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KB48于 2014-08-09 07:08:57
*钱程案
钱程，有京城“演出大鳄”之称。1993年，他担任总经理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与中央乐团签署合同，承包北京音乐厅，期限为10年。钱程出任北京音乐厅总经理，策划了“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新年音乐会，激活了高雅艺术演出市场，使北京音乐厅从亏损变为火爆，媒体将之称为“音乐厅现象”。
2002年8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职务侵占罪(此案涉及到“红帽子”企业)，批准逮捕钱程。8月底，他被转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即炮局看守所)。2003年2月，转至西城看守所。
2004年8月，轰动北京演艺界的“钱程案”做出终审判决。钱程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007年9月减刑出狱。
出狱后，钱程在老家天津重新开始高雅艺术传播之路。2011年他被天津市政府选中，全市场化运营天津大剧院。一年半后，天津大剧院成为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高雅艺术演出重地。
*炮局看守所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炮局胡同内，原为清朝铸炮厂，清末时成为监狱，民国后沿用为陆军监狱。1934年11月，时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 中共地下党员吉鸿昌将军以「違反國策」罪被关押、枪毙于此。在就义前，他写了一首五言绝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中共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也是先关押在此地。日伪时期，这里成为关押中国“要犯”的日本陆军监狱。解放后，此地曾为劳改局，改革开放后成为北京第三看守所。2008年奥运前，搬迁往大兴新址，成为最后一个从北京五环内迁出的监所。
2002年8月底，结束了在北京和敬府宾馆5个月的单独关押后，我被转到炮局看守所。
进大门时，被武警呵斥“冲墙蹲下”，脱光衣服检查，并且像电影里一样举着一块写着名字的牌子前后左右拍了一通照片。除此之外，并无传说中的暴打。
这是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囚室。先是一道比正常屋门稍矮的密封钢门，门的上方有一个用黑布挡住的观察孔，用来监视室内押犯的活动。第二道是铁栅门，有点像工艺粗糙的早期防盗门，门的下方有个送饭孔。铺板一直铺到墙根，所有的起居活动都在地铺上面。
门的左边是一个便坑和一个水池。右边是码被褥和放随身物品的地方，每个人都用装饼干或方便面的箱子把自己的牙刷、裤衩等物品放在里面。
西边的墙壁上，两米高的地方开了一扇小窗，窗外自然是钢筋栅栏。屋顶正中，两根硬电线吊着一只15瓦的灯泡。四壁上刻满了字，有计算天数的一组组“正”字，有电话号码，有黄色笑话，有自编的打油诗和囚歌。
身后，大锁咣当一声落下。
卷小炮和拍蚂蚱
铁窗透进的黄乎乎的光线下，马上有热心人上来打招呼：新来的吧?甭怕，咱这号里不欺负人。号长说：文化人，就不搜身了。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爷子，这位是行长，这边李总、会计、教练??
当时正是8月酷暑天，屋里十五六个人全都只穿背心裤衩，光着脚。我冲每个人点头，努力记住他们的称呼和模样。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每个人看上去都面目狰狞，胡子拉茬。没过多久，我去管教办公室打扫卫生时，猛一照镜子，也看到了一张恐怖的脸。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第一顿晚饭是跟会计和行长蹲在一起吃的。会计也是个近视眼，没戴眼镜，看人总有点睥睨，显得皮笑肉不笑，实际上人很和气。他悄悄递给我一小袋榨菜，说你运气不错，来了就赶上吃馒头。旁边的行长眼窝老深，三角型的寿眉总有半寸长，还配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子，闷声不响，吃得很快。
教练是个年轻精瘦的东北人。饭后他凑上来对我说，新来的押犯头几天往往会连夜提讯，待会儿希望你能利用这机会给哥几个带几根烟回来。找你的预审要，不给你，你就不说话。
我问，进门搜身那么严，怎么会不被查出来?他说，有办法。他拿来一双新的塑料底布鞋，到角落里捣鼓了一会儿，再给我看。鞋子里面，从鞋口处被挑开了一道缝，形成一个夹层。他说，这里面可以放4根烟。他用食指和中指勾住鞋口的里面，用拇指捏住鞋口外面，蹲下身，用鞋后跟冲地磕了几下。“回来时筒道队长让你脱鞋检查时，你就这样。你看，万无一失。”
当天晚上临睡时，果然点我的名字提讯，我冲三个办案的人要烟。他们挺意外：五个月时间天天形影不离看押你，怎么从不知道你抽烟?我心里有种恶作剧的激动：少管了!
在囚室里，烟比金子还珍贵。要是让押犯在吃饭和吸烟中选一样，他们百分之百会说，宁可几天不吃饭，也要美美地吸上一口。
每次有人带回来的烟都交给号长藏着，早晨和晚上悄悄拿出来，一根烟的烟丝可以用报纸边儿卷成三到四支细细的小炮。在号里，面子大的人能抽三口，小蟊贼可以蹭上一到两口，条件是在号里听话、干杂活。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要防止因不均而被检举。
烟的来源是大问题。如果没有人被提讯，或是去了也要不到烟，大家就要利用一切能出号门的机会去“拍蚂蚱”。“拍蚂蚱”就是在地上拣烟屁。没有机会要创造机会，比如利用求提、求医或到小卖部购物之时。如果能捡回一两个烟屁，全室的烟民会兴奋得跟中国足球队赢了韩国一样。
干这事也必须有本事。首先是要有强烈的心理欲望，其次是眼神好、动作敏捷，然后还得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装作提鞋或是被绊一下，在管教眼皮子底下把“蚂蚱”拿到手甚至塞到鞋里。
不过，管教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哪里容易骗过。有一次塔西·买买提刚一猫腰去拍蚂蚱，货没到手，屁股上却重重地挨了一脚，还被戴了五天背铐，以做惩戒。当然也有人面子大，偶尔拍个蚂蚱，管教也会卖个破绽，放他一马。老爷子就属于这种有面子的人。
老爷子
一说老爷子，你们一定会想到那些蹲了一辈子大牢的惯犯，或是黑社会老大之类的人，其实不然。我们囚室里这位老爷子，以前是管着100多个亿的某部委直属信托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出来进去坐奥迪A8的。再以前，当过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局长。
老爷子虽然满头银发，可身板笔直，一有机会就来几下高尔夫挥杆动作，绝对贵族风度。可怜他烟瘾特别大，好在天性乐观，能放得下架子，不然就要受罪喽。
有一次他出去提讯，屋里的人为老爷子能不能带回烟争论不休。大家一致判断，老爷子准能带回烟，但绝不会捡烟屁，他那么大人物，无论如何不会去干那种事。正说着，老爷子回室了。
等到铁门落锁后，大家都围了上去：带什么好烟回来了?老爷子一边脱袜子一边说，今天运气不好，碰上两个不抽烟的预审，他们没有烟可以给我。一边说，一边从他的两只袜子里抖出了20多个蚂蚱。大家很好奇，问他怎么能一次拍到那么多蚂蚱，老爷子说，抽不上烟，我急红眼了，趁预审一个打电话，一个上厕所，我把提讯室烟缸里的蚂蚱全都抓回来了。大家奇道：预审没有发现吗?老爷子说：“哪能没发现!他俩发现后一边笑，一边无奈地摇头说：‘老姜，你真是堕落了!’咳，走到哪儿说哪儿吧，现在顾不得什么脸面了。行了，快卷一炮吧!”
在炮局那个地方，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是必须“坐板儿”的——就是分三排或四排，盘腿面门席地而坐。所以，里面有许多流行语跟“板儿”有关系。比如，喊报告找管教叫“拍板儿”;人多时睡觉，要“立板儿”(侧身睡);“扛板儿”，是指有专人负责往外挤，不能让人挤了睡在紧里边的号长??一天还要擦几遍板儿。一个挨一个，弯下腰，两腿叉开，两手撑住板儿巾，随身体重心左右移动。这姿式不训练几天还真掌握不了。
好不容易熬到晚饭后，管教下了班，有人向号长提议，今天大伙表现都不错，怎么样，该来一袋了吧!于是号长卷好小炮，屋里的人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凑到水池子跟前(那是个观察孔看不到的死角)去吸上两口。
吸烟时，有的人很平和，吸上两口后安静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似的，再也管不住嘴巴地叨唠起来;有的人贪婪，一猛劲能嘬进半截小炮，总会被大家臭骂一顿。像号长和老爷子这级别的，则每次都要吸“飘”了，脸色煞白，扶着墙挪回来。这时，要赶紧张罗他们躺下身去。而他们脸上总带着满足的微笑，半闭着眼睛，嘴里“哎呦哎呦”地哼上好一阵子。这种神仙境界，像我这种不会吸烟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这十几平方米的监室，关的人通常超不过20个，但是，要能震住，没点绝招可不行。这里什么人没有啊，整天大眼儿瞪小眼儿，要想保持平衡，不出事，必须有种制约机制，有种潜规则。我琢磨了很久，发现其砝码就是稀缺资源——烟。又是谁能决定砝码的倾斜呢?是号长。原来呀，号长手里，操弄着看不到的权力!
老郭风波
有一天晚上，从神秘的“七处”(指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关押大案要案及重刑犯的地方)转过来一个叫老郭的安徽人。据说他本来是个很不错的警察，家有妻女，很幸福。后来经不住一位当了大老板的同乡劝说，到北京给那位同乡当司机兼保镖。老板案发，他也被抓了。他们这起案子涉及好几亿的资金，是跟银行内部的人合伙诈骗，因为其中一个账号是老板让他去开户的，所以他难逃干系。
放下铺盖后，两个大个儿按号长的示意上去搜身。老郭顺从地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脱到最后，两个大个儿表情迟疑起来。眼前站着的这个人，简直像是一尊古罗马雕像。大家全明白，这是经过长时间特殊训练的。
以往有新人入监，大家看号长的脸色，总要绷上一阵子，给新来的人一点压力。可这一次，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新话题而空虚无聊，加上对“七处”的好奇心，大家顾不上理会号长又是咳嗽又是瞪眼的暗示，七嘴八舌地跟老郭聊了起来。老郭来时没赶上晚饭，就有人拿出饼干，还冲了一杯豆奶粉，递了过去。这一晚，号长感到被冷落了，甚至感到了挑战。
第二天，管教上班后，号长求提。随后，老郭被叫去做笔录，回来时脸色沉沉的。我知道，一定是号长到管教那里告了状，老郭肯定是挨训了。坐在我旁边的老爷子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偏过头来悄声说，他(号长)就这点不好，心眼忒小!囚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不出所料，晚点名后，趁铺被褥的当口，号长和两个大个儿突然出手攻击老郭。老郭的光头上猛然挨了一拳，他愣了片刻，本能地站起身，还没站稳，胖子就从后面抱住了他的双臂。胖子扮演的是劝架的角色，但谁都清楚，他是在拉偏架。老郭脚下一软，两个人随即摔倒在地铺上，老郭的头上身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拳脚。
打架的声音惊动了筒道值班队长，铁门哗的一声被打开，所有的押犯立刻蹲在原地。队长严厉地问，出什么事了?号长站起来说，报告队长，没出事!队长用眼扫了一遍：都给我老实呆着，别找不自在!哐当一声，铁门关了。老郭用手摸了一下肿胀起来的眼角，拍拍号长的头说：你应该明白，你不行。临躺下前又转向胖子说：你这种做法，不上路子。
大家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叠被的时候，烟民们又开始轮流去吸一口。号长一条腿蹬上水池子，头抵到墙角，刚刚拿了打火机，手里捏着的小炮还没沾上嘴唇，就听老郭冲号长板着脸厉声说：你!你不能吸!别人都可以，我不管，但是你只要吸，我就拍板报告!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号长只好把打火机和手中的小炮交给下一个人，自己蹲到一边生气。
同样的事情，晚上又重演了一回。
又一个黎明到来时，号长实在忍无可忍了，连裤子都没穿就窜向水池子，点燃打火机，左右手同时捏着两支小炮，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老郭已经站到了门边，抡起拳头咚咚地砸门：报告队长!上北七组×××抽烟!那声喊，怕是整个炮局全都能听到。
铁门立即被打开，值班队长整个身子堵在铁栅门外。因为烟味没有来得及处理(平时需要用湿毛巾抹上牙膏向窗外扇一阵)，所以抓了现行，宝贝打火机自然也被没收了!
在监室里发现打火机，那可是犯忌讳的大事，管教和筒道长都要被扣奖金，甚至会被处分、停职。可是谁都拿老郭没办法，他全占在理儿上。他还扬言，如果给他调号，他就要找“住检”(检察院住监所监管处)讨说法。有谁愿意把事闹大呢?最后老爷子出面调解，号长他们几个说了不少软话。几天来的紧张空气，总算烟消云散。
搓火
你们一定会想，打火机被没收，这下子即便有烟也吸不成了吧?才不是呢!押犯们有一种特殊技能，叫“搓火”。从那次风波之后，我们监室就只能搓火吸烟了。
办法其实很简单。先从破棉被上揪下一些棉花，絮成均匀的薄棉片儿，每片有一个烟盒那么宽，两个烟盒那么长。然后从香皂上刮一些碎屑下来，铺在棉花片上(因为香皂中含磷)，有时谎称长痔疮，向医生求一些高锰酸钾，效果更好。把棉片像卷爆竹一样紧紧卷起来，再用从毛巾被上抻出的棉线，将它密密地捆成手指粗细的火捻儿。想吸烟的时候，左手拿火捻，右手拿一只塑料底布鞋，憋足一口气，在水泥墙围上狠命用鞋底搓火捻儿。搓到十几下的时候，会发出一股臭味，接着便会冒烟。这时，搓火的人要立刻扔掉手中的鞋，以极快的速度把火捻从中间掰成两截，在空气中连甩带吹，不一会，火捻儿就着了。
这活儿需要技巧。会搓的人，动作自然连贯，一鼓作气，只一两分钟便大功告成;不会搓的人，弄得一身大汗加上满屋子怪味，把五六个火捻搓烂也点不上烟。
随着秋意降临，国庆和新年两个长假接踵而至。这段时间没有人提讯，小卖部也放假，烟道断了。烟民们抓耳挠腮，六神无主，一个个像丢了魂儿一样。
你们一定又会想，没了烟，既便能搓火也吸不成了吧?又错了!屋里的人开始是把花生米那层红皮儿捻碎了卷成烟吸，继而把方便面调料包里的脱水菜卷起来吸，最后把夏天每个囚室里发的两把蒲扇叶子也捻碎了吸。当所有能吸的都吸光了的时候，长假熬过去了!
新年后，就快到春节了。大年二十九那天，我被换押到西城看守所。后来，听说那个古老的炮局看守所就拆掉了。★
作者/钱程 2014-06-20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3期
钱程 －－人，生下来不是为了被打败的
- 2014年06月23日 星期一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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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06/23/content_68239.htm?div=-1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普希金诗歌《纪念碑》 终结有时，你将如何评定尘劳一世；盖棺有时，你将如何述说此生得失——德语戏剧《耶德曼》海报
“钱程又出来了！”
5月，伴随着越来越多北京人“到天津去看戏”和京城媒体对“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的密集报道，一个名字让越来越多人注意到——天津大剧院总经理钱程。是那个当年让“北京音乐厅亮起来”的钱程？！
2002年4月15日，钱程身陷囹圄；2004年4月21日，西城区法院一审认定钱程职务侵占77万元，判处钱程有期徒刑8年……
其实早在去年12月30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上，钱程就已经被提名“影响中国年度人物”。提名理由：“这是一次大剧院的民营冒险，钱程和他的团队在高雅艺术基础并不雄厚的地方，从自筹资金开始，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高雅艺术演出重镇。”
不为人知的重生。5月20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赴天津探寻这一神奇的人生转折。
直到现在，面对很多困难的事情，我都要冲在前边
记者：为什么是天津？
钱程：我在天津生天津长。我父母都是天津的中学老师，教语文。
去年“十一”的时候我们做了马林斯基剧院的《安娜·卡列尼娜》。“天津演《安娜·卡列尼娜》？”导演捷杰耶夫也不相信我们能接这事儿，他说：“你讲个故事，你要能说服我，我就来。”
我说：“你知道中国有‘文革’吗？”他开始闭着眼睛听，他说：“知道”。我说那时候我上小学一年级，听到父亲晚上回家跟我母亲说，学校要收缴书籍，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关的都得交，交了以后就烧毁。那会儿学校里每天都在烧抄出来的这些书。我父母非常舍不得，但他们又胆小怕事。夜里悄悄打包，然后第二天早晨我父亲上班的时候就驮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运走，一捆一捆的。没多久，中学老师家里除了书就没别的东西，书架很快就空了，就剩了一套毛选四卷和鲁迅全集。
有一天我自己在家，父母结婚用的都是集体宿舍腾出来的那种双层床，我就淘气踩着那个床上去，在天花板上发现有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两本《安娜·卡列尼娜》，上下集。我当年当然无法理解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字儿我也认不全。我就翻里面的画，第一幅就是渥伦斯基穿着灰色的大氅，跟安娜在火车站站台上邂逅。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安娜·卡列尼娜》，是那个不正常年代我读的第一本小说。
听到这时候捷杰耶夫睁开眼问：“后来呢？”后来这场演出成为中国去年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今年马林斯基剧院的芭蕾舞团还要来，12月初，在这儿演《神驼马》；9月30日我们这儿还会演《战争与和平》。我所做的这些选择，都有少年时期经历很深的印记。我的精神血缘，一个李白，一个普希金，这东西是浸入骨髓的。到现在普希金那些作品，我还能倒背如流，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到监狱里，都没离开过，
记者：它们奠定了您的审美。
钱程：后来母亲让我学画。初中毕业时候，大家都不愿意上山下乡，留城的最好选择就是去上技工学校。我母亲给我选了纺织局的技工学校，开始那地方有印染设计，画被面的。结果我考到那儿发现，那年它不招，我就去了一个钳工班，上一礼拜课，然后在工厂里实习一个礼拜。那年我15岁，上两年后分配到天津的第二纺织机械厂。我在那儿又待了两年，搞维修。
我的真正世界观形成，我自己倒觉得在这个纺织机械厂影响是比较大的，在一些城市的产业工人当中，他们这种聪明、为人，还有他们的这种计较，都对我有深深的影响。比如敢担待、敢担当。那时候师傅就跟我说：“大家起重物的时候，死也不能撒手。因为一撒手就把别人砸了。”比如说，你不能偷奸耍滑，这会被人看不起。直到现在，面对很多困难的事情，我都要冲在前边。
你可以杀死他，你就是打不败他
记者：那美院呢？
钱程：19岁我考到天津美院，读了四年。在美院我精神上特别特立独行，我喜欢一个人呆着，喜欢独立地思考。
这四年期间我可能最大的感悟，来自一篇老师让翻译的美术英语文章。它写的什么呢？艺术家的这种精神分析，比如大家喜欢一幅作品，他是透过这个作品喜欢画布背后艺术家的眼睛，欣赏到这个艺术家的精神生活。这个事情对我影响挺大。
人家都说我是商人，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商人，我就是一艺术家。别人把一幅画、一部歌剧、一部交响乐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作品，你可以搞演出、搞舞蹈，搞任何东西，我也可以，我把我整个人生当一部作品。当我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我这个作品其实很绚丽多彩的。我是秉承这样一个人生理念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切都是自然，蹲监狱也是自然的。
记者：您的一个朋友曾在当日的报道中叹息：“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北京的艺术市场失去了一个开拓式的经营者；另一方面，钱程的人生前程也许到此终止。”都以为您就此沉落了。
钱程：消沉不属于我。我在监狱里也从没有一天消沉。
判了8年。2002年4月15日抓我，然后到2006年“十一”出来的，坐了将近五年时间。多的时候一屋住20个人，少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到“非典”的时候，它只许出不许进，监狱里头没人了，我可以在那儿一坐，从太阳进来一直念到太阳下去，就念我做的诗歌朗诵会那些东西，我一个人开朗诵会。
不同的时期我有不同的工作。在看守所里，我有一个工作是看死刑犯，不能让他自杀，我看过四个。他们都是趟着镣子，身上都有人命，应该说是很残暴的，但是我觉得当你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他也还是个人，人之将死而已，所以我也很尽心地照顾他们。对人生来讲，我觉得这种经历太奇怪了。我这样一个从小背普希金的人，这样了，但就是这样。
我在里边花了很多工夫，写了“唐宋名篇”的续集，叫“宋人弦歌”。我出来就找了很多中国最优秀的作曲家包括赵季平他们作曲，然后乔榛、濮存昕他们在全国巡演。
乔榛后来三次癌症、两次心梗，这次是脑梗，然后半身不遂。只有我敢把他接到海南去演出，坐着轮椅。然后一次一次，我知道，你必须给他念想。这次他又来，我请他来看《朱莉小姐》，他从上海过来，我们一起说起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基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俩朗诵的那个《老人与海》的节选叫“孤独与奋斗”，那里头最后有句话，“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可以杀死他，你就是打不败他”。
微博上介绍自己——“刑余之人，辱而不羞”
记者：也有难过的时候吧？
钱程：难过的时候，当然有。我大概在里头大哭过两次。其中一次是进去多少年后，可以打电话了。我儿子从美国打来一个电话。我出事的时候我儿子12岁，我的印象里他的声音一直是童音那种，特别天真。我就始终没有时间陪他，有次他说“爸爸你陪我玩会儿吧”，他说你坐在俩沙发中间给我把大门，我踢球射门。我说“好”。两个球踢过来，我坐那儿睡着了，我儿子好失望。然后这次电话，他突然变成那种小伙子声了。我一下受不了了。
记者：出来怎么重新找自己的位置？
钱程：你如果想的是去讨回原来的东西，不可能的。我被聘为国交副团长的时候，《北京晚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报道“体制外的人到体制内做副局级干部”，在中国人事制度上哪有这样的。
那我有没有遗憾，有没有舍不得？这种东西老实讲是有，比如想“那样一个机会如果再给我的话……”但你要真想在那儿找的话你就根本连社会都回不了，绝对就走偏了，我的下半生绝对是个负面的。
我想我自始至终，包括当国交副团长的时候我也没多想，只是循着我自己的理想，去追逐自己所谓少年的情结——我热爱的文学、艺术，在文学和艺术当中我得到的这种热诚，那我就继续去做这个事。因为不管怎么走，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这个。我妈虽然老年痴呆了，但我在里面的时候她给我写过一句话：“虽然剥夺你身体的自由，但是永远剥夺不了你思想的自由，放飞吧。”我妈是中学老师啊。这时候就看出母子俩心灵的相通了。
记者：那过程很孤独吧？
钱程：难度比当初要大多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人生的现实。
关键在于你对自己有没有歧视。有一段时间我微博上介绍我自己——“刑余之人，辱而不羞”，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让我自己觉得见不得人的。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知道自己对社会有什么价值，别人承不承认它都在那儿。
说回来还是普希金的影响，比如谁都会背那个《纪念碑》：“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当时我在国交的时候，我对自己后来这个结果，一刹那间是有感觉的，但是因为我读普希金的诗，我是真的爱普希金，所以我说“不管了”。
发愁的过程，是我找到自信、证实自己的过程
记者：好多人佩服天津敢用人。
钱程：2006年“十一”出来，我没消沉也没气馁，而且也没敢耽误任何时间。按我在里面想得很成熟的，把以前好几个公司合并了，改了叫“驱动文化传媒”。先做“打开音乐之门”、“唐宋名篇朗诵会”这些项目，租天津大礼堂的剧场做。我2007年就开始做“打开音乐之门”，天津的文化市场和高雅艺术的这个局面，我相信我是出了把力的。
2008年我又有一个机会得到了天津音乐厅的经营权。音乐厅我做得好市里边看到了，所以后来当保利、中演来争天津大剧院的时候，他们觉得还是眼皮底下这个看得见摸得着，天津音乐厅已经摆在那儿了是一个案例了。
然后我在北京运作“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做话剧《海淀之北》，现在又做歌剧《永乐》，跟林兆华一起做。我又恢复了《今日艺术》。
记者：你现在公司这个名字是您在监狱里起的？
钱程：对，在墙上刻的。计划未来要干什么，画的饼状图、画各种各样的分析表，我甚至设计logo。最后我就拿牙膏在水泥墙上写俩字儿，写俩单词。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美国人谈企业管理的，叫《基业长青》。他就分析这些百年企业为什么能够百年，抽取了一百个样本，比如福特汽车、惠普。他就总结：市场在变，产品在变，顾客也在变，什么都在变，但这些百年企业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就是它的核心价值理念，比如福特就是“让人人都能开车”，惠普就是“把最新科技理念带给社会”。
记者：您给“驱动”设计的核心理念是？
钱程：“驱动文明，传播感动”，这是我们现在的口号。
濮存昕有一个习惯，他包里永远有个小本儿，从初中起只要看见好的句子，他就会记下来。那天走到我们这个门口，他就掏出本儿记。在一进门的墙上写的是我们第一个音乐季的口号——“艺术改变城市性格”。我说：“这个不用记，这个是我说的，不是哲人说的。”
记者：但是为做2014首届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您还是需要抵押父母的房本。
钱程：我每天都在为这些事发愁，但是发愁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找到自信、证实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爸有次跟我说，我们父子间谈话很少，我爸本来话就不多，他的经历也不太顺，年轻时反右受牵连。我爸说：“我性格上有一种特点，就是我的韧性。”我觉得我继承了我爸的韧性。像我们这种家庭，如果没有韧性早死了。我大伯父当年厦门大学毕业，就是因为把他打成右派，弄到吉林，他受不了，在火车上自杀了，到现在尸首都不知道在哪儿。那我爸这种情况，如果没有韧性他能活下来吗？所以我也继承了这一点。
本版供图/郭瑞 ◎文/本报记者 吴菲
人物小传
钱程 天津人，15岁时在天津第二纺织机械厂当钳工。1981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毕业后考了四年的研究生，均因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榜。1990年只身到北京寻求发展。原北京音乐厅总经理、国交副团长。现任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大剧院总经理。
“演出大鳄”北京音乐厅原总经理钱程入狱始末
来源：http://business.sohu.com/2004/04/26/93/article219949348.shtml
钱程对北京音乐厅的承包曾被指责为“暗箱操作”。
4月21日，有“演出大鳄”之称的北京音乐厅总经理钱程，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院认定，钱程犯下的罪行是职务侵占，数额是70余万。
以下是钱程曾经获得的头衔：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北京音乐厅总经理、中山音乐堂总经理、南京艺术中心总经理、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国青联和北京青联委员，等等———对于一名曾经的个体户来说，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人生“奇迹”了。
不过，现在看来，“奇迹”终结了。
一名个体户如何成长为“演出大鳄”，又如何从北京音乐厅总经理的位置上“陨落”？本报记者对此展开深入采访。
从一间画廊起家
在钱程申办的外地来京人员暂住证上，其常住户口是天津市河东区。他15岁时就开始在天津第二纺织机械厂当钳工，一干4年。1981年，他考入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他连考了4年研究生，但都由于英语成绩不及格落榜。
l990年，钱程来到北京谋求发展，他找到时任中央乐团(即现在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助理的亲戚孟昭林，在其帮助下承租了北京音乐厅的画廊，年租金3.5万元。
在1990年8月29日由北京市工商局发出的北京音乐厅画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该画廊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注册资金3万元，法人代表是当时北京音乐厅的经理赵永诚。此时，钱程的身份是业务经理。
1992年10月31日，北京音乐厅画廊和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
1996年9月25日，北京钱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万元，钱程所占股份为80%。
几经运作，1997年5月，北京音乐厅画廊将其在赛洛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北京钱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此番运作，被许多人指为“骗局”，理由是他在此间曾以音乐厅的厂房、汽车及部分办公用品折合75000美元作为画廊的实物投资，并冒用了音乐厅的注册文件和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的营利事业登记证等。
但是，在指责声中，钱程仍然成为了赛洛合资公司的实际控制者。而这也为他此后的承包北京音乐厅之举埋下了伏笔。
承包北京音乐厅
在全国各行业加大改革力度的大背景下，1992年，中央乐团开始物色经营人才，准备将北京音乐厅承包出去。尽管当时的北京音乐厅门可罗雀，一年最多演几十场，有时候台上乐队的人数比台下的观众还多。但很多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有意投标。
1993年5月，钱程以“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承包北京音乐厅的方案，送交中央乐团的团长助理孟昭林。
当年10月15日，中央乐团与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国际艺苑饭店签合同。由于乐团方面具有签约资格的人没有到场签字，因此签约仪式流产。第二天，副团长谢明和钱程在北京和平街的一家饭店签了合同。
10月27日，乐团收到钱程交来的7.5万元，作为首付的合同款。合同规定钱程代表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每年向中央乐团上缴承包费，第一年为45万元人民币，每年在这个基数上递增5%……
这一承包过程，也曾被指责为“暗箱操作”。至今，仍有原北京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对此质疑，并不断上访。《工人日报》记者曾采访全国总工会法律部，该部负责人指出，“北京音乐厅搞承包经营，属于转换经营机制的重大举措，没有职工参与是严重缺陷，应对职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做出明确规定”。
而中国交响乐团同时发布的《北京音乐厅承包问题的真相》一文这样说：“……经查，自1990年8月27日起，钱程以每年3.5万元人民币租赁北京音乐厅二三楼走廊，经营字画，作为个人经营活动，一直长期借用北京音乐厅画廊至今，这个画廊是北京音乐厅主管的三产，全民所有制。为实现承包音乐厅的目的，钱程同乐团内的某些人串通一气，首先成立非法的中外合资企业，然后又承包音乐厅，骗取了为期10年的音乐厅承包权……”
对于中国交响乐团的这份声明，钱程认为，当年音乐厅被作为一个“包袱”甩掉，之后突然成了“香饽饽”，因此，“甩包袱的人后悔了”。
无论如何，当时的钱程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承包权。从此，他掌握了北京音乐厅的经营权、管理权、人事权和财务权。
担任国交副团长
尽管钱程一直把持着北京音乐厅的大权，但是后来他和中国交响乐团一度闹得非常僵。
1996年，音乐艺术博士陈佐湟从海外归来，受命在中央乐团基础上组建中国交响乐团，并担任中国交响乐团首任艺术总监。作为“百废待兴”之时的第一个艺术总监，陈佐湟一上任就想收回北京音乐厅的经营权力，为此他和钱程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陈佐湟最终也未能在他艺术总监的任期内收回北京音乐厅的经营权，2000年，他辞职离去后，汤沐海入主国交担任艺术总监，汤邀请钱程参与到国交的建设中。
2000年12月5日，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俞松林宣布：经文化部党组研究后决定北京音乐厅、中山公园音乐堂总经理钱程为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
从国家工作人员编制外的身份到被体制内收编并委以重任，钱程至此可以说完成了自己人生历程中最漂亮的一笔。
2001年，钱程开始跨出北京，他与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合作，接手南京温暖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及附属的音乐厅。此时的钱程，被媒界称为“演出大鳄”。
对于钱程的能力，媒界大都认可，有报道说，钱程的成功之处在于大胆改革旧有体制，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管理音乐厅。钱程以点子多出名，在演出市场上找到了“雅俗的结合点”，他所推出的“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演出，堪称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结合的典范。
从“给予”到“侵占”
钱程最为人所知的话中有一句是：“为人之道是‘给予’。”当时的钱程正春风得意，而此语也在熟悉他的人中传播颇广。但事隔5年，钱程却因“职务侵占”被判有罪———在“给予”和“侵占”之间，构成一组刺目的矛盾。
2002年4月15日中午，钱程开车去赴一个不同寻常的约会，约他出来的是中国交响乐团团长俞松林。钱自此一去不回，他被公安机关“请”了去。同年8月，钱程被正式逮捕。2003年8月，钱程涉嫌职务侵占被提起公诉。
依照检察机关的指控，1997年2月至1998年11月间，钱程利用同时兼任北京音乐厅总经理和北京钱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分别将部分单位在北京音乐厅举办音乐会的包场费共计77万余元，以北京钱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收取，用于支付钱程本人购买的世纪大厦B915号房款，后由北京音乐厅支付相关场次的演出费用。
庭审中，钱程的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辩护律师称，钱程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要对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的性质进行认定，而赛洛公司实质上是钱程个人的公司。
他们称，1992年赛洛公司成立时，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只有北京音乐厅画廊和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两家。但实际上首杰公司分文未缴，赛洛公司的出资全部来源于钱程个人。1993年，赛洛公司承包北京音乐厅，按照承包协议，只有钱程有权负责北京音乐厅的经营管理。1994年，赛洛公司修改合资合同及公司章程，明确入资完全属于钱程个人，北京音乐厅画廊无任何投入。同年，赛洛公司增资扩股，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入股，但没有缴足应交纳数额，应当认定其已丧失股东地位，自动退出赛洛公司。1997年，北京音乐厅画廊将其在赛洛公司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钱程公司，钱程公司实质是钱程个人的公司，因此，钱程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西城法院认为，北京音乐厅画廊属全民所有制企业，钱程以北京音乐厅的厂房、汽车及部分办公用品折合75000美元为画廊的实物投资，冒用音乐厅的注册文件、台湾首杰企业有限公司的营利事业登记证等，骗取了赛洛公司的营业执照，不存在几家公司均系钱程个人所有的事实。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入股协议已经主管部门批准并进行了工商登记，香港城市策略公司完成了约定入资。
法院最终认定，钱程身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因此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