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一月，我刚在位于安徽芜湖的单位上完为期一年的由外教执教的英语强化班，就有本单位一位研究计划生育和辅助生育的医生请我做翻译，帮他与外国同行或公司联络。我因此第一次接触到外资企业。
一天，该医生和另一位女医生带着我到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屋子坐了一百多位医生。在讲避孕。这个会是由一家荷兰的制药公司赞助的。当时主讲的是个外国医生。我听了，在问答时间里也举手站起来用英语提了个问题。会后，大胆的我帮我院的医生们直接与外方经理和专家沟通。外方的经理是位足足有1米9高的高个子荷兰小伙子，会说中文。我还是用英语与他们交流。甚至自说自话地说我们有兴趣做他们产品在芜湖的代理。第二天，外方请了我们一行3人参观了他们在南京的合资厂，还与他们的总经理，一位来自瑞士的优雅的中年女士同桌吃饭，期间我给对方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二月我因故去上海，给该公司在上海办事处的经理致电，询问是否能在向他们一样的公司供职，他说应该不难，并叫我去他们在延安东路外滩一座高档写字楼面谈。原来该公司恰好有意从母公司独立出来，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我见到了正巧到上海出差的那位年轻的荷兰经理，谈了我的意向。他约我3月初去南京合资公司面试。我如约去了并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获得了去上海工作的机会。
这次上海之行，我到大学母校见了我在读研究生的好朋友前同班同学慧，告诉她我可能要来上海工作。慧当即给了我一把她宿舍的钥匙，告诉我如果我能来上海工作，可以住她宿舍。她要到夏天才毕业。哈，住的问题也解决了！
回到原单位，我打算与他们商量办停薪留职，但新公司要求我辞职以便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我的原单位是当地最好的医院，稳定，福利好，人们都想进来，鲜有人辞职。我却铁了心，决定辞职。一来我无法忍受医院里那种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缓慢而令人窒息的节奏，二来与继母同住常受她白眼。开明的父亲支持我的决定，同时告诉我如果我在外无法立足，我可以回家，他会养我，但决不愿为我去求人。
办离职手续那天院方要求我一次性缴付5000元违约金。当时学英语时约定学成后要至少在医院服务五年，否则少一年罚一千元。5000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我的月收入才两百多元。我请求院方准予分期付款，看在父亲为医院服务了几十年且仍在岗的情况下，由父亲做担保。但院方不同意。那个把持着公章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不肯给我在离职证明上盖章，还撒谎说章被去合肥开会的院长带走了。有好心人人告诉我和父亲这还是钱的问题，交上那5000元他们就会盖章了。父亲连忙离开。过了一会，父亲气喘吁吁地赶来，铁青着脸将厚厚的一叠钞票拍在院长办公室主任的桌上，那主任就悻悻地从抽屉里拿出公章在文书上该了章，我终于自由了！
事后，父亲说钱是他向好朋友借的。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从上海老家祖父购置的老房子落实政策（老房子以2百多圆一平方的价格卖给国家）分得8000元，给医院的5000元来自其中。因继母一向对钱把持得很紧，父亲没告诉她有这么一笔钱。
第二天，记得是个雨天，妹妹和她的男友（妹夫）送我取道南京到上海开始我的新生活。我当时的行李是一个大箱子和一个塞得鼓鼓的帆布旅行袋。
我这只受困的鸟终于飞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