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统治者浸淫，复有滥觞之患
——“血统论”留下的岁月泪痕
阿森兄：
没想到这篇两篇文章【1】会引起你关于“血统论”的联想，不过，你的评语有着特别意义，它涉及到了一个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深刻话题，就当今“红色血统”卷土重来的现实而言，值得整个社会对此现象进行反思和反省。
往事并不如烟，我本人和我们这个家族，对在红色中国曾经历的那些苦难岁月，迄今仍记忆犹新。因此，在我的内心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对“血统论”是深恶痛绝的。它几乎成为了人类罪行的代名词（如纳粹暴行，和联动红卫兵的罪恶）。即使我们抛开历史，单纯地、理性地来看待这一观念，“血统论”也是处处破绽，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它充其量只具有生物学、遗传病理学上的意义。
现代科学已破解了人类的基因密码，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为之欢呼雀跃，更有人宣称人类由此掌握了所谓“上帝的密码”。由于好奇心，我特别去拜读了科学家们最新的研究报告，结果大失所望。不过也没白读，终于搞懂了人类不过是一些基本粒子的排列组合，严格地讲，人类与老鼠的基因链结构相去不大，其它类似的物种案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各位可以去找来看看。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乃在于人具有灵性（佛门称之为“神识”，肉身只是载体），圣经上说：“凡属血气的，都必败坏”，我的理解是：只有“属灵”层面，才能得到拯救，也即佛门所讲的“神识不灭”，这是“轮回转世”学说的依据。因此，生物学上的“血统论”不能解释人类的文明发展，对此通俗的理解是：人类的精神文化是可以传承的，而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统”传承实在难以站得住脚，人们只要看看毛远新就够了。
所谓“血统论”在中国，基本上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从天子到皇族），即使是在民间，又何尝不是在传统“门第”观念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考量呢？当然西方文化中也有“血统传承”观念，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却是越来越将这种观念扔进了历史垃圾桶。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一个来自肯尼亚黑人难民的儿子，可以当上美国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已从蒙昧时代的误区中开始觉醒，挣扎着走向了一个自由民主和人权平等的时代。
抛开这些认识论上的差异，阿森兄提出的这个话题，对我们反思文革悲剧和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却很有帮助，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大致上可以对“血统论”作出两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文革中上演的一幕，即使习近平、薄熙来等人也不能例外，老子被打倒后，这些人失去了父辈“贵胄身份”的荫蔽，一下子从“红五类”蜕变成“狗崽子”，前贵而后贱，沦为政治贱民。但一旦老子们复辟，即变本加厉地把社稷江山攫取为“红色太子党”们的囊中之物，于是仍要继续宣扬“血统论”，高举“红色江山永不变”的腐朽旗帜。
第二种解读，是彻底地和“血统=身份”这种反社会的生物学观念，实质上的“种姓制度”告别。在中国的历史中，已上演了太多的“血统论”悲剧。国人，尤其是那些从残酷政治清洗中存留下来的人，对此有着更深切地体会。对于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来说（其中也有中共高干的子女），真正体会了红朝“贵亦血统，贱亦血统”的翻云覆雨。一旦醒悟之后，怎么能不对此深恶痛绝？为了不再回到那个黑暗和恐怖的年代，我认为：国人在观念上，必须与“血统论”彻底决裂。
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段文字，心中很有感慨，中共高干于光远死了以后，他的女儿于小康写过一篇文章，与当今“红二代”的表现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值得人们一读，文中她写道：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
这一幕，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陌生，对此，我本人有着深切体验（今后我会写出来）。其实，她的“高干子女”的身份，在作为中共高官的于光远遗弃他的右派妻子，同样也是共产党干部的孙历生那一瞬间，就云消雾散了，真实的于小康，是顶着“右派子女”的身份，作为“狗崽子”在红色中国长大的。
她的“单亲右派”血统决定了她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一生的悲欢离合。这其实证明了，在中国这个名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实际上仍然是专制王朝“血统论”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实质。只不过所谓“血统”的裁定权在统治者手里，由当权者和红色政治文化来决定什么人“尊贵”，什么人“卑贱”罢了。
今天在中国，所谓太子党，指的是党国既得利益的实际继承人，对于于小康来说，具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要看她的母亲悲惨弃世之后，她的父亲是否重新接纳她，进入实际上的“共产党高干子女”的生活圈子。虽然他们之间是血缘关系，但最终仍然绕不过由政治“权力”拥有者来决定。
对于小康来说，“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远远不如她实际上承受的“右派子女”身份来的真实，来的深刻——即使她后来“归宗认祖”了，又回到了那个统治者阶层中去，但她心灵上所刻下的烙印已无法改变——所以临到最后，她的感情特别复杂。因此，她的流露才真实可信，她在文中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
——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
——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右派子女），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最后，谢谢阿森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重要话题。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不当之处，还望阿森兄斧正！
潘晴
2014/7/30
注【1】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回顾》与《范熙壬：中国追求复兴之路的先驱之一》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