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二）
作者：徐方
最后的夙愿
作者：徐方
最后的夙愿
顾准伯伯的肺部一直有问题，在干校的时候就经常咳嗽，痰中带血。去医院看过几回，有的医生诊断为肺气肿，也有的诊断为支气管扩张。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到了1974年10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每天咯血大半痰盂。经济所领导看他实在撑不住了，才于11月2日把他送进协和医院。刚开始医院不收这个“极右派”，他只能躺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双目几近失明的骆耕漠伯伯拄着拐杖为他四处奔走求助，找到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才使顾伯伯住进病房。这回医生倒是比较重视，为他做了详细检查。结果发现他的痰中有癌细胞，X光分层造影也显示，肺部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肿瘤。诊断结果是晚期肺癌。
当时国内医生由于担心癌症患者承受不了打击，一般不会对病人讲实情，只把诊断结果告诉家属，所以顾伯伯最初并不知道他患的是肺癌。可几位大夫查房的时候讨论他的病，用了“cancer（癌）”这个词。他们哪里知到，这位患者精通英语，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顾伯伯为了弄清自己的病，趁午休时间跑到护士站，翻出他的病历，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那时母亲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下午去医院探视的时候，顾伯伯对母亲说：“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是cancer!”母亲心里一阵绞痛，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更令母亲伤感不已的是他接下来的话：“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们总该来看我了吧? 患了绝症，首先想到的却是孩子们就会来看他。而能换来孩子们的探访，自己也就死不足惜了。可见他对孩子们的爱和思念有多么的深。可悲的是，他的这点可怜愿望竟然到死也没实现。
顾伯伯的癌肿长得位置特别不好，顶在心脏与气管之间，既不能做手术，也不能做放疗。协和医院的西医大夫表示已无能为力。
顾伯伯一向只相信西医，他曾跟母亲探讨过中、西医的问题，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就拿诊断来说，西医靠的是物理的眼睛，如：X光透视、CT等；还有化学的眼睛，如：血液、尿液化验。可中医呢，光靠号脉就能查百病吗？我根本不信!”
可是，母亲还有顾准伯伯的六弟陈敏之，以及他的几位老朋友都不甘心放弃治疗，他们要穷尽一切方法来挽救他的生命。绝望之下，只好将目光转向中医。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母亲搀扶着眼睛几乎看不见的骆耕漠伯伯，顶着寒风找他的老战友——原铁道兵兵团政委张崇文，才解决了车子问题。李大夫开出方子后，母亲主动承担了抓药、煎药的任务。待药煎好，她把浓浓的汤汁端给顾伯伯，说：“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伯伯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为了照顾生命垂危的顾准伯伯，经济所的几位挚友自发轮流到医院进行护理和陪夜。这些满腔热忱、不避嫌疑前来值班的人有：骆耕漠、吴敬琏、张纯音、林里夫、赵人伟、江明等。林里夫伯伯还让他的女儿林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陈敏之伯伯，免得他累垮了。
顾伯伯后半生是极其不幸的。他不断挨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离了他。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然而他又是非常幸运的。两度遭难后，都是经济研究所收留了他。这个高水平研究机构聚集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精英。老一辈的有：孙冶方、骆耕漠、张闻天、巫宝三、汪敬虞、狄超白……中青年学者有：吴敬琏、赵人伟、董辅礽、张纯音、张卓元、周叔莲……记得一次他跟母亲谈到经济所，戏称这个单位是“聚宝盆”。
顾准伯伯于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5月再度来到经济所。他的老朋友——所长孙冶方为了使他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让他去政治经济学组，并给他安排了一间单人办公室。政经组人才济济、卧虎藏龙，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我母亲等都在这个组里，组长是骆耕漠。骆老为人宽厚，倡导学术自由，从不压制不同意见。顾伯伯在这里如鱼得水，他在“历史自述”中写道：“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这个右派分子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我是那么高兴”!
多年来经济所的一些同事给予了顾伯伯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关爱。使他能够在极端残酷的社会大环境中幸存下来，并将多年来经探索、研究形成的部分思想，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人间。
顾伯伯最后的日子是在协和医院度过的，同病房里还住着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经过一个疗程的化疗，癌肿由原来拳头那么大，缩小到核桃那么小，他和家人都非常高兴。焦先生是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治疗效果为例，给顾伯伯打气。母亲也从旁安慰：“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办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却摇摇头说：“我心里很明白，这次得前门进，后门（指太平间）出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摸了麻风病人，那人就好了。这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多么渴望有办法治愈麻风病。可两千年过去了，这种病还在危害人类健康。至于癌症……”母亲事后哀叹：“顾准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连安慰他都很难。”
据母亲讲，顾伯伯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心情非常不好，伤心之极，甚至可以说是绝望。他后半生虽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却依旧热爱生命，留恋这个世界。希望籍自己的不懈研究，为国家、为人类做出贡献。他对母亲说：“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我才59岁，真不愿意死啊，我还有很多事没做完……”他为没来得及把已经日臻成熟的许多思想写出来而痛心疾首！
顾准伯伯仍然苦苦期盼着孩子们来看他，时时刻刻等待着他们出现。他对前来探视的七弟声音哽咽地反复说：“我想他们（指他的孩子们）想得好苦啊！”他的六弟陈敏之为了让他在临终前能跟孩子们见上一面，不断地做几个孩子的工作。
为了避免面对面谈话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陈敏之伯伯给顾伯伯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知，我敢断言，他决不是一个反革命者，决不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我敢同样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可是，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大女儿稖头（顾淑林）竟然说：“经济所军宣队想甩包袱。”还说：“我已写信给重之（顾准的小儿子），让他不要来，理由是不合适。”
尽管孩子们多年来对他是这样的态度，可顾伯伯却始终原谅他们，认为这一家庭悲剧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不应该责怪他们。就在临终前十几天，为了见到孩子们，他甚至忍受屈辱极不情愿地在一份“认错书”上签了字，以换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我的孩子们”。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可真是父爱如海，深沉而宽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陈易所说，他是“英雄肝胆，儿女情长”。
1953年7月顾准摄于庐山
顾准在照片背面给大女儿、大儿子写的说明
尽管孩子们多年来对他是这样的态度，可顾伯伯却始终原谅他们，认为这一家庭悲剧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不应该责怪他们。就在临终前十几天，为了见到孩子们，他甚至忍受屈辱极不情愿地在一份“认错书”上签了字，以换取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我的孩子们”。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可真是父爱如海，深沉而宽厚。也正如他的老友陈易所说，他是“英雄肝胆，儿女情长”。
1953年7月顾准摄于庐山
顾准在照片背面给大女儿、大儿子写的说明
11月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按说界限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可是，重之（顾准的小儿子）仍然不回来；稖头（顾淑林）、小米（顾逸东）仍然不去医院。
经济所领导代表组织，多次给在内蒙插队的顾准伯伯的小儿子顾重之写信、拍电报，要他回来照看父亲。在顾伯伯的心目中，重之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可他哪里知道，跟孩子分别的八年间，这个孩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1月24日，重之给陈敏之回了一封信，表示坚决不回来。信中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着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大概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种无情近乎匪夷所思。其实在当年的政治氛围中，人与人之间都要“亲不亲，阶级分”。动不动就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烂阶级敌人的狗头”。谁要是不幸被指为阶级敌人，确实是生不如死。那些“黑五类”的子女们要么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迫于压力，与家长划清界线，做出这样绝情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
顾伯伯的六弟陈敏之在他去世两个月后，写了一篇纪实文字《悼念五哥顾准同志》，详细记述了顾伯伯生前最后一个月所发生的一切。他请人将此文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油印了十几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看，也给了我一本，一直保存至今。其中写道：“11月27日，当他明确获知重之最终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不肯来看他，情绪异常激动，连续四个小时都不能平静。第二天，他对前来探视的三妹和七弟说:‘想不到过去写的那个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从这天起，他的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仅仅过了不到5天，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顾伯伯总是两眼长时间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吃力地大口喘息，内心的苦楚难以诉说，他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据母亲生前回忆：死去的顾准，穿一身藏青色半旧中山装。他两眼不闭，嘴半张着，好像还有许多话没讲出来……
多年后，顾准伯伯的长子顾逸东，在接受《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的采访时说:“在父亲遗体告别那天，我和姐姐淑林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在那里我见到了父亲的许多朋友。一个老先生看了我一眼，眼光像刀子一般。张纯音向我们走来，她缓缓地说，父亲临终前要她转告我们: ‘我已经原谅你们了，也请你们原谅我吧。’” 顾逸东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他一边哭，一边痛悔地喊道：“而我们，我们当时竟然一句话也没有!一点什么也没有表示啊……”
笔者最近见到吴敬琏叔叔，听他说起顾准去世后，他们几位挚友感到非常不舍，准备在医院太平间举行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布置会场的时候，顾准的大儿子小米（顾逸东）、大女儿稖头（顾淑林）在父亲死后终于出现了。母亲一见他们，气愤地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你们还有脸来？！你们太不像话了，父亲病成这样都不来!”吴叔叔当时感到非常错愕，他说：“没想到平日里性格温和的张纯音，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1982年，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他的弟弟陈敏之用该书稿费请顾伯伯的几位生前好友在前门饭店吃了一顿饭，感谢大家过去对顾伯伯的种种照顾，我和我母亲也应邀参加。席间，一位年轻人朝我走来。他说：“咪咪，让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惭愧，没脸见你……”这个年轻人就是顾准伯伯的小儿子顾重之。我听说他很优秀，是文革后恢复高考1979年北京市文科状元。相信那时他已为过去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了。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顾准伯伯于1974年11月17日口述了一份遗嘱，由他六弟陈敏之记录，经他过目后签字。这时距离他辞世仅仅只有19天。遗嘱的内容都是如何安排一些身后事宜，一共四条。其中第三条是：“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母亲后来对我讲，她感到非常安慰，说明顾准很看重他们之间的友情。她说：“你还年轻，不懂得顾准这个人的学术思想、道德文章有多了不起! 我为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而感到骄傲……”她讲这话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那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世上真正理解顾准的人屈指可数。
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病故。这是当天晚上陈敏之
写给母亲的条子，连同顾准部分遗物一并交给母亲。
顾准遗物之一，北京科学会堂出入证。顾准于1962年摘掉
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此枚证件颁发于1964年。
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病故。这是当天晚上陈敏之
写给母亲的条子，连同顾准部分遗物一并交给母亲。
顾准遗物之一，北京科学会堂出入证。顾准于1962年摘掉
右派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此枚证件颁发于1964年。
顾准伯伯去世后，一次他弟弟陈敏之来北京联系顾伯伯译著出版事宜，顺便到我家探望母亲。当他们谈起顾准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流泪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她落泪。她是个内心极为刚强的女性，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哪怕是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即将离世，都从未掉过一滴泪。
就在顾准伯伯辞世的几个月后，母亲突患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大病了一场。身上多处关节变形，几乎不能行走。医生说这种病的一个可能病因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母亲哀伤地对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因为顾准死了……”
母亲与我
母亲于1989年5月被发现患了子宫中胚叶肉瘤。这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早期很容易随血液转移扩散至全身。她很快住进医院，接受了手术。可几个月后，医生告诉我母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癌肿已大面积转移至肝、肺、骨。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为她延长生命、减少痛苦……
我惊呆了，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对母亲，我没有隐瞒，将病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她当然很震惊，却出乎意料地平静，说：“到底是我的好女儿，懂得我。谢谢你讲了实情，让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安排身后之事。”我问能为她做什么？她说只希望在生命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每天见到我。从那一刻起，我每天下班后直奔医院，守在她的床前。
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象我跟母亲这种关系并不多见。记得在兰大读书期间，她每天都给我写一封信。我功课忙，隔三差五地回一封。母亲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每次接到信，都用红笔在上面勾勾划划地批改，甚至指出个别错别字，然后再寄回来。班上有个负责开信箱的女同学，每天都会为我取回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的落款儿为“北京张”。她跟我开玩笑说：“老实坦白，这个‘北京张’是你在北京交的男朋友吧？”我说：“才不是呢，这是我妈。”她说：“打死我也不信，哪有当妈的每天给孩子写一封信的？！”
我曾对一位“闺蜜”讲：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就是母亲，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她点点滴滴的教诲对我影响极大，深入骨髓。
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象我跟母亲这种关系并不多见。记得在兰大读书期间，她每天都给我写一封信。我功课忙，隔三差五地回一封。母亲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每次接到信，都用红笔在上面勾勾划划地批改，甚至指出个别错别字，然后再寄回来。班上有个负责开信箱的女同学，每天都会为我取回一封厚厚的信，信封上的落款儿为“北京张”。她跟我开玩笑说：“老实坦白，这个‘北京张’是你在北京交的男朋友吧？”我说：“才不是呢，这是我妈。”她说：“打死我也不信，哪有当妈的每天给孩子写一封信的？！”
我曾对一位“闺蜜”讲：我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就是母亲，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她点点滴滴的教诲对我影响极大，深入骨髓。
眼见母亲在癌病的折磨下苦苦挣扎，一天天萎顿下去，我心如刀割！我对她讲：不能想象这个世上没有她我还怎么活……可她却劝慰道：“傻孩子，千万别这么想，这个世界离开谁地球都照样转。”她还引用了刘禹锡的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母亲说她感到很安慰，三十几年来按照她的理想塑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都很像她，身上有她的基因，血管里淌着她的血，是她生命的延续……
在母亲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头脑一直都十分清醒。我们每天长谈，前后持续了三个月，话题涉及方方面面。她多次提到顾伯伯，说感到非常遗憾，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顾准的那些真知灼见为世人所了解。
今天，母亲在天之灵一定感到十分欣慰。顾准伯伯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历尽坎坷，终于在他故去18年后的1992年出版。这部著作是他与胞弟陈敏之于1973--1974年间在通信中的学术讨论笔记，是顾伯伯冒着生命危险，撰写的一系列掷地有声的醒世篇章，凝聚了他思想的精华。学者王元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1994年，《顾准文集》在贵州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中国掀起了一波“顾准热”。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人人争谈顾准。凡读过他遗作的人，无不为其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所折服。李慎之先生称赞顾准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诗人邵燕祥这样评价顾准著作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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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老友关慎捷先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修改意见，使作者能够大大拓展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①⑥⑩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22，626，640，733页。
② ③ 张纯音：《我所认识的顾老—给陈敏之的信》，《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0年9月，第338页。
④ ⑧顾准：《顾准日记》，顾准著/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60，170页。
⑤ ⑦陈敏之：《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顾准日记》附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386－411页。
⑨吴晓波：《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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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⑩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22，626，640，733页。
② ③ 张纯音：《我所认识的顾老—给陈敏之的信》，《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0年9月，第338页。
④ ⑧顾准：《顾准日记》，顾准著/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60，170页。
⑤ ⑦陈敏之：《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顾准日记》附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386－411页。
⑨吴晓波：《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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