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1908年4月18日),农工商部尚书爱新觉罗·溥颋、侍郎熙彦和侍郎杨士琦等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调员董理以资提倡折,得到自戊戌变法后失去权力、已在瀛台软禁近12年的清德宗——也即光绪帝短短四字批示:依议。钦此。
晚清故宫
随后事态的发展,与晚清时政府机器运转延滞太不相同——不到半年时间,京师自来水公司组织架构、资金来源、选址甚至采买方便已有了成型计划,只待最高政治领袖过场般地批示。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帷幕,来看看这背后凸显的利益链条:主奏三大臣无一人不是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如主奏三大臣之杨士琦,原为李鸿章亲信幕僚,后追随袁世凯,历任农工商部侍郎、邮传部大臣等要职；主奏三大臣奏折中极力推荐的周学熙,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工商业的重要人物之一,青年时代即进入袁世凯幕府,主持北洋实业。袁世凯家族持有诸多股份的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包括本文中的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均系周一手创办。
光绪三十四年京师自来水公司的成立,绝非首都现代化或政府重视民计、民生之证阐,须知早在光绪九年(1883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所建杨树浦水厂便已供水,其余天津、青岛俱在20世纪来临前完成自来水工业的初创,及至北京自来水立项,广州、汉口、武昌和开封咸以拥有自来水工业运作。始作俑者的上海,甚至已经出现三家自来水公司相互竞争的局面。
而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姗姗来迟,说是晚清诸多乱象中的一幕,亦不为过。究其本因,明清鼎革时北京供水(以井水为主,井水分甜水、二性子水、苦水等,皇家用水由西山玉泉特供,大户人家则多凿有私井)主要把持方由以出卖脚力为主的山西水夫集团(俗称:水担子)转变为逐渐蚕食公共水资源的山东水夫集团(俗称:水窝子)的利益纠葛是主要因素。至于后者缘何压倒前者?政府干预也。盖因水窝子的组成部分——山东伙夫们的背后多为满清入关时各旗包衣(家奴)缘故。是以三大臣奏折语“即如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迭经商民在臣部禀请承办,或因资本不敷,或因人非公正,迄未照准。”中“资本不敷”与“人非公正”之说,耐人寻味。
事实上,自光绪三十四年六月(1908年7月)公开募股以来,旬月便募齐所预定的三百万龙洋巨款,此中细节,引人遐想。当然,京师自来水公司强大的政府背景、朝廷预存于天津银号保息用的十五万两白银、周学熙的个人声望以及其背后袁世凯的北洋系等等因素,都让准股东们汹涌振奋。甚至,周最后退还了三十万股本,理由是“嗣因交股踊跃,红股占数过多,控公司担任官利吃重”。
周学熙过于乐观了。宣统二年二月(1910年3月),历经了为帝国实质上的当权者与名义上的当权者葬礼停摆过、为平息“安装水管刨宗室祖坟”谣言在六家报纸连续登载十日辟谣文章、与设备承办方天津德商瑞记洋行(由德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与丹麦人彼得·卡尔贝格创办,直译名是“安诺德与卡尔贝格公司”)的纠纷等等风波的22个月工期,孙河、东直门两厂俱起,街头巷尾的初级管道网络也完备,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开始营业。
京师自来水公司对于推广,一如组织架构般接近现代,各大报纸均刊登过该公司文白迥异的广告。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从京师自来水公司登报的广告语已可以略知白话文在于市井的巨大影响力。“诸位街坊台鉴,我们公司,办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这段广告词所透露的信息量,大不大?这一年,来自江苏的青年学生胡适刚刚启程前往美利坚合众国——距离他撰写《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写作还有7年。
显然数字上的现实令京师自来水公司陷入尴尬境界——从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北京人口从70万5千余人涨到118万余人,自来水用户数却只有十万零三千余人!将近30年时间,市场普及率始终没有超过10%。原因或许可以归咎于贫困,或许可以归咎于既得利益持有者,也即水窝子们,但是……其他地方难道不是面临着同样情况吗?更何况,数十年来,京师自来水公司是北京唯一的自来水运营者。
或许,有一个数据令人费解,却引人深思: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二月起京师自来水公司“委托”日伪政府“代为经营”后,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北京(时称北平)自来水用户飙升至52万余人,市场普及率37.1%。这一时期,北平人口也多了22万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