十分使人吃惊——其惟一目的，就是免去人们理解上帝的意志的必要性。我的怀疑变得日甚一日了，而我父亲的布道词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对我来说则变得极为令人难堪了。我周围的人们似乎把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认为理所当然，从它里面散发出来的浓厚的含糊其词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动一下脑筋便囫囵吞下所有这些矛盾百出的说法，如上帝是万能的因而预见到了所有的人类历史啦，他确实创造了人类，并尽管他禁止他们犯罪且甚至要以地狱之火而永世惩罚他们，但人类还是不得不犯罪啦等等。

　　好长一段时间，十分奇怪的是，魔鬼在我的思考中却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在我看来，魔鬼不过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的一条用铁链锁了起来的看门恶狗。对于这个世界，除了上帝之外谁也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我知道得很清楚，上帝是会很可怕的。每当我听到父亲在其富有感情的布道词中提到“仁慈的”上帝，赞扬上帝爱人类并劝导人们对上帝报之以爱时，我的怀疑和不安便增强起来。“他确实懂得他正谈论着的事情吗？”我怀疑道，“他会把我，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以作人的献祭13 吗，或者，他会把他送交一个不公正的法庭，让它把他像耶稣那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不，他做不到。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是执行不了上帝的意志的。这种意志，正如《圣经》本身所表明的，会是极为可怕的。”事情对我变得很清楚，当人们受到劝诫，要他们首先服从上帝而不是人时，这种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和无心地说出来的就是了。很显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帝的意志，因为要是我们知道，我们便会敬畏地对待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了，便会只是出于对威力无穷的上帝的单纯害怕而这样做了，因为上帝是能够把其令人可怕的意志强加在孤立无援的人类的身上的，就像他已经强加在了我身上一样。假装知道上帝意志的人中有谁能预见到他已驱使我干了什么呢？在《圣经?新约》里，不管怎样，却没有什么类似的事。《圣经?旧约》，其中特别是《约伯书》，在这方面本可能使我大开眼界，但可惜那时候我对之却不够熟悉。当时我正在接受坚信礼，但我在其中也没有听到过什么这类的教导。其时，当然提到过敬畏上帝，但这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是“犹太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为上帝之爱与仁慈的基督福音所取代了。

　　13　指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杀了给他作燔祭一事。亚伯拉罕正要这样干，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

　　我年幼时种种体验的象征性及那种形象的狂暴使我极为沮丧。我自问道：“谁是那样说话的呢？是谁这样不要脸，这样赤裸裸地展示其阳具，而且还是在神龛里？是谁使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摧毁了其教堂的呢？”最后，我自问道，这是否就是魔鬼所干的呢。一定是上帝或魔鬼才会这样说和这样干的，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感到绝对地肯定的是，发明这种思想和形象的绝不会是我。

　　这些，便是我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体验。它使我恍然大悟正是在那时：我必须负起责任，我的命运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碰到了一个问题，我必须亲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是谁把这问题强加到我头上的呢？对此谁也无法给我以解答。我知道，我必须从我最深处的自我那里找到这个答案，知道在上帝面前的就只有我一人，并且知道上帝独自就这些可怕的事情问了我。

　　从一开始，我便有一种命中注定感，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予我的并必须加以接受。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我从来无法对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没有拥有这种肯定性，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被责成去干上帝要我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我往往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便不再是杂处于众人之中，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而当我处身“彼处”，不再是孤独一人时，我便处身在时间之外了，我属于好几个世纪，而彼时作出回答的他便是那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味深长的体验，一方面是流血的争斗，另一方面则是至高无上的欣喜若狂。

　　自然喽，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大概除我母亲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与之进行交流了。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去思考的。但我很快注意到，在交谈中，她不是我的对手。她对我的态度最主要的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却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便把这些思想独自放到了自己的心里。总的说来，我更喜欢这样，我独自一人游戏，做白日梦或独自在树林里漫步，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秘密世界。

　　对我来说，我母亲是个十分仁慈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动物性的温暖，饭菜做得美味极了，对人十分友好且生性愉快。她个子长得很高大壮实，热心听别人说话。她也喜欢说话，话匣子一打开，话便像泉水一样快活地泼溅而流。她有一种显然的文艺天赋，情趣高尚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适当发挥，而一直深藏于一个仁慈、肥硕的老妇人的外表之内。她极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她保有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所有传统性观点，但在无意之中，她的个性有时便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个性是出人意料般地有力：一个城府深沉、脸相威严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其一是不抱恶意并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诡谲。这另一种人格只是不时有所显现，但每次显现都是出人意外，使人害怕。此时，她便会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起话来，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着我并往往击中要害，于是我便吃惊得闭嘴不语，一声不响。

　　这种情形发生的第一次，我记得大约是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十分富有。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另外两个则是他妹妹。他们是城市人，衣着打扮的方式往往使我觉得古怪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时——脚穿专利皮鞋，衣服上有白色褶边，手戴白手套。甚至在周日时，这几个小孩也涂脂抹粉，头发梳得油光水亮。他们喜欢摆出他们所喜欢的架子并急于与我这个穿着皱巴巴的裤子，脚上的鞋子破了几个洞，双手肮脏的粗鲁倔犟的男孩子隔得远远的。我母亲进行比较后对我所作的训诫使我极为恼怒：“嘿，你瞧那些漂亮的孩子，多么有教养和彬彬有礼啊。看看你的举动啊，真像个小傻瓜。”这种训诫使我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便决定给那个男孩一顿痛打。我确实这样干了。他的妈妈气坏了，便急忙赶到我家，就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我母亲可吓坏了，教训了我一场，而且声泪俱下，说话时间之长和感情的激动是我以前所没见过和没听过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犯了什么过错，相反我对自己却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我到底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村子里这位陌生人所造成的不协调的情形作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深为慑服，于是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旧的古钢琴后面我那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砖头瓦块来。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了她那靠窗的座位上打起毛线来。然后我便听到她低声自言自语起来，从偶尔听到的一些话里，我听出她是在想着这件事，只不过现在却是另一种观点了。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当然了，一个人绝不应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啊！”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几个“沐猴而冠”的人。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他养了好些狗，并且总是口不离养狗啊、杂种狗啊、纯种狗啊及狗崽子之类的话。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我意识到了，她也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是些劣种的小狗，因此，对她给我的责骂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甚至在那种年纪，我也知道必须完全保持冷静而不应洋洋自得地表露出来：“您明白，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她会愤慨地批驳这种想法说：“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孩子啊，你怎么敢自称知道有关你母亲的这种事呢！”从这件事里，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我现在记不起来就是了。

　　我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益增长的时候，出现了另一件事，显示了我母亲具有两重性。一天，我们围桌而坐时，谈话转到了某些赞美诗曲调的单调沉闷，也提到了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我母亲喃喃低语道：“啊，您，我爱中之爱，您，可诅咒的至福14。”就跟在过去一样，我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并尽量小心，免得高兴得叫起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胜利了。

　　14　原文为德语，并注明其中的“verwünschte”一词是“erwünscht”（渴望）的口误。

　　在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还是小孩子时便经常做些有关她的忧心忡忡的梦的缘故。白天，她是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成了不可思议的了。然后，她便像那些预言者之一，这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像是熊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富有古风而又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叫做“自然精神”15的代表。

　　15　“自然精神”就是“说出绝对不掺假的和无情的事物的精神”。〔关于《幻觉的阐释》（私人出版，1940年苏黎世版）的讨论会，第1卷〕“这也就是那种精神，这种精神产生自自然之源泉，而不是出自书中的观点；它像天然泉水那样从地下涌出，而与之俱来的则是自然所特有的智慧。”（同上，第1卷，第34页）——原注

　　我也有这种好古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是与我的天赋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并不都是愉快的——即把人和万物按其本性来加以看待的天赋。在这里或在别处，当我不想承认知道某一事但在心底里我却十分清楚事物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时，我便乐于让人欺骗我。在这种情况里，我就像是一只狗——你可以欺骗它，但它最后却总能闻出被藏起的东西来。这种“洞察力”是基于本能的，或者说是基于与其他人进行“神秘的分享”的基础上的。它就犹如在一种没有人参与的感知行为中，有一只“背景性的眼睛”在观看着。

　　这种事情我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才认识到，当时，有些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到了我的身上。比如说，有过这样的时候，这时我会详细地叙述某个人的生活故事，但这个人我实际上却并不认识。这事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对新娘及她一家我完全一无所知。在喜宴过程中，我坐在一个长着长长的美髯的中年绅士的对面，有人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们俩人热烈地谈起了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来加以说明，其间再润饰以各种各样的细节。我正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异样的表情，接着我们这桌子上的人便全都不说话了。我感到十分尴尬，于是便止住不说了。谢天谢地，我们开始吃饭后的水果了，于是我赶忙站起来走进了这饭店的休息室里。我在那里的角落处坐了下来，点起一支雪茄烟，尽力搜索枯肠把刚才的情景从头想了一遍。这时候，跟我同桌吃饭的一个客人走了过来，带着一脸责备的神色问道：“您怎么竟犯了这样可怕的不慎重的过失呢？”“不慎重？”“对啊，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全是我编造的啊！”

　　使我感到惊愕和可怕的是，我讲的正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的故事，准确得连所有细节都毫发不爽。就在这个时刻，我还发现，我这时却连这个故事的一句话也记不起来了——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未能把它回想出来。在其《自我启示》（Selbstschau）里，佐克16描述了相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店里，他竟能够揭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他是个贼，因为在他内心里的眼睛，看到了这次偷窃的全过程。

　　16　约翰?亨利希?丹尼尔?佐克（1771－1848）：瑞士历史小说及瑞士与巴伐利亚史研究家。——原注

　　在我的生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突然知道了一件我确实毫无所知的事情。这种知识仿佛像我自己的观念那样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母亲也有这种情形。她自己在说着话，但她自己却并不知道；它就像是掌握着绝对权威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所说的正恰好与情境相符。

　　我母亲往往认为，我的智力远远超出了我的年纪，于是她便像对待大人那样跟我说话。很显然，一切她不愿意跟我父亲说的事，她都会跟我说，因为她早就把我当作她的密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向我和盘托出了。就在我大约十一岁时，她透露了与我父亲有关的事，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决定，我必须跟我父亲的某个朋友磋商磋商，这个人我从旁人的口里听说过，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没跟母亲打个招呼，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便进了城，到这个人家里造访。给我开门的女仆说这个人出门不在家。我既失望又沮丧，于是便转身回家。但正是出于上天的恩惠，他才没有在家的。不久之后，我母亲又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给我描绘的却是十分不同且远较温和的情境，于是整个事情便烟消云散了。这使我深有感触，于是便想道：“你竟相信这件事，可真是个大傻瓜，由于你愚蠢地信以为真，差点没弄成了灾难。”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定把母亲说的话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她的信任严重地受到了影响，而这便是从此阻碍我把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告诉她的缘故。

　　但尔后又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此时她的第二人格钻了出来，于是她在这种情形所说的一切便十分真实，真实到令我颤抖的地步。要是我母亲能就此不变，那我本可有个妙不可言的交谈者的。

　　对于我父亲，情形却很不同。我本来乐于把我宗教上的麻烦事摆到他的面前来征求他的意见的，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原因是我觉得，我事前就知道了他会出于对本职的尊敬而不得不作出的回答。我对此所作的假设的正确性不久之后便得到了证明。我父亲亲自对我进行有关坚信礼的教导，这使我厌烦得要死。一天，我随便地翻着教义问答，希望找到除了读来感伤、往往难以理解且枯燥无味的对我主耶稣的描述的某种东西。我偶然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17 的那一段。这里面有某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问题迷住了我，原因是它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我如饥似渴地等待着我们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当我们进行到那里时，我父亲却说道：“我们现在翻到三位一体处了，不过我们跳过去算了，因为我自己对此确实也是一无所知。”我敬佩我父亲的诚实，但另一方面，我却感到甚为失望，于是便自言自语道：“问题就摆在这里了，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并且不屑对之加以思考。那么我怎么可以谈论我的秘密呢？”

　　17　指基督教中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

　　我试着在某几个我认为是善于开动脑筋的同学中试探了一下，但却劳而无功。我唤不起任何的反响，而且还起了反作用，他们的麻木不仁使我与他们疏远了。

　　尽管十分厌烦，我却尽最大努力去不加理解便加以相信——这种态度看来合我父亲的胃口——并为自己作好了领圣餐的准备，对此我还寄予了最终的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纪念性聚餐，某种对我主耶稣的周年性纪念活动而已。耶稣是在1890－30＝1860年前去世的。尽管这样，他却遗留下了某些暗示性的话，如，“拿起来吃吧，这就是我的体。”其意思就是说，我们吃圣餐面包时，应觉得像是吃的是他的体，而这说到底，原来却是他的肉。同样，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却原是他的血。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明显不过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把他结合进我们的身体里去了。这在我看来实在荒谬得难以置信，于是我便肯定地认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极大的神秘，而我是乐于在领圣餐过程中参与这一神秘的。对于圣餐，我父亲似乎评价极高。

　　像习惯的做法那样，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做了我的教父。这是一个友善而沉默寡言的老人，是个车轮制造匠，在他那个车轮铺里，我常常站着看他摆弄车床和手斧的高超技巧。现在，他来了，由于穿着大衣和戴着高帽子而变得正经严肃，他把我带到教堂，而我父亲穿着他那已为我所熟悉的教袍，站在祭坛后面，念起《公祷文》的祈祷词来。在铺着雪白的白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大碟子，里面放满了一小片一小片的面包。我看得出来，这面包是从我们那位面包师那里弄来的，他所烘制的各式面包在味道上一般来说是淡而无味的。酒从一个大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里。我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口酒——这酒我知道是从酒店买来的——然后便把杯子递给其中一个老人。所有这几个人都站得笔直，脸上神情严肃正经，但就我看来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心急如焚地继续看着，但都看不出也猜不透在这几个老人身上会出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其气氛也像在教堂举行的所有其他仪式如洗礼、葬仪等等一般无二。这给我的印象是，这里这时所举行的仪式是合乎传统且是正确的。我父亲看来也只是主要关心按照规定从头到尾执行这一仪式，而他加重语气念出的和说出的一些合宜的话也同样是这一规定的一部分。对于耶稣死去到现在已过去了一千八百六十年一事却不置一词，而在所有其他纪念性宗教仪式中，耶稣去世的日期却是着重点明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伤心或快活之处，与对之加以纪念和庆祝的这个人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相比，我觉得这次圣餐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贫乏无味的。与世俗的宴会更是无法比拟。

　　突然间，该轮到我了。我把面包吃了下去，正像我所预料的，其味淡而无味。至于那酒，我只吸了一小口，味道既淡又酸，显然不是上等酒。接着而来的是最后的祈祷，仪式结束后人们鱼贯而出，既不神色消沉，也不快活得红光满面，而是一脸“唔，就是这样”的神色。

　　我与父亲一起步行回家，心里深深意识到我正戴着一顶黑色新呢帽，穿着一件黑色新礼服，这件衣服已经开始变成我的大衣了。这是某种加长了的夹克，在臀部处分开成小小的两翼，在这两翼中间是一个口袋的开口，我可以在口袋里塞上一条手绢——这在我看来是个已长大成人、男子气十足的表示。我觉得在社会地位上得到了提高，而这便意味着自己已被接纳进男人的社交圈里了。那一天是星期天，当天晚饭的饭菜也比往常显得更丰富。我可以整天穿着这件新衣到处走来逛去了。但在别的方面，我却感到心里空空，不知道自己有何感觉。

　　在尔后几天中，我只是逐渐地恍然大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已经到达宗教点拨的顶点，本来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是什么事我可就不知道了——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是不会给我启示那非同小可的事情的，比如说大火或非尘世的光明之类的事情；但这次的仪式却见不到丝毫上帝的形迹——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当然了，谈到过他是肯定的，但这只不过停留于口头上的话便是了。在其他人那里，我看不出有什么极大的绝望、无法抑制的兴高采烈和天恩的大量赐予，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上帝本质的构体。我细察不到“内心交流”，“结合”，“与……变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呢？与耶稣吗？但他却不过是个在一千八百六十年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啊。为什么一个人要与他结合成一体呢？人们称呼他是“上帝之子”——因此只是半神，跟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没什么两样：那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结成一体呢？这就叫做“基督教”，但它却与我所体验到过的上帝毫无关系啊。另一方面，很清楚，耶稣这个人，却确与上帝有关系，他在客西马尼18 和在十字架上曾感到过绝望，因为他一向教导人们说，上帝是个仁慈可爱的父亲。那时，他一定也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淡而无味的面包和酸人牙齿的葡萄酒来进行这种可恶的纪念性礼拜，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了，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证明是空空洞洞的，而且远不止此，它还证明是一种完全的失败。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种仪式了。“啊，这根本不是宗教，”我想道，“这里没有上帝，教堂是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那里有的只是死亡。”

　　18　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花园，是耶稣被出卖及被逮捕之地。

　　对于父亲，我产生了一种驱之不去的极为强烈的怜悯感。一下子之间，我明白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悲剧性。他为之奋斗的是一种其存在他无法加以承认的死亡。他和我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我也看不出有可能在其上架起沟通之桥，原因是它奇大无比。我那亲爱而慷慨的父亲过去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让我自主，并且从来不强迫我服从于他；这一回，我可不能把他推入这种绝望和渎圣罪之中啊，因为要有此感，就得有过上天的恩宠的体验才行。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做。我可没有这样的权力，那将是不人道的。我觉得，上帝是不人道的，这便是他的伟大性，一切人世的事情都妨碍不了他。他是仁慈的，又是可怕的——二者同时存在——因而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便竭力躲避这种危险了。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恋其爱和仁慈，但因为恐惧，他们就必定会成为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耶稣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个，因而他便教导说：“主啊，指引我们，使我们不受诱惑吧。”

　　我与就我所知的教会和这个人类世界结合成一体的感觉被彻底粉碎了。就我看来，我已遇到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我所设想的并构成了我与这个世界惟一有意义的联系的宗教观解体了，我不可能再分享这普遍的信仰的欢乐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卷入到了某种不可表达的事情之中，卷入到了我那秘密之中，而这种情形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这是很可怕的，而且还是——这是最糟糕的——卑劣的和可笑的，是魔鬼对我的愚弄。

　　我开始陷入了深思：对于上帝，一个人应该怎样看待呢？关于上帝及大教堂的想法并不是我发明的，在我三岁时所做的那个梦就更是这样了。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加强大的意志把这二者强加到了我的头上。该让自然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但自然亦不过是造物主的意志而已。把这归咎于魔鬼也没有用，因为它也是上帝的造物。只有上帝才是实在的——他消除了地狱之火及不可言叙的天恩。

至于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是我个人的失败吗？我极为认真地为其作了准备，亦希望能得到天恩和顿悟的体验，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上帝并没有到场。由于上帝的缘故，我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已与教会隔断了，跟我父亲及其他任何的信仰隔断了。只要他们所有人仍代表着基督教，我就永远是个局外人。这种认识使我很是伤心，并使我入大学前的那些年月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我开始转向我父亲收藏的相对地显得有限的图书室——那时候这个图书室似乎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那里搜寻能够给予我有关上帝的知识的图书。开始时，我只找到了些述及传统观念的图书，但这些却不是我所要找的，我要找的是思想独立的作家所写的书。最后，我无意找到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此书是1869年出版的。显然，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提出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从他那里懂得了，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行为，这种行为存在于人所建立的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认为宗教是上帝作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上帝方面的行为，对此我只能屈服，因为他是强者。我的“宗教”不承认任何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有谁能与如上帝那样的、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产生关系呢？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上帝，好与他确立起一种关系。在比德曼书中“上帝的性质”那一章里，我发现，上帝表现自己具有“可以按照类似于人的自我来加以理解的人格：包含整个宇宙的、独一无二的、完全超尘绝俗的自我”。

　　对于《圣经》，就我所知，这一定义似乎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我自己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一样。但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说到底，人格显然意味着个性。是啊，个性是并非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说，它包含着特有的属性。但是上帝要是一切，那他怎么会仍然具有一种可以分辨得出的个性呢？另一方面，要是他确有一种个性，那他只能是一个主观的、有限的世界的自我而已。此外，他能有何种个性或何种人格呢？一切均取决这一点，因为除非一个人能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与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了。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抵制感，抵制按照我的自我来进行外推这一方式来想象上帝。这在我看来实属狂妄之极，要是还不算是彻头彻尾的渎圣的话。我的自我在任何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甚为难于把握的。首先，我知道，它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即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里，我的自我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错误、心绪、感情、冲动和罪孽的各种可能性。这种情形所遇到的失败要远多于胜利，它是幼稚的、爱好虚荣的、自私自利的、轻视他人的、贪婪的、要求别人的爱的、不公正的、敏感的、懒惰的、不负责的等等。使我大失所望的是，它缺少我所羡慕和妒忌的别人身上所具有的那许多的美德和才华。这怎么可能就是我们据之以设想上帝的性质的那种类似性呢？

　　我热切地查找上帝的其他特征，结果发现它们全都被开列了出来，根据我从坚信礼中所得到的教导来看，其方式也为我所熟悉。我发现，按照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帝的超尘绝俗性最直接的表达是（1）否定性的，他不为人所见到，等等；（2）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等等”。这可真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脑海中马上就产生出渎圣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上帝直接或间接地（就是说通过魔鬼）来强加到我的意志上的。

　　第一百八十三条告诉我，“上帝的超世绝俗性相对于道德世界来说”就在于他的“公正无私”，这种“公正无私”不只是具有“明断性”，而且还是“其神圣存在的表示”。我本来希望，这一段能谈到给我带来了这许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的某些东西：他的喜欢报复性、他那给人带来灾难的愤怒、对利用其全知全能来创造的造物的不可理解的行为；由于他那全知全能，其造物的种种缺陷他一定也是深有所知的，但他却以把他们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是以考验他们为乐，尽管他早已知道他所作的考验的结果了。的确，上帝的个性是什么呢？有这种行为的一个人我们该怎样说呢？我实在不敢把这个问题一直想到底。然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即已自足且除本身之外一无所求”，但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满意”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作为一个自然界，他已以自己的仁慈而充实之，而作为一个道德世界，他则希望以自己之爱而充实之”。

　　最初，我对含义令人难解的那个词“满意”深思再三。对什么满意或是对谁满意呢？显然是对这个世界，因为他看了看自己的工作并认为这很好。但这一点正好是我永远所无法理解的。肯定无疑，世界是无限地美丽，但同时它又十分使人可怖。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口很少，也没有多少事情发生，“年老、疾病和死亡”比起别的地方来，人们体验得更深刻，在细节上更具体及更显眼。我尽管还没到十六岁，我已看到了许许多多人和畜生生命的现实，而在教堂和学校里，我则听到了足够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的事儿。上帝最多只能对天堂感到“满意”，但那时他便已处心积虑，为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要为时久长，便在其中安放上那条毒蛇即魔鬼。他对此也觉得满意吗？我觉得肯定的是，比德曼并没有表示这样的意思，而只是以进行宗教教导所特有的粗心大意的方式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连他自己写的全是废话甚至也觉察不出来。正如我所看出的，假定上帝不管怎样却意在创造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个一种造物吞噬另一种造物的世界及一个生命只意味着有生就必有死的世界，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然而他大概在人和飞禽走兽的这种不应得的痛苦中并不感到有任何此种残酷的满意感。“奇妙的协调”或自然法则在我看来更像是通过可怕的力量来制服的一团混乱，而沿着其早已确定的轨道运行的“永恒的”星空则显然更像没有轨道或意义的、各种天体乱飞乱撞的一大堆东西。因为没有人真的能看得见人们所谈到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些武断的图形而已。

　　对于上帝以其仁慈充满整个自然界的说法，我既不理解也不甚为怀疑。这显然是这些观点中的又一个观点，是只许相信而不许以理性度之的。实际上，要是上帝是至善的，那么他所创造的世界，却为什么如此不完美，如此腐败，如此可怜巴巴的呢？“显然它是受了魔鬼的感染并被投进了混乱之中。”我想道。但是魔鬼也是上帝的一个造物啊！我只好大读特读有关魔鬼的书。他看来到底显得极为重要。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论基督教教义的那本书，给这个急需解答的疑问寻找答案。忍受痛苦、不完美和邪恶到底有什么原因呢？结果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完蛋了。有关教义的这本沉重的巨著结果不过是些出自想象的胡话，更糟糕的是，它是一个骗局或者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愚蠢，而这种愚蠢的惟一目的则不过是为了掩盖真理而已。我感到幻灭了，甚至还感到了愤慨，并再次为对父亲的怜悯而觉得痛苦，因为他已成了这种邪教的牺牲品了。

　　但在某个地方及在某个时候，一定有过像我现在所作的那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他们合理地进行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并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使人伤心的看法。大约就在这时候，我母亲，或者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啊。”我们家正好有某种歌德集的版本，我于是把《浮士德》找了出来。它像一种产生奇效的奇香那样沁入我的肺腑。“这里，”我想道，“终于有某个严肃地把魔鬼加以对待及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的契约的人啦——是与具有能力挫败上帝的计划并使世界臻于完美的敌人订下契约的人。”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懊悔，因为照我的看法，他不应该那么片面，那么易于上当受骗。他应该更为聪明和更有道德才对。他那么毫不在乎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是多么幼稚啊！浮士德很明显是有点儿空谈。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该剧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糜菲斯托弗里斯19这一方面。要是浮士德的灵魂果真进了地狱，那也不会使我难过。他是罪有应得啊！我并不喜欢末尾处“魔鬼受骗”的做法，因为说到底，糜菲斯托弗里斯一直是很了不起的而不是个愚蠢的魔鬼，而他被傻里傻气的小天使所骗，对他来说也显得不合逻辑。在我看来，糜菲斯托弗里斯是在一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没有得到他曾被答应过能获得的权利，因为浮士德这位显得没有什么个性的家伙把他这一骗局一直进行到来世。不可否认，到了那时，他那幼稚便显露出来了。但正如我所理解的，他是不配享受洞悉那伟大的神秘的指引的。我倒是愿意让他尝一尝那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在糜菲斯托弗里斯方面，他的整个形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此外，我模模糊糊地觉得，他还与各种本源的神秘有联系。不管怎样，糜菲斯托弗里斯及末尾处的上帝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是接近我那意识世界的边缘的一种奇妙而神秘的体验。

　　19　即魔鬼。

　　最后，我终于证实了，曾经有过或一直有这样的人，他们理解邪恶及其具有的无穷威力，还有就是——这是更为重要的——在使人从黑暗和苦难中解脱出来时它所起的神秘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在我心目中，歌德便成了一个预言者。但是我却不能原谅他通过单纯的诡计，通过小施欺骗，便把糜菲斯托弗里斯打发掉了。对我来说，这太富神学气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负责了，我深感遗憾的是，歌德竟也堕落到去使用这种狡猾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来使邪恶变得无害。

　　在阅读该剧时，我发现，浮士德还多少算是个哲人，尽管他厌恶哲学，他显然还是从中学到了对真理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接受的态度。直到现在，我实际上还未听说过有关哲学方面的事，于是，一个新的希望萌发了。我想，也许会有对这些问题一直在冥思苦想的哲学家，他们可能就这些问题能给我以启示。

　　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没有什么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因为进行思考而成了可疑的人——因此我便只好满足于克鲁格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了，此书是一本1832年的再版书。我一头钻进了有关上帝的条目。使我很不满意的是，它始于对“上帝”（God）这个词作词源性的解释，说这个词“不可争辩地”导源自“善”（good）这个词，意指“最高的存在”（enssummum）或“完美”（perfectissimum）。它继续说道，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上帝的观念的固有性也是无法证明的。然而后者在人的方面却是先验地存在的，如果不是在实体性上有任何潜在的存在的话。在任何一种情况里，我们的“智力”一定“在其有能力生发出如此崇高的一种观念前已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实在使我吃惊得目瞪口呆。这些“哲学家们”出了什么差错呢？我实在纳闷。显然，他们对上帝的了解只不过限于道听途说而已。然而，神学家们在这方面却有所不同，他们至少确信上帝是存在的，尽管他们对他所作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这位词典编辑者克鲁格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个人成见太多，因而很容易看出他是乐于断言说，他是极为相信上帝的存在的。那么他何以如此直言不讳呢？为什么他要装出这个样子，仿佛他确实认为，是我们“生发出”了上帝的观念，而要这样做首先就得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呢？就我所知，甚至赤身裸体地在原始森林里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也有这种种观念的。而他们肯定不是“哲人”，会坐下来“生发出上帝的观念”的。我就从未生发出过有关上帝的观念。当然，上帝是无法加以证明的，因为比如说，一个蚀衣蛾虽然吃的是奥地利产的羊毛，它却怎么能够向别的蛾子证明奥地利是存在的呢？上帝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证明。我是怎么得出有关上帝的确然性的呢？人们告诉我各种各样有关他的事情，但我却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一件事能使我心悦诚服。我的观念并不是从那里来的。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观念——就是说，不是从思考中得出来的。它并不像是想象有某种事情，经过思考而得到确认，然后便对之加以相信。比如说，有关我主耶稣的一切我便向来加以怀疑，并从来不确实相信，尽管这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的还要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糊其词地加以暗示而已。何以我就得把上帝作为理所当然的呢？为什么这些哲学家们装出一副样子说，上帝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生发出来与否都可以的任意的假设呢，而实际上上帝的存在却极为易懂，易懂得就像一块砖头掉到你头上一样？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上帝——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最为肯定和最为直接的体验之一。说到底，我并没有捏造与那大教堂有关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啊。相反，它是强加在我身上的，而我便不得不以最恶毒的方式来思考它，后来，那种获得天恩的无法表达的感觉便在我身上出现了。对于这些事情我是根本支配不了的。我慢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哲学家们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竟有上帝是一种假定，是可以加以讨论的这样古怪的看法。我觉得极不满意的还有，这些哲学家们对上帝的可怕行为却既没有看法又不作任何解释。在我看来，这些是值得哲学加以特别注意和考虑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问题，构成了一个我认为神学家们是极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使我更觉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显然甚至连听说过它也没有。

　　因此，我便转向了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题目，也就是关于魔鬼的词条。我读到，要是我们认为魔鬼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那我们便会陷入到显然的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会落到二元论里。因此，我们最好假定魔鬼最初被创造出来时原是一个良善的生物，只是由于骄傲才堕落了。然而，正如这一条目的作者所指出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被加以指明——这一假设预先假定存在有它企图加以解释的邪恶，亦即骄傲。至于其余的造物，他继续说道，邪恶的起源是“无法解释的和无法说明的”——这对我便意味着：像神学家们那样，他并不想对此加以思考。有关魔鬼及其本源的条目，同样证明是无法给人以启示的。

　　我在这里所作出的叙述是我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变化的总结，这种情形延续了好几年，时有较长时间的中断。它们只是在我的第二人格之内发生，并且严格地是属于私人性的。我未经我父亲的许可便偷偷地利用起他的图书室来进行这些研究探索。时不时地，我的第一人格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的各种小说，还有便是译成德语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也开始读起德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些经典性作品。在学校里，这些作品的易懂明显之处，老师却对之加以吃力不讨好的解说，不过这却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阅读的范围很广泛，也没有目的性，戏剧、诗歌，历史均读，后来连自然科学的著作也读。读书不但有趣，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和有益的娱乐和消遣，使我得以从第二人格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因为第二人格正在越来越深地使我陷入到悲观沮丧之中。在宗教问题的王国里，不论在哪里，我遇到的是大门深锁，吃尽了闭门羹，而要是真的碰巧有某道门打开了，我却对其门后的货色感到失望。别的人似乎全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在我认为肯定无误的事情方面，我却感到完全孤立。我比以往更想与人交谈交谈，但却在任何方面都找不到共同的话题；相反，我反而在别人身上觉察到了某种敬而远之感，某种不信任感，某种提心吊胆感，因此我便只好欲言又止。这种情形，也很使我感到沮丧。对此我不知如何去办才好。何以没有人有与我相似的体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学校的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呢？具有这种体验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绝不认为我自己可能疯了，因为就我看来，上帝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甚至尽管这两个方面使我的感情受到压抑也还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被迫成为某种对人有威胁的东西，因为这便意味着受孤立，而这对我来说是更为不愉快的，而我也较以往更为经常地和不公平地成了替罪羊。此外，在学校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在德文课方面，我成绩平平，因为在科目内容上，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方面，我是一点儿不感兴趣。我对之又懒又烦。其作文题目在我看来常常显得浅薄或愚蠢，于是我的作文因而不是东拉西扯，就是矫揉造作。我的成绩在中等上滑来滑去，而这对我却很有好处，因为它合乎我不想引人注目这一总的倾向的胃口。总的说来，我同情出身穷人家庭的同学，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默默无闻之处，我喜欢的是不太聪明的同学，但同时又对他们的愚蠢无知往往极为不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某种为我深深地渴求的东西：在他们的淳朴里，他们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赋予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可怕的感觉：我一定是拥有排他性的气质，对此我虽然毫无意识，却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远远避开。

　　在这些先入之见中，下面一件事却像炸雷那样在我头上炸响了。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就这一次，我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便劲头十足地开始写了起来，写出了就我看来是精心写作的和成功的一篇作文。我本希望这篇文章至少能得九十多分——当然不是一百分，因为那样便会使我显眼，而是接近一百分的分数。

　　我们那位老师喜欢评点我们的作文的优劣。他评点的第一篇是全班成绩最好的那个男生写的。那是自然的。接下来的是其他一些人的作文，我等着提到我的名字，可是等了又等，却白等一场，我的名字还是没被提到。“这不可能，”我想道，“我的那篇竟差到比不上他提到的那几个可怜虫的作文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简直“不宜参加竞赛”吗？而这便意味着受孤立和以极为可怕的方式来引人注意了。

　　当所有文章都评点完后，老师停了一下。然后，他便说道：“现在，我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它是写得最好的，我本应打它个一百分。但不幸的是，这却不是他写的。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呢？你给我坦白！”

　　我猛地站了起来，既感震惊而又火冒三丈，大声说道：“我不是抄来的！我费了好多麻烦才写成了一篇好作文呢。”但老师却对我大声嚷道：“你撒谎！你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文。谁也不会相信的。唔，好了，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呢？”

　　我赌咒发誓说我被冤枉了，但是没有用。那老师坚持他的看法并吓唬我说，“我要告诉你：要是我查出了你是从哪儿抄来的，你就得被开除学籍。”然后，他便转身走了。我的同学们向我投来了令人难堪的目光，我可怕地意识到，他们正在心里说：“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提出抗议，可是却无人理睬。

　　我感到，从现在起，我被打上了犯罪的印记了，而且，本来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被堵死了。我深感沮丧和受了侮辱，发誓一定要对这位老师进行报复，而要是后来真有机会的话，以强力进行报复的事也就发生了。可是说到底，我怎么能够证实，这篇文章不是抄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心里翻来覆去总在想着这件事，再三再四地得到结论说，我是无能为力的，愚蠢而盲目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给我打上了说谎者和骗子的印记。现在，我认识了许多我以前所不能理解的事——比方说，当我父亲问及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有个老师便说：“呀，他只是一般就是了，但是他很用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时便明白了。他们认为我相对地显得笨和浅薄，那确实并不令我感到不快。但使我冒火的是，他们竟认为我会骗人，而这便等于在道德上判了我的死刑。

　　我的悲愤就要失去控制了。尔后，发生了某件事，这件事以前有好几次我在自己身上就已注意到了：内心突然间寂静起来，仿佛一道隔音的门把一间吵吵嚷嚷的房间给关上了。它犹如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我于是自问道：“这到底正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吧，你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也就是说，并不像你了解得那样多。因此，他就跟你一样是不可信赖的。你不信赖你自己和其他人，而这就是你与那些天真、淳朴和易于被人看透的人站到了一边的缘故。一个人对事物不能理解时，他就会变得激动起来。”

　　按照这些既不偏颇而又不动气的考虑的指引，我心里又袭来与那一系列想法相类似的思想，在我并不愿意去思考那不许思考的观念时，它却极为有力地铭刻在了我心上。在那时，尽管我无疑仍然看不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有什么差别，尽管我仍然声称第二人格的世界是我个人的世界，但在背景的深处，我却总是感到，除了我自己之外，还包括有某种东西。仿佛由一片星星和无边无际的空间所组成的一个广袤的世界触到了我，或者说仿佛一个灵魂不为人所见到那样地进入了房间——这是一个死去很久的人的灵魂，这个人虽已死去，但却不受时间限制地永远存在着，一直存在到很遥远的将来。这类人的结局往往笼罩着一圈指导精神（numen）的光环。

　　当然了，在那时，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我也无意把我现在的意识状况归因于当时并不存在的某种事情上。我只是想表达那时我所具有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所懂得的事情来说明那个朦胧的世界就是了。

　　刚才所描述的那事过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便给我起了个外号“亚伯拉罕大爹”。第一人格是无法理解其原因的，因而便认为这是愚蠢的和可笑的。然而在背景的某处，我却觉得，这个外号却是击中了要害的。对这一背景所作的一切暗示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因为我看的越多，我对城市生活就越熟悉，我下述的印象也就愈加强烈：我现在慢慢知道凡是真实的东西是属于另一类事物的，不同于我在其间长大的那个世界的景象，不同于那乡下，那些河流和树林及在一个小村子里的那些人和动物，它们沐浴在阳光下，上面有风吹着，有云彩飘飞，为黑夜所笼罩并在黑夜里会发生某些事。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是由他所安排的并使之充满了秘密的含义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而且甚至连各种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它的知觉。比方说，在母牛那悲伤的、失神的神情里，在马那逆来顺受的两眼里，在狗的忠心耿耿及其对人类的极度依赖性里，而且甚至在选择房屋及粮仓作为其居处及狩猎场的猫的那自信的步伐里，这一点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也像动物那样，并像它们那样无知无觉。他们低头向地上看或抬头向树上看，就是为了看出有什么可以加以利用和用于什么目的，他们也像动物那样，群居、结对成双和争斗，但却看不出来他们是栖息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栖息在上帝的世界里，栖息在一切已经生育出来和一切都已经死去的一种永恒里。

　　因为它们是如此地与我们相类似并像我们那样不知不觉，因此我热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我们那样的灵魂，而且，我想，与它们在一起，我们便具有一种本能性的理解力。我们全都体验过同样的快乐与悲伤、爱与恨、饥与渴、害怕与信任——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命的本质性特征，所不同的只有语言、更敏锐的意识及科学。而我虽然像一般人那样对科学表示敬佩，不过我还是看出了，它会造成对“上帝的话”的疏远和背离，从而导向动物所不会有的堕落。动物是可爱可亲的和忠诚的，永不变心并值得信赖。

　　我并不认为昆虫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而我认为冷血型的脊椎动物则是在向下通向昆虫的途程上的一个相当低等的直接阶段。在这一类别里的各种造物是可供观察和搜集的实物，只是些奇珍而已，是异己的和不属于人类之列的，它们是非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于植物而不是人类。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始于植物的王国，以此作为一种与之直接进行沟通的方式。这就犹如有人从上帝的肩膀上方进行偷看一样，而造物主上帝自以为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便做起玩具和各种装饰品来。另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各种动物，均是上帝身上的一些儿，只不过独立了出来就是了。这就是何以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并选择他们的居处的原因。植物则注定得呆在原地，不论这地方是好是坏也得如此。它们不但表现出美，而且还表现了上帝的世界的观念，而它们本身则没有意图也没有偏向。特别是树木，它们是神秘的，而且在我看来是直接体现了生命的不可理解的含意的。由于这种原因，树林就是我认为最接近于其最深含意的地方，也是最接近其激起人的敬畏的作业现场的地方。

　　当我逐渐熟悉哥特式大教堂后，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加强。但是在这里，宇宙的无穷性、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纷乱、非人格化的目的与机械法则的纷乱，均被石头包裹起来了。这包含着而且同时又是存在的深不可测的神秘，亦即精神的体现。我朦胧地感到我与石头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在这二者的神性，在死物和活物中的神性。

　　正如我已说过的，在那时，具体而系统地阐述我的感觉和直觉是超出了我的能力了，因为它们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而我那主动的和具有领悟力的自我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并被融合进属于千百年的那个“老人”的范畴中。我以奇怪地不加思考的方式体验到了他及其影响力，当他出现时，第一人格便会淡薄到近于不存在的地步，而当自我愈来愈甚地变得与第一人格一般无二并左右了这情景时，那老人，如果到底没有被忘掉的话，这时便显得像是一个遥远而又并不真实的梦了。

　　在我十六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年月里，使我陷入了困境的迷雾慢慢消散了，我那沮丧的思想状态也有了好转。第一人格显现得越来越清晰了。学校生活和城市生活占去了我的时间，而我所获得的更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渗入到了或压制住了那直觉的预感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探究起我有意地拟定的各种问题了。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这样，我便得以对在这方面被加以考虑过的一切有了一个概观性的了解。使我大为满意的是，我的许多直觉竟有历史上的类似物。最重要的是，我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20 的思想所吸引住了，尽管这些思想的论述带有苏格拉底21 式的冗长感。他们的思想很美并有学术气，像画廊里的各种图画一样，但显得有点遥远。只是在梅斯特?埃克哈特22 的著作中，我才感到了一股生气——这并非说我懂了。经院哲学家们使我觉得冷冰冰，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唯理智论在我看来则要比沙漠还更没有生气。我心里想道：“他们全都想通过逻辑的各种把戏来强迫某种东西呈现出来，而这东西他们并没有权力得到并且并非真正懂得。他们想要给自己证明这是一种信仰，然而实际它却是体验方面的事儿。”他们在我看来显得像是那种听说有大象存在但却从未见过一只的人，而且现在还竭力想通过辩论来证明：根据逻辑，这样的动物是一定存在的而且形体也像它们实际上的那样。由于明显的原因，18世纪的批判性哲学最初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们中，黑格尔由于他作品中的语言既盛气凌人而又不流畅，使得我也只好敬而远之，我对他带有明显的不信任感。在我看来，他显得像是禁闭在其词语的大厦中并在其牢笼中夸夸其谈的一个人。

　　20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497）：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35－475？）：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430）：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希腊哲学家。

　　21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希腊哲学家。

　　22　埃克哈特（1260－1328）：莱茵兰神秘主义派创建人。

　　但是我的求索最后获得了一个大发现，它就是叔本华23。叔本华是第一个提到这个世界的痛苦的人，这种痛苦触目惊心地就在我们周围，他还提到了混乱、情欲、邪恶——所有这一切其他人均似乎从未注意到过并总是极力使之纳入那无所不包的协调和可以理解性里。在这里，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敢于认为在宇宙的基础里，并非一切都是向善的。他既不提造物主的全智全仁的天意，也不提宇宙的协调和谐，而是率直地指出，在人类历史那充满悲伤的进程及大自然的残酷无情里，潜伏着一种带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带有盲目性。这种情形不但为我早期对因有病而慢慢死掉的鱼、许多狐狸、冻僵了或饿死的鸟儿所作的观察所证实，而且还为掩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里那无情的各种悲剧所证实：蚯蚓被蚂蚁折磨致死，昆虫互相把对方撕成一片片等等。我与人所打的交道也教会了我远非只是相信人性本善且正直等许多事情。我因为对自己知道得太清楚了，因而便懂得了，实际上我只是逐渐地正在把自己和动物区分了开来。

　　23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

　　叔本华对世界所作的阴暗的描述得到了我毫无保留的赞同，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却为我所不喜欢。我敢肯定，由于使用了“意志”这个词，他实际上便意味着指的是造物主——上帝，并且等于说，上帝是盲目的。我因为从经验中知道，上帝并不会因为不敬他的行为而生气，相反，他甚至可能还鼓励这样做呢，因为他乐于唤起的不光是人的光明而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乐于唤起人的阴暗性和邪恶性，因此，叔本华的观点并不使我感到苦恼。我认为这是一个为事实所证实了的定论。但他下述这样一种理论却使我大失所望：理智只须面对那盲目的意志及其形象以促使它改变过来。意志竟然是盲目的，那它到底怎么能看得见这一形象呢？而且即使它能看得见，但形象既然能随心所欲且毫发不爽地显现自己，那它为什么因而就应会被说服并改变自己呢？还有就是，理智是什么呢？它是人的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面镜子，而只是一面镜子无穷小的一小片，跟一个小孩拿在手里对着太阳的一小片差不多，可他却希望用它把太阳照得花了眼。使我不解的是，叔本华对这样一个理由不充分的回答却竟然感到满意。

　　由于这个，便促使我更彻底地研究他，对于他与康德24 的关系，我的印象也越来越深。于是我便开始读起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来，其中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的辛劳获得了报偿，因为我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性缺陷——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犯了一个致命性的过错，即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人格化了，他还犯了赋予一个单纯的本体——一种自在之物（Ding an sich）——以各种特性的过错。我是从康德的知识论那里认识到这点的，而知识论则使我获得了，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比叔本华那“悲观的”世界观甚至还要大的启发。

　　24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这种哲学上的发展从我十七岁时起一直延续到我就读于医学院之后的一小段时期。我使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改变。以前，我一直胆小羞怯，充满了不信任，苍白瘦弱，而且显然健康状况不稳定；而现在，我却开始对所有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求知欲，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动手去追求它。我也变得明显地不那么落落寡合，而是喜欢与人交谈了。我发现了，贫困对人并无妨碍，也远不是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有钱人的孩子并不比衣衫破旧的穷孩子有什么优越性。幸福与否有着远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口袋里装有多少钱。我结交了比以前还要多的更要好的朋友。我觉得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甚至还敢鼓起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就发现，这却造成了误解，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后悔。因为我不但遭遇了别人的白眼和嘲讽，而且还遇到了怀有敌意的反驳。使我感到吃惊和狼狈难堪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个吹牛大王、装腔作势者和骗子。以前指责我欺骗的说法又再次死而复生了，只不过这一回形式比较温和就是了。这一次，依然还是跟一个引起我的兴趣的作文题有关。我认认真真写出了作文，费尽心机地对文章加以润饰，结果却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那老师说道，“它的确写得文采飞扬，不过却是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的，因此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对它并没下什么认真严肃的功夫。荣格，我可以告诉你，态度如此不认真，在生活里可是行不通的。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和自动自觉，需要勤奋用功。你看某某的作文，他没有你那种文采，但他是诚实、认真并且是花了功夫的。这才是在生活中走向成功的道路。”

　　这一回我的感情所受到的伤害不像第一回那样严重，因为不管他自己怎么说，老师对我的这篇文章还是印象很深的，并且没有指责我是文抄公。我对他的责备进行了反驳，但他却以这样的评论作结道：“《诗学》25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是把创作的辛劳加以掩盖的诗歌。但你的作文却无法使我相信这个，因为这是轻率地一挥而就的，其中没花什么力气。”我知道，我那文章还是有些别有见地之处的，但是这位老师却懒得费心加以讨论就是了。

　　25　《诗学》：亚里士多德所著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艺论著。

　　对于这事我感到有点痛苦，但我那些同学的怀疑却是一件更为严重的事，因为他们威胁说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使我像从前那样垂头丧气。我绞尽脑汁，极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干了什么事以致引起他们污蔑我。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对我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事情加以评论或进行暗示。比如说，我假充懂得点儿康德和叔本华或甚至那时我们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向我表明了，实际上，所有受到热烈争论的问题是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它们如同我最隐蔽的秘密那样，是属于“上帝的世界”的；对于这，你最好只字不提。

　　从此以后，我便变得谨慎起来，不再在我的同学间提到这些深奥难懂的事情来，也不再在我所认识的成年人中提及这些事了，因为我知道，不管与谁交谈，难免不被人认为是个牛皮大王和骗子。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虽设法阻止但却无法克服自己内心上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使得我只好从日常的一般生活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到那无边无岸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显得感伤，但对我来说却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形。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线、深渊的黑暗、无穷的空间和时间的冷漠与无动于衷、命运机遇的无理性、世界的神秘古怪等等。

我越是年岁增大，我父母和其他人便愈益经常地问我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方面我尚未有清楚的想法。我的兴趣把我引向了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我被科学所强烈吸引，因为其真理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另一方面，我又为与比较宗教学有关的一切所迷住了。在科学方面，我主要被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所吸引；在人文科学方面则为希腊、罗马、埃及及史前考古所吸引。当然了，那时候我并未认识到，这种最为广泛的学科选择是多么符合我内心的一分为二的特性了。科学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事实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性背景，而在比较宗教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而这则还牵涉到哲学。在科学里，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则忽视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要，而有关人的或历史的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教导。

　　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被拉来扯去，好长一段时间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作出决定，我注意到，母亲娘家一家之主的舅舅，这位巴塞尔圣?阿尔班教堂的牧师，正在朝神学的方向轻轻地推着我。有一次，当他与他的一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学生——讨论有关宗教的一个问题时我正好一直坐在桌子旁边听着，我那不同寻常的专心致志的样子给他注意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学者，他们与大学那令人目眩头晕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知识比我父亲还要丰富。他们的这类谈话绝对不会给我留下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经验这样的印象，他们所关心的当然只是有似我的体验的那种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本文里所叙说的那些教义性观点，所有这些观点显然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圣经》里有着太多仅能勉强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了。

　　每个星期四，我便上大学预科的高中里听课，这时我便可以在我这位舅舅家里吃午饭了。我对他很是感激，因为不但午饭不错，而且还机会难得，可以偶尔在吃饭时听到一次成年人的、明智的和理智的谈话。发现任何这种事情到底有所存在对我来说实属一种极为奇妙的体验，因为在我家中的环境里，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就学问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候我也想与父亲严肃地谈谈话，但遇到的却是不耐烦和急忙作出的躲闪，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后来几年，我才慢慢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是害怕进行思考的，原因是他也为他内心的各种疑问烦透了。他要躲进自身里面去，因此便信守信仰是盲目的做法。作为恩赐，他实在无法加以接受，因为他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它”，要痛苦地费一番功夫来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表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与教义及现代神学研究家们的各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全地置身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26的名字根本不被提起，而对雅各布?伯克哈特27 则只勉强地给以赞扬。伯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十分过火的自由思想家”，我因而猜到，在事物的永恒的秩序里，他站立得却有点歪斜了。我知道，我舅舅从不怀疑，我与神学相隔遥远，而我对于不得不使他失望深感遗憾。我从来不敢把我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知道得太清楚不过，这会给我引来多大的灾难。我也不说什么来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却很快走到了前头，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彻底为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所浸透。它只是痛苦地为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牵制，而在我周围，后者却显然没有人能理解。因为尽管我那神学家的舅舅及表兄们以赞扬的口吻提及康德，但康德的原理只用来使反对性观点名声扫地，却绝对不会用到自己一方的观点。关于这个，我也是不置一词的。

　　26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27　伯克哈特（1818－1897）：瑞士文化艺术史家。

　　因此，当我与舅舅及其一家坐到桌子旁吃饭时，我便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由于我有习惯性的犯罪意识，这些星期四对我来说便变成了不吉利的日子。在社会安定、精神适意的这个世界里，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了，但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汲饮那偶尔滴出的使理智得到激励的点滴甘泉。我自觉不诚实与可耻，于是我便对自己承认说，“对呀，你是个骗子；你说谎，你骗对你怀有好意的人。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与理智均具有确实性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得贫困，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受雇佣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本人可以把一个人从他那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里揪出来并使他遭万人唾骂等，这一切均不是他们的过错。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黑锅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直到目前，我的这种努力尚未获得什么重大的成果。

　　随着这一道德冲突的紧张程度的增加，第二人格对我来说便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和令人讨厌了，而我也不再为自己掩饰这一事实了。我尽力想消除第二人格，但这也未能获得成功。在学校和在朋友面前，我可以忘记他，而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会消失不见。但一到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或去乡下时，叔本华和康德便又猛烈地返回到我头脑里，这时，同时回来的还有“上帝的世界”的威严壮丽。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它的一个部分，并使这大画布上布满了生气勃勃的各种色彩与人物。这时，第一人称及其有关选择一种职业的忧虑便沉浸不见；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期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当我从过去许多世纪的远征返回到现实中时，我便会随身带来一种不适感。我，或者说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并且迟早总得形成一种他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有好几次，我父亲与我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他说，我拥有学习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的自由，但我要是愿意接受他的建议，那我应该不要选择神学。“成为你所喜欢的什么人都行，但不要做神学家。”他加重语气说道。到这个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某些事情可以说也可以干，而且还不会受到说短论长的非难。我经常尽可能地不上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也绝不会责备我了。我离教会越远，我越感到好受。我所想念的惟一事情是那管风琴和那合唱音乐，但当然不是“宗教界”。“宗教界”这个词对我毫无意义，因为经常上教堂的人比起“俗人”来，在我看来实在算不上属于什么“界”。后者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在另一方面来说却是更正派的人，他们感情自然，更为合群和欢快，心肠更热情并更真诚。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父亲说，我没有一点儿想成为一个神学家的意思。但我仍然在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继续摇摆不定，主意不决。二者都有力地吸引着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他那里，我超越出了此时此地的范围；在他身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独一无二的眼，但却不能如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反抗这种被动性，他不想闲得无事，但在目前，他却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好等着瞧了。要是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就会习惯地回答说：语言学家。表面上是这样说了，但暗地里，我却说喜欢有关亚述和埃及的考古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业余时间里我却继续学习哲学和科学，在假期时就更是如此了。每逢这时，我便在家与母亲和妹妹度假。我跑到母亲那里，抱怨说“我烦透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假期现在成了我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光，这时我便可以不受拘束，一个人自得其乐了。此外，至少在暑假期间，我父亲便会不在家，因为每到这时，他便会像往常那样到萨克森度假去了。

只有一次发生过我也到外地去过一事。当时我十四岁，由我们那位医生作了预约，于是我便被送往昂特列布希进行治疗，希望我那时好时坏的胃口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一人处身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但同时又是引人入胜的冒险经历。我很少能见到一眼这位神父，而他的那位管家也说不上是一位使人吃惊的人，但却动不动就发火。没有发生对我有一点儿威胁的事。我由一位年老的乡村医生监护，他开设了一家旅社式疗养院供各式各样康复期的病人入院治疗。这群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下级官员、商人、几个来自巴塞尔的很有教养的人，这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其荣耀已达顶点——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只是个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而已。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迷人的新发现：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啦，他也许就是那些懂得各种石头的秘密的人中的一个。他仍然是个年轻人，他教我打槌球，但他一点儿也没有给我他是个知识可能极为渊博的人的感觉。而我还过于不好意思，过于不善言词和过于无知，结果什么也没有问他。我尊敬他，觉得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已洞悉大自然的种种秘密，或至少洞悉其中一些秘密。他与我同坐一桌吃饭，吃的是与我的一样的同样饭菜，偶尔也与我谈上那么几句话。我突然感到进入了成年人的更为庄严的领域。这种地位的上升由于我被许可参加为寄宿者所安排的各次郊游而得到了证实。在这些偶尔进行的一次外出旅行里，我们参观了一个造酒厂，主人还请我们尝了尝样品酒。用诗歌的文字来表现就是：

可是现在送来的却是忘忧，

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美酒。

我发现这各种各样的小杯子很有启发性，我飘飘欲仙，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和出乎意料的意识状态。再也不存在什么内部和外部，再没有什么“我”和“他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也不见了，谨慎和胆怯无影无踪了，天和地、宇宙和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落下的一切，全都变成一体了。我原来是丢脸地、快乐无比地和凯旋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没进一片极乐至福的冥想的汪洋里，但因为波浪的猛烈起伏，便只好使眼睛、双手和两脚紧贴着一切坚实的物体以保持平衡，我只觉得街道在起伏，房屋和树木在摇摆。“太妙了，”我想道，“不幸的只是多喝了那么一点点。”这种体验却落了个相当痛苦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却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征象，只是因为我愚笨才把它破坏掉了。

　　在那里疗养即将结束时，我父亲便来接我了，于是我们便一起到卢塞恩旅行——真是快乐极了！——我们坐上了轮船。这样的东西我以前还从未见过。蒸汽发动机的动作我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突然之间，却有人告诉我们说维茨诺到了。一座大山向下俯瞰着这个村子，我父亲这时便向我解释说，这就是里基，一条嵌齿铁路向上一直铺设到那里。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一个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其锅炉是竖着安放的，倾斜的角度显得很古怪。我父亲在我手里塞进一张车票，说道：“你可以独自一人坐车，一直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都坐太贵了。小心点千万别摔下来了。”

　　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就站在这座大山脚下这儿，这山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山都高，并且与我那遥远的童年时所见到的火红的山峰十分相近。确实，到了现在，我差不多是大人啦。为这次远足，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国骑士帽——对于一个世界旅行家来说，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而且现在我就即将登上这座其大无比的山了！我不知道哪个更显巨大了，是我呢还有这座大山。这辆奇妙的机车大声扑哧扑哧地喷着汽，晃动起来并咔嚓咔嚓地响着，一直把我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在这里，我眼前显现了种种崭新的深渊与变化无穷的景象，到了最后，我站到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峰巅，放眼向无法想象的远处望去。“对啊，”我想道，“这就是它，就是我的世界，就是那真实的世界，就是那秘密，在那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无求于人而能够存在。”我小心谨慎地沿着小路行走，因为周围有巨大的悬崖峭壁。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我觉得，一个人登上了这里，就得谦恭有礼，沉默无言，因为他已处身于上帝的世界了。在这里，它是有形的现在。这是我父亲曾经送给过我的最好和最珍贵的礼物。

　　这种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使得此后在“上帝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被完全抹掉了。但在这一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具体显现出来了，他所留给我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我仍然看见了我自己，长大了而且独立了，头戴一顶硬挺的黑色帽子，手拿一根贵重的手杖，坐在一间气势极为华贵的宫殿式大饭店的草坪斜坡上；这样的大饭店，在鲁塞纳湖边还有很多。或者，我就坐在维茨诺市美丽的花园里，坐在一张小巧的、覆盖着白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早上的咖啡，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带斑条的天篷，同时还吃着新月形面包，面包上涂满了金黄色的奶油和果酱，设想着可以占满这漫长的夏日的各种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地、不激动地并以不慌不忙的速度，慢慢踱到一只轮船上，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戈哈德和这样的大山的山脚，而这些山的山峰上则覆盖着皑皑白雪，银光闪烁。

　　以后好几十年，每当我由于工作过度而想找到一个休息处时，这种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再指望能见到这种壮丽景象，但却从未如愿以偿。

　　这是我的第一次意识历程，过了一年或且两年之后，我又做了第二次这样的旅行。我被同意前去看望我那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获悉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他与那儿的天主教神父交了朋友。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大胆行为，我暗地里不禁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那里，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修处和克劳斯修士的圣物，后者此时已被宣扬说已经升天了。我弄不清楚，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处于一种至福至乐的境界的。也许他还在四处游荡并告诉人们是这样的？我对当地的这位守护神印象极深，我不但能够想象如此全心全意地献身上帝的一种生活是可能的，而且甚至还能理解它了。但我这样做时，心里却不禁打了个寒战，并且还产生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怎么会一生下来就注定有一位圣者来当丈夫和父亲呢，而我父亲特别喜欢我显然不就是他的过错和缺陷吗？“对啊，”我想道，“有谁能跟一个圣者生活在一起呢？”他显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这样，他隐修的小屋距他的家还是不是那么远。我想，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让家里人住在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小屋里，屋里摆着一堆书和一张写字台，还生着一堆明火，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吃并用一个三脚架吊个锅煮汤喝。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无需上教堂去了，相反倒有一个供自己使用的小教堂了。

　　我从这隐修处漫步向山上走去，一路上陷入了沉思之中，正当我要从左面下山时，一个年轻姑娘的苗条身影出现了。她穿着当地人的服装，长着一张漂亮的脸庞，跟我打了个招呼，一双蓝蓝的眼睛显得很友好。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似的，我们一起向下面的山谷走去。她年纪跟我相仿。因为除了我的表姐们外，我什么姑娘也不认识，因此我便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才好。于是我便犹犹豫豫地解释说，我是在这里度一两天假的，我在巴塞尔准备升大学的高中念书，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当我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怪感情袭上了我心头。“她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我在心里想道，“而她很自然地跟我一起向前走，仿佛我俩是天生的一对似的。”我斜着看了她一眼，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既害羞又羡慕的混杂表情，这使我狼狈起来并有点感动。我思忖道，莫非这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我在这儿碰见她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姑娘——这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那位神父就是那个我父亲与他交了朋友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和意志的否定之类的事了吧？然而，在任何方面，她显得并不邪恶。也许她那位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道袍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的耶稣会会士呢。但我也不能告诉她，说我父亲是个新教的神职人员。这可能会吓坏她或得罪她的。而至于谈哲学，或谈魔鬼，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魔鬼比浮士德重要，而且歌德还使后者成了个易于上当受骗的人。她仍然居住在属于天真无邪的遥远的国土内，可是我却一头扎进了现实之中，扎进了造物的威严壮丽和残酷之中，听到这些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矗立着一堵无法穿越的厚墙，我们之间无法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感到很伤心，于是便把心里的想法压了下去，把话题转向到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话题上。她要到萨克森去吗，天气真不错啊，风景多美呀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相遇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从内心里看，它却有很重的分量，因为它不但好几天在我心里萦绕不去，而且还像路边一座神龛那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那时候，我仍然处于那种幼稚的状态，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各不相关的各种经历所构成。因为有谁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修士一直连通到这位漂亮的姑娘那儿呢？

　　我这个时期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互相一致起来；再者，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或忧伤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是在第一人格仍然忘记不了第二人格的时候。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对立双方的互相冲突，我一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逐渐的，而且就我所记得的，它还有其根源，植根于使我激动不已的一次体验。

　　有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呼呼刮着，把莱茵河刮得波起浪涌，白沫飘飞。我上学的路正好沿着河边。突然间，从北面驶来了一条船，船上张着一张很大的主帆，顺风向莱茵河的上游驶去。这在我的经历上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莱茵河上的一条帆船！这给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果它不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而是整个阿尔萨斯都成了一个大湖，那我们便可以有各种帆船和大轮船了。这时，巴塞尔就成了一个港口；这就几乎跟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了。然后，一切便都会有所不同，而我们也就会生活在另外一种时间里和另外一个世界里了。那就会没有这间高中，没有上学所走的这一长段路，而我便会长大并能如愿以偿地安排我的生活了。湖中会兀立着一座山或一块大石头，由一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运河上架着一道木桥，通向两侧是高塔的一道大门，门内是建筑在四周斜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中世纪城市。岩石上矗立着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堡，上有一个高楼，一个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美丽优雅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全都很简朴，木板镶嵌，但很小。里面有一间不同寻常的吸引人的图书室，值得知道的一切的有关图书你都可以找到。里面还有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城堡上还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个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个小城市有几百个居民，由市长和元老所组成的市议会治理。我自己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只是时不时地在开庭的场合才露露面。在朝向陆地的那一边，这个小市镇有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快船，船上装备有几门小炮。

　　这整个布局的关键及存在目的在于城堡上的塔楼的秘密，而这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种想法像电击一样来到我心中。因为在塔楼内部，从雉堞到有拱顶的地下室是一根铜柱，或者说是一根像人的手臂那样粗的沉甸甸的电缆，这根铜柱在其顶部处分叉成很多极细小的分枝，就像树冠一样——或者更恰当地说——像一条主根及其许多小根头朝下倒了过来伸向天空一样。这些小根从空气中吸收某种不可想象的东西，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后沿着这根铜柱导到地下室。在这地下室里我有同样难以想象的一种装置，某种实验室，我就在这实验室里用铜根从空气中吸取的神秘物质来制造金子。这实在是一种奥秘，我对于这种奥秘的性质既没有也不想形成任何的观念。对于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也不想为之费心思。这种想象只是圆熟地并有点紧张地回避开这实验室里实际上在进行着的事情。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种禁忌：一个人最好不要对之加以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萃取的是什么物质。正如歌德在提到母亲们时说的，“甚至连提及她们，也会使勇者沮丧。”

　　当然了，“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不过在心底里，我并不认为它跟极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小根所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地下室里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圆，于是便变成了可见的了。这当然并非念咒施符的法术，而是大自然的一种可敬的和极为重要的秘密，这种秘密究竟怎样使我领悟的我是不知道的，并且还得掩盖起来使市议会的元老们也无从知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得连我自己也不让知道。

　　以前我上学和放学所走的这一段又长又烦腻的路，现在开始几乎是极为愉快地缩短了。几乎是一走出学校大门我便进入到了那城堡，城堡里的社会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市议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作恶者受到了惩处，争端作出了仲裁，大炮也开炮射击。快船的甲板清理好了，船帆扯起来了，于是这条船在和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出了港口，然后，当它从那岩石背后驶出来后，便转舵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之间，我忽然发现自己已走到家门口，这一段路仿佛只走了几分钟似的。我像从毫不费力就把我送回了家的马车上下来一样，从自己的幻想中走了出来。这种甚为令人愉快的消遣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然后我才讨厌起它来了。这时，我便觉得这种幻想很愚蠢和很可笑。于是，代替这种白日梦的，我便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浆建筑起城堡和防卫森严的炮台来——胡宁根要塞，这个要塞当时还完好无损，于是，便成了我的一种样本。我研究了有关伏班28 的一切可以到手的防御规划，这样便使我很快就熟悉了各种各样的防卫技术。我又从伏班转到现代的各种防卫方法，然后便尽力用有限的手段来建造各种不同类型的防卫模型。这事占去了我的所有空闲时间有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稳步地增多起来，这当然是以牺牲第二人格的利益为代价的。

　　28　伏班（1633－1707）：法国杰出军事工程师。

对于现实的生活只要我还是知之甚微，我想，对它们进行考虑那是毫无意义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具有实际知识却又是另一回事了。我父母同意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结果我便兴趣盎然地读得着了迷。我搜寻并收集了在我们那朱拉山脉所能找到的各种化石，还有一切可以到手的各种各样的矿物，此外还有各种昆虫及猛犸和人的种种骨头——猛犸的骨头是在莱茵兰平原的沙砾坑里找到的，而人骨则是从靠近胡宁根地方、下葬时期是1811年的群葬墓里弄到的。各种植物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却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我所以被植物所吸引是出于一种我无法加以理解的原因，是出于它们不应被拔起来而被晒死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的。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只有在生长和开花结果时才具有意义——一种潜藏着的秘密意义，上帝的一种想法。应该对它们敬畏地看待并以哲理式的好奇来对它们加以思忖默想。生物学家对它们所发表的看法是很有趣的，但那不是根本的东西。然而这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却无法给自己加以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或与神的意志的否定是如何发生了关系的呢？这可是我无法加以深究的事。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的情态，而这最好是不要去加以破坏。通过对照可以看出，昆虫是变性的植物，是花和果实，它们转而用腿和长足到处乱爬，或用像花瓣那样的翅膀四处乱飞，整天忙于啮食各种植物。由于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它们便受到大量杀灭的惩罚，六月甲虫和各种毛虫便是受到人们这种讨伐的主要目标。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是严格地只限于热血动物的。在各种冷血的脊椎动物中惟一例外的是青蛙和蛤蟆，原因是它们与人有某些相似之处。 

 

三　大学时代

 

尽管我对科学的爱好日渐增高，我却不时地返回到我所爱读的哲学方面的书来。我该选择一种职业的问题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耐地盼望中学时代的结束，然后我便可以上大学了，并学习——当然是自然科学了。这时，我便会掌握某种实际的知识。但我一旦给自己作出这种许诺，心里的怀疑也就接踵而至了。我不是更喜欢历史和哲学吗？还有就是，我不是对埃及和巴比伦的一切都很感兴趣并极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吗？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上大学我可就没钱了，而在巴塞尔，教这门课的可没有老师啊。于是这一计划便很快化为乌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下不了决心，于是便不断地把作出决定的时间往后拖了。我父亲心里十分焦急，有一次，他说：“这孩子对可以设想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却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我只好承认说他说得很对。随着大学入学考试时间日近，我们便只好决定报考哪种专业了，我草率地报了学科，但我的同学却摸不清我的底，不知道我到底肯定地要学自然科学呢还是人文科学。

　　这一显然是突然作出的决定也有其背景。几个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在竞争拥有作决定的权力之时，我做了两个梦。在第一个梦里，我梦见自己处身于沿着莱茵河面生长的一大片阴暗的树林里。我走到一座小山丘上的一个坟堆前，接着便动手挖掘起来。过了一会儿，使我吃惊的是，我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遗骨。这使我兴奋不已，但同时我又知道：我一定得了解大自然，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了解我们周围的各种东西。

　　接着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又梦见自己处身在一座树林里；树林里溪流纵横交错，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圆形的水塘，水塘四周丛生着茂密的灌木丛。半身淹没在水里的是一种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只圆鼓鼓的动物，身上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它由无数的小细胞，或者说是由形状犹如触手的各种器官所构成。这是一只巨型深海放射目动物，身粗大约三英尺。这一威严的生物竟躺在那儿，躺在这不为人知的地方，躺在这清澈的深水中，谁也不来打扰它，这在我看来实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结果我醒来后心还在怦怦地跳着。这两个梦对我作出喜欢科学的决定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同时也消除了我的所有疑虑。

　　我心里清楚了，我是生活在一个人必须挣得其生活资料的时代和世界里。而要这样，一个人就得成为这样那样的人，而我所有的同学全都痛感有此必要并且不作他想，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古怪。何以我就不能下定决心并使自己埋头于某一确定的事情中呢？甚至连我那德文老师认为学习努力而且自觉、可作我的楷模的那位死抠硬背地学习的家伙某某，也早已决定要学神学了。我明白了，我必须定下心来，好好把这件事想通想透。比如说，我要是学动物学，那我将来就只能当个中学教师，或最多也不过是在动物园里当个雇员就是了。在这方面是没有前途的，甚至在你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样——当然了，比起来我更乐于在动物园工作而不愿度那当中学老师的粉笔生涯。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何不去学医呢？奇怪的是，这一点以前我却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尽管我那听别人谈过很多的曾祖父曾经是个医生。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对于这种职业我以前便有一种抵制感。“一切均可，但切不要步人之后”便是我的座右铭。但现在我却告诉自己说，学医至少是与科学性的科目结缘的。在这方面，我便可以干我所愿意干的了。此外，医学这个范围包容很广，因而以后要专某个方面，也总是机会很多。我肯定地选择了科学，而惟一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去办呢？我得挣得自己的生活费用，而我既然没有钱，我便无法到国外上大学，因而也就无法获得有可能使我有机会从事科学性生涯的那种训练了。我充其量最多只能成为科学方面的一个半瓶醋而已。既然我又有一种个性，使我的许多同学和说话算数的人（就是老师们）不喜欢我，我也就没有希望找到一个会支持我的追求的资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终选定了医学时，我的心情却是不那么痛快的，总觉得它不是步入生活的一件好事并能有远大前程。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作出了这不可逆转的决定，现在我总可以如释重负地大大松口气了。

　　然后，那痛苦的问题便显现出来了：从哪里弄到这笔钱呢？我父亲只能筹集一部分。他向巴塞尔大学替我申请定期生活津贴费，这使我觉得很丢脸，但却居然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觉得丢脸，主要原因不是说我们家的贫困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为我向来私下里相信，所有“上层”的人，所有说话能“算数”的人；对我都抱有成见。我从来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这种好处。我显然是由于我父亲的名声而得到了照顾，因为他是个仁慈而又胸怀坦荡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跟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我对自己抱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从第一人格的眼里来看，我觉得自己是个落落寡合、天分中等却又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具有一种不受约束的气质且态度暧昧，一会儿天真热情，一会儿又孩子气地易于失望，在其本质的最深处是个隐士和蒙昧主义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是一种困难的和吃力不讨好的道德任务，是一门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的课程，这一课程由于下述五花八门的过失如一段时间的懒惰、泄气、沮丧，对没有人认为有价值的想法和事情却有不适当的热情、轻信别人的友谊，见识有限、易抱偏见、愚蠢（在数学上！）、对别人缺乏了解、在哲学问题上看法不明确且又混乱、既不是个诚实的基督徒又不是别的什么人等等而变得复杂起来。第二人格是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格的；他是一种永存的生命，出生了、在活着、死了，集一切于一体，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幻觉。关于他自己虽然无情地清楚，他却无法通过第一人格那浓厚的，阴暗的媒介来表达自己，尽管他渴望这样做。在第二人格处于支配地位时，第一人格便被包含在他里面而被湮没了，这就恰如反过来，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是一个内里一片黑暗的区域一样。第二人格觉得，关于他的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均像掷到世界的边缘上空的一块石头，最后只能毫无声息地掉进那无穷的黑暗之中。不过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处于统治地位，其情形恰如一处王宫的那些宽敞的大厅，其高大的窗子全都朝着洒满了金色阳光的风景洞开着一样。在这里是意义和历史的连续性，它们与第一人格生活中的不连贯的偶然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与其环境并没有真实的接触点。另一方面，第二人格觉得自己暗中与《浮士德》所体现的中世纪相一致，与一种过去的遗产相一致，这一遗产显然使歌德内心深处激动不已。因此，对于歌德来说，第二人格也是一种真实——这，因此对我来说便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现在震惊地认识到，《浮士德》对我来说所含有的意义，要远胜于我那可爱的圣约翰的《福音书》29 了。在《浮士德》里有某种可直接作用到我的感情上的东西。圣约翰所说的基督在我看来显得古怪，但更古怪的还是其他几本福音书中所说的那位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的活生生的等同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给其时代所作出的回答。这种顿悟不但对我很有安慰作用，它还给予我一种更大的内心安定感及一种我属于人类社会的感觉。我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再只是一个怪人，一个残忍的大自然的嘲弄对象。我的教父和权威是伟大的歌德本人。

　　29　《圣经?新约》的“四福音书”之一，其余三者为《马泰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既吓坏了我也鼓舞了我。梦中我身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时值黑夜，而我则顶着强劲的大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到处飘飞。我把两只手作成杯状来护一盏小灯，而这灯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一切均取决于能否保住这盏小灯使之不灭了。突然之间，我觉得背后有个东西正向我走近。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个硕大无朋的黑色人影正跟在我后面。但与此同时，尽管我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我还一定得保住我这盏小灯，以便度过这个狂风之夜。我醒过来后，便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布洛肯峰30 的鬼魂”，亦即我自己的影子在我带着的这盏小灯的灯光照射下投放在飞漩的浓雾上而形成的。我还知道，这盏小灯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惟一一盏灯。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拥有的惟一财富，而且还是最大的财富。相比起来，与黑暗的威力相比，这盏灯虽然显得无穷的小和脆弱，但它却仍然是一盏灯，我的惟一的灯。

　　30　萨克森地区哈兹山脉的最高峰。登山者常可看到自己的影子，因光学原因被放大后投射在对面山峰顶部的云雾上。

　　这个梦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现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那提灯者，而第二人格则像一个影子那样跟随着他。我的任务是护住那灯并不要回过头去瞧那永存的生命力，后者显然是一个为一种不同的光所照耀的、一个禁止人们涉足的王国。我必须迎着风暴前进，而后者则尽力要把我推回到无穷黑暗的一个世界里，一个人在那里，除了背景中各种事物的表面之外是什么也意识不到的。在第一人格的角色里，我必须前进——我得学习、挣钱、负各种责任、受各种拖累，糊涂不清、犯各种错误、忍辱负重、经历各种失败等等。把我向后推的风暴是时间，它不停地流向过去并不停地紧跟在我们后面。它发出一种巨大的吸力，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吸进其身体里；只有吃力地前进，我们才能逃脱其魔掌，而且还是暂时的。过去是可怕地真实并且是存在着的，谁要是不能以满意的答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谁攫在手里。

　　我的世界观又一次发生了九十度角的转动；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道路无法改变地通向外部世界，进入到具有三维特征的有限区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来，亚当一定曾经以这种方式离开过伊甸乐园；伊甸乐园对他来说已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使人恐惧的东西，而他得满头大汗地耕种满是石头的土地这种活计也就成了一种轻松的活儿了。31

　　31　《圣经?旧约》载，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亚当从此只有满头大汗地耕种满是荆棘和石头的土地才能餬口。

　　我自问道：“这样一个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直到那时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梦是直接由上帝送来的。但现在我却吸收了大量的认识论的观点，因而便使我怀疑起来了。例如，人们可以说，我的顿悟是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成熟起来，然后才突然以梦的形式破壳而出的。说实在的，它就是那么发生的。但是这种解释却只是一种描述就是了。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过程和为什么它以意识的形式破壳而出。我并没有故意地干过任何事情来加速任何的这样一种发展；相反，我的同情心却在另一个方面。因此，在这些景象之后一定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是某种理智在起作用，至少是某种在理智上胜过我的东西在起作用。在意识之光的照耀下，内心王国之光便以一个硕大无朋的影子显现出来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想法确实不是某种我会自发地想到的东西。现在，完全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许多以前对我来说是无法解释的事情——特别是以前每当我间接提到使人会想起内心王国的任何事情时，人们脸上便会掠过显得尴尬和疏远的冰冷阴影的神情。

　　很清楚，我一定得把第二人格丢到脑后去。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该向我自己否认他或宣布说他是无效的。这只会等于是自残手足，此外还只会使我失去解释这些梦的起源的可能性。因为无疑在我心中，第二人格与梦的制造是有某种关系的，而我也可以很容易就认为他具有必要的更高的理智了。但我却觉得自己日渐与第一人格同一了，而且这种状态反过来证明只是远更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就是了；由于这一原因，我又觉得自己与他又不再是同一的了。他确实是一个幽灵，一个精灵，能够与黑暗世界对抗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在做此梦前尚不知道的某种东西，而且甚至就在此时——回想起来我确信这个——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它而已，尽管我绝不怀疑在情感一上我是认识它的。

不管怎样，我和第二人格之间却产生了分裂，结果，“我”被指派给了第一人格，并在相同的程度上与第二人格分隔了开来，后者因而可以说便获得了一种独立的人格。我并不把这与任何一种肯定的个性的想法联系起来，而这种个性乃是一个幽灵所可能有的；由于我是在乡下长大的，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本不应显得奇怪才是。在乡下，人们按照情况的不同，是相信这样的事物的，即是但同时又不是的事物。有关这个精灵的惟一明确的特征是其具有历史性的特性，即他在时间上有延展性，或更确切地说，他是没有时间性的。当然，我并不用这样多的话来告诉自己这一点，对其在空间的存在也没有形成任何观念。在我那第一人格的存在的背景里，他起着一种要素的作用，从来不是明确地限定了的然而又是确定地存在着的。

小孩子对于大人所说的话所作出的反应，远比不上对在周围环境下摸不着猜不透的事物所作出的反应更甚。小孩是潜意识地使自己适应于它们的，而这便在他身上产生了具有补偿的种种相关性。甚至在我最幼小的儿童时期便逐渐拥有的特定的“宗教”观念，便是一种自发性的产物，只可以认为是我对我父母的环境及对时代精神所作出的反应。我父亲后来只好屈从对宗教的各种怀疑自然便只得经历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自己的世界及大体整个世界发生的这样一种剧变，便会把其影响向前推进；这种影响的时间越长，我父亲那意识着的头脑便会愈加拼命地反抗其威力。我父亲所具有的预感使他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尔后这种种不安又传到了我身上，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我从来没有这种印象，认为这些影响是从我母亲方面发散出来的，因为她是以某种方式扎根于深深的，不可见的土地上的，而这在我看来，绝不是出于她对基督教信仰的坚信。对于我来说，它是以某种方式与动物、树木、山脉、草地及流水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一切，与她那信仰基督教的外表及她通常对信仰加以维护的做法形成了最奇妙的对比。这一背景与我自己的态度很好地对应了起来，因而没有造成我有什么不适感；相反，它反而给予了我一种安全感，使我自信这就是使我可以在其上站稳脚跟的坚实地面。我从来不觉得这一基础是十分“异教徒式的”。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在这种冲突中给予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这一冲突那时已在父亲的传统与我那潜意识因而一直受到激励而创造的奇异的、补偿性的产物之间展开。

回顾起来，我现在可以看出，我童年时的发展，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已预示了我未来的事件并为我在适应父亲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溃及为有关这个世界的破坏性的新发现的这种种情形扫清了道路——今天我们大家都明白的新发现并不是经过一两天就形成了的，而是事先就已长时间地在发生影响。尽管我们人类拥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然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其岁月以世纪作单位来计算的一种集体精神的代表者、牺牲者和促进者，我们很可能终生都在认为，我们向来是凭本能行事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形下，我们不过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跑龙套的角色而已，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却存在着种种因素，使我们的生活不由自已地受其影响，而要是这些因素不为我们所觉察，其影响的程度也就更甚了。因此，我们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几个世纪里的——这个一部分，只供我自己利用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第二人格”。它不是一种个人的玩物，这种情形可以由西方的宗教所证实。这种宗教明确地把它自己施加到这个内在的人的身上，并在为时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认真地竭力使他认识带有其个人的先入之见的我们的表面意识，“无须到外面去找，真理就潜藏在这个内在的人的身上。”

在1892－1894年间，我与父亲进行过一些相当热烈的讨论。他曾在戈廷根学习过东方语言并就阿拉伯版的《所罗门之歌》32 写了其学位论文。随着最后一次考试的结束，给他带来荣耀的日子也就结束了。此后，他在语言上的才华便给湮没了。作为一个乡村牧师，他落进了一种感伤的理想主义里，落进了对他大学时期的黄金时代的回忆里并继续用他当大学生时的长柄烟斗抽烟，他还发现他的婚姻并非如他先前所想象的那么美满。他做了许多的好事——实在太多了——而结果则往往是使人生气的。父母俩都极力过着虔诚的生活，但结果俩人之间互相反目的情形却实在太经常了。这些困难，虽很可以理解，但后来却粉碎了我父亲的信仰。

　　32　《所罗门之歌》，即《圣经?旧约》里的“雅歌”。

　　那时候，他的烦躁易怒和不满日有所增，而他的状况使我对他很是关心。我母亲避开一切可能刺激他的事并拒绝与他进行争吵。尽管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往往却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脾气。在他大发脾气时我便顺从地不发一语，而在他显得比较和气时，有时我便设法找些话与他交谈，希望得悉点他内心的想法及他对自己的了解情形。在我看来，很清楚，某种甚为特别的事情正折磨着他，而我怀疑此事乃是与他的信仰有关。从他无意中作出的一些暗示里，我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忍受着由于对宗教产生了种种怀疑而带来的痛苦。这在我看来，肯定就是他是否已获得了那种必要的体验的那种情形。从我设法与之进行的讨论里我看出了，实际上，某种那样的东西却是缺乏了，因为我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他都给以同样的、听腻了的、毫无生气和合乎神学规范的回答，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而这便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在吵架时抓住这些机会并跟其景况妥协。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问题很伤他的心，但尽管这样，我却不想进行一次建设性的谈话，因为在我看来，他竟没有过对上帝的体验这一所有一切体验中最显著的体验，实在几乎令人难以设想。我对认识论知道不少，因而便认识到，这样一种知识是无法加以证明的；而且我还同样清楚，这实在也跟夕阳西下之美或黑夜的恐怖那样，是无需加以证明的一样。毫无疑问，我曾笨拙地设法向他传达这些明显的真理，满怀希望地帮助他承受起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他身上的这一灾难。他是得与某个人争吵的，于是他便与他家里的人和他自己吵起来了。他何以不与上帝这位一切造物的阴沉的创造者进行争吵呢，因为只有他才应为世上的各种痛和苦难负责啊？上帝肯定会以答案的方式而让他做一下那种奇妙的、无限深刻的梦；尽管我没有向他请求，上帝却让我做过这种梦并让这种梦来决定了我的命运。我并不知道其原因，它只是这样就是了。对呀，他甚至让我瞥了一眼他自己的本形。这是一个重大的秘密，我是不敢也无法向我父亲揭示这一点的。要是他能理解有关上帝的直接体验，我本可能向他揭示这一点的。但在我与他的交谈中，我却从来没有走出这么远，甚至从不走近到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范围，因为我总是以一种非心理学的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它并尽一切可能来避开会引起感情冲动的各个方面。这种方法每一次都像对着公牛的一块红布那样，导致了我所无法理解的种种恼人的反应。我实在无法理解，一种完全合理的争辩，怎么竟引起了这种感情上的抵制行为的。

　　这些毫无结果的讨论触怒了父亲和我，最后我们便放弃了这些讨论，各自背负起自己所特有的自卑感来。神学使父亲和我互相疏远了起来。尽管我觉得并不孤独，我却感到再次遭受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我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他正无法逃避地屈从于他的命运了。他孤独，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与之交谈。至少我知道，在我们的熟人中是无法找到一个我可以加以信任让他来说这种能有所帮助的话。有一次，我听见他在祈祷。他拼命斗争着要保有自己的信仰。我心里震动起来但同时又极为气愤，因为我看出了，他是多么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教会及其神学思想里而不能自拔了。它们堵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路，可是然后又不守信用地抛弃了他。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较早那次体验的最深刻的含意了：上帝本人已拒绝为神学及建立在神学之上的教会负任何责任。另一方面，上帝又宽恕了这种神学，就像他宽恕过许多别的什么一样。设想人应为这种种发展负责，这在我看来实在荒唐。说到底，人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就跟小狗一样，生下来就又聋又瞎，”我想道，“并像仁帝所有的造物那样，只拥有最模糊的一点光，这点光绝不足以照明他们在其中摸索前进的那一片黑暗。”我同样地确信的是，我所认识的神学家们没有一个人曾亲眼见到过“那照亮了这片黑暗的光明”，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他们就不可能去教一种“神学的宗教”了；而这种宗教在我看来是有很大的不足的，因为它与此毫无关系而是要不抱什么希望地相信它。这就是我父亲以前极力英勇地这样做了的，但结果却碰了壁。他甚至无法保护自己不受精神病医生的那种可笑的物质主义的侵犯。这也像神学一样是某种人们得加以相信的东西，但只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就是了。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确信的是，这二者均缺少了认识论方面的批判及体验。

　　我父亲显然受到这种印象的左右，即精神病医生已在人脑中发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证明了，在精神本应该所在的地方，有的却只是物质，而“精神的”东西却什么也没有。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预感到，要是我学医，我应以上天的名义起誓绝不要成为一个物质主义者。这种警告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应该什么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物质主义者相信的是他们的定义，就跟神学者相信他们的定义一样；我还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我认识到，他这一著名的信仰曾恶毒地捉弄过他，不但捉弄过他，而且还捉弄过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有教养的严肃的那些人。信仰的最大罪过，在我看来，就在于它排斥经验。神学家怎么竟会知道，上帝有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同时又“许可”别的某些事物存在的呢，而且精神病学家又怎么知道物也被赋予了人的心灵的种种特性的呢？我要是屈服于物质主义，那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我父亲却肯定不可能这样。显然，有人低声就“联想”说了点什么，因为我发现，他正在阅读伯恩海姆译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关联想的那本书33 。这是一个崭新的和重要的开端，因为以前我从未看见，父亲除了小说及偶尔读读游记之类的书外，是别的什么都不看的。一切“有吸引力的”和有趣的书都属禁忌之列。但是阅读精神病学方面的书根本不能使他稍稍愉快起来。他的沮丧情绪变得越来越经常了和越来越剧烈了，他自疑有病的情形也是如此。一连好几年，他一直在抱怨有各种各样的肠胃病症状，然而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却一直未能确切地检查出他身上出了什么毛病。现在，他又抱怨说“腹部有结石”的感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此并不加以认真对待，但后来那医生却也怀疑起来了。这大约是在1895年的夏末左右。

　　33　指《联想及其治疗作用》（莱比锡与维也纳，1888年版）。——原注

那年春，我已进入巴塞尔大学开始学习。我一生中所感到厌烦的惟一的那段时间——我在高中上学的那些日子终于结束了，而通向“文科大学”与学术自由的金色大门正为我洞开着。现在，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听到有关大自然的最根本的一些方面的真理了。我将会学到有关人的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现已为人所知的一切，并掌握有关各种疾病的知识。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被批准加入了我父亲以前所属的一个佩戴彩色徽记的兄弟会。在我还在大学一年级时，他赶来参加了兄弟会的一次远足，这次远足的地点是马克格拉芬县属下的一个种葡萄酿酒的村子，他在那里还发表了一篇异想天开的演说。令我快慰的是，他大学时代的那种快乐精神在他的演说里再次表现了出来。我一刹那间认识到了，在他毕业之时，他的生活停止不前了，一首大学生歌曲的歌词便同时回响在我的耳际：

他们垂头丧气地迈步

　　走回到市侩的国土，

　　啊呀呀，我的老天，

往昔的情形已发生了巨变！

这些话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心灵。从前，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也是个充满热情的学生，情形就跟我现在一样；世界向他打开过大门，就跟它现在对我那样；知识的无穷财宝摆在了他的面前，就跟现在摆在了我面前一样。后来，一切对他来说却枯萎了，变得充满了辛酸，这种情形怎么竟发生了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找到的答案太多了。那个夏夜喝过葡萄酒后他所发表的那篇演说是一次最后的机会，使他得以跳出回忆，而像他本应是的那样度过了一段时光。此后不久，他的健康情况恶化起来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卧床不起了，1896年初便去世了。

　　上完课后我回了趟家，问及了他当时的情况。“唉，还是老样子。他身体很虚弱。”母亲说道。他低声向她说了点什么，她把这向我作了转述，然后使用眼色向我示意，提醒我他已处于神志昏迷状态了：“他想知道你是否通过了国家级考试。”我明白我必须撒次谎。“通过了，考得还挺好。”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便闭上了眼睛。稍后，我又进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独自一人，母亲在隔壁房间收拾着什么。他的喉咙发出咯咯的响声。我知道他已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中。我在他床边站着，被这种情境迷住了。以前我还从没看见过人死去。突然之间，他停止了呼吸。我等着，等着，等着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却再也没有出现。于是，我想起了我母亲，便跑进了另一个房间，看见她坐在窗前打毛线。“他已在弥留之际啦。”我说道。她跟着我来到床边，看见他已经死掉了。她仿佛觉得十分奇妙似的说道：“这一切过去得多快啊。”

　　随后的几天是一片忧伤和痛苦，没有多少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母亲用她的“第二”声音跟我，或者说跟她周围的空气说道：“他为您及时地死去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你们并不互相理解，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妨碍您的东西啦。”这种看法在我看来是符合我母亲的第二人格的。

　　“为您”这个字眼儿给了我可怕的沉重的一击，我感到往昔的日子的一小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永远结束了。但同时，男子汉和自由的一小部分则开始在我身上觉醒。我父亲去世后，我便搬进了他的房间并取代了他在家里的地位。比如说，我得每星期把家用开支的钱亲手交给我母亲，原因是她不会计划家庭经济开销和不会理财。

　　在他去世六个星期后，我父亲对于我便显得像是一个梦。他会突然之间站在我面前，说他就要度假回来了。他的健康已得到很好的恢复，现在正在回家。我觉得，由于搬进了他的房间，他可能会讨厌我的。可是一点儿也不是这样！虽然如此，我仍觉得于心有愧，原因是我想象他已经死掉了。两天之后，我又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我父亲恢复了健康并且正在回家，于是我便再次责备我自己，因为我认为他已经死掉了。以后，我便不断地自问道：“我父亲在梦中回转家来，而且他的样子又显得那样逼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次无法忘却的体验，而这便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后的生活的事来。

　　随着我父亲的去世，关于我继续在大学读书的困难问题便出来了。我母亲的一些亲戚认为，我该在商行里谋个小职员的工作，以便尽可能快地挣钱养家。我母亲最年幼的弟弟提议资助她一把，因为她的钱财几乎不足以养活她自己。我父亲这边的一位叔父则同意资助我。在我读完大学时，我欠了他三千法郎。其余部分我则是靠当助教和帮助一位年老的姑妈转卖她收集的那一小部分古董而挣得的。我以高价一件件地把它们卖掉，从中便可抽取相当不错的一个百分比的钱数。

　　我绝对忘不了这段穷困的时间，一个人这时便懂得了珍惜价钱便宜的东西。我仍然记得有过这么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当礼物送给了我，我喜欢得不得了。这盒雪茄我足足抽了一整年，因为我只准许自己在每逢星期天时才抽一根。

　　我的大学生活在我来说是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均充满了理智的活力，它还是一个交朋结友的时候。在兄弟会的几次会议里，我就神学和心理学方面作了几次讲演。我们还进行过许多热烈的讨论，但并不总是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叔本华和康德进行争论，我们还懂得西塞罗34文体的优美的一切，我们还对神学和哲学有兴趣。

　　34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著作家。

　　在大学期间，在有关宗教问题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家时，我获得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与以前曾是我父亲地区的主教的一位神学家谈过一次话。他不但以胃口非凡而著称——这我是望尘莫及的——而且还博学异常。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教会神父和教规历史方面的东西。他还给我大略地讲了些有关新教35神学方面的一些新知识。里敕尔36 的神学在当时十分流行。这种神学的历史循环论使我很感气愤，特别是那用铁路火车来作出的比较37 。在兄弟会里我与之进行过多次讨论的神学系的学生们，对于基督的一生所给予历史的影响的这一理论似乎全都觉得很满意。但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却不但显得愚蠢，而且还没有丝毫的生气。我也无法赞同这种倾向，即把基督推到前台并使他在上帝与人的戏剧中充当决定性人物的角色的做法。在我看来，这是绝对违背基督本人的这一观点：产生了他的圣灵，会在他死后取代他在人世间的地位。

　　35　新教：指德国路德进行“宗教改革”而脱离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

　　36　里敕尔（1822－1889）：德国基督教信义宗神学家。

　　37　阿尔布列希?里敕尔把基督的到来比作一列火车的车轨。火车头从后面提供推动力，这一推动力便传遍整列火车，于是最前面的车厢便开始移动。以同样的方式，基督所给予的推动也便向下传给以后的各个世纪。——原注

　　在我看来，圣灵是无法想象的上帝的化身。圣灵的活动不但是崇高庄严的，而且还带有那种奇异及甚至是令人怀疑的特色，而这种特色又是雅克威38 的行为所特有的；对于雅克威，我是天真地把他等同于上帝的基督形象，这是我在接受坚信礼时他们所教导我的（这时我仍然不知道，严格地说来，魔鬼也是与基督教同时产生的）。我主耶稣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因而便是一个也会产生错谬的人物，要不就是圣灵的喉舌而已。这种甚为不正统的看法，是跟神学上的看法相距甚远的，自然便使人觉得完全不可理解了。我对此所感到的失望便逐渐导致我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此外还证实了我的看法：在宗教问题上，只有体验才是重要的。

　　38　雅克威（或耶和华），是上帝的一种别称。

　　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我发现，科学虽然打开了通向大量知识的大门，但在提供真正的顿悟方面却少得可怜。而这种顿悟，总的来说是有着特有的性质的，我从哲学著作的阅读中懂得，心灵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情境的原因。没有心灵，便不会有知识，也不会有顿悟。然而关于心灵，却不见有只字提及。它到处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甚至当有人提及它时——例如，C. G. 卡鲁斯就是这样——却显出对它没有真正的了解而只有哲学式的沉思冥想，而这实在是太容易作出这种那种的冥想了。对于这种言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在第二学期末，我却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发现将产生重大的结果。在我一位同学的父亲的藏书室里，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本论述精神性现象的小书，出版日期为70年代。这本书叙述了唯灵论的起源，其作者是一个神学家。我最初的怀疑很快消失了，因为我忽然明白了，书中所述的，总的说来，大都是自童年时代以来我在乡下所再三再四地听到的那些同样的故事。毫无疑问，其材料是可信的。但是这些故事是否具有物质的真实性，对这一重大的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却不能令我满意。虽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各个时代，这些同样的故事却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再三再四地有所报道过。这其中必然有某种原因，而且这种原因不可能就是到处都具有同样的宗教观念这一显著的缘故，因为很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反，它是必须与人的心灵的客观行为相联系的。但就这个主要问题——心灵的客观性——而言，除了哲学家们所说的东西之外，我却绝对找不出什么东西来。

　　唯灵论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古怪的和值得怀疑的，然而就客观心灵现象而言，它们却是我所见到的首批记录。诸如像左尔纳和克鲁克斯等人的名字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实际上便读完了那时我所能到手的全部这方面的书籍。很自然，我也把这些事情给我的朋友们谈起过，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反应既有嘲弄或表示不信的，也有急忙起而抗辩的。我奇怪的是他们竟会态度肯定地断言说，像鬼魂和转动桌子这一类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而也就是骗人的，而在另一方面，他们这样作时又显然表明他们是采取不说有也不说无的守势态度的。我自己也不敢肯定这些报道的绝对可靠性，但是说到底，何以就不应该有鬼魂呢？我们怎么竟会知道某种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急急忙忙地表明态度又是什么意思呢？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和极为吸引人的。它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具有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有可能与鬼魂有点什么关系吗？康德的《一个看见鬼魂的人的梦》的出版真是十分及时，而且我还很快就发现了卡尔?杜普雷尔这个人，他的著作从哲学上和心理学上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评价。我还挖掘到了埃斯肯梅耶、巴萨旺、吉斯提奴斯、克尔纳和格雷斯的著作，还读了斯威登堡39的七卷著作。

　　39　克尔纳（1786－1862）：德国诗人和唯灵论者；格雷斯（1773－1848）：德国作家；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余者不详。

　　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全心全意地对我的热情表示同情，但我所认识的其他所有人却显然使我感到泄气。在这以前，我只是撞到了传统观点所筑成的厚墙而已，但现在，我却撞在了人们的偏见及完全不承认有异乎寻常的可能事物的看法所筑成的铜墙铁壁。甚至在我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形。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一切要比我专注于神学还要更加糟糕。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已经向前走到了世界的边缘，对我来说具有极大兴趣的，对别人来说却觉得空虚无聊，甚至还使人见了就觉得可怕。

　　怕什么呢？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释。不管怎样，认为有可能有越出了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有限范畴的事件的这一看法，是没有什么荒唐乖谬和惊世骇俗的啊。动物能够事前就预感到暴风雨和地震，这是人所共知的。确有预见到某些人死亡的梦，确有在人死的一刻停止了走动的钟，确有在危急时刻破碎了的镜子。所有这些事情在我童年的世界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到了现在，我却显然成了是曾经听到过这种事的惟一一个人。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自问道，我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很明白无误的是，城市的世界对于乡村的世界，对于山脉、树林和河流的世界，对于动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种晶体）的现实世界，是一无所知的。我觉得这样一种解释使人觉得舒服。不管怎样，这种解释支持了我的自尊心，因为我认识到，尽管它是个学识的宝库，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却是十分有限的。这种顿悟证明是很有害的，因为它诱使我落进了不时地自觉优越、批评不当和盛气凌人的陷阱之中，弄得我令人讨厌——这可真是自作自受。而这终于又使我重新产生了旧日的各种怀疑、自卑感和情绪抑郁——而这种可恨的情形我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加以冲破的。我不再愿意站在这个世界之外，享受那种我是个怪人这种令人难堪的声誉的。

　　我开始时的引论性课学完之后，我便变成了解剖学方面的低级助理教员，随后的一个学期，示范老师让我负责讲授组织学课——对此我极感满意，这是不用说的了。我自己主要对进化理论和比较解剖学有兴趣，我还因此熟悉了新生机论。而使我最着迷的是最广义的形态学方面的观点。它是与生理学正相反的学科。后者由于要进行活体解剖，所以我对这个科目很为反感，而活体解剖的目的，则不过是为了进行示范而已。热血动物跟我相似而并非只是有理智的动机，这种感觉我一直无法排除掉。因此，只要我能够，我就把示范课去掉。我认为，我们是得用动物进行实验的，但是，进行这种实验的解剖示范在我看来却是可怕的、野蛮的，而最主要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根据描述，我便足以想象出解剖示范整个过程的情景。我对动物的热爱并非来自叔本华哲学里那种佛教式的装点门面，而是基于一种原始的意向态度更深厚的基础之上的——基于潜意识地与动物等同的基础上。当然了，当时，对于这一重要的心理学上的事实，我是完全一无所知的。我对生理学是如此反感，因而这一科目的考试成绩便相对地差，幸而总算还混了个及格。

　　随后的两个学期是有关临床的学习，这使我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可供我涉猎与此无关的其他方面了。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时间研究康德。我还刻苦地研读了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计划，然而我却迟迟没有开始阅读其作品，原因是我觉得自己还未作好充分的准备。那时候，他受到人们的广泛讨论，但大都贬多于褒，讨论者多是据说是有能耐的哲学方面的学者们；从这些褒贬中我可以推想出他在高层人士们中引起了多么大的敌意了。当然，这些人中的最高权威是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了，他那各式各样的对尼采的批评性评论到处可见。此外，我们大学还有些与尼采本人有些过从的人，此时便到处散布有关他的各种各样并非恭维的琐事闲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尼采的著作连一个字也没有读过，因而便只好就他的外表性的怪癖大作文章，如摆绅士的架子，他弹钢琴的架子、他文体的夸张——这些怪癖使当时巴塞尔市有身份的人士们很觉碍眼。使我推迟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当然不是这些事情——相反，它们倒起了最强烈的推动作用。我之所以推迟了，是因为我暗地里害怕，我也许也会像他那样，至少是在那种“秘密”方面会像他那样，结果导致与周围的人和环境隔绝。也许是——有谁会知道呢？——他曾有过内心的种种体验和种种顿悟，而不幸的是他又企图对此谈论谈论，结果却发现没有人能理解他。很明显，他是或至少被人认为是个怪物，是个大自然的嘲弄对象；而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想成为这样的。我担心，我可能会被迫承认，我也是另一个这样的怪人。当然了，他是个教授，写出了大本大本的厚书，并因此而获得了难以想象的荣誉。但是，他也像我那样，是个牧师的儿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国土辽阔的德国，国土一直远伸至海边，而我却只不过是个瑞士人，出身自位于边境的小村子的一个安分守己的牧师家庭而已。他讲的是优雅的高地德语，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可能还懂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而我有把握地运用自如的惟一语言却只有瓦格斯－巴塞尔方言。他，拥有所有这些堪属可引以为荣的东西，即使被人当作是某种怪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却绝不能让人发现我在多大程度上也像他一样啊。

　　尽管心里有这种种担心顾虑，我还是感到了好奇心的驱使，最后便决心读读他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是我阅读的第一本书。我被其热情弄得心醉神怡，不久后我便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跟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体验。《查拉图斯特拉》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现在便对应于查拉图斯特拉了——尽管这有着把一个鼹鼠掘起的土堆比作布朗山40 之嫌。而查拉图斯特拉——对此可以说绝不必怀疑——是病态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态的吗？这种可能性使我十分惊恐，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个想法在不合时宜的时刻却再三再四地涌上我的脑际，使我冒出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后，我便只好进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晚年才发现了他的第二人格，这时他已年过中年，而我却自童年时代起便认识我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和不谨慎地谈到过这个阿尔希顿（arrheton），这个无以取名的东西，仿佛它是很合适的。但我很快就注意到，这只会引起麻烦。在他还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将会怎样还不必顾及时，他来到巴塞尔大学当教授，实在是太有见地了。他是如此聪明，本该及时注意到有些事出了毛病才对。我觉得，那就是他那病态的误解，即他毫不担心地和毫不怀疑地在一个人们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和毫不理解的世界里却把第二人格放出来乱跑。他被一种幼稚的希望所促动，想找到能够分享其狂喜及能把握其“对一切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价”的思想的人们。然而他却只找到了有教养的市侩们——使他悲喜交集的是，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他们中的其余人那样，在他冒冒失失地一头撞进那不可言喻的神秘里并想向愚钝的和为上帝所抛弃了的大众对这种神秘进行赞美时，他却对自己一无所知。这就是他之所以语言夸夸其谈、譬喻堆砌重叠、赞美诗式的欢乐情调的原因所在——全都是妄图引起已把其灵魂卖掉以换取一大堆互不连贯的事实的广大人们的注意。结果他——他宣称自己是走钢丝表演者——便落进了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的深渊。他并不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回头路并且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的，成了一个人们只能极为小心谨慎地加以对待的人。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听说有两个人是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尼采的追随者的，这两个人都是同性恋者，其中一个以自杀告终，另一个则像个被人误解的天才，成了一个废物，我其余的朋友并没有被《查拉图斯特拉》的现象惊得目瞪口呆，而只是对其大受欢迎无动于衷而已。

　　40　布朗山：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就像《浮士德》为我打开了一道门那样，《查拉图斯特拉》则砰地给我关上了一道门，而且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关着。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老农夫一样，发现自己的两头牛显然是中了邪术，把它们的头套在了同一个笼头里。“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呢？”他的小儿子问道。“孩子呀，这样的事人们是不会加以谈论的。”他的父亲回答说。

　　我认识到，一个人除非跟人们谈些他们所知道的事，否则便只能是对牛弹琴。幼稚的人并不意识到，与其友人谈论些后者所不懂的事是一种什么样的侮辱。只有当前者是个作家、记者或诗人时，他们才会原谅这种毫不客气的行为。我逐渐明白了，一种新思想，或甚至只是旧思想的一种异乎寻常的一个方面，只有依靠事实才能与别人沟通。事实是站得住脚并且不会被扫到一边去的；某个人或迟或早总会遇到它们并认识到他所发现的是什么。我认识到，我谈话，原因就在于我缺少某种更好的东西，认识到我应该是在提供事实，但这些事实却是我所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以往很多时候，我发觉自己常常凭经验行事。我开始责怪哲学家们当经验正缺乏时却喋喋不休，而当他们本应用事实进行回答时却把嘴闭了起来。在这方面，他们全都似乎跟浅薄的神学家们没什么两样。我感到，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已穿越过了一个满是金刚石的山谷，但是我却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在我更仔细地观察它们时甚至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说我所带回来的样品并非只是些石块而已。

　　这是1898年，此时我已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起当一个医生的生涯了。我很快得出结论，觉得自己必须学有所长。这种选择看来在于外科和内科之间。我倾向于选择前者，原因是我受过解剖学的专门训练，此外我还很喜爱病理学，而要是我拥有足够的资金，便很有可能使外科成为我的职业了。向来，为了上学而使自己债台高筑，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试之后，我便得尽早地开始挣钱养活自己了。我设想过在某个县级医院当助理医师的生涯，在那种地方比起在一个诊所来，更有希望谋得一个有薪金的职位。此外，在一个诊所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其负责人的支持或其个人的利害关系。由于我人缘有问题，与别人又落落寡合——这种体味我实在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设想会好运临头，于是便只好满足于在一所地方医院谋个职位这种并不过高的前景了。其余的便取决于努力工作，取决于我的本事和申请了。

　　然而，在暑假期间，却发生了某件注定要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我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房间的门洞开着，我母亲就坐在里面织毛线。那房间是我家的饭厅，里面就摆着那张胡桃木圆餐桌。这张桌子原是我祖母的嫁妆，到这时已大约有七十年了。我母亲坐在窗前，隔那桌子约有一码之远。我的妹妹上学去了，而女佣则在厨房里。突然间，砰地响起了一声有似手枪射击的声音。我一蹦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传出爆炸声的那房间，只见我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她那扶手椅里，毛线团从她手里落到了地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出、出、出了什么事啦？就在我身边！”然后她便盯着那桌子。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发生的事情了。那桌子从边缘到中心以外处裂开了一条缝，而且还不是沿着榫眼处裂开的；这裂缝直穿这硬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击那样呆了。这样的事情怎么竟会发生呢？风干了有七十年的一张硬胡桃木桌子——怎么竟在夏季的一天，在我们这里气候所特有的、湿度相对地高的时候，裂了缝呢？如果是在寒冷干燥的冬天，它又摆在一个火炉旁边，发生了这种情形倒还是可以想象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种爆炸呢？“古怪的事肯定存在着。”我想道。我母亲脸色阴沉地点点头，“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声音说道，“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虽然出于不得已，我却印象极深，而由于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便生起自己的气来。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在傍晚六点钟时回到家里，结果发现我们全家——我母亲、我那十四岁的妹妹及那女佣——全都处于一种十分激动的状态。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前，又发生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这一回，却不再是那已裂了缝的桌子了，响声是从餐具柜的方向传来的，这东西是一件沉甸甸的家具，早在19世纪初就买来了。她们已经从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却找不到有什么裂缝的迹象。我立刻动手把这柜子细细检查了一遍，连其周围的地方也细细检查了，但也同样毫无结果。然后，我便开始检查起这柜子的内壁来。在存放着面包篮的碗柜里，我发现了一条面包，在其旁边放着的，则是一把切面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崩成了几块碎片，刀把躺到了四方形的面包篮的一个角落里，在其余的三个角落里，每个角落躺着一片刀刃。这刀子不久前刚使用过，是在四点钟喝茶时用的，然后便被放到了一边。过后便没有人到餐具柜里取过东西。

　　第二天，我把这把坏了的刀子拿到镇上一个最有名的刀具商那里去。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了裂痕，然后便摇了摇头。“这把刀子完全没有什么毛病。”他说道，“钢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有人故意把它一片片地弄坏的。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可以把刀刃插进抽屉的裂隙里，然后一次折掉一片。也可以用别的办法，如从高处把它朝下落到石头上。但是好钢是不会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跟您开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母亲和我妹妹那时正好在那房间里，这突然的轰响使她们吓了一跳。我母亲的第二人格含义深长地瞧着我，但我却找不到什么话好说。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对于已发生的事作不出任何解释，我只好承认，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桌子裂开缝和刀子破碎了，这是为什么和怎么发生的呢？假定说这是偶然发生的巧合，这样说却实在太过了。出于偶然的机会，莱茵河竟有一次倒流了，这在我看来也是极不可能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释也被自动地划掉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星期以后，我听说有几个亲戚在搞桌子转动的事已有好些时候，他们还有一个降神者，一个十五岁半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我见见这个降神者，据说这个人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便想到了在我们屋里的那种古怪的现象，于是我便猜想，它们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这位降神者有联系。于是，我便开始列席他们的降神会，这种降神会每星期六傍晚定期在我亲戚家里举行。我们在沟通的形式和墙的四壁及桌子发出啪啪声方面果然有了结果。不依赖于降神者，桌子会移动是令人起疑的，而且我很快发现，对这种实验增加某些限制性的条件一般来说会有妨碍性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动发出啪啪声的，随后便把注意力转到传递信息的内容方面来。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列举出了这些观察的结果。经过大约两年的实验，我们全都对此变得相当厌烦了。我发现了这位降神者通过诡计来企图使人产生异象，而这便使我从此不再参加这些实验了——我后来对此甚觉后悔，因为我从这个例子中懂得了一个第二人格是怎样形成的，懂得了它是怎样进入一个小孩的意识里并最后使后者结合进她本身里。她是那些早熟的异人之一，由于肺结核病，她在二十六岁时便死掉了。在她二十四岁时，我又见过她一次，并获得了她具有个性独立并成熟这一永久性印象。在她死后，我听她家里的人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她的个性一点儿一点儿地解体了，到了最后，她竟回复到一个两岁的小孩的状态，而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去世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重要的体验，它把我较早期的所有哲学一扫而光并使我得以能够获得一种心理学上的观点。对于人的心灵，我已发现了一些客观的事实。然而这种体验再次又是那种我无法言喻的体验。可以把这整个故事对之加以讲述的人我却一个也找不到。我于是只得再次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搁到一边去。直到过了两年之后，我的专题论文才问世。41

　　41　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种精神病学研究”（1902），载《精神病学研究》。——原注

　　在那医务所里，弗列德里希?冯?穆勒取代了老伊玛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发现了一个吸引住了我的很有才华的人。我看到了，一种深邃的理智是如何把握住了问题并提出了疑问的，而在这些疑问中，这个问题便等于解决了一半。在他那方面，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种东西，因为到我实习将近结束时，他提议说，我作为他的助手，应该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因为他已接受了到那里的任职。这一邀请差点儿使我决心献身于内科了。要不是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对有关未来的职业的一切顾虑的事，我是会那样做的。

　　尽管我一直在听着精神病学和临床的课，但当时那位讲授精神病学课程的老师讲的却不是那么使人感兴趣和启发思路，而当我回忆起精神病院的体验对我父亲的影响时，这就无法使我对精神病学抱有好感了。因此，在准备回家考试期间，精神病学的教科书我是到了最后才拿起来的。我并不希望从中获得什么，因此我仍然记得，当我打开克拉夫特?埃宾42所编著的教科书时，我便想到了：“好呀，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么话好说吧。”专题讲座和临床示范只留给了我微乎其微的印象。在医院里所见到的病例我连一个也记不起来，我所有的是厌烦和恶心。

　　42　《精神病学教科书》，第四版，1890年。——原注

　　我开始读序言，一心想看看一个精神病学家是如何概述其科目的，或到底是如何证实其存在的理由的。通过为我这种趾高气扬的态度所作的辩护，我一定清楚地表明了，在那时候的医疗界，精神病学一般来说是十分被人看不起的。没有人真正对此有所了解，也没有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并把人的各种病理变化包括进这一总体图景里的心理学。医院院长及其病人被关闭在同一个医院里，而这个医院又同等地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就像古时候的麻疯病院与其病人，被隔离在城郊之处一样。没有人愿意朝这个方向看上一眼。而其医生们则也几乎像门外汉一样知之甚少，因而他们的感受也跟这些人一般无二。精神病是一种无望治愈的要命之病，这种看法也影响到了精神病学。精神病医生在那时被看作是个怪人，而这，我不久后就获得了亲身的体验。

　　一打开序言，映入我眼帘的是：“大概是由于这个科目的特殊及其发展尚不完全之故，精神病学方面的教科书便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一种主观性的印记。”几行之后，其作者把精神病患者称作“人格之病”。我的心突然开始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只好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变得十分激动，因为在一闪而过的启示里，对我来说已变得很清楚，精神病学才是我的惟一可能目标。只有在这里，我的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流到一起，形成一条水流并冲出一道河床来。这里是经验性的天地，与生物学和精神性的事实存在着共性，这样一个天地我一直在寻找着，可是却一直没找到。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天地，一个大自然和精神的冲撞变成了现实的天地。

　　当克拉夫特?埃宾讲到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主观性”时，我便开始作出激烈的反应了。这样看来，我想道，这本教科书部分也是其作者的主观表白。由于他那特有的偏见，由于他的存在所具有的总体性，因而他便站到其经验的客观性的背面并以其整个人格对这种“人格之病”作出反应。在医院时，我从来没有听到我老师说起过这样的事。尽管克拉夫特?埃宾的教科书与其他这类教科书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但这几点暗示却给精神病学投射下了一道可使人脱胎换骨之光，使我身不由己地便被它吸引住了。

　　决定作出了。当我告诉我那位内科方面的老师我的意愿时，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惊异和失望的表情。我那个老创伤——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且与别人疏远的感觉——又再次开始痛了起来。不过现在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没有人，甚至连我本人，也从没想到过我竟会对这一偏僻的小径发生兴趣。我的朋友们既感惊诧又想不通，认为我是个傻瓜，竟放弃了谋取医学内科这一明智职业那令人羡慕的机会，放弃了这一如此诱人且唾手可得的机会而喜欢上这种精神病学上的胡说八道。

　　我明白，我显然再次走进了一条谁也不能谁也不会跟着我走的死胡同。但是我懂得——而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使我偏离我的目的——我作出的决定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也是命里注定的事。它就像两条河流汇合到了一处而形成了一股急流，毫不留情地载着我流向远方的目的地。我是一个“两重性格合而为一”的人的这种自信的感觉，如同一个有魔力的巨浪承载着我一样，使我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而且还考了个第一名。很有典型性的是，在奇迹之路上我一帆风顺，但潜藏着的重大障碍却使我在最拿手的科目上栽了跟头，这科目就是病理解剖学。由于一种古怪的错误，在除了各种各样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上皮细胞的显微镜的承物玻璃片上，我却看漏了藏在一个角落里的一些霉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出了我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由于这个，我胜利地越过了好几个危险的暗礁。但是报复却来了：在我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却由于最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翻了船。要不是由于这一点，在这次考试中我本可取得最高分的。

　　结果，另一个候选人取得了跟我一样的分数。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其个性我不甚了了且使人觉得很平庸。除了“行话”之外，我无法跟他谈任何别的事情。对于每一件事，他都报之以令人莫测高深的微微一笑，这种微笑不禁使我想到了埃伊纳岛43 的希腊雕像。他有一种高人一等的神气，然而在这种神气之下，他却往往显得手足无措并且在任何情景下均很不相协调。这是否是一种愚蠢呢？但我却从未能证明他是。有关他的惟一确实的事是，他给了我他有着几乎是偏执狂式的野心的印象，这一野心使他除了纯粹的事实外对任何事情均不感兴趣。几年之后，他成了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以之作为事情都有对应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的；在这种心理里，我的人格及其倾向或“人差”便对应于这种“人格之病”。我向来认为，精神病学在最广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病人的心灵与假定“正常”的医生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是病人的人格与施疗治者的人格之间的一种妥协让步，二者从原则上说都是同样的主观。我的目的在于表明，妄想和幻觉并非只是精神病所特有的症状。而且还包含着人人均具有这种种症状之意。

　　43　希腊所属的一个海岛。

　　期末考试完毕之后的那天晚上，我让自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了上戏院看戏这一久已渴望的奢侈享乐。直到这个时候，我的经济情况尚无法允许我进行任何这样的铺张浪费。但靠卖古董得来的钱现在尚余点儿，这就使我不但得以有可能看了一次歌剧，甚至还得以到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游览了一趟。

　　比才44 的音乐陶醉了我，征服了我，使我在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波涛上随波起伏。而第二天，当火车载着我越过边境而进入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之时，《卡门》那优美的旋律仍萦绕我脑际。在慕尼黑，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古典艺术；这种艺术与比才的音乐合在一起，使我处身于一种春天般的、新婚之夜般的快乐气氛之中，这种气氛的深邃和含义，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有所领会。然而在外部世界里，这却是阴沉的七天，其时是1900年12月的1日至9日。

　　44　比才（1838－1875）：法国著名作曲家，著名歌剧《卡门》的作者。

在斯图加特，我拜访了姑妈弗劳?雷玛?荣格，她的丈夫是个精神病学家，此次拜访，未料却是与她永诀的一次。她是我祖父与弗吉尼亚?德?拉索尔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她是个迷人的老太太，蓝色的眼睛闪闪有光，生性活泼愉快。在我看来，她仿佛完全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不可捉摸的幻想和拒绝消亡的各种往事的回忆的世界里——生活在一种正在消亡和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的最后一息中。这次拜访是对我童年的怀念的永诀。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我很高兴能到苏黎世工作，因为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巴塞尔对我来说已变得太气闷和乏味了。对于巴塞尔人来说，除了他们这个市镇之外，别的城镇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尔才是“开化的”，伯斯河的北岸，便是野蛮人的国土了。我的朋友们无法理解我离开此地的原因，猜想我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但他们完全猜错了，因为在巴塞尔，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被人认出是保尔?荣格牧师的儿子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教授的孙子。我是个知识分子并属于一个确定的社交圈子。我对此很为反感，因为我不想也不愿意让自己归入某一类人之中。巴塞尔知识界的气氛在我看来是令人羡慕地具有世界性，但传统的习惯势力却使我受不了。当我来到苏黎世后，我立刻感觉出了这种差异。苏黎世与世界的联系不是通过知识界，而是通过商业。然而在这里，其气氛却是自由的，而我是一贯看重这一点的。在这里，一个人即使不是出自书香门第，你也不会感到千百年的积垢的重压。对于巴塞尔，我时至今日仍有一种淡淡的怀恋，尽管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先的那个样子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巴霍芬和伯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那些日子。仍然记得在大教堂后面那古老的牧师会会堂，仍然记得那横跨莱茵河河面的那座古桥，仍然记得这桥是半木石结构的。

我要离开巴塞尔，这对我母亲来说可就不好受了。但是我知道，我是无法帮助她解除这种痛苦的，而她则勇敢地承受住了。她与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是个清秀而病恹恹的人，在一切方面均与我有所不同。她仿佛生来就注定了一辈子得当老姑娘，而她确实也终身未嫁。但她培养起了一种非凡的个性，我对她的处世态度也很钦佩。她不得不经受一次据称是没有什么妨害的手术，但却不幸死在了手术台上。当我发现，她已事前把她的一切事情，甚至连最后的一个细节，都早已安排妥帖时，我实在深为感动。在心底里，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陌生人，不过我却很尊敬她。我是很爱动感情的，而她却总是显得镇定自若，尽管在内心深处她是很敏感的。我可以想象出来，就像我祖父他那惟一的妹妹经历过的那样，她在妇女敬老院里是怎样打发她的时日的。

我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工作开始了，生活也便具有一种要求人必须专心致志的现实性——精神集中、头脑清醒、认真负责等。它犹如进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等于屈从于只相信大概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放弃奇异的和有意义的一切，及把一切超尘绝俗的东西变成平庸无奇的凡品的誓言。从此之后，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表面，有的只是没有连续下去的开端，有的只是没有相关性的事件，有的只是范围越缩越小的知识，有的只是据说是问题的失败，有的只是令人沮丧的狭隘的远景，有的只是日常事务那无边无岸的沙漠。一连六个月，我把自己关禁在那犹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内，为的是要习惯这精神病院的生活及风气；而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与心理，我便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从头开始一页页地读了一遍。我想要弄清楚，人类的心灵在面对其本身的毁灭情境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因为就我看来，精神病学清楚地表达了在精神病出现之时是如何支配那所谓的健康头脑的那种生物学反应的。我的同事们在我看来，也跟病人那样使我发生兴趣。在随后的几年里，我暗地里编制了我那些瑞士同事在遗传背景方面的统计数字，并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想使自己获得些教益，二是为了好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一心一意扑在工作研究上，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几乎不用说便使我与我的同事们疏远了起来。他们当然不会知道，精神病学对我是多么奇妙，而我又是多么急于想参透其玄机了。那时候，我在治疗学方面的兴趣尚未觉醒，但所谓正常性的病理变异却迷住了我，因为它使我获得了久已渴望的机会，得以更深入地洞察那具有总括性的心灵了。

那时候，这些便是我开始我那精神病学生涯时的状况——我客观的生活得以从中产生出来的主观实验。我既没有超然于我自己并以真正客观的方式来观察自己命运的欲望，也没有这种能力。我是乐于去犯或者编织一个本来应该如何如何的幻想，或写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这种人所熟知的自传作品的错误的。总而言之，人是一个事件，它是无法自行判断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坏，得由他人来作出这种判断。 

 

四　精神病治疗活动

 

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是我的学徒时期。左右了我的兴趣和研究工作的是下面这样一个急迫的问题：“精神病人的内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是个我当时并不了解的问题，我的同事们中也没有谁关心这样的问题。精神病学的教师对于病人要说的话并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如何作出诊断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状和编制出统计数字。从当时流行的临床观点来看，病人的人格即其个性，是毫无关系的。相反，医生带着一长列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及详尽记录的各种症状来见其病人。病人们被定性分类，诊断书上也盖上了橡皮图章，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便算解决了。精神病人的心理，不管怎样，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便变得对我极为重要了，特别是因为他在癔病和梦的心理学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对我来说，他的观点指明了对个别病例进行密切调查和了解的道路。尽管他本人是个神经病学家，但他却把心理学引进了精神病学。

　　我仍然能十分清楚地回想起那时候引起了我极大兴趣的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妇女由于患“忧郁症”而被收进了这所医院。医生像往常那样对她进行了仔细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了各种检验及体格检查之类。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用人们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这个妇女恰好在我所在的那个部门里。开始时，我并不敢对这一诊断结果表示疑问。我那时尚是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因而便不敢鲁莽地提出另一种诊断。但是这个病例却使我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不是那种精神分裂症的事儿，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抑郁症，于是我便决心施用一下我自己的治疗方法。那时候，我正忙于诊断性联想研究，于是我便着手与病人一起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除此之外，我还与她一起讨论她所做的各种梦。我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揭示出了她的过去，而这是既往病史所没有弄清楚的。我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信息，而这种信息则揭示出了一个凄惨的故事。

　　在这妇女结婚之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一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他是邻近那地区所有姑娘们所感兴趣的对象。由于她长得很漂亮，她便认为自己把他搞到手的机会极大。但他表面上却对她毫无好感，于是她便嫁给了另一个男人。

　　五年之后，一位老朋友前去拜访她。他们一起谈起了往事，他对她说道：“在您结婚之时，某个人——您那位某某先生（那个富有的工业家之子）——却吃惊非小。”就是这个时刻！她的抑郁症就开始了，几周之后便导致一场大灾难。她正给她的孩子洗澡，先给她那四岁的女儿洗，然后再给她那两岁的儿子洗。她住在乡下，那个地方的水源并不十分卫生；喝的倒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却用的是河里的脏水。在她给这小姑娘洗澡时，她看见这孩子啜那海绵，但却没有制止她，她甚至还给她那小儿子一杯这种脏水喝。自然，她这样做全是潜意识的，或且只是半意识到了。因为她的脑海里已受到那刚产生的抑郁症的影响。

　　很短时间之后，在这病症的孕育期已过去之后，她那女儿得伤寒病病倒并死掉了。那小姑娘是她的掌上明珠，那小儿子却没有受感染。在这个时候，抑郁症到了急性阶段，这女人于是便被送进了医院。

　　从这一联想试验里，我看出了，她是一个谋杀犯，而她那秘密的详情，我也知道得实在太多了。事情马上就大白了，这就是她那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发生性扰动，而不是患的精神分裂症。

　　那么，现在在疗治方面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呢？直到这时，这个妇女一直被注射麻醉剂以克制她的失眠症，同时还有人监守她以防止她企图自杀。但在其他方面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从体质上说，她的健康情况尚好。

　　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公开地跟她挑明了呢？我应该负担起这主要的责任吗？我遇到了职责上的矛盾冲突，在我的经历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一个良心方面的问题需加以回答，而且还得独自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是要求我的同事们帮忙，他们大概会警告我说：“看在老天的面上，这种事情可千万别跟这个女的去说呀。这只会使她疯癫得更厉害。”但在我看来，其效果却很可能正好相反。一般来说，在心理学上几乎并不存在明确的法则。一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也可以那样回答，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潜意识的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所冒的个人风险：这病人要是病情加重，我便会使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试一试其结果难以逆料的一种疗治。我把我通过联想试验所了解到的一切全告诉了她。我这样做，其困难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断然地指斥一个人是个杀人犯可并非小事。对于必须听取这种指斥并接受它的病人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但结果却是，两周之后，事情却证明可以放她回去了，而她从此也再也没有进过一次精神病院了。

　　关于这个病例，我之所以对我的同事们守口如瓶还有其他原因。我担心他们会对它加以讨论并有可能引起诉讼问题。当然了，对这位病人不利的证据倒是拿不出来，然而进行这样一种讨论对她来说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命运对她施加的惩罚已是够惨的了！她应该回到生活中去并在生活中进行赎罪。这在我看来显得更有意义。在她出院时，她是带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而离开的。她是不得不背着这个负担啊。失去孩子对她来说已够可怕的了，而她的赎罪行为则在她患了抑郁症并被监禁在医院里时便已经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里，在许多情况下，病人来就诊时都是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故事的，而这个故事一般来说都是无人知晓的。我觉得，只有对这一完全纯属个人的故事进行过调查之后，对病人的治疗才算真正开始。这故事是病人心中的秘密，是他在其上撞了个粉身碎骨的岩石。我要是知道了这个秘藏的故事，便等于掌握了治疗的关键了。医生的职责就是去找出弄清这个关键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光是探讨意识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则可能打通这条道路，对梦境进行阐释或与病人进行长期而耐心的富有同情心的接触也有同样功效。在治疗上，问题则总是从病人的整体而绝不是只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提出深刻触及那整个人格的种种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了精神病学的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这一职位我保持了有四年之久。尔后，在1909年，我却不得不弃了此职，原因是这时候我在工作上获得了越级提升。在这几年期间，我私下里给许多人看过病，日常的工作也就再也忙不过来了。然而我却保住了教授之职，直至1913年为止。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课程及蛮族人心理学。这些便是我所主讲的科目。在头两个学期里，我主要讲授催眠术，也讲授雅奈和弗劳内伊45 的理论。到了后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问题便变成了我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了。

　　45　雅奈（1859－1947）：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弗劳内伊：不详。

　　在讲授催眠术期间，我往往喜欢对给学生进行示范教学的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有一个病例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

　　有一天，一个显然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中年妇女前来就诊。她年已五十八岁，是拄着拐棍前来的，跟来的还有她的女仆。十七年来，她由于左腿瘫痪而吃尽了苦头。我让她坐到一把舒服的椅子上，然后便要求她讲一下她的病史。她开口给我讲了起来，但这整个病史是多么可怕啊——她把那病的整个很长的故事极详细地讲了出来。最后，我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唔，好吧，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给您进行催眠吧。”

　　我这句话几乎还未说完，她就闭上了双眼并进入到深深的沉睡之中——丝毫也没有进行催眠！我对此惊异不已，但却没有搅扰她的安睡。她继续不停地说下去，而且还讲到了最令人惊异的各种梦，讲到了代表着潜意识的极为深刻的体验的各种梦。然而，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了这一点。当时，我认为她是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状态。这种情境逐渐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当时有二十个学生在场，而我却原本准备对她施行催眠呢！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便再次想把这位病人弄醒，可是她就是醒不过来。我震惊了：我忽然想起，有可能我出于无心地深入到她那潜伏的精神病之中了。然后我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才把她弄醒了。与此同时，我不敢让我的学生们看出我的神经紧张。当这位女人醒过来后，她觉得头昏和糊糊涂涂。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一切正常。”听到这，她大声喊道：“这下我可治好啦！”然后她便扔掉拐棍并能够行走起来了。我尴尬得面红耳赤，却硬着头皮向学生们说道：“你们现在该看出来催眠术有多大奇效了！”可实际上，我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促使我放弃催眠术的，这就是我的其中一次体会。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女人却确实给治愈了，并且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求她让我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因为我估计最迟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的老毛病却没有重犯，尽管我心里怀疑，却不得不接受她确已被治好了这一事实。

　　第二年暑期那个学期，在我进行第一次授课时，她又来了。这一回，她抱怨说背部产生了剧痛，而这，据她说，还只是最近才开始有的。很自然，我自问道，这是否与我重新开始讲课有某种关系呢？也许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开设这一讲座的通告吧。我问她这疼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回想不起来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她发生过什么事，也提不出一点儿解释生这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这背疼正好发生在那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这则通告的那个时刻。这证实了我的猜想，但我仍然不明白那奇迹般地治愈了她的病的其中原因。我再次对她进行了催眠，也就是说，她再次自动地进入了昏睡状态——然后那背疼便没有了。

　　这一次，课讲完后，我把她挽留下来，为的是打听一下有关她的生活的更多实情。结果发现，她有一个弱智的儿子，正好在这所医院我所在的那部门里治疗。对此我一无所知，因为她用的是她那第二个丈夫的姓，而她那儿子却是她第一次结婚时所生的。他是她的独子。很自然，她本希望有一个才华出众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儿子，岂料他却在很小的时候便得了精神病，这对她当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并代表着她希望她儿子所成为的一切。她热切地渴望成为一位英雄的母亲，因此便把希望转到了我身上。她把我认作了她的干儿子，并到处宣扬我奇迹般地治好了她的病。

　　我在当地获得了“巫师”的响当当的声誉，实际上得归因于她，我有了第一批私人性的病人，这也得归功于她。我的心理疗法竟始自一位让我取其有精神病的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母亲！自然喽，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这整个的事情，连细枝末节也讲到了。她很理解地接受了这一点，而她的病也从此没有再复发过。

　　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疗治上的体验——可以说，这也是我所作的第一次分析。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对我认真地对待她及我对她及她那儿子的命运的关心则表示极为感激。这的确帮了她的大忙。

　　开始时，在进行私人诊疗时，我同样也采用催眠的办法，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原因是在使用它时，你实际上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你绝不可能知道病情的改善或疗效能维持多久，而以这种毫无把握的方式进行工作，我总是感到内疚。我也不喜欢自我作出决定说病人应该做些什么。我更为关心的是从病人本人那里知道他天生的倾向会把他引导到何处去。为了找出这一点，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分析及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进行研究乃是必要的。在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疗所开设了一个实验性的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了几个学生来一起工作，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即联想）的调查研究。大弗兰茨?里克林是我的协作者。路德维格?宾斯旺格当时正在写他那论述与精神流电疗法效应46 有关的联想实验的博士论文，而我则在写我的论文《论从心理学角度对事实的确定》47 。在我们的同事中还有几个美国人，如卡尔?彼特森、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论文是在美国期刊上发表的。正是这些联想研究，才导致后来我在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讲学邀请，到那里就我的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讲座。与此同时而且也与我无关，他们也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头衔。

　　46　精神流电疗法反射指在皮肤上的电阻有暂时性明显降低的现象，这种情形产生自由于精神兴奋而导致的汗腺活动的加剧。——原注

　　47　此文发表于《精神病学研究》，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页。——原注

　　联想实验和精神流电疗法实验是使我在美国获得了声誉的主要原因。很快，那个国家的许多病人便前来找我治疗了。在这第一批的病人中有一例我仍然记得很清楚。一个美国同行给我介绍来一位病人。随病人带来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预后是“无法治愈”。我的那位同行怕我在疗治上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因此便同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建议患者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那里求治。那患者前来求诊了，我与他谈了一阵子之后便发现，这个人患一般性的神经官能症，而对于这病的精神上的起因他却只字不提。我进行了一次联想试验，结果发现，他正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mother complex）的各种影响的折磨。他出身自一个富有而有名望的家庭，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这当然是从外表上来说的。他只是喝酒过多，而喝酒则是他极力想使自己处于麻痹状态，好忘记掉那压抑性的情境。这自然毫无作用。

　　他母亲是一个大公司的拥有者，而这位智力非凡的儿子则在这公司里占据一领导者的职位。他确实早应挣脱从属于他母亲这种压迫性处境，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抛弃掉这一优越的职位。这样，他便使自己一直受制于他母亲了，受制于把他安置在该公司里的她了。每当他和她在一起，或只好屈从于她对他的工作的干涉时，他便开始喝酒以麻痹或消除他的情感。他身上的一部分并不真的想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这尽管有背他的本能，他却忍不住让自己受到财富和舒适的诱惑。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停止了喝酒，并觉得自己已经被治愈了。但我告诉他：“要是您重新回到您以前的情境，我不敢担保您不会旧病复发。”他并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当他重新处于他母亲的影响之下，他又再次开始喝起酒来了。为此，在他母亲于瑞典停留时，她便前来向我询问治疗办法。她是个头脑精明的女人，但却是个地道的“权欲迷”。我明白了那儿子不得不进行竞争的是什么，而且还认识到，他是没有力量加以反抗的。从体格上说，他也十分柔弱，根本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因此我便采取了一种强迫性的治疗办法。背着他，我给他母亲开列了一张医疗证明，大意是说她儿子的酗酒已使他无法完成他那工作的各种要求，并建议把他加以解雇。我的建议被接受了——而那儿子，当然要对我大发雷霆了。

　　在这里，我做了一件事，对一个医疗界的人来说，这件事按常理来说是会被认为不合伦理道德的。不过我却知道，为了病人的缘故，我是不得不采取这个步骤的。

　　他后来的发展情形如何呢？从他母亲那里独立开来以后，他自己的个性便得到了发展。他作出了光辉的成就——尽管，或正因为我给他开出了这一剂烈性的药的缘故。他的妻子为此很感激我，因为她丈夫不但克服了酗酒的老毛病，而且还开拓出了他自己个人的道路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病人我多年来良心上一直有一种犯罪感，原因是我背着他开了那张证明，尽管我确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解脱出来。而且确实如此，他一旦解脱出来了，他的精神性神经病也就消失了。

在我挂牌行医时，人的精神对于潜意识地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反应的方式不断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到底，那个年轻妇女最初并不意识到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却落入了似乎表现得对罪恶极有意识的状态。

　　我还有与此相似的、使我永志难忘的一个相似的病例。一位夫人来到我的诊所。她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说这没有关系，因为她只想就诊一次。很明显，她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人物。她说，她曾经当过医生。她要告诉我的是一种自白：大约二十年前，她出于妒忌而犯了谋杀罪。她毒死了她的那位至友，原因是她自己想嫁给她这位朋友的丈夫。她原本认为，要是谋杀不被人发现，她是不会感到不安的。她要嫁给这个男的，而最简捷的办法便是除掉她的这位朋友。她认为，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而结果呢？事实上，她确实与这个男的结了婚，但他不久之后便死掉了，年纪还相对地年轻。在尔后几年期间，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婚后所生的女儿一长大，便设法离开了她。这女儿年纪轻轻的就结了婚，然后就搬到别处她见不着的地方去了，越搬越远，直到这母亲失去了与她的一切联系为止。

　　这位太太是个热情的女骑师，拥有几匹她极为喜爱的乘用马。有一天，她发现，这些马在她乘骑时开始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连她最为宠爱的那匹马也躲着她并要把她摔下马来。最后，她只好放弃了骑马。从此之后，她便转爱起她的狗来。她养有一只她极为喜欢的不同寻常的漂亮的猎狼狗。仿佛像是命里注定了似的，就是这只狗，却不知怎的得了瘫痪症。至此，她可以说是不幸之极了；她感到，她在道德上完全破产了。她要向人坦白，于是她便来到我这里了。她是个杀人犯，但比这还重要的是她把自己也谋杀了。因为犯这种罪的人也就把自己的灵魂毁灭了。杀人者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某个人犯下了这种罪行并且给捉住了的话，他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要是他是暗中干的，而道德上又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并且一直没被发现的话，惩罚却仍然会如这个病例所表明的那样，迟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种情形最后终于出现了。有时候，仿佛连动物和植物也“知道”这种罪行一样。

　　由于谋杀了人，这个女人便落进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之中，甚至连动物也变得对她疏远起来。而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她便让我参与了她这一秘密。她是得有某个不是杀人犯的人来参与她这一深藏心底的秘密的。她要找到某个不带偏见地接受她的坦白的人，因为这样一来，她便会再次取得犹如与人类建立联系的某种结果一样。而这个人应该得是个医生而不是那种职业性的忏悔牧师。由于牧师的职责关系，她对听她自白的牧师是心存疑忌的，担心他不会就事论事而是从道德上来判断她的行为。她看到了人们和动物纷纷疏远她，受到了这种无声的判决，而这种判决又是如此厉害，因此她实在再也无法忍受任何进一步的谴责了。

　　我一直未能查出她是谁，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故事是真实的。有时候我不免问自己道，她到底可能落了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她的自白并不是她的旅程的终点啊。也许她最后终于被迫自杀了。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完全孤独的情况，她竟能继续生活下去。

　　临床诊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能给医生提供某种方向，但对病人来说却没有什么帮助。至关重要的是病人所讲述的往事。因为只有它才揭示了病人的背景及他所受的痛苦，而只有到了这时，医生的治疗才能开始发生作用。有一个病例极为有力地给我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病例与女病室的一位老病人有关。她大约已七十五岁，卧床不起已有四十年了。大约五十年前，她就住进了医院，但医院里余下的人却记不起她是怎么住进了医院的，当时在这医院里工作的人已全都死光了。只有已在这间医院工作了三十五年的一位护士长，才仍然记得点儿有关这个病人的一些往事。这个老太太现已不会说话，只靠流质和半流质食物来维持生命。她用手指进食，沾上了食物后让它慢慢从手指滴进嘴里。有时候，她吃一杯牛奶得花上几乎两小时。不吃东西时，她便用双手和手臂做古怪的律动式动作。我不明自这些动作的用意何在。精神病所造成的毁坏性程度我是有深刻印象的，但对此却仍然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在讲授临床课时，她往往便被用作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紧张症形式的病例，但这对我却不表示有什么意思，因为这种话丝毫无助于弄清楚这些古怪的手势的起因和意义。

　　这一病例留给我的印象体现了这个时期我对精神病学的反应。当我当上了助理医师时，我觉得，对于精神病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一无所知的。每当我站在主治医师和我的同事们身边时，我便感到极不自在，因为他们是满脸胸有成竹的样子，神气活现，而我却是不知所措地在黑暗中摸索。我认为，精神病学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楚在病人的头脑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些事情却仍然一无所知。我在这里所从事的这一职业，我却一点不内行！

一天傍晚，时间已经很晚了，当我穿过病房时，我看到那老太太仍然在做着她那神秘的动作，于是我便自己问自己道：“为什么要这样呢？”随后，我便去到那位老护士长那里，问她这位病人是否一向是这样。“不错，”她答道，“但我的前任告诉我，她过去常常做鞋子。”我于是再次翻阅了她那发了黄的病历，确实无疑，上面有一段话，大意是她有做鞋动作的习惯。过去，鞋匠往往把鞋子夹在两膝之间，精确地以这样的动作拉扯出穿过皮革的线。（时至今日，仍可见到乡下鞋匠的这种动作）这位病人不久后去世了，她的哥哥于是前来参加葬礼。“您的妹妹是怎么神经失常的呢？”我问他道。他告诉我说，她本来与一个鞋匠相爱，但后者却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想娶她，而当他最后与她断绝关系后，她便“出事”了。鞋匠的动作实际上是表示她与她那恋人的认同，这一认同一直持续到她的去世。这个病例告诉了我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起源的第一点暗示。从这开始，我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精神病中的具有着含义的种种联系。

另一个病人的往事给我揭示了精神病的心理学背景，但最主要的是那种种“没有意义”的妄想的背景。从这个病例中，我才得以首次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而这种语言直到目前还一直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病人名叫巴贝特?某某，她的故事我已在别处发表了48。1908年，我在苏黎世的市政厅作了有关她的病的讲座。

　　48　参看《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及《精神病的内容》，两文均载于《精神病的心理发生》。——原注

　　她出身自苏黎世旧城，亦即出生自那些狭窄而肮脏的街道的一个贫困不堪的环境里并在一种卑贱的环境里长大成人。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其父则是个酒鬼。在三十九岁那年，她死于带有典型夸大狂特征的偏执狂式早发性痴呆症。当我见到她时，她已住院二十年。她被当作直观教学课的实例而给好几百个医学院的学生展示过。在她的身上，他们看到了精神分裂的不可思议的过程。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性病例。巴贝特精神完全失常并尽说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极为疯疯癫癫的话。我尽了最大努力企图弄明白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的含义。比如说，她会说道：“我就是罗累莱。”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医生们每当想弄清楚她的病况时便总是说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可无从知道。”49或者她会号哭道：“我是苏格拉底的代理人。”这，我发现，其用意是：“我像苏格拉底那样受到不公正的指责。”突然爆发出的荒唐话如“我是双料的不可取代的工艺学校”、“我是玉米面底下的葡萄干蛋糕”、“我是日耳曼和赫尔维提亚的特别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须给全世界供应面条”等等则意味着她那增大了的对自己的估价，也就是说，以此来补偿她的自卑感。

　　49　这是海涅著名诗歌《罗累莱》中的第一行。——原注

　　我着迷于巴贝特和其他这种病例的研究使我相信，大多数我们至今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却并非像乍听之下那么疯癫。我不止一次看出了，即使就连这种病人，在其背景处依然存在着必须被看作是正常的一种人格。也就是说，这一人格在袖手旁观着。偶尔的时候，这一人格——通常是通过各种声音和梦的方式——也可以作出完全合乎理智的评论和反对意见。在身体生病时，它甚至还能再次进入到前景中来并使病人显得几乎像正常人的样子。

　　我曾经医治过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老太太，她在背景处十分清楚地给我显现了她那“正常的”人格，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治愈的，而只能对之表示关怀。说到底，每个医生都会碰上他无法希望能够治愈的病人的，对于这种病人，他只能为他把通向死亡的道路弄得平平整整。她听见了散布于她整个身体各处的声音，而在胸膛中间的那个声音便是“上帝的声音”。

　　“我们必须信赖那个声音。”我对她说道，话一说出我便对自己的勇气表示吃惊。一般说来，这一声音会说出很有理智的话，而借助于这一声音，我便得以很好地对付这个病人。有一次那声音说道：“让他考验一下您对《圣经》的信念！”她于是便带来一本很旧的、破破烂烂的，翻阅过很多次的《圣经》来了；我每次巡视，便得指定其中一章让她阅读。第二次，我便又得对她进行这种考验。我一连这样做了大约有七年，每隔两个星期进行一次。开头时，我对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感到很不自在，但不久之后，我认识到了给她布置这样的作业的意义。通过这一方式，她的注意力便得以保持活跃状态，于是她便不会越来越深地陷入到使她精神分裂的梦境中去了。这一结果是，经过约六年后，以前本来周身存在的各种声音，这时便退缩到她身体的左半部了，而右半部的声音则完全消失了。在左半身，这一现象的强度也没有加倍地增强，而是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其结论只能是，病人被治好了——至少是治好了一半了。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记忆练习竟能产生治疗作用。

　　通过我对病人的工作，我认识到了，妄想狂病人的思想和幻觉是包含有一丁点儿意思的。在精神病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的。要是我们不了解它们，那么过错在我们身上。我这时忽然第一次明白过来，人格的一般性的心理，是隐蔽地潜藏在精神病之内的，而甚至就在这里，我们仍然遇到了那古已有之的人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病人尽管可能显得麻木不仁和悲怆，或完全像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仍然在活跃地活动着，而含有意义的东西，要比乍看之下所具有的要更多。从本质上说，在精神病里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和毫不了解的东西，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自己的本性的基础。

　　我向来感到震惊的是，精神病学为了了解精神病所包含的内容，竟然花了如此之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人愿费心思去弄清楚幻想的含义，或且想到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样一种幻想，而另一个病人的幻想却完全不同；或者，比如说，一个病人幻想自己被耶稣会会士所迫害，另一个则想象犹太人想毒死他，而第三个则确信警察正在追捕他，像这种情形，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医生看来是完全不感兴趣的。这些幻想只是以某种属名如“受迫害幻想”等而被堆到了一起。在我看来显得同样地古怪的是，我那时的调查研究今天却几乎被人所遗忘掉了。在这个世纪之初，我已开始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因此，这一方法并非只是刚刚被发现的某种东西。然而，的确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开始把心理学引入到精神病学中去。

　　当我还在这个医务所工作时，在处治我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时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便难免被人指斥为漠不关心和心不在焉。精神分裂症向来被人认为是不治之症。要是有人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取得了进展，那么别人就会认为这个病人患的并非是真正的精神分裂症。

当弗洛伊德于1909年来苏黎世探访我时，我把巴贝特这个病人让他看了一下。后来，他对我说道：“您知道，荣格，您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发现的东西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但您到底怎么竟愿意对这个其丑无比的女人花上这么多个小时和这么多天呢？”我一定给了他令他很不高兴的一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甚至有点儿认为这个女人是个令人愉快的老家伙，因为她竟有这么可爱的妄想并说些这么有趣的事情。而不管怎样，甚至在她疯疯癫癫时，人性毕竟还是透过怪诞异常的胡话的浓云中透射了出来。从治疗方面来看，在巴贝特身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她患病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但是我看到过其他病例，在这些病例里，这种深入病人的人格并对其表示关怀的做法是能产生为时长久的疗效的。

从外表上来看，我们从精神病人身上所看到的一切是他们的悲惨的毁灭，心灵的另一方面由于背向我们，因而其活动我们便几乎无法看到。外表往往具有欺骗性，在一个年轻的紧张症患者的病例中，我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她时年十八岁，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十五岁时，她被她哥哥诱奸，后又被她的一个同学凌辱。从十六岁时起，她便自动与他人疏远，退缩进孤独之中。她避不见人，到了最后，她所剩下的惟一感情关系是邻家的一只恶狗，她一直想把这只狗争取过来。她日益变得越来越古怪，到了十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尔后便在那里呆了一年半。她听到各种声音，拒绝进食，并变得完全缄默起来（就是说不再说话）。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正处于一种典型的紧张症状态之中。

　　经过了许多个星期的时间，我才慢慢地说服了她，让她开口说话。克服了许多障碍之后，她告诉我说，她一直住在月亮里。月亮看起来像是有人居住似的，但她在那里首先见到的却只有男人。他们立刻把她带走了，把她送到了月亮下的一个居处，这个地方还居住着这些男人的孩子们和妻子们。因为在月亮的高山上住着一个吸血鬼，专门劫夺并杀死女人和孩子们，因此月亮上的人类便遇到了灭绝的威胁。月亮下面居住着占月球人口半数的女人，原因就在这里。

　　我这位病人下定决心要为月球人做些事情，并计划消灭这个吸血鬼。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她便等待着这个吸血鬼出现在她为之专门建造的一个高塔的平台上。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终于看见了这个吸血鬼从远处向她飞近，这怪物像一只大黑鸟那样拍着翅膀向她飞来。她拿着藏在她的长袍下面的一把杀牲献祭用的长刀，等着这只吸血鬼的飞临，突然之间，它已站在了她的面前。它有好几双翅膀，脸和整个身体都被这些翅膀遮住了，因此除了它的羽毛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惊奇得很，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便很想看一下它到底长得像个什么样子。她手握刀子走了过去。突然之间，翅膀张开了，一个具有天神般美的男人站在了她的面前。它用它那带翅膀的双臂像铁钳那样紧紧夹住了她，因而她便再也无法挥动她那刀子了。总之，她完全被这吸血鬼的容貌给迷住了，因此总是无法挥刀杀它。它把她从平台上提了起来，夹着她飞走了。

　　作过这种揭示之后，她便再次能够不受拘束地说起话来了，但这时，她的反抗性又露出来了。看起来好像是我制止了她返回月亮上去似的，她再也无法逃离开地球了。她说，这个世界并不美丽，但月亮却是美丽的，生活在那里也富有意义。不久之后，她的紧张症又旧病复发了，于是我只好把她送到了一所疗养院。好一阵子，她简直疯癫之极。

　　大约两个月之后，她出院了，也可以再次跟她谈话了。慢慢地，她明白过来了：在地球上生活是不可避免的。她于是拼命地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进行斗争，于是便又再次被送进了疗养院。我再次到她的病室里看望她并对她说道：“这一切对您不会有什么好处；您绝不可能再回到月亮上去了！”她默不作声地接受了这一点，神色极为悲怆。这一次，她在那里呆了不多久就又出院了，从此便乐天安命了。

　　她在一所疗养院干了一阵子护士。那里的一位助理医生有一次稍为粗暴地责备了她几句话，结果她拿出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一枪。走运的是，这个人只受了点轻伤。但这件事表明了，她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随时都带着把左轮手枪的。在此之前，有人还看见她带着支子弹上了膛的步枪。在我最后一次会见她时，也就是在那次治疗的结束之时，她把那支枪交给了我。当我吃惊地问她准备用枪干什么时，她答道：“要是您骗了我，我就开枪把您打倒！”

　　当这次开枪射击的激动平静下来之后，她返回到了她的家乡。她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并在东部地区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还幸存了下来，旧病也从此再没有复发过。

　　通过解释这种种幻想，我们可以得出些什么结论呢？在她还是个姑娘时她便有了乱伦关系，这种情形造成她在世上其他人的面前自感耻辱，但在幻想的王国里她却感到变得高尚了。她转而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王国，因为乱伦从传统观念来看是只有王室和神才拥有的特权。这种事情的结果便造成她与世界完全疏远起来而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结果，她便变得“超尘绝俗”，她与他人联系的纽带也就折断了。她一头扎到了千万里之遥的世界里，进入到了外层空间，并在那里遇到了带翅膀的魔鬼。就像这种事情所常有的那样，在治疗期间，她把魔鬼的形象投射到了我的身上。因此，我也就自然会像劝她回复到人的正常生活的任何人那样，便受到了要被置之死地的威胁。她把她的故事讲给我听，她便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那魔鬼并把自己依附在了一个尘世的人的身上。这样，她便能重归人世并甚至可以结婚了。

从此之后，我便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精神病人所受到的痛苦了，因为我已洞察到，他们的内心体验是丰富的和重要的。

我经常对我的心理疗法或分析疗法提出疑问。对于这种问题我是无法作出明确回答的。病例不同，疗法便也不同。当有个医生告诉我说，他是严格坚持这一或那一疗法时，我对他的疗效是抱有怀疑的。有个资料，对病人的抵制性反抗谈得很多，原因就在于其疗法几乎使人觉得医生是在千方百计把某种东西强加到病人身上，而实际上，疗法本应根据病人的情况而自然地生发出来才是。心理疗法和心理分析是因人而异的。我处治每个病人都是尽可能地把他加以分别对待，因为问题的解决办法从来就是独特的。即使有普遍的法则，其适用性也是有保留的。心理学上的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因为它可以给颠倒过来。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解决办法，对某个别的人却可能正好合适。

　　很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其所谓的种种“方法”。但他必须警惕，谨防落进特定的、一成不变的方法之中。总的说来，一个人对理论上的各种假设必须小心。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而明天，却可能变成其他假设的反面了。在我的分析过程中，它们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我是有意地这样不从属于任何体系的。在我看来，在与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人打交道，只有了解这一个个人才会有用。对于每一个病人，我们都需要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在进行这次分析时，我可能用阿德勒50 的语言说话，在另一次分析时，我可能又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话了。

　　50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每逢我面对病人，总是以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的态度来对待。分析是一种要有两个参加者才能进行的对话。分析者和病人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固然有话要说，但病人同样也有话要说。

　　心理疗法的本质既然不是一种方法的应用，因而光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剖析是并不足够的。我自己本人就是工作了很久之后，才掌握了心理疗法的手段的。早在1909年，我就认识到，要是不弄懂了他们的象征的含义，我是无法处治隐性的精神病者的。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对神学的研究。

　　对于有教养的和智力高的病人来说，精神病学家要有比专业知识更广博的知识。除了所有的理论假设外，他还必须弄明白，促使病人发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然的话，医生就只能引起病人的不必要的反感。说到底，重要的并不是一种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而是病人是否领会到了自己是一个个人。然而这一点要是不参照集体性的看法是无法做到的，对于这一点，医生是应该有所知才行。因此，光有医疗性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人的心灵的视野，其包容是无限的，而并不仅限于医生诊室的有限的范围。

　　心灵显然要比躯体更为复杂和更不容易接近。也就是说，它就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了它才呈现出来的那个世界的一半。由于这种缘故，心灵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精神病学家所要与之打交道的则是整个世界。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比以前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那种灾难，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那个人的和大众的心灵。人的精神的失常就是这一危险的所在。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精神是否能正常地起作用了。今天，要是某些人失去了理智，氢弹就会爆炸起来。

　　然而，心理疗法学家必须不但了解病人，而同样重要的是他还必须了解自己。对于这一原因，分析者的分析对象就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训练性分析。也就是说，病人的治疗始于医生。只有当医生懂得了如何处置他自己和他本人的问题之后，他才有可能去教导病人也这样做。只有到了这时才行。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会认识自己的精神并严肃地加以对待。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那病人便不会跟着去学，病人就会丢失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其情形就跟医生丢失掉了他并没有学会去加以理解的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精神一样。因此，对于训练分析来说，只包括掌握一系列概念是不够的。精神分析对象必须认识到，这种分析是与他本人有关的，训练性分析是现实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并不是可以通过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一种方法。学习者在其本身的训练性分析中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就一定要为未来的失败付出重大的代价。

　　虽然有那叫做“附属心理疗法”的处治方式，但在任何全面性的分析里，病人和医生二者的整个人格都是要调动起来发挥作用的。有许多病例，医生要是并不介入是无法治愈的。事关重大之时，医生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一出戏的一部分，抑或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结果就会大不相同。在生命处于重大危险之时，在生死存亡的问题刻不容缓之时，拐弯抹角地进行一点儿暗示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种时刻，医生的整个为人便受到了挑战。

　　施治者在任何时候均必须对自己，对自己对病人所作出反应的方式加以密切注意，因为我们并不只对我们的意识作出反应。我们还必须总是不断地自问道：“我们的潜意识是如何正经历到了这种情境的呢？”因此，我们必须就像我们小心谨慎地对待病人那样观察我们的梦境，对我们自己加以最密切的注意与研究。要不然，整个的治疗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个，我在下面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有过一个病人，是个智力很高的女人，由于种种原因，她引起了我的各种怀疑。开始时，心理分析进行得很顺利，但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开始感到，对于她的梦境，我无法加以正确的阐释了，而且我还觉得，我们的谈话变得越来越空洞了。因此我便决定把这一点跟我的病人谈一谈，因为出了点什么差错的情形也自然没能逃出她的注意。在我准备跟她谈话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下面的这个梦。

　　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我正顺着穿过一个山谷的一条公路走着。我的右方是一座很陡的山，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在最高的塔楼上有个女人正坐在某种栏杆上。为了好好地看清楚她，我只好把头拼命向后仰着。梦醒过来后，我的脖子的后部便产生了痛痉。甚至就在梦里，我已认出了那个女人就是我那病人。

　　对于阐释，我于是顿然大悟。要是在梦中我就得以这种方式抬起头来看这位病人，在实际中我可能是垂着眼看她的。梦境，说到底，就是对意识态度的补偿。我把这个梦和对梦的阐释的情形告诉了她。她立刻在情境上便发生了变化，于是治疗再次开始取得了进展。

　　作为医生，我常常自问，病人正传递给我的是一种什么信息。他对我又意味着什么？要是他对我什么也不意味着，那我便没有打开缺口的攻击点，对他的病也就无从入手了。医生是只有在他本人感情上受到感染之时才能起作用。“只有受过伤的医生才会医伤。”但要是医生的个性之强犹如一身盔甲之硬时，他是起不了作用的。我对我的病人是认真加以对待的。我也许也会遇到像他们所遇到的那样棘手的问题。往往有这种情形，病人正好是医治医生的痛处的一帖良药。由于有这种情形，医生便也会遇到困难的情境——或更准确地说，这种情境是专门为医生而产生的。

每个治疗医生都应该拥有由某个第三者来支配的控制力，为的是使自己乐于接受另一种观点。甚至教皇保罗，不是也有个忏悔师么。我总是对心理分析者建议道：“找个年长的男忏悔师，或找个年长的女忏悔师吧！”对于扮演这种角色，妇女是具有特别天赋的。她们往往具有极好的直觉及犀利的批判性洞察力，可以看出男人暗地里的心思，有时甚至还能看透男人们本能性的种种诡计。她们能看出男人们所看不到的某些方面。没有什么女人会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个超人，原因就在这里了！

不难明白，一个人要是有了精神病，那他是应该经历一下心理分析的；但要是他感到自己正常，那就没有必要逼迫他去这样做。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对于所谓的“正常”，我是有过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体验的。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完全“正常”的学者。他是个医生，被我一位老同事介绍到我这里，随身还带着这位老同事写的评价极高的推荐信。他曾是我这位同事的助理，后来便接替了他的诊所的工作。现在，他拥有人数正常的病人，取得了正常的成就，有一个正常的妻子和几个正常的孩子，住在一个正常的小镇子里的一幢正常的小房子，他收入正常，大概饮食也正常。他想当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我对他说道：“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意味着您首先得学会懂得您自己。您本人就是这一工具。要是您不对，您怎么可能使病人纠正过来呢？要是您说服不了您自己，您怎么能说服病人呢？您本人必须就是这真正的材料。您要是不是，那就请上帝帮您的忙吧！不然，您就会把病人引入歧途。所以，您本人必须首先接受心理分析。”“这很好。”那人说道，但几乎马上接着又说道，“我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您说的。”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警告信号了。我说道：“好得很，那我们来检查一下您的梦吧。”“我不做梦。”他说道。“您很快就会有梦好做的。”我回答道。任何别的人就在那天晚上大概都是会做梦的，但是他却无法回想起任何梦。于是便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约两个星期，而我则开始对这整个的一件事感到相当不自在。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我准备把这个梦说一下，因为它表明了，在实践性精神病学中，对梦加以了解是多么的重要了。他梦到自己坐火车去旅行。这火车行驶两个小时后在某市的一个车站将停一阵。他因为不知这是什么城市并想浏览浏览，于是便动身向市中心走去。在市中心，他发现有一座中世纪的建筑，大概就是市政厅吧，于是便走了进去。他顺着长长的走廊随意乱逛，看到了一些很漂亮的房子，房子的四壁悬挂着些古画和精美的壁毯，到处摆放着贵重的古董。突然间，他意识到，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太阳也早已落山了。他心想，我一定得回到火车站去。就在这时刻，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再也不知道门口在哪里了。他吃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他还认识到，在这座建筑物里他一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碰到过。他开始觉得不安起来，于是便加快了脚步，希望能碰见某个人。但他却还是一个人也没有遇到。这时，他来到了一个大门处，于是便松了口气，想道：这就是出口了。他把门打开，这才发现自己原来又撞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这个房间又大又黑，使他甚至无法看到对面的墙。这位做梦的人吃惊极了，于是便跑着横穿过这间又大又空无一物的房间，一心希望在另一边能找到出口。这时，就在这房间的正中处，他看见地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待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是个约两岁大的一个白痴小孩。这小孩坐在一个尿壶上，并把尿壶弄得粘满了屎尿。就在这时，他大喊一声醒过来了，恐惧得心里怦怦直跳。

　　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现在都知道了——这是一个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我得承认，当我竭力把他引出这一梦境时我周身都冒汗了。我只得把这向他解释为某种没什么害处的东西，并对所有有害的细节极力掩饰。

　　其实这个梦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他动身出发的旅行是一次苏黎世之行。然而他在那里只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那房间中央的那个小孩就是他自己两岁时的那个样子。在小孩子方面，这种不讲卫生的行为是有点不同寻常，但却仍然是可能的。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屎尿有兴趣，因为屎尿有颜色并有一种古怪的气味。一个在城市里长大并可能管教严厉的孩子是很容易犯这种过错的。

　　但是做梦者即那位医生却根本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了。因此，在房间中央的梦的意象是一种恶毒的象征。当他把这梦告诉我时，我便认识到，他的正常其实就是这种情形的补偿。我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他，因为这位隐性的精神病患者只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发病而使精神病变得明显化。这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最后，在他的其他一个梦的帮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结束这种训练性分析的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我们两人都十分高兴结束此事。我没有把我的诊断结果告诉他，不过他大概意识到了，他已处身于产生极大的恐慌的边缘，因为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可怕的疯子所追赶。在这之后他便立刻回了家。他从此再也不敢去搅扰刺激他那潜意识了。他那显著的正常性反映了一种不再会发展而只会在与潜意识的对抗中被击得粉碎的人格。这些隐性的精神病患者是心理疗法家们所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很难加以确认。

　　由于有这种情形，我们便得谈谈由门外汉进行心理分析的问题了。我是赞同由非学医的人来研究心理疗法并施行这种疗法的，但对于隐性精神病人，却存在着他们会犯重大错误的风险。因此，我是赞成让外行者来完成分析者的工作的，但却要有职业性医师作指导。只要外行者一旦觉察到最轻微的一点儿不确定，他就应该与其指导者进行磋商。即使甚至就是医生，要确认并处治一个隐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困难的；对于外行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了。但我曾经反复地发现过，有些多年从事心理分析治疗并曾对自己进行过心理分析的外行者，却都是精明能干的。此外，也不可能让这样多医生从事心理疗法。从事这种工作，进行长期而彻底的训练乃是必要的，此外还要这种人有广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还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特别是当病人方面发生移情，或医生与病人的或多或少的潜意识的认同，这时便会导致灵学现象。我曾经频繁地遇到过这种情形。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病例，这位患者，我后来帮助他摆脱了心理发生性沮丧。他回家后结了婚，但我对他的那位妻子却没有好感。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她丈夫对我很感激，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却成了她的眼中钉，原因是我对她丈夫有很大的影响。往往有这种情形，并不真心实意地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们是心存妒忌的并且还要破坏其丈夫与他人的友谊。她们要丈夫完全属于自己，原因是她们自己并不属于自己的丈夫。所有这一切妒忌的症结所在，乃是缺乏爱情之故。

　　这位妻子的态度给这位病人造成了他无法承受得起的巨大重负。在这种压力下，结婚才一年，他便又旧病复发，重新落进了一种新的沮丧状态里。由于我早已预见到了这个，于是事先便作好了安排，让他一旦觉得精神不振，便立刻与我联系。部分是因为其妻子之故——她拿他这种萎靡不振寻开心——结果便使他忘了这样做。我对他的情况便也一无所知。

　　就在那时候，我在某市举行了一次讲座。我回到旅馆时已时近午夜。讲座结束后我与几位朋友坐着聊了一小会儿，然后便上床睡觉去了，但不知怎的却久久不能入睡。大约就在两点钟时——那时我一定是刚刚睡着了——却不知怎的心里一惊，醒了过来，并感到有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我甚至还有门是被急急忙忙打开的这种印象。我立刻开亮了灯，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想，可能是有人走错了门，于是我便向走廊望了一眼，可那里也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怪了，”我想道，“确实是有人进过房间里来过的呀！”然后我便设法仔细地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才明白过来，我是被一阵子不那么剧烈的疼痛弄醒的，仿佛某种东西敲了一下我的前额，然后又敲了一下我的后脑勺一般。第二天，我接到了一个电报，说我那位病人已经自杀了。他是开枪自杀的。后来，我获悉，那颗子弹穿过前额后便留在了他那后脑勺里没有射穿出来。

这一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时发生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可以在与一种重大的情境——在这一次是死亡——有联系的情况下观察得到。通过潜意识中的这种时空的相关化，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我已觉察出了实际上正在别处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它是古人所谓的“一切事物皆有的同情心”的基础。在上述这一情况里，我的潜意识是知道我那位病人的状况的。实际上，整个那天晚上，我一直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与神经紧张，这种情绪与我平日的情形是恰好相反的。

我从不试图让病人改信别的什么宗教，也绝不施加什么压力或强迫命令之类。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病人应该获得他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在我的处治下，异教徒还是异教徒，基督徒还是基督徒，犹太教徒也仍然是犹太教徒，一切顺乎其命运为其所作出的安排。

　　我对一个犹太妇女的一个病例仍然记得很清楚，这是个失掉了其宗教信仰的病人。开始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我所不认识的年轻姑娘成了一个前来向我求医的病人。她把她的病情向我作了大概的介绍，在她正谈着话的时候，我心里想道：“我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突然之间，我恍然大悟，她一定是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恋父情结（father complex）。这个梦果然应验了。

　　第二天，我忙于一次预约门诊，一直忙乎到四点钟。一个年轻妇女出现了，她是个犹太人，是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女儿，长得漂亮，穿着入时，智商很高。她已作过一次心理分析，但是那位医生却发生了移情于她的情形，最后只好恳求她千万别到他那儿看病了，因为如果她还来，那便意味着破坏他的婚姻了。

　　这姑娘多年来一直受着一种严重的忧虑性神经病的折磨，由于遇到了这种情况，便自然使得其病情加重了。我从查看以往病史入手，但未发现什么特殊性的东西。她是个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的、西方化的犹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开明人。开头，我并不知道她有什么麻烦。我忽然想起了做过的梦，于是便想道：“天啊，原来这就是我梦中见到过的那位姑娘。”但我既然无法在她身上看出恋父情结的丝毫痕迹，因而便问她有关她祖父的情况，这是我在处理这类病人时的习惯。这时，她把眼睛闭上了一小会儿，于是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因此我便要求她告诉我有关她这位祖父的情况，进而了解到她祖父是个拉比51并且是属于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教派的。“您是说是‘虔敬派’吗？”我问道。她说对。我继续就此提出问题。“要是他是个拉比，那他曾有机会当过圣徒吗？”“对，”她回答道，“据说他是某种圣人并拥有第二视力。不过这全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51　拉比：犹太法学博士。

　　听到这里，我便从既往病史中得到结论并明白了她的精神病史了。我对她解释说：“现在，我要跟您说点儿您可能无法接受的事情。您爷爷是个圣徒。您父亲却变成了个犹太教的叛教者，他背叛了那种秘密并背弃了上帝。于是您便有了精神病，原因是对上帝的惧怕已钻进了您的心里。”这句话给了她犹如晴天霹雳那样厉害的一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家里正举行招待会，天啊，这个姑娘也在场呢！她走到我跟前问道：“您有雨伞吗？外边正下着大雨呢。”我真的找来把雨伞，东按西摸地想把它打开。就在我正要把它递给她时，这时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啊！我竟跪下来把它递给她，仿佛她是个天神似的。

　　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她，过了一周后，她的精神病便全好了52 。这个梦告诉我，她并非是个浅薄的小姑娘，而是在这种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一个圣人的素质。她没有什么神学的观念，因此她天性中的这一最根本的特质便无法找到表现自己的方式。一切她所意识到的活动因而便被引向到卖弄风情、衣饰和性的方面去了，因为除此之外她别无所知。她只懂得理智并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但在实质上，她却是个上帝的孩子，命中注定了得完成他那秘密的意旨。我所需要的是唤醒她身上那种神学的和宗教的意识，因为她属于那种精神性活动不可或缺的那一类人。这样，她的生活便会呈现出意义，而精神病的痕迹也因此便会消失殆尽。

　　在这个病例里，我没有应用任何“方法”，而只是觉察到了一种“引导性力量”的出现。我把这个向她进行了解释，她的病便完全好了。方法在此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

　　52　这一病例与荣格处治过的大多数病例的区别在于其治疗时间很短。——原注

我常常看到有人由于满足于对人生问题作出片面或错误的回答而成了精神病患者的。他们寻求地位、高攀的婚姻、名誉、外表的成功和金钱，这些人甚至即使获得了他们所寻求的一切，可却仍然不幸福并患上了精神病。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和充实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由于这种原因，发展的观念对我来说便向来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掉了信仰的人。来找我诊治的人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和在这个时代，信徒仍可以有机会在其教堂里过那“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及宗教上的许多其他的方面的体验就可以知道了。但要体验和生活在这些象征里却要求以信徒方面的积极参与为先决条件，这在今天的人们却往往缺乏得厉害。在精神病人方面，实际上就更总是这样了。在这种病例里，我们就得观察一下潜意识是否会自发地引出取代所缺乏的东西的各种象征。但即使到了这时，一个在梦中见到各种象征或有过幻觉的人是否也能够理解这些象征的意义并承担起这种种后果的问题仍然没法解决。

　　比如说，有过我曾在《集体潜意识的各种原型》里描述过的一位神学家的病例。他做过某个梦，这个梦反反复复地做了好多次。他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山坡上，在这里向下看，一个长满了茂密树林的山谷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在梦里还知道，在这树林的中央处有个湖；他还知道，直到目前，某种东西一直总在阻止他走到那里去。但这一回他却想把走到那里的打算付之实现。当他走近湖边时，气氛变得神秘莫测起来；突然之间，一阵轻风掠过这个湖的水面，湖水便泛起了阴暗的涟漪。他吓得惊叫一声醒了过来。

　　最初，这个梦显得无法理解。但作为一个神学家，这位做梦者本应记得这个被阵风吹起了水面上的碎浪的“水塘”，而这个水塘就是病人受洗的水塘——贝提斯塔水塘。一个天使下凡来触了一下水面，这个水塘的水便因之而能够治病。那阵轻风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吹的圣灵。而这却吓坏了这个做梦者。这暗示了有一位看不见的存在，一位守护神，他过着自己的生活，他一旦现身人却被吓得发抖。这位做梦者却难以接受“贝提斯塔水塘”这一联想。这种联想他根本不想接受，因为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圣经》里才可能遇到，或最多只是作为星期天早晨布道的题目而谈到，但跟心理学却毫无关系。在有些场合里提到圣灵那当然是很好的——但这却不可能是一种可以体验得到的现象！

　　我知道，这位做梦者应该克服其惊恐才是办法，而他也果真克服了他的恐慌。如果病人不愿意走已经给他指明的道路并承担后果，那我也绝不去把问题的结果强加给他们。我并不赞同病人只是由于一般人所共有的那种反抗性才拒绝这样做的那种敷衍了事的假设。反抗性，特别是在其显得是顽强的反抗时，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因为它们往往是不能加以小看的警告。治疗所用之法，可以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服用的毒药，也可以是如果遇上了禁忌症便可能致命的手术。

每当触及到最深处的体验，触及到人格的核心时，大多数人便会为惊恐所吓坏，而许多人则赶忙逃之夭夭。这位神学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当然知道，神学家们比起其他人来，其处境要更为麻烦得多。一方面，他们更为接近宗教，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受教会和教规的束缚却更大。探究内心体验，探究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接受的。这种体验有可能具有心灵的真实性，这更是他们甚为厌恶的事。要是这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或至少有一种“历史性的”根基，那一切均会变得十分顺利。但至于心灵的东西呢？病人要是面对面地遇到这个问题，他便往往会对心灵表示出一种毫不怀疑的浅薄的藐视态度来。

在当代的心理疗法中，往往要求医生或心理疗法者应该“顺着”病人及其情感。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总是对的。有时候，医生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却是需要的。

　　曾经有一次，一位贵族夫人来到我这里诊治，此人有用巴掌扇其仆人——甚至连其医生也扇的习惯。她患了强制性精神病，一直在一所疗养院里疗养治疗。自然了，她很快就给了主治医生她那义务性的一记耳光。不管怎样，在她看来，他不就是个高级跟班而已么。她不是为他付了工资吗？这位医生把她送到了另一所医院，而到了那里，这同样的情景也发生了。因为这位夫人并不是真疯，而是显然需要灵活而温和地加以处治，于是那位不走运的医生便把她送到了我这里。

　　她是个高大威严而又仪表堂堂的女人，足有六英尺之高——我敢跟您说，她那巴掌扇起人来，可真是够有力的！然后，她来了，我们谈得很投机。然而，该我对她说点令她不快的事的时刻终于来了。她听了怒气冲天，一蹦跳了起来，举起手威胁说要给我一巴掌。我也跳了起来，对她说道：“太好了，您是位夫人啊。您先打——女的优先嘛！不过等会儿我是要还手打的！”我是真的要那样干的。她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在我面前火气一下子泄光了。“以前可谁也不敢对我这样说啊！”她抗议地对我说道。从那一时刻起，我的治疗便开始取得了成功。

这位病人所需要的是一种男子汉式的反应。在这一病例，要是“顺着”病人，那可就完全错了。那可要比不起作用还要坏。她之所以有强制性精神病，原因就在于她无法给自己施加上道德的约束力。这种人因而就得给其施加某种别的约束力——于是随之便能产生强制性的、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征象。

好些年前，我曾对我所处治过的病人的结果作过统计。这些统计数字我无法再准确地回想起来了，但保守地估计一下，我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确实治愈了，三分之一症状大有好转，还有三分之一根本上没什么效果。但正是这些毫无好转的病例才是最难于判断的，因为好多事情是好些年之后病人才能认识到和有所理解的，而只有到了那时候，这些东西才能发生作用。我以前的一些病人经常写信告诉我说：“我到您那里诊治，结果过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曾有过几个从我这里走开的病人，但我不得不让一个病人走开到别处求治的情况确实罕见。但就是在这些病人之中仍有一些人后来写信告诉我说处治结果后来还是起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对处治是否成功作结论往往是如此之难的原因。

　　很明显，在其行医过程中，一个医生是会遇到对其也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人的。他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是好是坏，是绝不会引起公众的兴趣的，然而这些人正由于这一原因，或具有非同寻常的资质，或命中注定得经受些史无前例的发展与灾难。有时候，他们是些具有非凡才华的人，很有可能会激起另一个人愿意为他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这些有才华的人，却可能天生具有这样古怪的不利的精神气质，使得我们分不出来这到底是个天才的问题呢抑或是个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常常还有这样的情形，在这片收获难有保障的土地上，罕见的心灵之花时见怒放，在社会的平原上，这样的花是我们绝对难以设想能找得到的。心理疗法要有效，是需要建立密切的关系的，密切到要求医生对人的各种痛苦无论是惨烈或深切，均不应视而不见。这种关系，说到底，就在于不断地比较和相互的理解中，在于辨证地正视两种相对立的心灵上的现实。要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相互产生的印象无法互相撞击，那么心理疗治的整个过程就会始终不起作用，病人的症状就只会依然如故。除非医生和病人变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关系的问题，否则解决办法是无法找到的。

　　在我们今天的所谓精神病人中，要是在别的时代，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本来不会成为精神病人的；这些人之所以成了精神病人，就因为产生了人格的分裂之故。要是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通过神话而得以仍然与他们祖先的那个世界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就是与真正体验到了的而不是只是从外部所看到的本质联系了起来——他们本可消除掉自身的这种人格分裂的。我这里所指的是无法忍受神话的失落的那些人，还有就是下面所说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既无法找到通向一个只是外表性的世界、一个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道路，同时又不满足于聪明地玩弄字句以自欺欺人，因为这样做跟智慧无论如何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时代所造成的这些精神分裂的牺牲者均只是些非强制性的精神病患者。自我与潜意识之间的鸿沟一旦弥合，他们那明显的病症便跟着消失了。对于这种分裂本身深有所感的医生，也就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得以可能避免心理学家所易犯的那种沾沾自喜的危险。医生如果不从自身的体验中懂得各种原型的神圣性，在其医治病人之时如果遇上了这种情形，那他便几乎无法避免在疗治这些原型性病人时只获得消极性的疗效。他之所以往往过高或过低地估计它，原因就在于他只从理智的观点而不是按经验性的尺度来看待问题。危险的心理失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种失常的第一种表现，就是企图让理智来主宰一切。这暗地里便起着把医生和病人远远地与本源性作用——因而也就是与实际经验——隔开了；此外，它还把心理现实代之以一个显然稳妥的、人为的但只是两维性的观念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活的真实性被所谓条理清晰的各种观念所完全掩盖住了。经验的本质被剥夺殆尽，取而代之的却只是些名称，而这些名称进而便又取代了现实。对于一种观念，谁也不必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观念性如此令人乐于接受的缘故——它答应保护您免致经验的侵犯。经验并不是居住在观念里，而是栖身于行为和事实里。花言巧语是无济于事的。但尽管这样，这种无用的做法却一再重复，直到无穷。

　　因此，在我的经验里，除了说谎成癖者外，最为忘恩负义和最难对付的病人就是那所谓的知识界人士。对于他们，可以有一只手不知另一只手在干什么的情况。他们养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心理”。理智只要不受感情的控制，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靠它来解决——然而要是感情不够发达，知识界人士仍然免不了要受精神病的折磨。

　　从我与病人的接触中，从我与各种心灵现象的接触中——这些现象以无穷的形象之流的形式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学到了极大量的东西——不但是知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洞悉自己的本性的能力。而从我的错误和失败之中，我所学到的确实也不算少。我的患者大都是女性，这些人往往以非同寻常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而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

　　我的一些病人变成了我的真心实意的弟子，并把我的想法传播到了全世界。我跟这些人所建立的友谊可以说山高水长，经受了几十年的考验。

我的病人使我得以深入人生的现实并进而得以从他们身上懂得了不少带根本性的东西。对我来说，遇见过如许之多的各色人且这些人的心理状况又是如许不同，比起与名人们所进行过的片言只语的交谈来，其重要性实在无法比拟。我一生中所进行过的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谈话，都是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所作的。 

 

 

 

五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53

 

　　53　本章应看作荣格就弗洛伊德所写过的许多文章的补充。这些文章的最重要者已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另外参见《性格与人格》（1932）第48－55页的《在其历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巴塞尔主日新闻报》（1939年10月1日）中的《悼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文。

　　我成了一个心理疗法学家，踏上了探索自己的智力发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开始从外部和临床角度上观察精神病患者并因而发现了带有显著特色的心理过程。尽管丝毫不明白它们的内容，我还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并加以分类；这些事情人们认为已进行过充分分析与评价，因而便被认为是“病理学上的”而置之不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日趋集中于我体验到了有某种我可以理解的东西的病例里，也就是妄想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发生性精神障碍。我自开始执精神治疗业后，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及皮埃尔?雅内的著作，这些著作给了我极大的启迪与教益。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在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形式方面使人大开眼界。早在1900年，我便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54。那时候，这本书我读过后便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把握它。在我二十五岁之时，我仍然缺乏足以欣赏弗洛伊德的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我才有了这种经历。1903年，我再次捡起《梦的解析》读了起来，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归。主要使我产生了兴趣的是把受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的方面，而这一概念则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导源出来的。这对于我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进行的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根本不作出联想性回答，要么其反应时间来得不合适地慢。后来才发现，这种障碍每次发生，就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创伤或矛盾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对此并未意识到。当被问及这种障碍的原因时，他便往往以十分做作的方式来进行回答。我所读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向我表明，在这个地方，压抑机制在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样，我便得以证实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论点了。

　　54　在他所写的弗洛伊德的讣告（1939）里，荣格称这一作品是“划时代的”和“也许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胆之作，旨在把握作用于显然坚实的经验性基础的潜意识心灵的种种不解之谜。对于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说，此书是……使人顿开茅塞的启迪之源，而对我们那些年纪较大的同事来说，它却是供人揶揄的对象。”——原注

　　但在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情形可就有所不同了。在这方面我无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一种性方面的损伤。然而，根据我的实践，我熟悉许多精神病方面的病例，在这些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一种次要的作用，其他因素却占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说，社会适应性问题、生活中悲惨的事件所造成的压迫感、声誉的考虑等就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向弗洛伊德作了阐明，但他却认为是性方面的原因而非这些因素才是起因。这使我觉得很不满意。

　　最初，使弗洛伊德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对我来说并非易事，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悉他的著作的时候，我正就我的学术生涯进行规划并正要动手写一篇论文以求得大学给我晋级。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无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而与他发生任何的联系在学术界都只会有害而无益。“要人们”最多只是暗地里提及他，在各种代表大会上，人们只是在过道的地方讨论他，而在会议室里人们却三缄其口。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是根本不感到有什么可高兴的。

　　有一次，当我处身实验室并再次咀嚼起这些问题时，魔鬼向我耳语道，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所得出的结论加以发表，但却避免提及弗洛伊德，那将是合适的。因为说到底，早在我搞懂他的著作之前，我便已得出我的实验结果了。但这时我又听到了我的第二人格说话的声音：“要是假作不知道弗洛伊德而干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种诡计而已。你可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啊！”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便变成了弗洛伊德的公开支持者并为他进行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第一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进行辩护，因为一个与会者的发言论及到强迫观念性精神病，但却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系这一事件，我为《慕尼黑医学周报》写了一篇文章55 ，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作了评述，这一文章对于了解强迫观念性精神病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这一文章，有两个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说，要是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继续为他辩护，便会使我的学术生涯处于危险之中。我复信说道：“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屣。”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基于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无法认为一切精神病均由性压抑或性损害所造成。在某些病例中确是这样，但在其他病例中却不是。尽管这样，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开辟了一条新径，而对此震惊的人反对他的一片叫嚷当时在我看来实在觉得荒唐56。

　　55　文章的英译题目为“弗洛伊德的有关癔病的理论：答阿查芬堡”，收入《弗洛伊德与心理分析》一书。——原注

　　56　1906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了《诊断性联想研究》后，两人之间的通讯随之开始并保持到1913年。1907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其《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一书——原注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表达的看法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赞同。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对我加以嘲讽。但通过这本书，我却得以逐渐认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探访他，而我们于1907年终于在维也纳进行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下午一点钟时见面的，然后实际上便一口气进行了十三个小时的交谈。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确实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没有任何别的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极为聪明、机敏和卓尔不群。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一直有点不明确；我无法清楚地把他的印象写出来。

　　他所谈到的有关性的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与怀疑。我有好几次尽力把我的保留性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把我的看法归因于我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这个时期，我确实还未拥有足够的经验以支持我的反对性意见。我可以理解，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无法确定对性加以这样的强调与他主观的偏见的联系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它基之于有据可查的经验又到底到了何种程度。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却是大可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对之加以怀疑，并拐弯抹角地认为这是受压抑性欲的表现。任何无法直接从性欲方面来加以阐释的，他便转而认为是“精神性性欲”。我表示不同意，这种假设，要是按其逻辑推论下去，便会导致作出文化寂灭的判断。文化因而便显得只是一种闹剧，只是受压抑的性欲的病态的结果。“对呀，”他表示同意说，“情形就是这样，而这正是一种厄运，对此我们无力与之抗争。”我对此根本不想加以同意，或就此罢休，但是我仍然感到无法与他争个水落石出。

　　在这第一次会面里，出现了某种别的对我有意义的东西。这与只是在我们的友谊结束后我才能想出来并对之理解的事情有关。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非同小可地深陷进了他那有关性的理论去了，这是不会有错的。当他提到它时，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怀疑性的一切迹象也就随之不见了。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就无从知道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三年后（1910年）我们再次在维也纳进行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他感情激动地跟我说这番话，语气就跟一位父亲的口气那样：“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这一件事，每个星期天您一定上教堂去。”我有点吃惊，禁不住问他道：“一个堡垒——防卫的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的是烂泥沼的黑潮。”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补了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儿；因为教条，也就是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却与科学的判断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就是插进了我们的友谊的心脏里的东西。我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是哲学与宗教，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灵学，在精神方面所已了解的一切。对我来说，性欲的理论实在玄得很，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推测性的观点那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正如我所知道的，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在一个时期内存在是可以的，但却不应当作神物而永远加以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此并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但我却在弗洛伊德身上观察到了潜意识的宗教因素的大量涌现。很明显，他是要我帮助他建立起一道防卫这些威胁性的潜意识的内容的堤坝。

　　这次谈话留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思想混乱，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欲是人们所必须遵奉的一种靠不住而又会使人陷入危境之中的观念。显然，性欲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含义要多于对于其他人。对他来说，这是某种要以宗教般的虔诚来对之加以观察的东西。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只好三缄其口了。我支支吾吾地好几次想说说话，但却欲言又止，不久，我们的谈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不解而又尴尬狼狈。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一瞥那个未知的新王国，那里的各种新思想纷纷向我涌来。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对其不敬神性大加利用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在本该是上帝的地方他却代之以另一个咄咄逼人的形象，即性的形象。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盛气凌人、险恶和道德上自相矛盾。正像精神上更强大的人被冠之以“神圣的”或“恶魔的”这样的形容词一样，“性本能”便取代了一个躲藏着的或隐蔽了起来的神的作用。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样一种转换的好处显然在于使他能够把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看作在科学上是无懈可击的及可消除一切宗教性色彩。然而，在根底处，这种神秘性，亦即两种在合理性上无法互相比较的对立物——耶和华和性欲——的心理特质，却依然是相同的。改变了的只是名称而已，当然了，随着这种改变，观点也随之改变了：那失去的神现在得在下界而不是在天上去寻求了。但是，极而言之，对于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叫另一个名字的更强大的力来说，这又能有什么差别呢？要是心理学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体的物体，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和取代。但在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心理体验上，却丝毫没有什么是较不紧迫的、较不焦虑的、较不强迫性的等等。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即如何去摆脱或克服我们的焦虑、昧心、内疚、冲动、潜意识和本能性。我们要是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式的方面来作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像火突然熊熊燃烧起来一样，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猛地一闪而过。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显现出了其意义。最主要是，他的性格中被一种特色吸引住了：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它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加以解释，直到我把它与他对待性欲的态度联系起来看时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欲无疑是一种神秘之物，但他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似乎只是把它看作一种生物学上的功能。他只是谈及它时才带有感情色彩，这时才会显示出在他内心深处激荡并回响着的种种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或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他想要教导人们说，从内心处看，性欲包括了灵性并有着一种本质性的意义。但是他那具体主义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因而无法表达这种观念。他给我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所干的是有悖他自己的目标和他本人的；因而毕竟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是自己的最大敌人的更大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的黑潮”的威胁——他尽力想屈从于这种黑潮但却又做不到，这在他要比别人更甚。

　　弗洛伊德从不反躬自问何以他会不由自主地不停地谈论性，何以他对这种观念如此着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那“单调的阐释”所表达的是一种对自身的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大概可以叫做神秘性的那另一个方面。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方面，他就绝不可能跟自己妥协。他对于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是盲目的，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是有其顶端和底部，有内也有外的。在我们谈及其外时——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干的——我们所考虑的实则只是一个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便造成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对于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我们是无计可施的。也许他本人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而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这样的体验归之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始终未能挣脱成为他所能认识到的那一个方面的牺牲品的境地，由于这种原因，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悲剧性人物的；他是个伟人，此外又是一个被其恶魔所摆布的人。

在维也纳进行过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列?阿德勒的权力假说，我对这一假说直到目前还很少加以注意。像很多当儿子的人一样，阿德勒所干的，不是从其“父亲”的言，而是从其行，来加以仿效。转瞬之间，爱（厄洛斯57 ）和权力像铅那样沉重地压在了我心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可以说，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是向理智的历史的一种巧妙的靠拢，是对尼采的权力原则的神化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非是在精神病理学范畴内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突然恍然大悟，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似同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相左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的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用相对抗的形式以经验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一如正负电子那样，其中厄洛斯为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反过来。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要求，而后者对前者亦然。没有了另一个，哪里还能有那一种驱动力呢？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驾驭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这种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了人又如何利用这种驱动力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的结论是，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的权力的影响，因而他实际上便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地步——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58 是一种福音的宣布者，这已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企图超过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圣化。可以肯定的是，他这样干时并不怎么大吹大擂；相反，他倒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要求，但同时却又把它放弃掉。人们对于神秘的东西，其行为往往就是这样，而且有道理这样做，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又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可以与崇高和卑微同时并存。弗洛伊德要是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真实——既有神性又有邪恶性——稍为多加考虑，他就不会始终被束缚在生物学观念的范畴了。而尼采要是较为牢固地站在人类的生存基础上，他也就不会因理智的过火而走上极端了。

　　57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58　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的人物。

　　什么地方有神秘的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那里就会有支撑一个人的重量的绳子可能断掉的危险。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有人会掉进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超脱（摆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这我并没有忘记。心灵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神秘之物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就是真理，而一个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大错。一切均会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