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文化大革命”本质的汉学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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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文化大革命”本质的汉学家去世

傅才德 2014年08月20日
皮埃尔·李克曼曾使用笔名西蒙·莱斯,1955年上学时首次到中国旅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他对中国的浪漫化观点消散了。

William Wes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皮埃尔·李克曼曾使用笔名西蒙·莱斯,1955年上学时首次到中国旅行。了解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他对中国的浪漫化观点消散了。

比利时出生的中国学学者皮埃尔·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曾质疑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将毛泽东浪漫化的观点,并率先将毛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为混乱和破坏的景象。周一(8月11日——译注)他于澳大利亚悉尼家中逝世,享年78岁。

他的女儿詹尼·李克曼(Jeanne Ryckmans)宣布死因是癌症。

  • 查看大图1966年6月,穿红卫兵服装的年轻学生挥舞着毛泽东语录“红宝书”,在北京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Jean Vincent/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66年6月,穿红卫兵服装的年轻学生挥舞着毛泽东语录“红宝书”,在北京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李克曼以其笔名西蒙·莱斯(Simon Leys)更加广为人知。1955年,19岁的他与比利时的同学们一起到中国旅游,从此便爱上了这个国家。期间更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毛泽东发起“大跃进”所导致的饥荒人祸,乃至始于1966年,止于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文化大革命”都还是后话。在当时,新中国有很多值得赞美之处。

但是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中国艺术、文化和文学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去了台湾,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张涵芳(音译)。后来他也曾在新加坡和香港定居。

20世纪60年代末,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在那里,李克曼开始关注越过香港边境的混乱,阅读中国官方媒体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和逃离中国大陆的人交谈,他们原来都曾是毛泽东的支持者。

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怀有浪漫主义观点,认为他虽然有缺点,但却是进步的,是人民大众的捍卫者,李克曼渐渐发现,这些浪漫的观点和“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完全是互相抵触的。“文化大革命”力图抹杀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代之以正统的毛主义。这个运动导致了大清洗,强制的国内流放与不同政治派别的互相打击。这促使李克曼开始涉足政治评论领域。

“1966年之前,中国政治根本没有引起我的关注,我对中国的一切都有好感,我充满信心地把这种好感也延伸到了毛主义政权上面,并没特别多想,”李克曼在他以笔名出版的《中国的阴影》(Chinese Shadows)中写道,该书于1974年以法语首次出版。“但是我从香港这个有利的位置从始至终地观察了’文化大革命’,这迫使我从舒服的无知中脱离出来。”

他的第一本书《主席的新装》(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也是用法文出版,那是1971年,一年后,他定居澳大利亚,因为著名中国文学学者柳存仁将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书。李克曼以笔名西蒙·莱斯出版了这本书,掩盖真实身份是为了防止被中国拒之门外。

1972年,他为比利时大使馆担任文化随员工作,回到中国呆了六个月。看到这座城市的古建筑遗产遭到破坏,他大为震惊。

在《中国的阴影》中,他写到自己疯狂地寻找这座城市最宏伟的巨大城门,他觉得它们本应被保留,尽管他知道这座城市的城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进行拆除了。城门不见了。“确切地说,北京城门的拆除是一种亵渎;充满戏剧性的不是官方拆除了它们,而是始终不解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拆除它们,”他写道。

他发现,“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文化与文明之美,却没有摧毁文化中应当被去除的东西——暴虐与专制。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曾是李克曼的学生,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说李克曼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个揭露’文化大革命’中文化亵渎真相的西方汉学家,他剥除了其上的政治虚饰,暴露出它的真正本质:由毛泽东领导的一场中共内部丑陋而暴力的政治斗争”。

陆克文还说:“当时的汉学家们大都迷恋‘文化大革命’早期的浪漫色彩,因此严厉地指责他。”

讽刺的是,陆克文说,毛泽东死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许多老北京令人欣喜的东西又回来了,比如食品小摊和夏日街头的舞蹈,人们开始欣赏古典艺术、文学,乃至曾遭受毛主义者中伤的古典学者孔子。李克曼曾把孔子的语录《论语》译成英文。

但李克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让皮埃尔接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些真实的、可持续和积极的变化是很困难的,”陆克文说。

李克曼的连襟、同样也是汉学家的任格瑞(Richard Rigby)说,李克曼不仅是汉学家,也是令人敬畏的欧洲学者,他曾在比利时获得法学与艺术的博士学位。他说,李克曼的演讲博采东西方之长。

“他可以将一幅中国国画,或奥威尔(Orwell)写的什么东西以及蒙田(Montaigne)的散文结合起来,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任格瑞说。

李克曼还写过长篇小说《拿破仑之死》(The Death of Napoleon),书中想象了这位被罢黜的君王从圣海伦岛流放地逃回法国的经历。1986年在法国首版,1992年出版了英文版,小说家佩尼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曾为《纽约时报》书评版撰文,称之为“一本非同寻常的书”,2002年,它被改编为电影,由伊恩·霍尔姆(Ian Holm)和休·博内威利(Hugh Bonneville)主演。

李克曼经常为《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世界报》(Le Monde)和其他期刊撰稿,并获得多项文学奖。

他于1935年9月28日出生于布鲁塞尔,除了女儿,他在世的亲人还包括妻子与儿子马克(Marc)、艾蒂安(Etienne)和路易(Louis),以及两个孙辈。

他曾在悉尼大学教书,晚年在写作和玩帆船中度过。他的文集《无用堂文存》(The Hall of Uselessness)于2011年出版,探讨从堂·吉诃德到孔子在内的各种话题。

在《中国的阴影》一书中,李克曼写道,尽管毛和他的扈从们终将离场,权威统治会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放松时期,但共产主义统治的基本特点不会改变。

“在不同时期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各种描述中,人们可以发现区别,”他写道。“如果这些描述都是发自良心,有洞察力的,它们呈现出来的东西要比短暂的新闻真实更多,各种改良都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它们只是角度上的变化调整,而不是基本方向的改变。”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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