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张贤亮
(旁白：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掉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为了给“新北京”建设腾出地方，1955年7月，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1957年7月，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斯时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了自己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1978年，时年42岁的张贤亮身在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等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变革。)
一本资本论改变我一生
进劳改队时，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只有《资本论》没没收，通过《资本论》我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当时的中央决策错误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虽然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全国都说我错了，报刊杂志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周围的同事大会小会都对我批评，那样的环境使你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的确确是抱着我错了、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态进的劳改队。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中央高层的决策错误，这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
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觉悟过程，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主要是一本书。因为劳改时不许看任何其他作品，马克思的书是让看的，马恩列斯毛嘛。虽然劳动很紧张，可是作为知识分子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这就和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样。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空间，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读《资本论》实际是别无选择。我被通知进劳改队时随身带了些书，那个时候进劳改队都要带自己铺盖的，不像现在还发制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进去时就检查，别的书，包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大量的小说，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恰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没收。马克思嘛，可以读(哈哈)。这本书原来我没看过，是临走时随便塞的。因为它很厚，比别的书都厚，它又是精装的，可以当枕头，我这样带上的。很偶然的。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但是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了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教给了我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发现，60年代时的生产力是绝对不可能建设好上层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告诉我，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阶段，它的生产力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它的政治文明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时，三个都和马克思说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措施和路线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使我觉悟，错的不是我，而是中央的高层决策者。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的觉悟的过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树》，因为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写小说就是为解救自己
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发现，说要想办法给我“摘帽”。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国绝对将开始变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以前，历史政治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要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给右派甄别。再进一步，我觉得给我震动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在中国农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不管是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别，都没有涉及“地富分子”这个群体。
它很广泛，牵扯3亿人。那时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农，你就是富农，你儿子还是富农。中国是农业大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和社会隔绝。那时我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分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给右派分子甄别的文件有一条，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别的范围，所以我不在甄别之列。而那时候，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时打成右派的，几乎全平反了，就我没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情，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我自认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那时最著名的毛泽东语录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关于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文章，阐述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投《红旗》杂志。那时候很傻，真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来了。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两次劳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经出去了，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说，贤亮，你傻得很啊，中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哪来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你过去写诗，你不如写诗发到报上。他说，现在这个报纸有它的好处的，就是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啊呀！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点醒了我，我就写诗。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文学路的啊，我不想包装自己，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出来。我为什么要写，就是要引起领导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文学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22年，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劳改时间较长的。你说“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还会写写诗，现在不会了。在农场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现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是吧？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政治高压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贵。我亲身体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因为很多我是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开的，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领域是被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更厉害，美术倒是有新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
80年代时，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写宁夏张贤亮、写甘肃张贤亮就能收到。写信一般都是赞扬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刚刚从阴影里走出来，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写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好的话。
我是1984年发表的《绿化树》，《绿化树》最后一段写许灵均走上红地毯，刚好我也当上了政协委员(1983年，张贤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争议非常大。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我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我“下海”适得其会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开始多元化了，我的火山爆发期也过了，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70多万办起了影视城
(旁白：《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畅销大江南北。正当张贤亮的文学事业走向顶峰时，进入90年代，张贤亮悄然转身商海。1993年，宁夏西部影视城，在张贤亮手里一个崭新的也是花费他最大心血的作品诞生了。)
我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但我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专业作家制度还使作家脱离了生活，生产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我不喜欢。
我觉得我下海是适得其会的。因为90年代的文化已经开始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也开始分流了，不是光看小说了，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90年代人们都开始奔钱了嘛。90年代我的火山爆发期已经过了，处于休眠状态。
90年代，我们这一批作家逐渐退到二线了，很多也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些风云一时的旗手，开始进入衰退期了。也有人不写小说改写散文了，还没有脱离文学的领域，我来个华丽的转身，我从文学领域跳到市场里面。为什么说适逢其会呢？那时正好邓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大办第三产业。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全国文联都蠢蠢欲动搞三产，宁夏能搞什么呢？
拜劳改生涯所赐啊。在南梁农场时，我在赶集的路上见到了荒凉的镇北堡，让我很震撼。平反后我在宁夏文联，遇到来拍电影的导演，我就把它介绍给电影界。第一部片子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第二部谢晋的《牧马人》，也是我的本子。后来就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我就想，干脆办个影视城。但办影视城要钱，我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外汇存折拿来了，折合成人民币70多万。那时候没有什么产权一说，等于文联拿着我的钱来贷款给文联办一个产业，但这个产业还是属于文联的，而拿我的身家性命抵押，就这么开始创业。
现在是办起来了，当然中间很曲折。你们不要以为名人办事很容易，名人是双刃剑。最根本的，我是在一个市场无序的状态下搞文化产业的，个人对抗市场的无序，很累啊。
九十岁时方有真正自由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希望破除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形成的利益集团。我将来还会写书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
说来真巧，我很有幸。想想这30年，我的经历和整个民族的经历是同步的，我们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也遇到灾难；当民族开始复苏的时候，我也开始复苏；当民族开始崛起的时候，我也开始崛起；当民族开始向兴旺发达发展方向走，我也朝这个方向走；当民族在兴旺发达的路上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应该是从1978年算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正好是落实政策的受益者。然后国家开始建设现代化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我开始写小说，重新走上文坛。当我们国家开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并且在改革开放上有进一步的深入，我开始参政议政，进入全国政协。整个80年代，是我们民族的奋发期，所以至今很多人在怀念80年代。那个时代给我提供写作上的广阔天地。我不断地闯禁区，使我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一度在争论是进还是退，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到此为止，而90年代初我也开始在文学上有一个停顿。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我下海。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自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一直高歌猛进，我也一直高歌猛进。一直到现在，到2008年，国家碰上了雪灾，撞火车，地震，我碰上了些企业经营的麻烦。当然，我等着到奥运会的时候再雄起。
唉，你说是不是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沉默，抽烟)？我的起点比别人低得多啊。改革开放前，尽管我是平反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犯了错误的，有历史污点的。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给了全体人以机会，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也给社会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我经过洗牌，就和大家一样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顶多成了个老头在公园里打打牌。现在，我跟公园里钓鱼和打牌的老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有话语权。不仅有话语权，还有财富。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我要极力保护我自己的权益。保卫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个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个要使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不断完善。
我说过，在我的作品里，我能够主掌人物的命运，但是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被命运所主掌的。
说到改革开放30年，现在就是中央高层的的确确和老百姓是一致的，通过抗雪灾，通过这次抗震，都能感受出来，可是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新一轮解放思想就应该提出来，在政治上增加透明度，增加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的直接参与性，只有这个法宝，才是破解中国贪、腐难题的一个利器。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是乐观的，这个利益集团是必然要被破解的。
我现在在干什么？玩。文学啊，就是我一生的副产品而已。影城也是。你说主业是什么？快乐，追求快乐，创造性地追求快乐。
我将来还会写书的，写我在劳改队里是怎么想、怎么生活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我到90岁时方才自由，才能说一些不可告人的话(哈哈)。我今年72，等18年以后，我90岁了就都告诉你。
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