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父亲，男，66岁，因不当医疗于2014年5月19日21:05（院方公布的死亡时间，有出入）在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去世，次日2014年5月20日逝者家属怀着万般悲痛的心情在于医院沟通的过程中，院方百般拖延、阻挠，并有社会相关人员伪装成保卫科人员的家属参与纠纷，故意挑起事端，进一步制造矛盾，院方声称，所有院长都不在医院，作为一个三甲医院，竟然可以出现所有医院院长都空岗的情况，事后证明是院方的托词。
该医院作为一个所谓的三级甲等医院，医疗秩序混乱，监督管理无力，只以盈利为目的，在患者自身条件不适于开展此项治疗的情况下，诱导患者家属，在术前谈话5中，只与我的母亲，一个70高龄，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能完整理解医疗治疗利弊的家庭妇女谈话，患者两个成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就在身边，医生却单独把老母亲叫到一边谈话。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国内最早引进心脏支架的倡导人胡大一教授指出：心脏支架之所以被滥用，和医生的积极举荐有直接关系。“很多医生会对患者说：一个只需要小创伤就可以疏通血管，一个需要动大手术。在患者缺乏相应的医学常识情况下，患者往往更倾向于介入治疗。 该医院---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生心内一科主任：王涛，之所以热衷支架治疗，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在伴随着支架滥用的同时，各种大检查也跟着“满天飞”。该院医生根本不顾患者血管情况如何，身体基础状况如何，这一系列检查下来就足够考验患者经济能力的。该院医生根本不考虑心脏病患者个体情况，未完全充分的解释病情，作为一个救死扶伤有医疗道德的医生，应该想患者所想，提供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式，而不是简单地植入支架了事。而该医院的医生，即使患者自身状况不符合支架植入的要求，通过诱导、举荐患者植入支架，直接导致患者死亡，滥用支架，看起来受伤的是患者，最终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医生，因为这样人们会失去对他们的信任。
院方公布的死亡时间为2014年5月19日21:05分，而在前期医生通知患者家属准备后事，患者亲属陆续赶到医院，并买白酒擦拭遗体的时间不符。在患者去世后的近10个小时内，该医院将患者的遗体摆放在ICU外门和内门之间，平时开放空调保持恒温的空间，竟然将空调关闭，保持高温，院方并未告知家属及时将遗体存放在太平间，而是在患者家属的要求下，才联系太平间冷存遗体。院方如此处置违反了我国关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9条的规定。而对于这样的医疗事件，当家属提起异议，要求封存病历的时候已经是几天后，尽管如此，远方的病历上依然显示，去世时间后的用药记录，该院病历存在严重的前后差异，试问，这样的一个无医德无技术的医院，是如何评上三甲医院的？？？
家属经过多次沟通，院方法人-院长贾如意态度起伏不定，时而强硬，时而妥协，在患者家属明确表示走司法途径的前提下，走司法途径意味着要进行尸检，在自己的老父亲迟迟无法入土为安的情况下，尸检无异于对患者的家属再一次造成心灵的创伤，而院方一味拖延、阻挠，也未告知患者家属关于医疗事故处理的相关的规定，拖延尸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8条规定：拒绝或拖延尸检，影响医疗事故鉴定的，由拖延一方负全责。
更为甚者，2014年5月24日，【济南新闻台】的两位记者，在表明自己是济南新闻台记者的身份后，要采访患者家属，患者家属要求对方出具记者证、采访证，对方声称未携带，患者家属予以拒绝，而在当晚2014年5月24日【济南新闻台】的一栏21:05分的《今晚20分》的节目中，播出了患者家属与院方冲突的情况，该新闻声称患者家属为医闹，是花钱管吃管住雇佣的，在其他时候其他医院的纠纷中见过这些患者家属，这样不负责任，歪曲事实，造谣诽谤重伤患者家属的无良媒体，不知道和院方达成了何种协议。
患者家属得知这一状况后，于2014年5月26日，再次赴医院进行沟通，医院方依然避而不见，再次拖延，在当地公安介入的情况下，才在尸检要求的最后一天（冷冻7天内）得以完成了相关手续，而院方竟然反问，“记者不是你们家属叫来的吗？”
2014年5月27日进行了尸检，患者家属代表全程参与了真个过程，并积极告知了尸检指定方—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病理科患者整个诊疗的过程，并嘱参与解剖的人员注意支架的位置和状况，现场发现支架内血栓，两个支架重叠约1厘米，存在严重的操作失误。病理报告等待中。
2014年5月28日，在相信我们是法治社会，法律会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我们的党和政府会为老百姓做主的前提下，家属来到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和济南新闻台的上级主管部门，济南市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进行信访，济南新闻台的两位负责同志，公然声称新闻自由，声称患者家属为医闹，并在言谈中声称这样播报的目的是想为院方和患者方创造一个沟通的平台，而且言谈中透露出的信息只有院方和患者家属才知晓的信息，如此无良无德的媒体人，玷污了新闻自由的神圣，为了谋取私利，成为庸医和无德医院的走狗，也玷污了所有媒体人的声誉。
目前，患者方还在等待事件的结果，我们相信社会公平和司法正义，也相信任何行业的蛀虫和无德人员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和良心的谴责。
附：央视新闻
医疗器械暴利
心脏支架滥用
根据我国卫生计生委数据显示，我国医疗费用近几年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医疗费用达到了2.9万亿元，较2011年增长了近20%。业内人士认为，过度医疗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大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说，“我对这个过度治疗现象深恶痛绝，我们浪费很多，无论是国家出钱，医保出钱，自己出钱，这是巨大浪费，而且过度医疗不仅仅没有效果，而且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如今大到心脏支架小到针头，医疗器械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息息相关。2013年年底发布的《2013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蓝皮书》指出，我国医疗器械设备的市场规模在2011年已达到1200多亿元，2000年-2010年的复合增长率约21.3%，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3000多亿元。
医疗器械行业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去年九月份，一篇《医疗器械多暴利一个进口支架至少回扣2千》的文章热传，报道中揭露了医院及医生对心脏支架收取的高额回扣。记者陈时俊表示，“普遍的回扣，可能是10%—15%期间，与心脏支架这样一个动辄三五万块钱，两三万块钱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如果以三万为例的话，一个医生植入一个心脏支架的话可能就在两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回报。”
因为多数患者并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加上救命心切，所以患者对医生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而且，一旦你做了心脏支架，其实你过了几年之后就要进行持续心脏支架的一个更换，而且每一个心脏支架如果是外资的一些比较昂贵的，动辄三五万是非常平常的一个事情。
“一般是总代理的话，销到医院的部门的话，大概是正常的话利润是100%，经济越落后地区，那么利润会越高。在经济发达地区比方说是卖两万块钱，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它可能卖到六万、八万。”他说，“像一些植入性的产品，比如说关节、支架也好，主要是回扣。比方说是三万块钱，那么你从我这里进货比方说是一万五、一万六。我拿出五千块钱来我回馈给你。那么这五千块钱，就是一般的分成是这样的，设备科是一块，大头还是底下科室，主任拿一块，然后上手术的医生。”
北大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表示，对冠心病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比例是7:1到8:1，在中国则高达15:1。对此，胡大一认为，心脏支架的滥用已经成为心血管病人最大的隐患。
胡大一教授同时兼任着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他曾经以国内很多心血管病人背着超过3个心脏支架来炮轰过度医疗。
胡大一说，现在支架做得过多，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欧洲现在这种稳定病人，做支架的不到一半，只有4成多，中国呢接近8成。
支架滥用，促使国内心脏手术市场增速惊人。据胡大一介绍，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二十多倍。
胡大一教授认为，如果是用药物可以控制的稳定病人，绝对不能胡乱使用心脏支架。
http://www.cnwest88.com/2014/jiankang_0110/188096_3.html
前任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他列举了一组卫生部调查的数据，2012年中国医疗费总量占GDP的5.3%，医院占了这其中的三分之一；中国200万医生加上助理医师260万，老百姓每年看病次数在60亿人次到68亿人次；医院看病，药费占了所有费用的一半，药实际收病人的价钱是药成本费的10倍。他称中国约近半居民有病不就医。
朱云来还提到，看病难“最主要的还是体制问题”。他说，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已严重困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而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失衡，造成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使老百姓不能均衡享受到社会公共资源的福祉；而“贵”他认为是贵在药品和医疗机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使医院的逐利倾向愈演愈烈导致医患矛盾突出。
郎咸平：医改要视民如伤！
中国著名金融学家郎咸平曾经表示，迷信市场化会毁掉医改，这会使穷人看不起病。郎咸平认为，“我们的老祖宗说过要视民如伤，意思就是像呵护自己的伤口一样来呵护自己的子民，所以医改的核心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郎咸平表示，中国医生群体的回扣完全是来自于药厂，医生给病人开贵点的药就可以按比例抽成，这个抽成再摊到药的成本中去，所以药价越来越贵，医生感觉越来越爽，药厂也 不会做亏本生意，最后买单的是我们老百姓。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大病重病看不起，因此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传统的“以药养医”模式。这个“以药养医”模式成为中国医疗系统最大的问题。
2014年5月30日
在家属来到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和济南新闻台的上级主管部门，济南市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进行信访后，济南新闻台今晚栏目组给予的书面答复仍声称，这样播报的目的是想为院方和患者方创造一个沟通的平台，将“家属是花钱管吃管住雇佣的，在其他时候其他医院的纠纷中见过这些医闹”的言论推给了院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