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的三首诗看当代知识分子的扭曲灵魂
从郭沫若的三首诗看当代知识分子的扭曲灵魂
——熊飞骏
——熊飞骏
近期研究文革历史，颇为意外地发现了郭沫若在文革期间写的三首诗。
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曾承诺不得干预国事的“红朝皇后”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革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红朝皇后”即席朗诵了自己的新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20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中国进入白热化阶段，郭沫若写了一首批邓应制诗。
《水调歌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
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五个月后的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同一个郭沫若又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拥华应制诗。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是我青少年时期最敬重的国产诗人（国外是拜伦）。他早期创作的很多长诗我大多能够背下来，爱情诗《瓶》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心潮起伏时仍会不经意吟诵起开头几句：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送来一封花信，
我便踱到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就是这个我曾经无比敬重的浪漫派诗人，在后半生本应是创作的黄金时期，却沦落为只会歌功颂德趋炎附势的马屁文人。除了写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的“应制诗”和“中华颂”外，再也创作不出能够感动心灵的任何只言片语。
是文人无行？还是“说假话体制”扭曲了知识分子的灵魂？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本人更倾向于“说假话体制”的扭曲作用。
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郭沫若一人的灵魂被高度扭曲，而是知识阶层的一种普遍现象。那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不想写郭沫若那样赤裸裸的马屁文章，而是有没有资格写的问题。如果他们拥有郭老那样的资格和影响力，相信会写出比上述三首诗更肉麻更无聊的作品。
中国原子能之父，“两弹一星”的总工程师，全球顶级的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早在大跃进时期就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理论来为“假大空体制”大唱赞歌了。他在文章中详尽而“科学地”论证粮食亩产能过五万斤？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
郭沫若和钱学森是中国知识界两面旗帜。旗帜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的第一品格应该是“坚守良知”和“说真话”。毛时代的中国，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什么马屁都敢拍，就是不敢“坚守良知”；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就是不敢“说真话”。
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郭沫若即撰文大拍马屁：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
郭沫若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江青，得到的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他们的羞辱。罪名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要郭沫若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不仅如此，郭的两个爱子也成为他极力颂扬的“伟光正体制”的牺牲品。
郭的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自家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被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郭民英被迫于1967年自杀。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言辞被人抓住把柄，经人告密后被捕。
“1968年4月 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在毛时代的高压体制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只求自保，为了自己一人“过关”不惜牺牲所有的同道亲友。郭沫若在宴会上如果向总理为无辜的儿子求情，郭世英应该能逃过此劫。可郭沫若为了怕自己受牵连，宁愿看着爱子死于非命也不肯说一句真话？连亲生儿子都可以舍弃，就更不用说为民请命，为其他无辜受害者呐喊疾呼了。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伟光正体制”！
郭沫若的悲剧是毛时代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缩影。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被空前扭曲了，一个个以争当马屁精和万岁吹鼓手为荣。
如果说毛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是高压所迫情有可愿的话，那么今天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坠落为“权钱”的奴仆就没有什么原由可言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比毛时代要宽松得多。虽然“说真话”仍受到限制，“坚守良知”就失去了升为“上等人”的机会；但知识分子还是拥有不拍马屁不说假话的部分“自由”，拒绝歌功颂德违背良心不会象毛中国一样把你批斗、游街、示众、坐牢、上刑场，至多是不让你升官发财玩享受。
在这种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回到“坚守良知追求真理”的轨道上来，而是整体沦落为“权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争先恐后围着“权钱”转圈，为了升官发财图虚名什么昏话都敢说，什么“肉麻当有趣”的事都敢做。尤其是那些在主流媒体拥有“话语权”的所谓“专家”们，在屏幕上说的话好象越来越大言不惭，越来越无视最基本的常识和良知？汶川地震造成大量学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存在的“质量问题”是“瘌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问题。我们的“鉴定专家”就敢“站在权威岗位上说昏话”，说什么汶川倒塌校舍“不存在工程质量问题”？并象钱学森当年论证粮食亩产过五万斤那样罗列出一大堆“貌似科学”的理论来强奸全体国民的智商？好象汶川是一块没有被工程腐败污染的净土似的？
我们的“专家”怎么了？难道真象网民戏谑的那样堕落成“砖家”了吗？
在我国的知识阶层，“权钱诱惑”好像比“政治高压”更具摧毁力，知识分子的灵魂在“权钱拜物教”的腐蚀下一样被高度扭曲。
中国人习惯在印度面前拥有很强的优越感？可印度的知识分子却把“良知真话”视为共同职责。这个国家的贫富悬殊虽然被中国远远超过，但亿万富翁们一样在扰乱国民的心理平衡。印度的多数知识分子却能不为所动，为了坚守“良知真话”安贫乐道，视真理如生命，视权钱如粪土者比比皆是。
有一天印度教育部长去某校演讲，结束时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掌声和欢呼声，而是一位学者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到台前指着部长说：
“你刚才说的不是事实！”
正因为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印度国防部那样的顶级衙门迄今连个空调也没有，只有一台老式电扇在三军总司令头上转？
而印度的多数白领家庭都有空调的
面对印度务实较真的知识分子，我们还有优越感吗？
我们的知识分子怎么了？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