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书，那么“推理”就算闲人们的智力游戏。看到“大唐狄仁杰”、“大宋提刑官宋慈”等公案戏上了荧屏都很火，我不禁暗自纳闷：汪辉祖这位清代刑名大家，咋就不入编剧法眼呢？
福尔摩斯探案之“神”，不外乎“拿着放大镜伏在地上，活像猎犬”的临场经验，还有“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即使再不可思议也是事实”的演绎分析法。汪辉祖办案手法同样灵活实用，像新寡之妇着红绣鞋，他能识出案有隐情；疑犯以赴宴串供作不在场证明，他能以所报菜名各不相同讯出破绽……汪辉祖58岁那年才脱幕入仕到湖南当知县，为了验尸翻山越岭，“乃令土人前挽后推，攀林木，背涧蟹行”，由此可知200多年前的县官也不是好当的。
汪辉祖，清代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为官4年，佐幕时间却长达34年，是位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其生平言行主要记录于自订年谱《病榻梦痕录》，于1999年去世的上海红学界元老邓云乡曾著文推荐此书。邓老从这本回忆录看出很多门道，像当时的物价、灾情、官场等，因而珍视此书，寄望“有人去整理”。
可惜好书遇冷，除了上网买影印本，好的单行本一直难找。最近，江西人民出版社出了《病榻梦痕录·双节堂庸训·吴中判牍》合辑本，这本是好事，但不少书友网上吐槽：之前期望很高，但翻过之后发现书中纰漏百出，如不标底本、不出校记，错字、断句错误多，注释也成问题。
好书读到快意时，忽遇错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有人说：“才看几行，立刻抓来一支笔，圈点不止。花钱买书，竟好似倒贴钱也要给它校对一番，才觉得舒坦。”虽说国内图书出版允许有万分之一的差错率，但目前太多的书是错得太过离谱，像河南郑州一位教师因人教版新版初一语文教科书有多处错误而将出版社告到法院，清华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将蒋介石错译成“常凯申”……难怪有些读者悻悻地说，看古籍“不如影印了，自己去句读”，读译文“下个英文版，用在线翻译凑合着看”。
据说国内首例图书质量问题投诉案，起因是一位北京读者买到错字连篇的《文化古城旧事》，作者即为邓云乡。邓老辞世后，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文集，又因大错特错招致读者口诛笔伐，为邓老报屈。古人说“校字如仇”，像邓老家藏一本蜀刻坊本的《蜀碧》，尽管刻版纸张质量差，加上老版本印刷次数多，书中有几页还没印上字，不过“看看还可以”，邓老说：“至于错字，还是比现在某些书少多了。”
在这么一个“无错不成书”的年代，把问题归咎于有关责任人“学识浅薄”、“工作疏忽”、“责任心不强”，这类说词“虽不中亦不远矣”。但往深处想，恐怕还是个“文化断代”问题。谈到“好书还得好点校”这个话题，邓云乡说：这有时真是“非不为也”，乃“真不能也”，因为几十年的文史教育，年轻朋友们从来没有受过一些严格的读书、背书、写字、作文的锻炼教育，能有什么法子呢？
有些人研读《红楼梦》时，认为“北京决不能生长菱”。邓云乡以其在北京度过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说这些人“没有逛过荷花市场，没有吃过什刹海的河鲜”。又有人根据《红楼梦》悬影、贾母上供菜等情节，认为这些都是满族礼仪。邓老说，过去最普通的过年时祭祖的种种风俗习惯，当年穷乡僻壤妇孺皆知的东西，现在都变成非常陌生的了。
邓云乡与梁实秋、唐鲁孙并称华人“三大美食家”……邓老之所以被称为“杂家”，“一来阅历丰厚，多所留心；二来博览群书，融会贯通”，当代学者止庵说这是邓云乡的本事，并认为“这与其归结为一种治学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活法；有其人，然后才有其书”。所以，止庵感叹：“邓氏已矣，或许竟可以视为中国某种文化传统的断绝。”
国学文库中还有很多像《酉阳杂俎》这类奇书，至今未见一个好校本，而许多传统又颇值回味，像清代学者段玉裁的格言“古人着书，不自谓是；未死以前，不自谓成”，这种视文字为生命的态度，应当成为当今学人前行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