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对庚子赔款的退还及用途

各国对庚子赔款的退还及用途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共十四国，而不只是八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1911年民国之后，中国仍然履行此赔款条约。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遂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和]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各国议定赔款分配数额：（P27）

单位：海关两（1海关两合$0.742）

俄国：130,371,120

德国：90,070,515

法国：70,878,240

英国：50,620,545

日本：34,793,100

美国：32,939,055

意大利：26,617,055

比利时：8,484345

奥匈：4,003,920

荷兰：782,100

西班牙：135,315

其他趁火打劫的：204,540

合计：450,000,000（辛丑条约规定，必须分39年还清，年息4％，不得提前偿付，因此

中国实际需付980,000,000海关两）

关于苏俄赔款停付：（民国九年，1920）九月二十七日，苏俄代理外务委员加拉罕，草拟第二次对华宣言，十月二日递交张斯麐，共计八点，其第六点有关庚子赔款部分如下：

劳农政府放弃拳匪赔款，不再收受，惟中国政府将来无论何时，不得因前俄国领事或他项人等，以及俄国各种团体不合法之要求，将此项赔款付与。（P260）

读此书还了解了一个事实：所谓退还，并非不继续收取，而是一边收我们的赔付，一边给我们退还，两码事。只有因为苏联放弃且不许我们付给流亡的白俄，我国停止对俄赔付；还有因一次大战，停止对德、奥匈两个敌国赔付；1937年，停止对日本赔付。

关于美国：表三八（P287）显示，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0,778，分39年偿清，年息4％，则到1940年总共赔付$46,189,359；而最后美国保留$17,266,840，退还$28,922,519。占获得赔款总数62.6％。

关于法国：法国退还过程较复杂，本来直接退还，但是因为法国在中国所开中法实业银行倒闭，法国遂与中国“协商”，以退还庚款作为中国“支持”银行复业之用（也就是说，把“战争赔偿”的名义变成了中国“借给”法国银行的“启动资金”），同时，改组该行，使中国取得该行管理权和议决权。中国原来从该行贷得之款项，从该借款数中扣除（即是，退回的庚款中一部分还了中国从中法实业银行的贷款）。最后，中国合计获得利益（不全是现钱，还有中法实业银行的债权）$37,658,451，合50,752,629.38海关两，占法国获得赔款配额71.6％（其实应该不足这个百分比，因为中国应当还有利息付给，最后可能是34—35％）。可惜其中只有极少数用于学校医院（尧曰所知仅中法大学）。

而且根据王先生所述，法国纠缠偿还方式，先要求以法郎偿还，继而要求换算成“金法郎”——中国认为“金”当指“金本位”，法国认为“金”当指金属状态的黄金，反复改变换算单位，中间中国损失甚重。

关于英国：该书记录颇繁杂，条目多重复处，至于一下无法计算退还总数。但是在P476有一处明示：英款退还之数，约为美庚款的一·七倍（到1940年）。美退还数目为$28,922,519，那么英国退还数目当为$49,168,282，合66,264,531海关两，竟然比1901年获得的配额多——这怎么可能——应当是中国多付了1倍的利息所致。

关于日本：日本所获赔偿，去掉补偿实际损失，得七千余万日圆。然而为了仿效美国，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竟在国内发行公债，与庚款余额组成基金，用于与中国合办或单独开办学校、医院及实业。“所开发之物质，皆为日本最缺乏者”（P483）。就是说，虽然款项用于中国，但是不由中国人掌握处理。学校有天津、汉口的同文书院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部。医院有北京同仁医院（！！），汉口医院，九江医院、青岛医院，北平立民卫生实验所。此外还有资助中国赴日、日本来华留学生，资助中国自然、人文科学研究。完全用于中国利益（日本从中不得好处）之处，总计6,100,000日圆（1916—1937），这似乎该算“退还”，但是本着首尾一致的原则，仍然排除之。

比利时：赔付的是因为拳乱造成的卢（沟桥）汉（口）铁路损失。所得之赔款，一部分还给中国政府（可能是多收的部分），剩下$5,000,000（相当于6,738,544海关两）用于京汉陇海等铁路建设和教育慈善事业——仍然给中国创造利益。

意大利：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一日中意协定：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以后之庚款不必再付，中国少付1,000,000$以上（至少1,347,708海关两）。（P554）

荷兰：全部退还。

西班牙：未减未退，最后两年未付（少付79,723法郎）。

结论：除俄、德、奥中途止付外，我国庚款负担总计668,661,220海关两。最后实付261,495,000海关两（P565）。因为中国未向国外银行借款赔付，得以不负担利息，实际上反而比1895年赔偿日本数目还少（赔偿日本231,500,000海关两，但是还其他各国银行利息甚多）。

以美国倡议和身体力行，我国得以少付庚款（668,661,220－261,495,000＝）407,166,220海关两。俄、德、奥三国停付，可以说非美国直接功劳（可以算间接功劳：如果不是美国出兵打败德国，也许中国还要继续支付德奥赔款）。最后支付部分占条约负担的（261,495,000÷980,000,000＝）26.7％。至于有些国家退还数目大于辛丑条约配额数目（英国）或占当时配额数目百分比过高（达到70—80％），系退还数目中包括中国所付利息所致。

如果按辛丑条约我国负担算，我国少付（980,000,000－261,495,000＝）718,505,000海关两，大于自1840年以来赔款负担（约13亿海关两）的50％。

附：支付对日本赔款的艰辛历程

日本在近代历史上是中国的一大外患。在庚子事变中日本获益多多，对赔款的退还却不积极、不配合，包藏祸心。这一点不能不为中国人永远记取。

甲午战后，日本标榜“脱亚入欧”，把加入列强行列视为其国家的第一目标，因此在庚子年，以“各国将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调派兵员赴该地”作答，先后派出了达２．２万多人的日军参战，成为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和北京的主力军。日本此次出兵是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国际部队，意在通过与列强的合作来显示自己的国力，进一步增强其对中国的影响，实现其“掌握东洋霸权”的野心。

日本在这场联合侵华战争中，不但残酷地杀戮中国人民，而且在所到之处大肆抢劫，如在攻占天津后抢银２３万余两，在通州抢银１２９４００余两。攻占北京后更是肆无忌惮，日军抢在各国之前先是从户部银库搬了２９１万多两银子送到日本使馆，继则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劫无数绫罗锦缎，还洗劫了内务府仓库所存的仓米和全部银两。据统计，日本的抢劫共达３６７万余两。日本的这些抢劫基本上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他们所抢劫的银两、武器、粮食大部分归于国家，其中留给侵华部队的银两为２１万余两，占总额的７％，交给日本中央金库１９３万两，占总额的６６％，其余的则归陆军省支配。

日本侵略者不但重视战时抢劫，更看重战后的战争索赔。１９０１年４月１０日，日本第一个提出了它的索赔要求，其政府要求为４７５７４０００日元，民间赔偿要求为２５０万日元（此数系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初步估计），合中国海关银３５５７７０００余两。各国向中国索取款的总数大致确定后，日本又看到其他国家所提出的要求高于它的要求，后悔当初所提出的数目太低，因此，当５月间各国讨论中国赔款的利息时，日本反对将利息定为４厘，坚持要求按５厘的利息计算。日本的这一要求除了英国表示同情外，其他列强均表示反对。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放弃这一要求。赔款总额确定后，列强又将这笔赔款按当时各国所要求的数目，按比例进行了再分配。１９０１年８月达成了分配协定，日本在庚子赔款总额中所得赔款本额占中国庚子赔款总数的７．７％。根据和约第六款第十三号附件甲所载的金银比价，１海关两合１．４０７日元，中国对日庚款数为１０６８５４１７７日元。

各国在确定了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了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１９０５年７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１９０５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９７６３日元折合１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１９０５年以前的所谓“镑亏”７２４４８７日元（５１４９１６关平两）。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总领事接收”。

１９１４年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集团为了拉拢中国参战，向中国提出了缓付５年庚子赔款并免加利息的条件做诱饵。日本由于也参加了协约国集团，在庚子赔款问题上只得采取与英美一致的步调。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日，日本同意中国将对日庚子赔款缓付５年。１９２２年底，中国对日庚款暂缓５年的期限已满，于第二年３月，日本国会通过法令，决定把庚子赔款余额（７２１０８７７６日元）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据此，日本制定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了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设置了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议对华文化事业。这年底，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３０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１９２４年２月６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共９款，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１０人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３８０万元投资对华文化交流演讲及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

《中日文化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在１９２４年颁布了《庚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规定各省按众议院议员名额，确定留日生人数。但中国学术界则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反对态度，教育界不少人士认为此举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４月２７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１１家国内学术团体，筹划决定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之一切事务。全国教育学术团也发表宣言，主张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理事人数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事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早在日本初议退回中国庚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时，就群起反对。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６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不能接受。７月，留日学生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

１９２５年５月４日，《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本稍作让步，同意组织中日协商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由中方１０人，日方１０人组成，委员长也由中国方面充任，但日方规定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得超出日本法令范围，对于事业的计划、规定和管理３项权限，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的实权。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机构而已。有鉴于此，５月９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委员会通电各省教育会，明确表示反对《中日文化协定》。６月３日，教育界１９大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坚决要求取消协定。８月１７日至２３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拒绝日本、英国以庚款行使其侵略主义之教育文化办法案》。１９２６年６月，中华改进社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以日本文化事业办法有损我国主权为由，请求交涉废止。８月６日，教联会发表对日庚款特别宣言，认为中方所选定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中的中方１１名委员，多数迎合日本意旨，号召国人不承认他们的所做所为。８月１３日，日本秘密将原中日协商总委员会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２１日，在东京开会，中国委员江庸参加会议，国内教育团体表示，不能承认日本庚款的非正式退还。教育改进社通电留日学生就近监视江庸的行动。

尽管知识界坚决反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但北京政府屈于日本的压力，不但继续支付对日庚款，而且也任由日方打着退还庚款的旗号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从１９２３年底到１９３７年１４年间，中国共付给日本赔款达４５７３１１８１日元，加上青岛公有财产及制盐业补助国库券，中国实付与日本的赔款数额占庚款的９９％，而在这些费用的支出中，由中国人所用部分，仅有留日学生之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问费用，两项共计不到整个庚款的１９％。日本将庚子赔款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虽想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却掩盖不了其侵略实质。从日本设立的处理庚款等项的机构来看，１９２３年４月成立了“对华文化事务局”，直属外务省，局长由亚洲局长兼任；１２月又设立“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中国对日认款所有预算，都须由日本国会逐年通过，完全由日本操纵，这与有的国家将退还庚款指定专项用途是有本质区别的。如美国的退还虽不是无条件的，但其所指定的条件也只是要中国必须将所退庚款用于教育事业，中国对其所退之庚款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对日庚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最终还得服从于日本的利益。

王树槐：《庚子赔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31号，台北，精华印书馆，民国六十三年三月：

中国应为庚子赔款办清华对美国感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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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7日,在四川在线时事纵横栏目,yangshiyi贴出一名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一个可笑的说法》的主贴（因为主贴既未写出作者名,也未标明转贴,一般应理解为楼主作品）。该主贴整个特点就是哈美,说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恩德多多。为证明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恩德多多,谎言也就自然难免。例如,主贴在第一部分“历史上的中美关系”的开始,就哈美说：“中国的理工科第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建立的”。哈美的作者实际在说：是美国出钱为我们修了清华,为此,我国应对美帝国主义感激不尽。我们不先谈我国应否对美帝国主义感激不尽,我们应先搞清事实真相,搞清事情来龙去脉。但是,主贴的说法隐瞒了一些事实真相,也回避庚子赔款从何而来。

首先,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将侵略军杀进我国首都情况下,强迫勒索所得的（犹如现在劫匪冲进家中,用刀枪逼着你交出钱财）,所以是非法的。合理、合法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应对我国赔偿,赔偿它们的侵略对我国造成的严重损失,我国不应赔偿侵略者的军费开支等（尤如二战后,德、日侵略者应进行赔偿,而被侵略国不应对德、日军费开支等赔偿一样）。但主贴掩饰了这一切。

其次,当初美国并没有将全部所得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只将被中国发觉美国“浮报冒报”而多得的赔款退给中国,用于支付中国留学生留美,以及为留学作准备的清华校等。“原来美国只有参与密笏的高级官员才知道。这说明美**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机收帆，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为祖国减少了１１８６１１２１１２元赔款。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庚子赔款』－－翻翻清华大学的『陈年旧账』》）所以,主贴“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建立的”说法,既掩盖了美国当初“浮报冒报”损失、从而多勒索赔款的卑劣；又掩盖了美国只退回“浮报冒报”损失、从而多勒索的那一部分赔款的事实。主贴说法,力图给人以当初美国将它所得庚子赔款全部退还中国的印象。哈美的作者力图误导读者。

再次,美国通过“浮报冒报”损失、从而多勒索的那一部分赔款,美国本应无条件退还，但美国却要无理指派退还资金用处（债务人还你的钱,但债务人要指定债权人必须将钱用于某处，你作为债权人,你认为债务人的要求合理吗？）,要求用于支付中国留学生留美,以及为留学作准备的清华校等。这说明美国蛮横无理,但主贴也不去揭示它,反而要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感谢不尽。

最后,主贴的“中国的理工科第一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是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建立的”说法,掩盖了美国用多占的赔款,为美国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意图。美国人为何要用多占的赔款用于支付中国留学生留美费用,以及用作为留学作准备的清华校？为何这笔费用不能用作支付留学英、法、俄、日费用,或用作国内基础教育呢？因为,如这笔费用用作支付留学英、法、俄、日等国费用,或用作我国国内基础教育,都不能实现美国用多占的赔款,为美国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

“为什么美国人想用庚款办学呢？义和团运动以后，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武装的镇压并不能消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加以19世纪末期美国的排华浪潮，曾在中国人民当中引起强烈反响。1905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上海等许多通商城市各阶层人民纷纷抵制美货，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锐减，它在中国的市场受到沉重打击。

如何改善在中国的形象呢？他们认为只有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才能改变这点。一位叫斯密士的在华美国传教士1906年曾回国鼓动“退款办学”，并受到罗斯福的接见。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鉴于当时中国留学生去欧洲和日本的比去美国的多得多（仅1905年和1906年两年，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就达8000多人）。詹姆士认为这对欧洲和日本来说，将会带来更多更大的利益，而不利于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为什么美国不省力节事由自己出面直接办学，而要交由中国人来办，绕一个弯子呢？彀中有其难言之隐。原来自1877年至1900年间，美国曾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但是，当时清政府各省咨议局规定，官立学堂的毕业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教会学校毕业生则没有这个资格。因此美国官员感到“教会学校……从未得到官僚阶级的多少支持。而它的毕业生极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的机会。难得有一个人会获得重要的位置。”因此，美国为给庚款学生开辟仕途，欲借此在中国社会各界施加美国的影响，采取了背后操纵由中国官方自办学校的形式。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从精神上、文化上控制中国的发展，但最终也没能如愿。”（唐纪明　姜慧《庚子赔款－－翻翻清华大学的“陈年旧账”》）事情很明显,美国用多占的赔款,用于支付中国留学生留美,以及为留学作准备的清华校等,是为了培训出能出任中国官员的亲美人士,以便使美国能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美国用多占的赔款办清华校,根本不是哈美派所说：是出于对中国的善意。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2/15142.html

请记住：美国对中国的友好作为！！（王从圣等）

来自美国的白求恩们：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世界航空史上最悲壮的一幕：驼峰航线(刘小童)

流沙河：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美国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附上下面两个帖子，不知可靠程度有多少？权当一家之言：

庚子赔款真相：实际赔了多少？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美、日、意、奥、俄、德、比、荷、西等１１个帝国主义国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３９年还清，本息共计白银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１０亿两以上，这笔赔款称之为“庚子赔款“，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经过延付、停付及退还，实际赔款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

一、庚子赔款的延付和停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借此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

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也至此结束。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

二、关于庚子赔款的退还

美国的退款。最先和美国政府交涉退还赃款的是驻美公使梁诚。他于1907年向美国当局提出核减赔款之事，他说：“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当时的国务卿海约翰答应代向总统谋求。海约翰去世后，梁诚争得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同意。后来，梁诚又在美朝野人士中大肆活动，美国当时有不少报刊发表文章，赞成退款之举。梁诚回国后，退款交涉由伍延芳办理。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作为教育之用，派遣学生来美为其方式之一。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1908年美国总统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一千多万美元，此空前之举，在美国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一片赞美之声。此次退款尚有余额，后来又第二次退还，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主要用途有二，第一次退款主要是用于留美学生及兴办清华学堂之用，第二次退款作为发展教育文化之用。

其他各国的退款。美国退款对各国均发生启示作用，各国竞相效仿。1920年3月中国教育部设立筹办兴学委员会，财政部、税务处、司法部也做类似的建议。国务会议决定由外交部处理，此后开始了对各国退款的交涉。1920年12月英国通知中国，英将退还庚款，作为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之用，并希望以英式教育教导中国人，促进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发展中英贸易，增进英国经济利益。法国这时也通知中国退还庚款。至于日本的退款，发生的波折和争执较大，日本始终坚持以挪用庚子赔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1936年的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日本在侵华中的矛盾。日本的退款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其次是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三是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则用于侵华战争。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

总之，中国实际支付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中国少付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其实对帝国主义的赔偿一起到了四一年对日本宣战!英美等国才一致同意取消了庚子赔款!

中立国和日本的傀儡都得到日本赔款

二战后，有很多国家可以根据国际法得到日本赔款，最后的结果是，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越南：3900万美元；老挝：278万美元；柬埔寨：417万美元。

二战时的“中立国”也“争取”到了日本赔款，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根据国际法，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没有资格得到赔款，却经过“斗争”得到了赔款。韩国：3亿美元；新加坡：2500万新加坡元；马来西亚：2500万马来西亚元；泰国：150亿日元。

看到哪些数字了么？中国什么也没得到。有人说，当年是因为美国干涉，国民党才不得不放弃赔款的，这成立么？上面数字已经无情的粉碎了这类谎言，美国是有干涉，但是，只要赔款不要过高，中国还是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赔款的，至少可以和印度尼西亚一样得到8亿美元赔款。

蒋介石放弃日本赔款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就说，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而且释放日本甲级战犯。1949年菲律宾和蒋介石商讨对日索取赔款，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

1952年蒋介石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蒋介石这些行为，都是为了争取日本支持在台湾的民国而出卖国家利益。

中G放弃日本赔款

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和苏联联合支持朝鲜，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中国由1951年让日本赔款500亿美元，最后是和国民党一样，分文不要，彻底放弃日本的赔款。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１４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２亿美元、５．５亿美元和２．２３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３９００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上午１０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和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３５００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１０００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１９４５年２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２００亿美元，其中１００亿归苏联，８０亿归英美，２０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２．５５亿、３亿、０．７亿、４亿和３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４０％，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２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７月２０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４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９月４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９月４日－８日召开了有５２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起，特别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１９４５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２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１１月２６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３８％，而余下的２４％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５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１２月１０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１２月２４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１９５２年１月３０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１９５２年２月３０日谈判正式开始，至４月２８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３次、非正式会谈１８次，历时６７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３月２０日，操纵国会以６６票对１０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４月１６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４月２８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３月２５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４月１２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７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２７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１８０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０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

果然，６月１７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７月７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７月９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７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１９７５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５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６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１９５２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５０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２７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之举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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