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于我心中(上)

           侯武与彭家萃(上)
    也许只是想当然，我最早的记忆应可追溯到一岁零八个月时：有人抱住我，而我则扭转着小身躯直朝着医院的大门，哭喊着要进去找爸爸，此景应出现于父亲去世停入太平间的日子里。
    我的父亲相貌英俊，身材挺拔。记忆中的父亲其实只是照片中的样子——穿便服与母亲合照的他，气定神闲，温和睿智；穿军装的他，目光炯灼，英姿飒爽；而抗日战争时期与母亲带哥哥的那张照片中略含忧郁的沉静眼神则定格于我心中。
    与我有关的乃来自母亲写给外祖父母的信。
    母亲信中说我先後天不足所以特别馋，又说起女孩子要穿的花一些好一些。我想或者是母亲唯恐外祖父母对女孩而有所忽略，一再叮咛还不算，一封信中特意提到父亲对我的关切——可怜的母亲，大约知道外祖父母对他的格外器重，用我已故爸爸来打动他们。
    母亲写道：止戈最喜欢巍巍，巍巍四个月时奶妈走了，巍巍不哭不叫，只是定定地对止戈看着。看着他心爱的女儿，止戈流泪说，自己不吃也不能让孩子饿着……。
    看这封信是我和哥哥离开母亲回到安庆以後的事。在这以前，我几乎没有听见过谁说起过爸爸与我，也从未有人教我应如何表现出对父亲的敬爱。然而我觉得兄妹中唯有我自然表现一种对爸爸说不出的深沉眷恋。从很小时，一唱起：‘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为了我们的国家枪炮都不怕……’这支歌，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哽噎着唱不下去。稍大一些，每当我注视着他的照片，心中就涌出对他早逝的深沉悲切。二十岁后我甚至梦见父亲来学校找我，隐隐约约看见又真真切切知道的是父亲来了，未曾听他说什么我已泣不成声地喃喃道：‘都说你死了，你还活着！可为什麽现在才来找我啊……’哭中醒来直至天明犹自抽泣。
    从懂事起，我对任何人讲起父亲的事都格外留意。七十年代末，稍有条件时，便郑重托付一位学生帮助我寻找父亲的坟——这位学生在西安读大学而他有亲戚在西安城建部门工作。——可是问下来的结果是六十年代初江苏会馆的墓地被平掉建设工厂。我非常後悔，没及早设法着手这件事；有时似乎迷信地想六三年梦见父亲或许就是西安大规模毁坟造厂的时候。到加拿大後，曾写信给母亲老朋友中唯一还有地址可查的沈醉先生问父亲情况，也写信请朋友找些资料，甚至陕西一个商业团体来多伦多办展览我也曾找过。但除了沈醉先生回信中说：‘你要打听你父亲的情况，我只见过他几次，只知道他是中央军官学校在南京毕业後，即在军队中工作，他具体做过什麽，我已记不起来，只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朋友十分热心，肯帮助人，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位受人尊敬，品行端正，没有染上坏习气的好青年，可惜的是，他死的很早，我在和他交往时，我很钦佩他，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直到现在，我还怀念他。’(一九八三年十月)；其他则一无所获。
    最可惜的却是除小时在西安逢清明母亲带我们去上坟，家中墙上挂有父亲的肖像及缴获日军的有鞘长刀外，从未能够直接从母亲口中听过关于父亲的事。现在想起来，是他们鹣鲽情深，而父亲过早突然逝世，母亲内心的伤痛极深，对天真无知的小儿女，无法提起而不悲泣，便尽可能埋藏于心中。
    外祖父母虽然最疼爱的是儿子，但在他们子女的配偶中最欣赏赞美的是我父亲。母亲婚后跟随父亲住在南京，一九三七年，她的父母和两个姑妈到南京她家中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他有了深切的了解。父亲童年的事，我是从外祖母口中听到的。我的嫡亲祖母很早去世，父亲仅有的一个同母弟，也是军人（抗日战争时阵亡于山西平陆）。祖父家教极为严格，孩子手腕上系一细绳，做了好事系上一个红牌，做了错事，系上一个黑牌。孩子系上黑牌便害羞地畏畏缩缩，系上红牌则兴高采烈地露出手腕。父亲小时，过年期间稍看别人打牌，就被罚不许吃年夜饭。父亲清晨去上学，去厨房吃早饭要经过祖父的卧室。他进入初中时，祖父又一次续弦，父亲不便去厨房，常常饿着肚子去上学。祖父是中学教师，家境也不错，不知何故，极爱学习的父亲初中未毕业便去当了兵。但父亲以後好学不倦，不仅军事知识渊博（尤精炮兵）还写得一手好字。父亲重视学习还表现在他鼓励婚後的母亲去读大学。我就是在母亲读大学期间出生的。据说父亲一位同僚说(这人是母亲同乡，与我外祖父家是世交，后在安庆)：驻军于成都时，父亲到母亲所就读的光华大学经济系旁听；还说那时的父亲居然读了《资本论》。
    父亲当年为什么当兵？最初时当了什麽兵？外祖父母语焉不详。我自己分析，那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父亲家住上海江湾抑或虹口，做为进步学生，兴许是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上海爆动？外公说他在冯玉祥部，被蒋介石部抓住。说是要枪毙，父亲把手表及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分给了同牢房的难友，准备从容就义。似乎是那典狱长（或是审判长）被十多岁的父亲的才华气质所动，不仅赦免还将他送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经他同袍（亦为母亲的堂姐夫）介绍与母亲相识，一九三六年他们在卢山海会寺结婚。那时，父亲正在全国中学校长集中于庐山的受训营里当军事教官，时年廿四岁。外祖家的世交，时任安徽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的程勉先生那时也在受训之列，他说没想到自己学生的丈夫居然当了自己的老师。外祖父说起这事显得十分得意。
    外祖母一但对我和哥哥有什麽不满，定然说：可惜你们父亲死得太早，要不然怎能被你妈妈惯成这付样子？在外祖父母口中，我爸爸是个全美的人，对亲戚朋友慷慨大方，律已则十分严格。难能可贵的是态度和悦言辞明晰，且活得非常潇洒。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七七事变后，南京常遭日本鬼子空袭。一有警报，大家总躲在几床被子铺盖着的大方桌下，十分紧张。而爸爸却在院子里观察天上的飞机。大家劝他躲一会时，父亲总抚慰他们说：南京这样大，上百万人口，鬼子飞机不多又不能久留，中弹比中彩票还难呢。
    四九年我们兄妹三人跟随妈妈在解放军的炮声隆隆中逃离西安来到汉中，住在崇仁医院。此时这所医院已不开业，里面全住着逃离西安的人。这是一所很美的医院，汉中也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也许那时是我刚开始从混沌蒙昧中睁开眼睛的原故，短短三个月汉中留下诸多的记忆：路边的木槿花，龙爪花，特别是众多的金桂银桂红桂，开起来香味沁入心脾，粗粗细细高大的桂树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还有蝴蝶，郊外大大小小的色彩斑斓的蝴蝶和蜻蜓一群群地翻飞，也是以後再也无缘相遇的(蓝灰色的小蝴蝶大约只有指甲盖那点大，叫‘七姑娘’的各种颜色的小蜻蜓就象大蚊子)。
    就在这所医院中，住在后头的几个着军装的人，问起我家的保母，彭先生的丈夫是不是姓侯？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说，曾在父亲麾下从军，看见过侯太太。并让保母带我们去他们住所，对我们说父亲是他们见过的待下级最好，最有才能最会指挥的好的长官……此时父亲已经逝世七年了！
    从西安到汉中的逃难途中，我们的汽车顶上常被逃窜的国民党败兵爬满，车顶吱吱的响，吓得我们小孩嗦嗦地抖。可巧有一支军队走过，那营长是爸爸从前的勤务兵，看见妈妈，立刻挥枪赶走那些散兵，并一手拉副驾驶位外的车窗，站在车外的踏板上护送我们离开了这段残兵败将集中之地後方才辞去——我想这就是爸爸的高尚人格使然。
    我有这样的爸爸，认识他的人，都念及他的好处，他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亲人!
    对父亲深厚的怀念之情也许常会流露，我得到两次荒谬的训斥：一是高中毕业的政治鉴定中有‘划不清家庭界限，对政府有不满情绪’；一是文革中一份大字报上说我指着父亲的照片说‘我多像他！’（我远不及父亲的英姿勃发也从未自认相貌如他，不知此话从何而来？），就是这份大字报进而分析道：得意自己像‘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军官，故此也反动云云。
    不管别人怎麽说，对父亲的深切追念与想清楚知道他的一生的愿望，至今依然强烈。只是‘虽九死而不悔’，却无处去找寻，也只能‘无语问苍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