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不是政治学，从学问方面而言，我对政治学可说是门外汉，没有什么资格来讨论政治理论问题。不过我们这一辈中国人都曾被当代中国的政治动乱所苦，象“久病成良医”一样，对政治多多少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对政治的关注自然与我曾受到的政治迫害有关。我曾亲眼看到中国很多不同政见者（其中有些是原来对政治并无兴趣的普通人）不知不觉竟因政治掉了脑袋。这使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为保全身家性命，都必须懂得中国政治。作为一个还未成年时就写下“中国向何处去？”，讨论中国的政体问题，并为此坐牢十年的人，我自然对政治历史、政治理论、实际政治发展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注。但我在此文中的看法与其说是高深的沉思，不如说是这代知识分子中一位思想敏锐者的情绪和直感。
我将从四个方面讨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第一是民主政治与革命的关系。第二是民主政治与经济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第三是中国政治的种种特点。最后我总结一下自己的直感和猜测。
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此文我坐了十年牢，在牢里我读了很多历史书。开始我想从西方政治史中了解，到底什么是民主政治，民主政体是如何产生的。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虽然我早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叛逆者，但自从接受洛克的思想，我开始知道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后果，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尔死后，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在英国大革命之后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共存和制衡令人拍案叫绝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后，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后来的自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后却是第三条路，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没有根，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后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后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尽量维持上层各派之均衡
民主政体中控制“控制者”的结构说来极为简单，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平等竞争吧。所以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两党或是三权分立）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是依赖历史提供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它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民主）的条件。
所以作为民主主义者来说，实际的谋略就是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譬如说***比国民党大了，就要支持国民党，造反派和保守派中某一派太占优势，就要支持他的敌对派。一九四九年民主党派犯的错误就在于***过于强大时，他们不去支持国民党。其实当时就有一些明智的民主党派领袖看到了这一点，认识到对***一边倒会为专制制度创造条件。可惜民主制度的实质当时还远未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他们以为民主是一个圣人（***），而不是两个魔鬼（国共共存）。中国知识分子喜欢附和强权去歧视弱者，这个传统也应对一九四九年一边倒局面负责。
我后来细细咀嚼，发觉有一些更大的历史背景比“光荣革命”本身重要得多。一个是英国的小国会、小宪章这段历史。英国的小国会实质是诸侯会议，很有点像中国的“春秋五霸”的诸侯会议。也就是说英国历史上有封建诸侯权势超过国王的传统。王权的衰落、封建制度的发达，以及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是小国会、小宪章（实际上是各诸侯限制王权的条例）和后来的民主制度的基础。换言之，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如果王权发达，用中央集权制代替了分封制，则民主制度极难生长起来。正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制发达、早就废止了封建制度的国家，很难产生小国会这种制度一样。再深一步研究，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英国革命的历史说明，人民革命只会产生暴君，而革命产生出民主大概只找得出美国这种已有英国民主传统的殖民地例子。有人说菲律宾是革命产生民主的例子，而实际上菲律宾的微笑革命只是一次政变而已，政变也是在美国压力下上层推行的民主化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与中国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实在是天隔地远。所以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譬如说，我们可以假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有征服他人、损人利己的恶性这一条，对“暴君”和“人民”同样成立。暴君被推翻，“人民”就会分为不同的派别，互相斗争，既然推翻暴君可行，为什么打倒敌对派别不行。“人民”会用对待暴君的办法互相残杀，直至剩下一个新暴君为止。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把大土匪（皇帝）打倒，无数小土匪多如牛毛，互相残杀，剩下一个大土匪（新皇帝）。最后人民体会到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些，“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像不像法国大革命后“热月政变”时的“秩序党”和一九七零年林彪、周恩来联盟的观点？）因此新朝代会巩固一段时间。辛亥革命这种以民主为目标的革命一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一旦革命发生，只有列宁式心狠手辣的人物才能生存。只有政治白痴才相信这种革命会产生出“民主”。
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假设有可能出现孙中山这类人，利用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为民主打下了意识形态和宪法基础，使国民党“训政”下长大的人，从小就知道政党自由、五权分立这些东西迟早是要实现的，所以虽然要经历两代人以上的动乱，民主政体终会来临（像台湾目前一样），那么用革命来改变大陆专制制度是否可行呢？
一九六〇年代末，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我当时被关在监狱里，革命情绪可说是到了顶点，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参加反对当局的革命党的。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最优秀的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政治家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我想起这些被杀害的政治家生前的一些思想（他们中不少是我的狱中好朋友），开始体会到他们的一种判断，即社会现代化过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当时一些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秘密政党活动中都密切注视在南美搞革命活动的古巴人格瓦拉。他们认为，如果格瓦拉能成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专制国家发动革命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与格瓦拉正好相反（格瓦拉是以革命追求马列主义理想，而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却企图以革命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但格瓦拉是彻底失败了。很多人总结失败的原因，与现代化的通讯、运兵手段的发达极有关。譬如在现代化铁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像中国的大跃进时代一样，饿死近二千万人，而人人都以为是“形势大好”，自己看到的灾难只是本地局部性的。而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原则上说，在现代化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的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式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像武昌起义一样）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文革中之所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政党活动，是因为有一点还不清楚，即像文革这种上层内部的大规模冲突是否会提供革命的机会。但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后来认识到，文革的作用正是在人民中培养起强烈的反革命情绪。文革不但没有为改朝换代创造条件，相反却为防止改朝换代、巩固***的政权起了与预料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民自从大跃进以来对专制政体的不满在文革中发泄掉了。文革中把“人民”土匪本性的一面暴露无疑。在毛泽东短期内允许变相政党自由的条件下，人民一轰而起，互相残杀。大家又多了一个念头：一个大土匪比多个小土匪好得多。批旧和反革命情绪油然而生。这种情绪在极左路线的口号下成为邓小平政权最强的政治王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今天利用上层冲突触发革命的机会比以前要小得多，这是文革的积极后果之一。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
留恋一个“大土匪”的情绪是中国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错觉。多个“小土匪”如能和平竞争（例如形成互不侵犯的多国或多党），自然比一个大土匪好，但这种和平竞争的局面在中国出现的概率并不高，其原因可专门写本书。原因之一是上层内部的多极平等竞争不发达和缺乏稳定的结构。结果往往给革命和改朝换代以可乘之机。最上层权力太大，中层和上层内部没有分封制，又不能像欧洲多国制度及现代绅士阶层等结构来制约中央的权力。历史的发展，极大程度上是靠碰运气，谁说美国人不是因为走运才有了民主制度？
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遥遥无期一样。所以防止革命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仍是现实和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若是中国今天发生了武昌起义式的民主革命，你怎么办？我的回答是：我就会离中国远远的，躲开革命中的中国。我本人就是文革后的反革命情绪的代表。我在监狱里结交的很多好朋友却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受害者。我很爱他们，但***革命却把如此高尚的人变成鬼。我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母亲被逼自杀，我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如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用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像***几十年迫害政敌（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不同意见者）都是以迫害国民党人的合法性为基础一样。至今迫害“反革命”的合法性仍然毒害着很多亲近***的人。有人会说如果革命的目的是真正民主政体，就会避免这类政治迫害狂潮。那可不一定。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代表民主的北方胜利后，迫害南方的情绪势不可挡，一时谁也控制不了，因而出了大量“冤、假、错”案。有个错案直到百多年后卡特当政时才昭雪。要不是老约翰逊总统后来力挽狂澜，与这种迫害南方领袖人物的情绪对抗，美国也不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
改朝换代并不那么灿烂辉煌
可悲的是，今天中国***并不从理论上否定革命，而是念念不忘“革命传统”，坐过***牢的人都会发现，很多牢里的政治犯，有与***一模一样的意识形态，企图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许许多多这类“反革命犯”都是ZG革命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毫无政治知识，盲目崇拜革命，盲目崇拜“人民”这个偶像，这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专制政体最可悲之处并不是其对人民镇压的残酷，而在于它使人民的意识形态也专制化。因此革命只会复制专制，而这又成为当权者镇压人民的理由，可悲之处就在于这种镇压是真正有其理由的。
总之，革命和改朝换代根本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灿烂辉煌，对大部分人而言，它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人的征服心、损人利己本性的大发泄。
另外，我想强调，我对革命和专制制度的否定完全是从一种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是太渺小的个人主义者，我害怕专制和革命带给我的痛苦。但如果我是个不关心功利的历史学家，我会说，专制制度，革命的历史地位却是件比功利远为复杂的事情。譬如大家都同意苏联的集权制度是所有政体中离民主最远的。但是如果世界是由大量主权国家组成，则对人类历史发展最有意义的格局是，一百多个国家试验各不相同的政体，包括最坏和最好的。因为不经试验，人们根本无法判断效果（好、坏）。这个过程中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对历史的意义也许最大，因为此国人民受尽苦难，却为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最宝贵的信息。何况最坏的政体也许有其好的地方（那怕是一星半点），正像苏联制度在制造人造卫星方面就曾给美国以制度创新的启发。但作为一个功利主义的中国人，真不希望这个试验最坏政体的国家就是中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好坏不能看短期，坏到底，也许会出好东西，所以在一个长历史时期内（譬如一千年），有许许多多的政体在持续不断地试验，这是对历史学家极有意思的格局，但对我们这类渺小的功利主义者，意义却不大。从信息论的角度而言，对历史后果不轻易下结论，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试验机会是会得到最多信息的。可惜如果我是个被试验政体下的人，我最关心的却不会是信息的多少，而是我个人的幸福。
外国历史值得借鉴
支持用革命手段追求民主政体的人，自然会用法国大革命来反驳我关于“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几等于零”的观念。法国大革命制造了彻底的改朝换代，虽没有代议制，但却产生了一个“造反派的皇帝”----拿破仑。正好，拿破仑是我最崇拜的一个历史人物。
试想想，有谁能一枪不发地征服一个与他为敌的政权。而拿破仑百日复辟时正是带着少数随从，一枪不发的走到巴黎，沿途，与他敌对的军队当他走近时，都高呼“皇帝万岁”而倒戈。拿破仑曾创立科学院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整个大陆体系的成文法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在拿破仑法典中“像数学逻辑一样严格建立起来”。被黑格尔这种知识分子真心崇拜，称为哲学理性在地上的代表，这种君主实在不多。拿破仑临死前曾声称：“我用以传之万世的，不是我的政绩和武功，而是拿破仑法典。”显然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不是民主政体，而是保护私有财产和确定陪审制度的成文法。法国革命后，几经改朝换代，直至世界大战时从来没有真正确定民主政体，但所有朝代都把拿破仑法典奉为圭臬，不敢变动。革命后真正被巩固了的是拿破仑确立的私人财产制度和法律体系。
法国的历史，与香港、台湾、南韩等东亚现代社会，都说明私有财产制度是比民主政体对现代社会更根本的东西。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
英国的“光荣革命”的另一个大背景是，英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权处理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皇帝可任意征用和没收私人财产。皇帝知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候”，则意味着他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对这种挑战的敏感往往是对改朝换代危险之警惕（很有意思的是，周恩来也喜欢用这句子提醒毛泽东对***朝代之威胁的警惕）。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就要“共产”。这倒很象今天的***。商人造反往往是建设性的，不象“无产阶级造反”、农民造反那种纯粹的改朝换代。而英国不但早就有一大批新贵、大贾，经商致富，富甲王候，而且国王打仗必须屈膝向他们借钱，私人财产是不能随便充公的。这种借钱中的冲突正是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只有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政治变动才有产生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否则政治变动几乎完全等于动乱或改朝换代。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制度不但是种乌托邦，而且是种欺人之谈。我相信，“不可能有以国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可以被证明的另一种假说。
私有制之政治功能
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发达，使社会上层结构多元化。不但有政治精英，而且有一个有管理社会能力的企业家精英阶层。现代的激进主义是种中产阶级现象，而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是性质很不同的。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往往表现出互利性，其关心的重点是政体，而不是改朝换代和国体等等与损人利己的征服心有关的事。资产阶级与当权派的竞争更接近上层内行的竞争，而不象农民起义这类外行竞争。
二、私人资本主义的发达，可以使社会的“仕途”（知识分子的出路）多元化。经商可能比当官更富有、地位更高，所以恋权不退和秀才落第造反的可能性都大大减少了。中国很多改朝换代都是落第秀才搞起来的。中国也极少有自动让权的例子。这都与私人财产制度不发达有关。
三、没有发达的私人财产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政党。正象我敢在这里讲一些真正独立知识分子的话，是因为有私人基金会资助我来美国一样；如果在中国，我就不可能保持如此独立的地位。大陆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也不得不附在“***这张皮上”。在这种国有制占优势的情况下，所有民主的鼓噪都不会有超过中国历史上“清议”政治的水平。中国曾经有发达的清议政治，士大夫被鼓励针贬时弊，为民请命。但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人民”是种偶像崇拜，是当权者垄断政治的一种玩偶。正象ZG最喜欢用“人民”这种偶像崇拜来推行其政治运动一样。
四、私有财产制度具有将政治动乱与经济活动隔绝开来的作用。美国大选时，政治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但这并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中国文革中的变动，对经济影响极大。仔细观察中国的人，会发觉工业生产最糟时是短暂实行变相政党自由的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中，而生产效率最高的却是专制暴政最厉害的一九七零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怪现象，劳改队的生产率比同等条件的国营单位要高。也就是说，国有工业制度的确要与专制政治相配合。在国有制条件下是不能搞“大民主”的。不过中国人是聪明绝顶的民族，文革政治动乱中，江浙南方一带发展出一种发达的半私有经济制度，以温州、常州、无锡为代表。很多农民和企业家，利用文革国营经济瘫痪的机会，发展出一种准私有经济。他们从物物交换式的市场做起，发展出一个计划控制之外的发达的私人经济市场。这种市场倒很适应文革的“大民主”气候。不管政治如何动乱，它照样发展。
私有制能顺利走向民主
这种现象使我有种直觉，中国人是个有私人资本主义本能的民族，那怕是***统治下，他们都有本事发展出私人资本主义来。正象学大寨运动中，有些生产队就偷偷把田分了，由于产量激增，还得了农业学大寨的红旗。中国人长于与政治权威妥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派工夫实在到家。上海是另一个例子。“四人帮”用专制主义办法经营上海的国营经济，相当成功。而上海经济却很不适应改革后的一些自由化的搞法。国营经济与专制政治有某些内在联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得了的。
广东也是一种例子。广东私人资本主义目前已相当发达，在广东就没有北京那种空洞的政治热情，广东的学生就不闹事，也没有革命情绪。更不喜欢那些奢侈性的知识分子头衔。用私有化防止革命和改朝换代的威胁，实在是***利益所在。如果不搞私有化，而推行把人分为等级的“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知识分子高人一等，工人低一等之类）“民主”政策，结果是既讨不了知识分子的好（因为这种政策不会多产生出住房、汽车），又会激化革命情绪。
以私有制为基础能顺利走向民主的典型中国人社会，当然就是台湾。台湾走向民主化是很自然的事。它有一个富过政府官员的强大中产阶级，有一个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强大社会。很多人收入比政府官员高，天天在议会骂政府。而在大陆，政府吞吃了整个社会，独立于政府的中产阶级或社会几乎不存在，或奄奄一息。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是很危险的，因为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基础，如果只是想欺骗舆论或粉饰太平，那还谈不上危险；如果真想试试民主政治，搞不好就会引出动乱和改朝换代来。因为若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则“人民”是不具有建设性、很危险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