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大舅舅顶替外公进了食品厂工作,小舅舅在闵行的技校读书,阿姨还没孩子。稍得些空的外婆在小姐妹的介绍下,去十六铺的香蕉库房熏香蕉。那时上海流行芝麻香蕉,就是蕉皮上有黑点点的,被认为是甜和熟的。其实所有进上海的香蕉起初都是青的,要经过一两天密封烟熏,才会变黄成熟。外婆要从早上六点做到下午六点,大概是十块钱的报酬。从那时开始, 每次外婆来,都提一串香蕉,笑眯眯地看我和弟弟狼吞虎咽。这种工作不常有,要看广东老板有没有货到。尽管外婆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但她手脚麻利,老板也信得过她,所以每次都会被叫回去熏香蕉。现在想来,当时对我们孩子来说是有香蕉吃了,对外婆来说,却是重要的收入。小舅舅是脱底棺材,阿姨刮皮,大舅舅需要钱讨娘子,外公的哮喘说犯就犯,半夜急诊室是家常便饭。我们家的条件比七十年代要好了,但因为外婆当年是把我妈妈送走的,所以不贴家用也是说得过去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外婆贴我们的。
我问过妈妈,怎么北站外婆把她送走后又能找到她。她说因为当时那个中间人一直知道妈妈在哪里。等妈妈回到上海后,外婆每个周六去她上班的地方等她。先是远远地看,后来变成远远地跟着。等妈妈发现总是有这么个中年妇女在厂门口观望她时,心生害怕,叫了个同事去问那个中年妇女是怎么回事。同事跑回来说,那个女的是你的老邻居,想看看你。于是妈妈走过去,告诉外婆不记得她这么个邻居,外婆说我是你的亲妈,当初托某某送你到横浜桥的梁家。现在想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我妈妈当时就给个白眼,所有委屈和难听的话都一起倒出,转身走了,不认外婆。三番五次,外婆还是每个周六来等,还带吃的东西,让妈妈带回养母家,和弟妹分。六十时代初吃的要比天重要,养母家也确实困难,妈妈收下了东西,也接受了生母。每次妈妈带东西回横浜桥外婆家,都说是厂里同事送的,免得养母不开心。而北站外婆一直对妈妈养母一家感恩戴德,知道他们看不起自己,还是尽自己能力贴补,毕竟那家人带大了自己 的女儿。
我至今不知道北站外婆的身世,如她是哪里生的,有没有家人,从哪里到的上海。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她的家人。她身边只有要好的小姐妹,当时一起在纱厂做工认识的。但外婆不缺朋友,左邻右舍有事都会来找她商量。她也没折的时候,就陪人家去庙里,和菩萨说说。每个阴历十五,她雷打不动去庙里烧香,保佑全家。我高考前,她跑来说:我去烧过香了,保你考取。等到我毕业,她又开始操心我的婚姻,闲下来的时候,说:你要找个疼你的好人家,人一定要善。然后快生仔,我还可以帮你带,你们就可以安心工作。我笑死了,说:外婆,你都七十二岁,还帮我带孩子。我可受不起,摔一跤,怎么办?等到我终于结婚了,外婆不无遗憾地对我说:结婚这么晚,还这么远,我真是帮不到你带孩子了。 我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搂着她的肩说:你该享享福了,别做这么多。外婆看着我:唉,我不是享福的命。我习惯了劳心,等哪天做不动了,也是菩萨叫我去了。
那时外婆八十二岁,已搬去和阿姨住了,因为大媳妇看不惯她贴小舅舅,天天和大舅舅吵,给外婆脸色看。外婆受不了,就搬走了。尽管她后来想回到天目西路那幢老楼,大舅妈始终没有松口。小舅舅始终是外婆的心病,从工厂下岗,结婚离婚,不管自己的儿子。白天睡觉,晚上去舞厅跳舞。可怜外婆每天去他那里,烧菜,烧饭,陪孙子,等小舅舅跳舞回家才回去。我不明白小舅舅是何时变得那么颓废。记得初中时,我最喜欢和他讨论各位作家的作品,他给我看他写的书评。相信这一切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时代的变迁中,有沉有浮,他是受不了沉下去的那个。
照顾老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外婆的最后三年几乎都是卧床。2007年,我回去看她,她还能坐起来,跟我说:我心苦啊。我明白她是觉得拖累小辈,心里过意不去。而且又不能出门见朋友,很是苦闷。她又问我孩子的事,然后尴尬地说:我现在也就只能看看,抱都不一定抱得动了。2010年,我带着十个月的耀汉回上海,她已不能起床,躺着,我把耀汉递给她看,她抬头望了望,讲:是个外国囡囡啊。一脸倦意,听我和阿姨聊家常,不作声,但脸上有那熟悉的浅浅的笑意。三天后,外婆归西。阿姨讲她是在吃一碗麦片粥时,一口梗在喉咙里,当场就没了。终年八十八岁。家人都说她是在等我和耀汉,看完,没有遗憾,就走了。
外婆的追悼会来了很多老邻居和他们的子女,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受过刘婆的照顾,吃过刘婆的饭菜。他们有烦恼,不一定和父母讲,但会讲给刘婆听,然后让刘婆去说服父母。听着大舅舅的致词,我站在那里,想那个悼词里那个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人我不认识。我知道的外婆爱家人,爱邻居,有副菩萨心肠。豆腐饭吃得很热闹,仿佛重回七十二家房客的晚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