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改变世界格局，也改变参战国经济制度，那就是战时经济。战时经济在于动员国家资源为战争服务。如变拖拉机厂为坦克厂，船厂转产潜艇和战舰。由于社会生产为战争服务，导致许多工厂由私人管理变成政府管理，日用必需品退出市场流通变为配给制度，强迫兵役制使得退出劳动力市场。即战时经济国家计划程度提高，市场机制降低，这些特征被称为战时社会主义。
国内体制的战时变化源于战争动员的需要。
19世纪后期的普鲁士是一个四战之地，普鲁士周边都是强国：俄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与强国争一短长的秘诀，就在于短时间内集结优势兵力于局部战场，就是战争动员能力。毛泽东统一中国和俾斯麦统一德国使用的都是这个战略。拿破仑滑铁卢战役之类，就是将军骑马站在高地指挥战场，能调动的军队也就是目光所及的战场军队而已，而俾斯麦在战场上使用了电报，其一个将领可以指挥的战场军队要比欧洲其它国家军事将领能指挥的军队得多得多，而且，普鲁士的铁路使得俾斯麦可以迅速调集大规模军队到局部战场。由于铁路和电报使得俾斯麦可以集结和指挥大规模军队，加上普鲁士的后膛上子弹的技术，使得俾斯麦轻而易举的统一了德国。当时欧洲主要武器是从枪口塞火药下弹丸的毛瑟枪，难以和普鲁士的后膛上子弹的枪对抗。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1864年2月1日俾斯麦打响统一德国第一枪，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从2月1日打到10月30日，把丹麦南边两个公国纳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版图，其土地相当于丹麦领土的一半。1866年俾斯麦用了仅仅7周的时间击败了奥地利，把奥地利西北诸公国纳入普鲁士版图。1870年7月19日爆发普法战争，宣战仅两周，普鲁士就用铁路往前线集结了118万军队，而法国只集结了33万军队。1871年5月10日普法战争结束，俾斯麦在凡尔赛宫宣布德国统一，在巴黎大街举行胜利游行。普法战争普鲁士阵亡4万，法国阵亡近19万。
俾斯麦铁血统一德国为欧洲注入了迅速战争动员的军事思想，各国都为战争动员做好准备，俾斯麦成为国际政治中铁血政策的典范：战争解决德国统一问题成本低收益大。不过，后来希特勒的闪电战被苏联的战略纵深拖垮了，日本三个月占领中国的计划被中国的持久战击败。战争动员成为各国注重的军事思想之一，然而，当博弈双方都采用同样的策略的时候，其策略的效果就大大降低，原因是被对手的相同策略抵消，当双方都想动员自己的资源投入战争的时候，双方谁也无法重复俾斯麦的军事外交奇迹，以至一战二战中双方胶结成阵地战变成常态，而只剩毛泽东还能够把运动战运用得得心应手。
战争动员，除了动员人力投入战场，还动员工业生产军火，动员全民进入战争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建立了战时工业委员会（WIB），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建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WPB），无论战时工业委员会还是战时生产委员会，都是政府组织国家经济为战争服务。据美国商业部估计，在太平洋战争高峰的1943年，美国全国6千万劳工中，有2千8百万从事战争相关生产活动，即近一半的劳动力从事战争生产。今天西方实行的夏令时制度，就是美国在一战和二战实行的制度，即战时时间制度，为的就是节约能源以应付战争。英国在二战期间男人都上前线，后方生产就被妇女顶替，以至二战以后妇女加入了生产，结束了以前妇女不出门在家中操劳的社会习俗。男人都上前线，妇女后方生产，这是全民战争，是战争动员的极限。而二战的军事目标也因此发生巨大转变，军事目标从历史上摧毁军事设施和补给线以外，还加上了摧毁敌人的生产能力。如伊拉克战争，电厂、广播电台等民用设施都成为军事打击第一对象，战争动员的舆论工具和战时的生产能力都成为军事攻击的重要目标。
德国在1933年就开始准备战争，1939年二战开始的时候其工业中很大部分早就是军工产业。二战伊始，德国就进入配给制。德国的战时经济是典型侵略性经济。德国一开始就以闪电战占领大片土地，从占领地掠夺资源和使用战俘强迫劳动。1941年法国铁路运输能力的三分之二被用于往德国运送物质，这是战争没收政策，即战时海盗经济。波兰德占区就有435个劳动集中营，这是战时奴隶制。
与其它国家战时直接干预生产不同，因为战争不发生在美国本土，美国采用军火合同外包形式，最大限度保留了经济领域的私营体制，但也因此改变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从事军工的合同赢利高于其它行业，从而将稀缺的军用资源如橡胶、铜、石油等经由市场机制导入战争，这也因此形成了至今尾大不掉的美国军火集团，这些军火集团从形成的第一天起就是发战争财，而美国之所以能够登上全球霸主宝座，也是由于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财以后形成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知道美国是由于战争对外战争不断延续了美国的军备合同外包制，还是美国的军事合同外包制不断创造美国参与的战争，总之，美国的战时经济成为了常态。科索沃战争刚刚爆发华尔街股市就暴涨，美国经济对战争的依赖可见一斑，美国军工集团资金雄厚，政治献金和国会游说得心应手，以至美国国会基本就是战争狂，通过占领伊拉克的战争决议一两天就足够了，而要通过医改方案得两三年的辩论。
日本经济制度至今沿用战时经济的计划经济形态。其一是铁饭碗，大公司职工没有被解雇的问题，是终身受雇而且享受养老福利。其二是股东对公司决策权的弱化，相应的是政府对大公司决策的干预。日本大公司这种治理形态完全源于1938年日本战争时期的国家动员法案（Kokka Sodoin Ho）。
抗美援朝期间发生的黑心棉事件，对新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美蒋反攻大陆没有停止，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准战时经济，这种准战争状态使得七届二中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三十年的决议被搁置，使得中国经济迅速转入了合作化道路和公私合营道路，其消费领域配给制就是战时经济制度，其特征就是各种票证调配稀缺的生活物质。这是典型的战争对国内经济制度的影响。刚从百年屈辱痛苦中走出来的一穷二白的中国能够在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场打败百年本土无战事的全球霸主美国，就在于能够动员所有资源从事战争和提高国力：在抗美援朝、中印边界，援越抗美、珍宝岛等一系列战争和台湾美蒋反攻大陆的威胁下，中国在应付这一系列战争和战争威胁的环境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发展两弹一星，这些成果必需动员全国的资源才得以完成，必需是计划经济才有可能，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就是南泥湾战时经济的一种延续。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才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从战时建交转入和平经济，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美建交之前，美国只承认台湾政权是大陆合法政权，自从毛泽东统一大陆以后，美国国务院就抛出了《谁丢失了中国？》白皮书，将大陆的赤化推诿给蒋介石的腐败无能，以后有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和根据这个理论实施了遏制红色中国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1979年中美建交使得海峡两岸的战争状态失去了地缘政治的支撑，中国也因此进入和平发展环境，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从上边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经济体制，这可能是应对战争的暂时经济政策，其中有一些战时经济政策对战后经济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历史上也有主动实行经济制度改革以强兵的例子，最著名的当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军事意义在于大大提高了国家赋税和兵役的来源，而且以军功制激励国民战场立功。即战争不仅仅会影响国家经济体制，反过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也可以主动提升国家的战争能力。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政治就必需军事化。如三沙市的经济发展和维护主权密切相关，不可沿用内地经济体制，而需要使得三沙市半军事化，以使得三沙市的生产活动能够和国防军队保持密切联络协调。半军事化的地方政府是历史上的常态。如商鞅变法的的郡县制，就设有县令、县丞和县尉，县尉就主管军事，县丞和县尉是县令的文武左右膀。清朝的总督，就是集行政和军事权利于一身的一方要员，他既主管一省的经济，也主管一省的军事。仅凭国防力量来捍卫南海主权是不够的，因为如今南海发生的还是民事战争，军队不登场，主权争端都以民事纠纷形式出现，因此，三沙市人民不军备军事素质就不可能在三沙市从事生产和生活而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而三沙市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存在和壮大是南海主权最有力的保障，没有了生产和生活的存在，就无法在这蛮不讲理的强权政治中巩固南海主权。所以，三沙市的经济发展和军队国防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和二战各国经济为战争服务类似，三沙市应该是全民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经济发展。
89年中美蜜月期结束以后，中美并没有显现出直接军事对抗，但国际政治对中国经济体制影响重大，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就按照世贸规则，大规模深度改造中国经济体制，其中体现最深的在政府职能转变上。即西方把中国经济纳入全球经济的政治意图不需要用军事手段来达到，而可以用经济规则改变中国内部的经济制度和思想形态。但是，西方显然没有达到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预期，以至今天发展到重兵围住中国纵恿日菲越挑衅中国，妄图引发战争打断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外交和经济无法解决的政治意图会借助军事力量来达到，既然西方已经是图穷匕见，那么，中国按照西方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委曲求全就成为多余的事情，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就有了改变国际经济规则的内涵。习近平在亚信对亚洲安全观有一个历史性的阐述，习近平和普京在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达成共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参加全球经济后对西方现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委曲求全的接轨，而今后的制度改革将更多地着眼于提高中国实力的同时和平推动国际秩序的合理化，而和平的保障在于中国的军事动员能力强大到足以顶住大国军事压力制止战争。由于西方用其它手段无法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意图，因此表现出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战争手段来达到其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意愿，因此中国今后的经济制度改革也要添加迫在眉睫的提高抵御外国势力干涉的能力。这包括凝聚民心，能够在外国势力干预下同仇敌忾，这种经济体制必需有能力逐步消除腐败、消除两极分化，消除劳资对立，消除地区之间和族裔之间的矛盾。在国际缓解和平的时候，中国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国际规则；在国际环境是军事围堵挑衅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改革目的就是影响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以改善中国的和平和安全环境。南海东海处于准战争状态，处于以民事纠纷事件包裹的主权纠纷状态，这要求中国有相应的经济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