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十四节 被捧上神坛的洋奴鲁迅
鲁迅是上世纪中国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他是唯一被老毛封为“圣人”的中国人，更在文革中被神化到极致。那时除马恩列毛外，只有鲁迅的书可以看，鲁迅思想被当作文革的精神指引，反鲁迅就是反新文化，反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著名的掘墓人，鲁迅思想一直影响到今日的文化政策。虽然近几年，鲁迅的神牌有所松动，但无论朝野，他依然拥有无数的粉丝。因此本节我们将重点研究鲁迅这个神话级别的人物，观其行，听其言，看看他究竟给民族带来些什么？
一、鲁迅与日本
1936年10月19日，日本人民最忠实的朋友鲁迅于上海半租界（鲁迅所谓的“且介亭”）溘然长逝。他出殡时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巴金、胡风等12个文化名人为其抬棺，可谓盛况空前。
鲁迅享年55岁，逝世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前夕，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胞弟周作人却“不幸”得多。作人一直活到1967年（82岁）文革发动后才去世，后半生受尽磨难，并背负一身骂名。很多人都好奇被老毛封神的鲁迅如果活到“反右”会怎么样（虽然老毛已有答案）？给鲁迅加二十年阳寿，真得让阎王爷比较为难；不过，如果多活个三五年呢？日本人统治后鲁迅何去何从？周作人身败名裂就是因为北平沦陷时他被北大留在北平保护校产，没有跟着西迁重庆。那么和日本人交了一辈子朋友的鲁迅呢？要知道，鲁迅在袁世凯政府任职期间可是公然在支持《二十一条》的文件上签名的。
世人皆知鲁迅的名言：“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其实鲁迅何止仇恨中医，中国的西医他也不相信。鲁迅成名后进过日本医院、法国医院、德国医院，唯独没有进过中国人自己的医院。当然各国中他最相信的还是日本医生，在他的日记里给他看过病的有名有姓的日本医生就有十多人。鲁迅的最后一位主治医叫须藤五百三，此君乃日本退役军医，背景复杂，从医之外，还担任上海的冈山县人会的会长，在乡军人会副会长等职。日本的“帝国在乡军人会”直属天皇和军部领导，乃日本最大的法西斯极右组织，“九一八”事变就是该组织的一场杰作。由于中日关系的紧张，须藤医院的中国病人极少，鲁迅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日剑拔弩张的三十年代将全家的性命交托在一位日本军医之手，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对日本友人多大的信任啊！
鲁迅有一名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讥讽国民政府没有自信，其实真正失掉自信力的恰恰就是他鲁迅本人吧。
谈鲁迅的“日中亲善”还不得不谈他经常光顾的内山书店。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摘录当时杂志《文艺座谈》对内山的攻击：“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鲁迅在随后的篇章是如此回应的：“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很显然，鲁迅眼里，内山与“狗也不如”的中国文人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内山到底是不是日本特务这一点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日本占领上海后将中美图书公司交付内山管理，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上海数十万日本侨民的民选首领，负责安排日侨撤离上海，因此内山有日本政府或军方的背景是肯定的。但内山支持庇护中国左翼文人也是不争的事实，鲁迅先后四次在内山书店“避难”。 一·二八事变（凇沪抗战）时，上海各界都在组织反日救国会，积极支援前线抗日，鲁迅却携一家老小躲进内山书店，兴致高时“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可想而之，在日本人庇护下的鲁迅逍遥自在，既不可能为抗日捐一个铜板，更不可能为谴责日军浪费一个字的笔墨。
事实上，鲁迅不仅没有谴责日军，还在赞美日军的残暴。他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中写道：“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原来抗日是有罪的，中国青年被杀是“倒霉”；敢情日军杀人叫“太认真”，中国青年被杀是因为“太不认真”，如此笔调，连老牌汉奸都自愧不如。难怪鲁迅的老对手陈西滢一针见血地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内山完造是鲁迅晚年的挚友和生意伙伴，鲁迅的文集均由内山书店发行，鲁迅在与几乎所有中国文人交恶的同时，却在内山的介绍下结交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日本友人，包括他最后的医生须藤五百三。鲁迅的绝笔也是他用日文写给内山的一张便条。总之，只有日本人才配做鲁迅的朋友，中国人在他眼里不过是讥讽唾骂的对象罢了。
内山完造其实不光和鲁迅关系“铁”，他和上海其他的左翼文人关系都极为密切，内山书店是当时上海左联一个半公开的接头和活动场所。对于日本为何如此热衷于中国的“进步”文化事业，国共双方各执一词。下面载录《文艺座谈》的说法，是非曲直只能由读者自己判断：“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
二、鲁迅与革命
鲁迅被本朝封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前二者他当之无愧，“革命家”却似乎风马流不相及。鲁迅在日本曾参加“光复会”，光复会派他回国执行刺杀行动，鲁迅断然拒绝并退会。秋瑾回国前曾对坚持滞留日本的鲁迅等人痛骂，还拔出配刀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从来就不是个革命家，这是他在“白色恐怖”下能够寿终正寝的首要原因。他是铁杆的苏俄支持者，但并未加入共产党，也从未游过行请过愿，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1927年，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欢迎仪式上介绍者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解释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可见，鲁迅对“革命家”这样的称号不仅敬而远之而且非常忌惮，不知他九泉之下知道自己被封个躲了半辈子的“革命家”会作何感想。
鲁迅一辈子参与的唯一与革命沾点边的大概属“女师大风潮”，当然这场风波鲁迅自始至终都没有反过政府，而仅仅针对杨荫榆。杨荫榆不幸因为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骂名。如今事过将近百年，我不得不为反日烈女杨荫榆辩解几句，挽回一点名声。
1923年，鲁迅受聘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的校长叫许寿裳，是鲁迅的老乡兼留日同学，私交甚笃，因此那时的鲁迅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教育总长章士钊上位，任命资历更深的“铁娘子”杨荫榆为校长，风波骤起。
杨荫榆性格刚烈，18岁时为反对包办婚姻，居然在新婚之夜撕破新郎的脸，并且从此与夫家断绝，终生独居。相比之下，鲁迅要残忍也“性福”得多，他让同样包办婚姻的发妻朱安守了一辈子活寡，却一直与女学生同居。杨荫榆早年留学日本，成绩优异，回国后即投身中国的女子教育，先后任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和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师大）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此后又被教育部选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专业，与杜威、孟禄等大师接触频繁。学成回国二年后顺理成章顶下许寿裳出任女师大校长。
杨荫榆铁腕治校，强调纪律，希望学生在学校里安心读书，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这样的管理在风起云涌的二十年代显得格格不入。学生们整天想着“革命”，哪有心思读书，所谓的“学生自治会”就是如何领导学生运动，因此杨荫榆很快就和学生们尤其“进步学生”水火不容。学生自治会写《驱杨宣言》要求杨荫榆辞职，并上诉教育部杨荫榆的“黑暗统治”，而许广平正是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学生运动的弄潮儿，因此她与刘和珍等15名学生被杨荫榆以“恣意扰乱，极端破坏”的罪状登报开除。另一方面，杨荫榆对于男教师玩弄女学生非常反感，向“师生恋”亮起红灯，这无异于要了鲁迅的命。鲁迅有据可查的两个长期同居的小情人许羡苏和许广平都是女师大的学生，于是鲁迅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的一边与杨荫榆开始不懈的斗争。
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暑假里学生依然留在学校搞运动，杨荫榆请来军警，勒令学生离校；章士钊则在国务会议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并派武装警察强行接收，轰动全国。当时的舆论分为两派，胡适陈西滢等17教授支持杨荫榆，发表宣言强调“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鲁迅等人支持学生，对陈西滢等展开口诛笔伐。最终全国的学生都沸腾起来，攻击杨荫榆章士钊，杨章二人黯然辞职。鲁迅当时是民国政府的公务员“佥事”，在风潮中因煽动学生被章士钊免职，结果他打起行政诉讼，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中，最终段祺瑞签名，恢复鲁迅的职务，女师大复校。鲁迅等大获全胜。
其实女师大风潮除鲁迅外没有赢家。杨荫榆被赶走，章士钊去职后被女师大的学生抄家，从这些疯狂的学生身上，已经能看到后世“红卫兵”的身影。学生们闹运动越闹越欢，就在半年之后，发生“三一八”惨案，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刘和珍等被枪杀，原本也应该上街的许广平被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强行阻拦保住一条性命。对这样的结局我颇为迷惘：学生究竟应该在学校读书还是上街游行？刘和珍究竟是被杨荫榆开除好呢，还是上街被枪杀好呢？当然，鲁迅永远包赚不赔，没有刘和珍的死，就没有他脍炙人口的名作《纪念刘和珍君》，至于刘和珍的死他是否也应该负点责任就无人问津了，毕竟开枪的是军警。
杨荫榆晚年在苏州任职，日伪期间她拒绝出任伪职，面对日军的暴行，她数次到日军司令部严辞抗议。日本军官碰上这个能操流利日语的女强人颇为头疼，责令部下归还从她邻舍抢来的财物。街坊上的“花姑娘”经常逃到杨荫榆家中躲避日本人的奸淫。如此数月之后，日本人将杨荫榆诱至一座桥顶，开枪杀害并抛尸河中。
相较一有风吹草动就躲到内山书店，至死都看日本军医的鲁迅，杨荫榆何其壮哉！
鲁迅总共做过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虽然他被通缉过，但从未被捕，秘诀就在他的文章里。鲁迅的杂文一半在打嘴仗，剩下的多数在谴责国民性，咒骂中国文化，极少正面批评政府，因此国民党对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密报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看来坐过牢的李敖对鲁迅不屑还是有点道理的，毕竟鲁迅一直在国民政府领薪，而老蒋从来都不认为他算什么威胁。
三、鲁迅与国民性
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象一声惊雷震翻中国文坛。有人评论说《狂人日记》是抄袭之作，从题目到写作手法再到结尾的那句“救救孩子” 都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如出一辙。其实鲁迅不算抄袭，仅仅借鉴罢了。要说抄袭，倒是高抬了果戈里，果戈里再讽刺又如何敢讽刺生他养他的国民，如何敢讽刺哺育他的文化？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坚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中国文化一棒子打倒，直斥其为“吃人”文化。他在“批判”的道路上达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
世界上冠以作家或文豪的人很多，这些骄子中归类为批判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讽刺或黑色幽默的也有一大把，比如托尔斯泰、雨果、莫泊桑、马克吐温、契科夫甚至泰戈尔等。他们的作品有些表达出对祖国和民族深深的爱，有些严厉地批评了社会制度或某种文化，但他们的作品中都有一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正面人物，即使批判也仅仅针对社会中的某个阶层或某种人，比方说资产阶级、暴发户、马屁精或者循规蹈矩者等等，从没人敢把一盆大粪浇在整个民族身上。
鲁迅敢！
《狂人日记》的巨大成功让鲁迅一发不可收拾，他在随后的小说中创造出一系列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阿Q、祥林嫂、闰土、孔乙己等等；还有一些经典的道具，比如人血馒头。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描绘出一个变态的中国和一群变态的中国人。除《一件小事》这样的记叙文外，他没有创造过一个正面形象。中国人被他完全歪曲丑化了。
以鲁迅最著名的《阿Q正传》为例。Q这个字母象光头上拖着一根辫子。很显然，所谓的“阿Q”指的就是中国人。而鲁迅在《阿Q正传》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人暴打一通后会自然地想“儿子打老子”，然后神清气爽地走开。我不知道中国几人有如此涵养，如果中国人真地深通“精神胜利法”，何来纷争，何来仇恨？今日国门开放，我们有幸知道，论“精神胜利”，我们比起某些邻国真有不小的差距。其实中国人从来就没什么“精神胜利”，至少在这方面不会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相反，拜鲁迅所赐，国人在自轻自贱、崇洋媚外上倒堪称世界一流。
鲁迅在解释他的创作动机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阿Q这个明显精神异常，愚蠢自负的无业游民就是中国人的魂灵？与阿Q相仿，《祝福》中的祥林嫂同样罹患心理疾病，而《故乡》里的闰土则木讷地像个木偶。鲁迅小说中描写的都是病态的国人，他把病态当做常态，给原本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扣上“精神胜利”、愚昧、丑陋、畸形变态等一大堆帽子，最后归结为一点，就是国人的“劣根性”。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37岁，已阔别家乡20年，可他却回马一枪，以一个隔膜的返乡客的视角描绘他的故乡。小时候我也去过绍兴，看到的是一个自然质朴的乡镇和同样淳朴的绍兴人，不知道同一方水土在鲁迅的笔下怎会变得如此不堪？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许这些幻灯对他的刺激过深，以至于他在《阿Q正传》、《药》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类似的场景。其实观摩行刑不管在哪一国都是四乡云集的大事，行刑本来就是震慑群众的，看的人少了，如何起到效果？中西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中国砍头而西方上绞架。不知道鲁迅何以认为中国人不应该看杀头，或者在看杀头时应该做出什么生动的表情？这件事情能给鲁迅的心灵打上烙印，完全印证了钱玄同对他的评价：“多疑，轻信，迁怒”。
从21到28岁，鲁迅在日本游学7年，这期间，过敏的鲁迅被日本人完全同化，并在心理上认同了日本及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的宣传。曾在中国北方农村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于1894年在纽约出书《Chinese Characteristics》，刻意描述中国国民性的落后与丑陋，彰显西方国家在种族与文化上的优越性。1896年该书被翻译为日文版《支那人气质》，对日本人以及留日中国学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临死前仍希望有人翻译此书让中国人自省。有人评论鲁迅一方面憎恨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其实鲁迅更多的是以一种日本或西方殖民者的视角来旁观中国人，好比他小说中的“我”，这才创造出众多麻木不仁、愚昧丑陋的国人形象。
鲁迅小说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取得空前成功，因为他正好迎合了那个时代。满遗看过他的文章会不由自主地想：汉人的文化如此垃圾，怎能怪我满人没统治好；汉人天生贱种，多杀几个有什么关系？当权者看了他的文章会聊以自慰：不要怪我没管理好国家，实在是国民劣根太重，文化积弊太多，大家能够吃饱已经谢天谢地了。我党看了他的文章心有戚戚焉：孔圣人不倒如何能迎来马圣人？不搞共产主义如何能挽救人吃人的中国？日本人看了他的文章更加欣喜若狂：支那人是地球上最劣等的民族，不去奴役他们简直天理难容。
鲁迅的时代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国积极备战的年代。希特勒在极力鼓吹：雅利安人是优等人种，它有权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日本搞政教合一，尊神道教为国教，即国家神道，视天皇为神，日本人的责任就是让全世界沐浴在天皇的恩泽之下。精通日语和德语的鲁迅深谙侵略者的心思意念，不失时机地推出华族劣种论，因此他的作品总能在第一时间翻译为日文，并在日本激起强烈反响。日本军政府甚至不用费尽心力地为侵华造势，鲁迅已经为他们做好了一切舆论准备。一战时，希特勒仅仅是个普通的德军下士，就能预言德国必败，原因乃“德国人民无形的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比敌人最大的大炮还要危险。”那时候，德国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几乎搞到经济崩溃，德军无力为继。而鲁迅恰恰在干着相似的事情，他用比匕首还要阴毒的笔刺向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套用希特勒的话：中国人民无形的敌人——鲁迅和“新文化”闯将们比日军最大的大炮还要危险。
上世纪二三年代，中国堪称内忧外患，外有日本虎视眈眈，不断挑起事端，内有鲁迅之流从文化战线对民族进行自杀式的攻击。以至于战火一起，中国就出现“曲线救国”的汪伪政府和数目惊人的伪军。他们不过是鲁迅的信徒罢了。
四、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大致可分为苏俄派与欧美派，前者如陈独秀、李大钊与鲁迅等，均为留日学生，后者如胡适、蔡元培和刘半农等，留学欧美。这两派在文化方面见解一致，均主张“打孔家店”、批判国民性、废除文言甚至废除汉字，但在政治方面见解相左。留日学生从未接触过西式民主，非常轻易地受到马圣人的蛊惑。陈独秀、李大钊早年均宣扬民主（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十月革命如当头棒喝，让他们一下子转而宣扬马克思主义。而胡适等人受过西式民主的熏陶，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两派原本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十月革命后很快分裂，开始相互攻讦。陈独秀虽然最早在《新青年》上提出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可他自己很快沦为“马先生”的信徒并将马先生与德先生混为一谈，导致“五四”过后近百年，中国的德先生还在天上飞着。
中国问题的根源其实说穿了就两个字“体制”，与文化无关。今日中国的一切包括鲁迅最痛恨的国民性等等归根溯源都在商鞅秦始皇等搞出的那套东方专制主义。在一个世袭独裁，动辄灭九族的国度，即使高鼻蓝眼的洋大人来，也能十年内包管改造成功。中国不需要什么新文化，需要的仅仅是新体制，但新文化运动从开始就对错了方向，这些留洋的学生受西方殖民者影响太深，洋人污中国人为“东亚病夫”，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积极响应：“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这些新文化干将们不仅对洋人给我们戴上的各顶小丑帽安然受之，还自问有“亡国灭种之资格”，比洋大人骂起来还要毒。
再回到鲁迅，作为党外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几乎颂赞苏俄的一切。《祝中俄文字之交》中鲁迅写道：“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沙俄时期大师辈出这点全世界都承认，但非要说苏联时代的文学“胜利”恕我不敢苟同。然而鲁迅却真诚地崇拜并宣扬苏联的革命文学，他在《“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中道：“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所以他们自称为艺术即生活的创造者，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
他给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作序：“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原来连祖国都可以抛弃，无怪乎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多次口诛笔伐。当时上海的民族主义文学流派认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而左联文人认为：首要的不是民族主义文学，而是阶级斗争文学。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中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
在反驳鲁迅等人的阶级斗争文学时，梁实秋道出他的名言：“文学有阶级性吗？宣传式的文字不是文学”。他在同名文章中写道：“无产文学家要攻击所谓资产阶级的文学。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我实在是不知道；大概除了无产文学运动那一部分的文学以外，古今中外的文学都可以算做资产阶级文学罢。我们承认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资产阶级的文学为什么就要受攻击？是为里面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文学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呢？”面对汹涌的无产文学浪潮，梁实秋颇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概。
鲁迅用笔杆子进行阶级斗争，举目所望，文坛中到处都是他的阶级敌人，他以异常亢奋的精神与敌人打嘴仗，自我总结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鲁迅这种昂扬的斗争精神一直保持到死，他在临死前（《死》）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好狠啊，文革就是这么一股狠劲。中国的文人要都如此睚眦必报，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们哪一辈子才能敲锣打鼓迎来“德先生”？
五、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否定中国文化的一切，书是文化的载体，因此鲁迅首要的就是批判中国书。他在《青年必读书》中写道：“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做洋奴做到这个份上，相信连殖民者看到如此言语都会嗔目结舌。为了不读中国书，即使“不能作文”也在所不惜。中学课本要是引进鲁迅这篇文章，估计高考作文能出现一批白卷。
记得中学学过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描写法兰西人民在普鲁士统治下如何珍惜自己的文字。可惜中国没有都德，只有白眼狼鲁迅，虽然同样被冠以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他的母语却只有刻骨铭心的恨，他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恨道：“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在《关于新文字》中他不惜以最恶毒的语汇来攻击汉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中写道：“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鲁迅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将中国的诸般不是一股脑儿归结到汉字上。他临死前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给中国提出的药方乃：“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日本即将全面侵华，他却说只有废除汉字才能救国。相信日本人听到这句话都会汗颜，日本人没有叫嚣着废除日语里的汉字，中国的叭儿狗倒跳出来了，咄咄怪事。
鲁迅在《中国语文的新生》中提出一种奇怪的逻辑：“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中世纪的欧洲是个文盲世界，照鲁迅的逻辑，那时的欧洲也等于没有文字，他所顶礼膜拜的印欧诸语也应该砸烂重来。文盲多是因为国家不重视教育，他却归罪于汉字身上：“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而他给出的“人血馒头”就是汉字拉丁化：“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不过这一回他的确看走眼了，本朝虽然紧跟鲁大神，一度将汉字拼音化当作国策，遗憾的是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如今也不了了之。
同音字那么多的汉语怎能拉丁化？鲁迅自己在《阿Q正传》中写道：“我又不知道阿Ｑ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Ｑｕｅｉ……我曾仔细想：阿Ｑｕｅｉ，阿桂还是阿贵呢？”“桂”和“贵”在拼音里都无法区分，更何况鲁迅这样的超级洋奴，因为外文没有四声，所以他连四声都要废弃，这样的拉丁化可有一点点实用性？他在《论新文字》中大言不惭地说：“而且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试问用拉丁字写出来的“现代中国的新文学”有人能看懂吗？“只识拉丁化字”与文盲又有什么区别？
鲁迅认为汉字是中国的万恶之源，他在《关于新文字》里开篇即说：“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很显然，他被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仇恨蒙蔽了双眼。今日中国，考小学时有孩子能当着考官的面朗读报纸，鲁迅如果是那个考官，一定会吓得晕过去：汉字何其难也，6岁能读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另一方面，鲁迅把拼音文字想的太简单。他自己学过德语，应该知道德语的复杂性绝不在汉语之下，光名词的阳性、阴性和中性就够人发愁的。今日中国，学了一辈子英语却依然不能说不能写的大有人在，学生花在英语上的时间远较汉语为多，却收效甚微，这虽然与我们僵化的教育方式有关，但也侧面反映出英语之难，26个字母好认，但掌握海量的单词绝非易事。鲁迅把汉语想得畏如登天，不但要拉丁化，还要去四声，那样的汉语岂非白痴使用的语言？如果真实现，与英语、法语相比恐怕就是幼稚园与大学的差距。
汉语虽然总体在简化，但近代随着科技兴起，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科技新字，比如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名，而鲁迅连这也反对。他在《咬文嚼字》中写道：“鏭，鎴，锡，错，矽，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英语为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每年都出现大量的新增词汇，汉语多几个字都不行，鲁圣人当真希望中国亡国灭种啊。
六、盖棺无定论
鲁迅生前已被捧上神坛，死后更加极尽哀荣。不但灵柩上覆着“民族魂”的大寿幛，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还送来挽联：“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对联如今看来颇像反讽，中国如果多几个鲁迅，中华民族怕不会“永生”，只会“永不超生”。今日的张艺谋等“大师”以揭丑为能事，不要怪他们，他们不过在完成先生的未竟之业罢了。
其实，鲁迅像一块碑，正面刻着他自己的“丰功伟绩”，反面是中国文化的墓志铭。读鲁迅的文章，很容易被他的雄辩吸引而将这个洋奴当英雄崇拜，同时会憎恨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书应该是让人爱国的，最起码也应该让人有自尊，如果读了书之后恨自己娘胎投错，巴不得换皮隆鼻，这样的书不读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