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金戒指 刘振墉
姨母有一只金戒指，不知何时给了我母亲。
我家是市镇贫民，只有一亩半耕地和几间出租房，经常食不果腹。儿时还记得祖母橱里收藏着一卷卷的“当票”，最后连可当的东西几乎找不到了。姨母家是小地主，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活下来。
姨父是老实人，没有主见，一切听姨母的。五十年代初姨母去世，姨父另娶妻生子。在乡下过日子十分艰难，我们每年都要寄一些钱和粮票去，从未间断，有时也寄些衣物去。姨父去世已二十多年，他的儿子和孙子只会种田和做苦工，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偶尔要给予接济。
文革高潮时，我母亲突然收到姨父的一封信，大意是说造反派在追查金戒指。有人多年前看到过，土改时又没有拿出来，一定是收藏着，逼他交出来，被打不过。只好交待是给了你，他们一定要我讨回来，等等。这封信显然是村上的造反派用姨父的名义写的，无异于公函。但这时金戒指老早卖了，无奈之下我母亲将这封信转到我哥哥处，大哥随即汇了四十块钱给姨父的生产队，帮助他过关。当时银行的黄金收购价是每两九十八元，四十元抵充一只金戒指多多有余了。
姨母与我母亲间姐妹情深可以说天下无双。因为姐姐要比妹妹大十一、二岁，她们的妈妈又体弱多病，于是从小就是姐姐带妹妹，直到出嫁。我母亲要比姨母聪明能干得多，也就做了姨母一辈子的导师。每次分别几个月后再见面时，姨母总要将这期间她家里遇到的大事小事以及如何处置等一一介绍，母亲则逐一给予点评，姨母总是认真听取虚心讨教。见面的第一天必定是彻夜谈心，直到快天亮时我母亲说“睡一会儿吧”才休息。姨母没有生养，也就将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弟身上，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帮助我们。可惜她住在偏僻的农村，距我家有四、五十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时信息不通，道路阻塞，常常有心帮助也无能为力。大概在某个非常时期，她将这只金戒指交给我母亲，以备必要时救命之用。
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间，内战打得最激烈而且残酷，原来能够并且肯帮助我家的地主亲戚，逃亡的逃亡，挨斗的挨斗，自顾不暇了。本来有几间空屋和店面房可以出租的，现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停顿了，也就没有人来租赁。“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不是空乏的形容词，而是当年广大民众的真实处境。我那时在县城里上学，已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母亲带着十一岁的妹妹，和将近八十的祖母，不知道她们是怎样活下来的，也许这只金戒指救了她们三个人的命。我这里只是分析和猜想，关于金戒指的事，母亲晚年不肯提起，问到她都说：“过去的事，不提了！”
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姨父请人代笔来信说，文革时眼睛被打伤，现在全瞎了，想到县医院去查查，看能不能恢复一些视力，我们又随即寄钱去。过了些时来信说，眼科医生检查后回绝了，认为已不可能有治疗效果。
姨父本来就是深度近视，可能还有别的眼病，视力很差，但有一定的光感。文革前我去探望时，看到他可以自己慢慢走路，能发现前面的障碍物；在灶下烧火时，火头小下去，能随即添加柴草，文革的暴打，剥夺了他最后一线光亮。
被打不完全是由于金戒指的原故，他是地主，是村上主要的或是唯一的批斗对象，即使没有金戒指一事，被斗被打还是不可避免。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人性被压抑，兽性极度张狂的环境中，他是逃不过这一关的。但因为有金戒指这件事，让我们深感内疚，实在对不起他。
后来姨父来信说，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想要只收音机听听声音。我买好了一只台式机，因为快要放暑假，想托回乡的学生带过去。没想到他突然胃部大出血，送到卫生院就去世了。儿子来报丧时，我将收音机交给他带回去，临走时他说，回去要把收音机放在牌位旁边，开响点让老人家听听，这句话让我心酸了好久。我深为懊悔，“风烛残年”实在是个很形象的比喻，要想为老年人办点事就要及时办，被我稍稍担搁，就再没有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