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之战，是被华人歪曲或误解最严重的一段中国近代史。有鉴于此，重新审视、重新评价这场战争是非常必要的。更何况，清皇朝的历史好像正在今天重复。
八国联军为什么侵华？两句话可以概括（1）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2）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危在旦夕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
为行文方便，首先需要给这场战争起个名字。若遵循“甲午战争”的命名法，这场战争应称“庚子战争”，因为战争发生在庚子年，由“庚子之乱”引起。
庚子之乱，乱自拳匪。“拳匪”是对义和团最准确的称呼，其首领（李来中、张德成、曹福田等）及骨干是不折不扣的土匪、流氓、骗子。他们以反对外国传教、抵制洋货、铲除洋人、二毛子（汉奸）为名，聚众闹事，为非作歹。清廷（西太后）被他们“刀枪不入”的骗术所惑，想利用义和团打洋人，义和团遂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奉旨造反”。“灭洋”者，一切沾‘洋’字的均在消灭之列。洋人、洋妇、洋孩固然格杀勿论，信洋教的亦罪不容诛。拳匪杀害外国传教士、洋人工程师、华人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烧教堂，扒铁路，割电线，拔电杆，烧车站，毁桥梁，捣学校，砸医院，破邮局，毁机器，沉轮船，烧(西)药房，抢银行，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一时间，红色恐怖（拳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笼罩中国大地和京都地区。
拳匪称外国人为“毛子”，华人基督徒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各类“毛子”，拳匪均视如寇仇；轻则殴辱抢劫，重则乱刃加身。时人记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发生“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红色恐怖中，不仅沾‘洋’字的大祸临头，就是政府高官、皇亲国戚在拳匪面前都不免战战兢兢。拳匪说谁是汉奸，谁就是。“鉴别”的方法是所谓焚表，即在烛火上燃烧一张黄裱纸，纸尽灰扬，表示得到神的默认，此人才能免祸（不是汉奸）。要想加害于人，焚表时略作手脚，此人即在劫难逃。拳匪甚至猖獗到了闯到紫禁城里去杀“头号卖国贼”，即思想开明的光绪皇帝。
制造恐怖、疯狂排外的不仅是拳匪，还包括官军。杀外国人和二毛子杀红了眼，清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和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对后者破腹剖心）。各国多次正式通告、照會，請求清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外交官和传教士,清政府的回应是变本加厉。既而，清政府竟然昏聩、疯狂到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派重兵围攻北京大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妄图杀尽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人员，以及躲在西什库教堂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不教训行吗?
庚子战争是中国的国耻。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其空前绝后处有八，容我一一道来。
（一）中国在大规模残杀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本国基督徒)、焚烧教堂、杀害外交官之后,向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强国同时宣战，计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十一国。几年前的甲午战争，一个日本已经把中国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清廷挑战全世界的列强, 《宣战诏书》宣称要对各国“大张挞伐”，这种愚昧和狂妄，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二）清廷对十一国宣战，外省督抚中的头脑清醒者，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看到亡国之祸就在眼前,遂发起“东南互保”，公开声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与各交战国达成协议，东南各地方政府不奉行宣战诏令，列强也不得在东南地区启衅。中央政府作战，地方政府中立，并与各敌国互相保护，如此荒唐之事，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以文明古国自命的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竟然是攻陷北京的各国公使馆，杀尽各国外交官和家属（以及被使馆庇护的中国教民）。战争中应该保护外国侨民；中国政府竟公然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种杀尽外交官、杀尽洋人妇孺的野蛮、残酷，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庚子战争中，大部分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被焚毁，包括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奥國、荷蘭的公使館；各国外交官、家属及使馆庇护的中国人躲到建筑坚固的英国公使馆避难。在清军及拳匪的猛烈攻击下（包括火攻），使馆内七十一人遇难，其中有六名儿童（更多兒童在饥饿、病痛中掙扎），数百人受伤。对外国传教士，中国要斩尽杀绝。根据教会（保守的）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其中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88人，其中儿童53名。中国的基督教教堂绝大部分被破坏、焚毁。
以使馆、教堂为武力攻击目标，以外交官、传教士为疯狂屠戮对象，这是德国、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都没干过的。
（四）如前述，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攻陷京城的各国公使馆。一个国家用战争手段、正规军倾全力攻打京城的外国使馆，本应易如反掌，得手不过“一弹指间”，可是竟然久攻不克，最后以失败告终。如此战绩（或曰败绩），古往今来可有先例?
双方的力量对比如何？攻打外国使馆的清军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加上拱卫京师的御林军“虎神营”、“神机营”的配合。董福祥麾下的甘军至少有二十七营，以每营五百人计算，甘军人数至少一万三、四千。“使馆区内被围者约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外国男性400人，女性147人，儿童76人”（摘录自《维基百科》）。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武器装备呢？过去中国人一个遮羞的说法是我们的大刀长矛对外国的洋枪大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军队早已经现代化了。当时清军在北方的主力“武卫五军”（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豫军和武卫军统帅荣禄自领的中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比外国联军差。他们不仅配备洋枪洋炮，而且“出洋操”，即按外国军法操练。
（五）中国在庚子战争中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战败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称得上是宽大为怀，并未苦苦相逼。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费时最久、争论最烈的是条约第二款“惩办祸首”。战争的罪魁祸首无疑是西太后，这是明摆着的。但是不要说对西太后的任何惩罚，就是对她任何公开的批评，都是中国方面绝对不接受的。西方列强最后尊重了中国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碰的“底线”。
有人对《辛丑条约》规定的四亿五千万两赔款不能释怀。战争赔款一般是对战胜国军费的补偿。战争的开支浩繁，尤其是海外作战。庚子战争，清廷向十一国宣战，与八国联军作战，各国的军费加起来自然是一个大数目。从庚子赔款中唯一获利的是俄国。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赔款额的29%。俄国的战争支出是一亿七千万卢布，而所得赔偿，折合卢布一亿八千四百万；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
中国人的仇外宣传，只谈《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从不提西方列强以后纷纷退还庚子赔款的史实。首倡义举的是美国。美国获赔款2444万；它将尚未支付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帮助中国办教育。其它各国（日本、俄国除外）纷纷效仿美国，退还赔款。一些退款被中外双方用来加强中国的基础建设；如英国退还的赔款就用来在中国兴修铁路。
（六）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中国民众被拳匪、官军涂毒、祸害；“灭洋”的大屠杀、大破坏使国家经历了空前的浩劫。是外国联军攻占北京、剿灭拳匪之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解民于倒悬的”竟是外国军队，这不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吗？
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是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众多谎言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此乃中国人的自欺欺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外国军队，而是中国人自己。在庚子之乱和其后的战争中，“兵匪焚掠京师”，“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兵匪”者，清兵拳匪是也，凿凿见证，史不绝书。
根据教会保守的统计，241名外国传教士和家属在庚子战争中遇害。中国基督徒的牺牲尤为惨烈，两万三千多教徒被血腥屠杀；其中天主教徒一万八千人，新教徒五千人。对外国传教士和华人基督徒的屠杀，不仅发生在华北（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和京津地区，而且发生在东北（辽宁）、湖南、浙江、江西、陕西等省，可谓屠戮遍九州。下面一段文字摘录自《维基百科》“义和团运动”条目，记述清军和拳匪在山西太原屠杀外国传教士的暴行；史料来源于清人著作《拳变余闻》。
过去中国为拳匪开脱罪责的流行说法是：国人痛恨洋人传教，因为那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国人痛恨“二毛子”（华人基督徒），因为他们仰仗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欺侮同胞。凡是对基督教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者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那是不值一驳的谎言。拳匪疯狂屠戮的并不限于外国传教士和教民；死在他们屠刀之下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民众、官绅。仅在北京一地拳匪就屠杀了十几万人。拳匪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拳匪在路上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汉奸、乱刀砍死的不计其数。戴眼镜、携铅笔、用火柴、打洋伞、穿洋袜，都可招致杀身之祸；家里藏有洋烟、洋书，更是祸及满门。
诛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光绪帝；二虎：庆王奕劻和李鸿章；三百羊：三百清廷官员）是拳匪肃清政府中二毛子的“宏图”。他们认为清政府官员中只有十八人可以免杀，其余皆不可留。拳匪的这个“非常之事”，原定在毁灭北京的外国公使馆、杀尽洋人之后即付诸实行。是八国联军粉碎了他们的图谋。
清军也不甘后人。时人记述：7月15日北京前门内：“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火烧翰林院更是甘军的“杰作”，乃自焚祖典、自践古籍、自毀神圣殿堂之举。八月十四日联军破京，董福祥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董个人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
八国联军称不上是仁义之师，联军中也不是没有扰民的败类（或出于复仇心理，或违反军规、军记）。但是历史清楚地证明了：是八国联军平息了拳匪的大屠杀、大破坏，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是八国联军解救了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同时解救了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北方民众。八国联军不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破坏者；刚好相反，他们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恢复者。
（七）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对城市的现代化民主管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八国联军对中国城市的占领是临时的，今后撤军“走人”毫无疑义，但是他们对城市管理并未掉以轻心；他们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城市管理和民主作风搬到了中国。这里仅以天津为例。
联军攻占天津后成立了临时军政府；入乡随俗，取名“天津都统衙门”。此衙门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衙门；手握大权的不是一言九鼎的衙门主官，而是市府委员会（相当于市议会）。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解散，委员会一共召开了329次会议，4次特别会议，平均每两三天开一次会。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以法文（国际上最权威的法律用语）作详细记录。两年下来，会议记录汇编为几大本的《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清政府收回天津治理权时，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给清政府。
天津临时政府发布的第1号“告谕”向民众保证，要“清理地方，保全善良”。首先是整顿治安，恢复秩序，清除匪患，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收拾庚子之乱遗留下来的烂摊子，还有两项当务之急。一是采取卫生防疫措施，防止拳匪大屠杀后死尸狼藉、遍地哀鸿之中可能爆发的瘟疫；二是“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就是说，在战乱之中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
即使面对军事需要，这个战时军政府也不会侵犯民众的财产权，不会任意损害民众的福祉。其时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pbell）将军要求都统衙门在市区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将军得到的答复是：“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委员会第81次会议第2项，1900年12月12日）。
在战局稳定之后，临时政府掀起了天津开埠以来第一次现代化改造的浪潮。临时政府主导了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将城墙拆除建造公路，在新修的马路上铺设电车道、安装电灯等等。按照国人的惯性思维，外国占领军的这些作为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他们是在敌国的土地上，既无拚政绩、图升官的驱动，亦无饱私囊、搂钱财的利诱，所为何来呢?
进行天津的开发建设，涉及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在八国联军治下，拆迁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呢？这里以修建一条沿河公路涉及的动迁为例。
临时政府委员会第73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此次拆迁的征用费问题。委员会责成公共工程局局长、丹麦工程师林德（Linde, A. de）就沿河房屋提出估价报告；该报告完成后，由司法部长、司库和中文秘书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告提交给市府委员会。市府提前一个月发出公文告示，通知涉拆迁的居民。居民有意见、要求尽管提出来，由市府进行审议。市府绝无隐瞒、强横之举。每个拆迁户均得到三方面的补偿。一是房价补偿，按委员会综合专家分析确认后的房价执行。二是宅基地皮，均以每亩75两支付征用费（相当于五品官一年的俸禄）。三是在市内迁居地区免费划拨同等面积的宅基地。
房产制图造册，统一由临时政府召集房主、地保与相关人员到场造册存底，一式两份。拆迁户的补偿银两，由临时政府的下属部门在预定时间统一发放。
八国联军主导的房屋拆迁如此公平、廉洁、透明、利民，会不会令今人羡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