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

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

何钟林

（大连工业大学退休教授）

一般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其实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学者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时期，这个时间可能要提前得多。以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一些披着干部外衣的人，早就在破坏民主法制，践踏人权。1964年12月16日，沈阳轻工业学院基层教学部的党总支部书记带着党总支部秘书，突然闯进我的宿舍，直扑放在我床头枕边的五本日记，我简直目瞪口呆了。这些平时的领导怎么能够干出这种事情。显然，这是有予谋的，原来他们得到我同宿舍的同事的告密，说我的日记中有反动的内容。他们来执行搜查的任务。没有出示任何搜扑证或受权证明，他们自认为是身兼父母官和秘密警察的双重身份，他们要我打开皮箱和床下行囊，拿走了我的日记、全部书信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中搜身、抄家的“革命小将”，他们是“革命老将”。“革命小将”中或许有许多人你是不认识的，虽然迫于“革命权威”和“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有时还可以声辩或询问几句，遭受一些皮肉之苦。但是，在“革命老将”面前，你本来就是他的臣民，你不得不俯首称臣，何况他们说是在“挽救”你。他们掌管着你的工资、住房，一切生存的条件。那时，我也十分天真，还不懂得向上级党委申诉或者诉求行政管辖。不过，事实上那时通行“一元化”领导，行政领导形同虚设，我记得在此之前，我曾经为报考研究生的事，找过行政教学部主任，他带着厚厚的深度眼镜，头向前趋，说：“你还考啊？”，完全是一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主的模样，也不见得有多少同情心，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就这样，沈阳轻工业学院教学部的党总支部书记停止了我的一切教学日常工作，我也没有再去找任何人。听命服从，工资还是有的，只是天天需要写“检查、交代”。我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1964年12月就开始了，要比罗瑞卿大将失去自由还要早一年。

  
检查、交代其实也没有什么新内容，因为在日记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明白了。1965年1月11日，沈阳轻工业学院教学部的党总支部书记又突然让我交代辽宁大学刘祁涛的事。并说这是“立功赎罪”，叫我不要订“攻守同盟”，这些后来都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耳熟能详的术语，只不过让我早一年多提前开始预演。看来，“革命老将”们早就是训练有素，“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完全是一部分“革命老将”言传身教的结果。但是，我并不认为我的日记有什么重大问题，虽然没收了我的五本日记后，从1964年12月28日，我又开始写了一本新的日记，至到1968年5月7日。看来，我是“死不改悔”吧！1965年2月18日，我得到沈阳轻工业学院教学部的党总支部书记的通知，要我到“化工原理”实验室劳动。没有说明什么原因和意图，反正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到什么地方去劳动是家常便饭。但我知道这可能是让我在“听候处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中，“革命小将”批斗沈阳轻工业学院党委第一书记，说他在“包庇三反份子何钟林”时，我才搞清了真相。院党委第一书记他交代说：“我们把何钟林的材料报到了沈阳市委，市委认为何钟林的问题是日记的问题，是属于思想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我们不处理”。为了与我划清界限，沈阳轻工业学院党委第一书记他在检查交代中，竟然直乎我为“反革命份子”，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可能被斗得不亦乐乎，也是为了自保吧。我直到现在也都能够原谅他。因为毕竟他经历过战争的年代，参加过“抗美援朝”，他到学院以后，在科研中曾提出要把“木头变馒头”，要搞出些东西来。我真的要感谢中共沈阳市委和沈阳市委文教部的有关领导，他们那时大约在执行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样，避免了我早一点受苦受难。但是从基层党委的态度上来看，他们显然是早就想邀功请赏，惟恐别人说他们自己不革命。另外，也可能有一种扭曲的心态，好象”发现”许多人是“反革命”，他们自己也就“突显”得是“革命”的了。果然，沈阳轻工业学院党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6月15日，组织了一些人，给我贴了几百张大字报，反正材料都是现成的，只要按照当时的口径上纲上线就可以了。1966年6月24日沈阳轻工业学院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又在全院大会上，郑重其事地宣布“三反份子何钟林停职反省”，同时被难的还有一名非党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可能是同学对他的意见很多，大字报不少。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他们的这一套伎俩完全是企图在运动中保护自己，推出别人来做挡箭牌。以后他们又陆陆续续“发动群众”揪出了一些人，主要是一些“记录在案”的人。其中，党员教授、院长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毕业生，罪名是“大地主、大汉奸”；一名向党交心的教师，被认为是“最恶毒的三反份子、反革命份子”；还有就是“右派份子”、“特务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等。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体相同。这就是通行的“抛死狗”。有些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文章，称呼这些人为“死老虎”，我实在是不敢苟同。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我们个人完全失去了人的尊严，平时的同事、朋友对我们祗能白眼相看，因为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红卫兵给我带上一个10*3厘米长方形的白布牌，上书黑体的“牛鬼蛇神”四字。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打扫厕所、清扫学生宿舍楼的卫生。平常从事这些劳动的学校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纷纷起来“造反“，搞“革命大串联”去了，红卫兵正好让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来干这些活，也是填补空白吧。在我成为“牛鬼蛇神”之后，沈阳轻工业学院的同事，特别是老师们都不敢跟我说话，可能是为了划清界限，我也能够理解他们，那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人人自危。走路也装着没有看见。只有沈阳轻工业学院的几位工人，1965年我劳动干活时熟悉的水暖工戴师傅，实习工厂的王师傅，食堂的李师傅，还敢和我打招呼。这年秋天我们家庭又传来了噩耗，父亲在上海因为历史问题，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但是他的待遇要比我凄惨，他老人家一分钱工资都不给，扫地出门，打发到安徽农村劳动去了。沈阳轻工业学院当时也有一位老讲师，还是纺织系的系主任被赶到江苏农村去。当时在全国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有些单位可能确是如此，显得他们单位是非常革命的。但是，我们学院这位老讲师、纺织系主任，后来可能在故乡生活无着，又跑到学院来，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他就上吊自杀了。我们家庭好在还有兄弟姐妹几人，可以勉力共度难关。大姐可以就近照看一下父亲，大哥虽然也能够给于一些支持，但是他们当时都比较困难，经济负担的主要任务就落在我和大弟、妹妹的身上。在风雨中我们共同努力负担起父亲、母亲和小弟弟的生活费用。从1966年9月开始，我每个月都要给家里寄20-30元钱。妹妹和妹夫他们特别不容易，那时他们已经结婚，分居两地，妹妹在安徽绩溪，妹夫在贵州遵义。因为我们家里出了事，妹妹每个月也要给父母亲寄钱，都得到了妹夫夏家佑的全力支持。这年秋天家佑到东北来出差，还特意到沈阳来看我，他来的那一天，我正好清扫厕所回来，非常狼狈。一身工作服也没有脱，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旧不堪有些汗迹的帽子，脚上穿了一双半高的胶靴，更糟糕的是：我的上衣口袋上还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我是非常不想让家属亲人知道，怕他们格外难过。好在家佑十分体谅我的处境，尽量不谈使我为难的话题。我也没有办法留他吃饭。但是，亲人的关心，在那个苦难的年代里，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温馨回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经受群众批判斗争的场面，是在1966年7月，那天晚上全院在批判斗争前面提到的一名向党交心写材料的教师，可能他是中了“阳谋”了，此刻他被认为是“最恶毒的三反份子、反革命份子”。正在斗得高潮上，突然，一名化工系的女实验员尖声叫到；“把何钟林也揪出来！”，我算是陪斗。不过，当时我还比较镇静，我问：“让我站着还是坐着？”，许多学生呼喊：“坐下！”。文化大革命初期，学生还没有见到社会上更多的场面，第一次对我还算比较客气。1967年、1968年武斗升级以后，学院组织的一次大型批斗会上，虽然批斗的目标是东北局和辽宁省委主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排在学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后面陪斗，已经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人物了，但是也还要做出“喷气式”的姿势来陪斗。所谓“喷气式”，就是身体必须成90度大弯腰，同时两手向后伸展，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的木牌子，一动也不动。所以，北京大学季羡林老先生在“牛棚杂记”一书中说，为了准备参加批斗会，事先要活动、活动腰部，做些练习，我是相信的。否则，真是坚持不了。为了防止在批斗过程中通过人群时，混乱中被皮带抽打受伤，衣服要尽可能穿得厚一些，这样15分钟“喷气式”以后已经是大汗淋淋了。但是，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又是一顿皮带猛抽。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汗水顺着大弯腰处于最低处的额头一滴一滴地流淌在大礼堂台上的地板上。这种中世纪的酷刑又在六十年代的中国高等学校里出现，这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此前还有一次小型的训斥会，批斗的情形也很惨烈，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准备建立“牛棚”了。1968年6月的一天，有一派红卫兵把我们几个他们认为应该专政的“牛鬼蛇神”集中到昔日的一间教室里，教室的桌椅板凳早已被推到一边，不知从那里还弄来一些木板床，也堆放一边，好象是半间仓库。我们被命令站成一排，四、五个红卫兵手持棍棒和皮鞭，凶神般地站在两旁，食品专业二年级的一个学生，看样子是红卫兵的小头目，我还有些认识他，因为我曾经指导他做过物理化学实验，但是此时他给我们训话却声色俱厉，他特别提到刚刚被抓来专政的一名教师，这名教师原是分析化学教研组的老师，平常有些不拘小节的缺点，教学不太负责任，常常吹毛求疵，引起学生公愤。这次也该这位分析化学老师倒霉，他站在这派红卫兵对立面的立场，曾经给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沈阳轻工业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写过信，后来这封信被搜查出来，信中说：“要把钢刀插进他们的心脏”，这本来是一句出谋划策，派性比较足的话，这时被无限上纲上线，于是训话中几次点到他的名字，棍棒和皮鞭齐上，他被打得很重。但是，在千钧一发之际
，救了分析化学老师一命的却是一位教俄语的老师。这位俄语老师早就被抓来专政了。当时我们都在聆听训话，但是，这位俄语老师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还是比较脆弱一点。在分析化学老师被打倒在地，由大声哭喊转而低泣时，俄语老师再也承受不了这种恐惧，由站立立正的姿势轰然倒下，休克过去。开始红卫兵还打了他一鞭子，但是没有任何反应，觉得有些不对头，于是一齐住了手。分析化学老师也免遭继续挨打，因而得救。可怜这位俄语老师，白白挨了一鞭子作为陪衬。后来他自己逐渐苏醒过来。这位俄语老师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还是学院教师队伍中的一位红人，由沈阳轻工业学院送到当时的大连日语专科学校进修，在外地他也积极地写些思想汇报寄回到教研组。只是有时用词不当、错别字很多，当然这也是属于中文语文程度不高，应该在需要进修之列。他在思想汇报中写到，自己正在积极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开始不愿意学习到现在比较愿意积极努力学习。这位俄语讲师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比如作吃“臭豆腐”，开始嫌臭不愿意吃，到后来越吃越香。显然，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于是，很快他从天上跌落到地下，并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从大连揪回沈阳，被“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沈阳轻工业学院最早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之一。在红卫兵训斥一顿，打骂有加之后，临走的时候说：“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又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集中住宿，日常生活，由何钟林负责与我们联系”。于是，我就成为牛棚棚长了。牛棚棚长并没有什么待遇和特权，只是红卫兵宣布：“你们晚上十点钟睡觉前把裤带交给何钟林统一保管”。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建立牛棚的时候，各地并没有统一的规范，牛棚管理中也没有什么指导性的红头文件，只是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才划出专门的区域，牛棚由红卫兵进行半监狱化的统一集中管理。但是，保管裤带一事，这位分析化学老师并没有让我代劳。当然，分析化学老师也并不是位女性，倒没有什么不方便的问题。我们当时大约有七、八个人，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就集中住宿在这间教室里。根据红卫兵的布置，我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到各位牛棚难友家中，让他们的家属提供各自简单的行李和粮票。好在有几位牛棚难友和我一样，当时都是单身一人，粮食关系就在学院集体食堂内，行李简单得很，一卷就拿过来了。麻烦就出在这位分析化学老师家里，他虽然也是住在当时沈阳轻工业学院的家属宿舍内，距离学院也只有3-5分钟的路程，可是当我到他家的时候，他的家属不愿意提供简单的行李和粮票，让我带走。其实，我完全可以回去向红卫兵禀报了。但是，我这个人有一种出自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心，再说我当时也不认为这位分析化学老师有什么罪大恶极之处，于是，我向他的家属说下午他被打得很厉害，如果不吃饭，晚上再休息不好，可能对他身体不利。要不一会给他送去吧。因为我还要去俄语老师家去通知，于是就匆匆离去了。俄语老师的家属倒是十分配合，她不仅准备了行李、粮票还拿了脸盆和洗漱用具，帮助我一块送回牛棚。我们的牛棚当时在沈阳轻工业学院工字楼一楼的尽南头，进去需要从大门口凹部处绕行半圈。一楼和二楼的结合部基本上已经被一些破烂的桌椅板凳堵死，大约祗留下两、三个台阶的楼梯口。所以，当俄语老师的家属把行李、用具送来后，允许他们夫妻俩坐在楼梯口小聚片刻、吃点东西也是人之常情。不久，分析化学老师的家属来了，拿来了简单的行李，但是告诉我粮票正在向邻居筹借中，要我过一会去取。按照俄语老师和他家属的先例，也让分析化学老师和他的家属在楼梯口小聚片刻。他们也还比较自觉，不大功夫分析化学老师就回到牛棚教室内。人全部齐全了，该把床铺做个简单安排。但是，我还有到分析化学老师取粮票的任务，我自己的铺位在门口最不好的位置上，没有来得及整理，我就匆匆赶到分析化学老师家去，这回我受到热情的接待，分析化学老师的爱人甚至说：“我很害怕”、“我怎么这么害怕”。搞得我很莫名其妙。但是，十几分钟我回来后，发现分析化学老师已经不在了。问其他的人怎么回事？他们说：“分析化学老师你前面走，他就跟你出去了，你们不是一块走的吗？”。我的脑子当时就轰的一声。分析化学老师在牛棚逃跑了。我可能要受到白天的残酷刑罚。当时也祗好硬着头皮去请罪了。红卫兵声色俱厉，他们立即赶过来，要我连夜写出经过并深刻检查。但是，看得出来，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扑逃跑的分析化学老师，我侥幸逃过了一劫！但是，晚上保管裤带一事，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差事，虽然没有分析化学老师的一条裤带，但却没有给我减少一点负担。第二天，红卫兵就押来一位教纺织的老讲师，据说是原国民党中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也是如获至宝，因为什么“中校特务”、“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的头衔都可以安得上，而且，他还有一项新罪名“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老先生大概被当时的“红色风暴”搞怕了，那天中午在在自家厕所上吊自杀，但是没有成功，让邻居看到，救了下来。老先生并没有获得同情，反而罪加一等。当天下午就被押到牛棚来。红卫兵自己又不想担负看管的苦差事，推到牛棚中来，让牛鬼蛇神们互相照看。老先生因为自杀未遂，心情一直不好，特别觉得无颜面见人，还想再死。他交给我的真是一条沉甸甸的裤带，我连续三天晚上几乎都没有睡觉。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白天还要带着他和我一块打扫厕所。可能是因为我对于生活强烈的热爱和对未来希望的信心，感染了老先生。我从来也不惧怕劳动的苦与累，从来也不藏奸耍滑，总是真诚当待人。老先生不再想死了。终于他也挺过了文化大革命。后来，他的儿子还当了大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但是，也许还是遗传基因的缺欠，他的儿子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最后因为嗜酒，中风终生半瘫。可能，他也不知道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我的故事，也还不能把艰苦奋斗努力坚持下来。可是，我希望我的孩子和下一辈分的年轻人，不要忘记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苦难，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克服，工作和学习中也不可能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承担！我很欣赏美国劳工部长，著名华裔社会活动家赵小兰女士所说：“成功的因素必须不断鼓励自己”。“我希望人们记住的最重要一点就是，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最难熬的是孤独。因为批斗毕竟是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的事情，牛棚也祗有半年之久。而孤独却延绵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1月29日，农历大年三十，我在日记中痛苦地写到：“取得群众的谅解，逐步的有个过程。春节会餐我没有参加。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去要求参加。把饭买回来。虽然一个人在宿舍里吃饭，觉得有点孤独，拿出一面镜子对着镜子吃饭”。在极度的艰难和困苦中，我仍然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冒着极大的风险学习一些业务知识和发表一些政治见解。1968年3月5日，我在日记中写到：“最近我比较能安下心来读一些书。钱学森的“物理力学”是我读得最多的。读书是我生活中快乐的源泉。每当武斗枪声又传来时，我以极鄙视它们的心情，默数着无政府主义者们的蠢事。埋头读些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那些闪光的科学业绩，熟悉的科学家的名字，又在我脑海中跳动，他们是永远不会从历史上消失的。这又唤起我青少年时代那种永不疲倦的求知热情，那些的光荣和幸福的追求，青年的毅力，----。这样，我的心又仿佛未曾衰老，回到那活跃和快乐的青年时代”。

  
但是，我还是不够坚强。我经常迷惘在困惑和对未来不确定的追求中，深深怀念我的亲人。1968年3月26日，在我被关进牛棚前两个多月，我曾经在日记中有一段记述“春天啊！是美好的，虽然气温一直较低（零上10
℃左右），但是寒风显然是收敛了。在美丽的南方，我的故里，春意一定是更为浓烈，我这个远方的游子，何时能够重返故乡，见到我的亲人”。“我不知道我继续要怎样做，我对我们国家、人民没有一点贡献吗？化学文献上的一切，难道都是骗人的吗？我依然很不明了”。一个人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仿佛象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死亡和杀戮正在一步一步的向我逼近。在我被关进牛棚不久，红卫兵大概总结了分析化学老师逃跑的教训，除了加强对我们的防范外，对于“要犯”，红卫兵把他们单独囚禁于密室。奇怪的是，红卫兵又不管他们吃饭，命令家属，每天把饭送到牛棚，再让我送到红卫兵司令部的小楼门口。每每我都能听到小楼里面传来审讯的叫骂声。但是，我绝对不敢多作停留，害怕那一天这种恶运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一位留学美国回来的造纸老教授，他的遭遇让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这位留美的老教授开始祗是一般性的和我们同样劳动，只是他从来也没有参加过打扫厕所这种比较脏的劳动，他有一把从美国带回来做化学灼烧试验的坩埚钳子，这回派上了用场，他用来夹厕所废弃的卫生纸。虽然不是专用工具，使用起来效率不高，但是因为在厕所里劳动，红卫兵可能也怕臭，没有跟随在左右监督，我虽然是负责干活的“牛鬼蛇神”，对他也比较同情和理解，但我的这种软弱的保护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红卫兵又让他暂时停止劳动，专门写检查交代材料，挨了几次打，看得出来身上有伤。但是，单独囚禁的厄运终于降临到他身上。我把他的老夫人送来的饭，及时地送到红卫兵司令部的小楼门口。面对着老夫人送饭时凄楚的目光，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但是，两、三天后就不用再送饭了。这时，满院子的高音喇叭和大黑字块，都是“死有余辜”、“畏罪自杀”之类。一个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凋零了，而那些凶手至今也没有绳之以法。这就是我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还会在中国重演的原因。在一个没有法制或者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很容易滋生腐败和发生各种无法无天的事件。2005年9月，我在纪念孔子诞辰2556周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现代国家结构模式已经不是“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与价值秩序的结合，它应包括一整套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物质文明所形成的民主政治、开放经济以及新形成的社会阶层。它的内部有一种强大的抑制腐败和调节社会分配的力量。如果仍然因循袭旧，照般“士、农、工、商”的老一套价值体系，无法克服体制上的障碍，至多也是换汤而不换药”。文章中又说：“问题不在于“士”的出现，而在于体制内能否最终遏制腐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我们应该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缩小两极贫富的差距，绝不能把“士”当作“官”做，而应该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学者对四十年前历史事件朴素的反思，应该有它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