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曙光初现
贵州， 是西南一个偏僻的省。与周围几个省（四川， 湖南， 云南， 广西）比较， 贵州最为贫困。 贵州山多， 土地贫瘠， 农业生产落后。 当时， 除了军工单位外，工业水平低下, 旅游事业尚未开发， 连最有名的茅台名酒， 也还未形成气候。 除了贵阳， 遵义两大城市以外， 没有高校， 且缺乏师资。 贵州省委当时做出决定， 要改观这种状态，从加强教育着手。
上世纪70 年代初， 贵州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 希望能从基层抽调部分大学生， 以扩充， 加强高校师资队伍。 其时， 正值邓小平被打倒后初次出山， 主持国务院工作。 他批转了贵州省委的申请报告， 准予从基层上调500名大学生， 以加强， 扩充高校师资队伍。
上调工作很快在全省铺开， 每个县平均分配名额。 上调工作高度机密， 以防基层大学生鼓噪。当时还处于文革后期，成分论还主导着一切工作。 上调的大学生基本上是成分好， 背景好， 自身条件好（党员）， 所谓三好生。 然而， 因为我试制成功热藏胎盘组织液，用于贫下中农，清镇县卫生局，组织部联名推荐我上调贵阳医学院， 获地委批准，准予上调。 理由是虽然我出身不好， 但为贫下中农做了大量工作， 是个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 县卫生局电话通知我立即去贵阳医学院报到。
哈！ 天上掉下来的喜讯。第二天， 我到县卫生局拿到介绍信， 直奔贵医报到。 后来， 我太太，“梅”， 也在县委组织部王部长的帮助下，以避免夫妻长期分居为理由，调往贵医。我分在生化教研组， 她分在药理教研组。那时通讯不便，我把这喜讯写信告诉了双方的家庭， 大家欢欣鼓舞。其时， 我31 岁。
虽然，毕业于医学院， 我对临床不感兴趣， 十分讨厌值夜班，喜欢基础医学研究。7年的农村生活， 以把医学抛到脑后， 要从头学起。 上文已经说过， 60，70 年代，西方是一个科学信息爆炸时代， 许多学科有了长足进展， 尤其生命科学。 生化学科走在生命科学的前沿，其中尤以核酸序列的测定， 揭示了以前不知的生命现象。 这些新的知识我在学校中都没有学过， 对我来说十分新奇。 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识， 每天晚上苦读到深夜。“梅” 也一样， 只是方向不同， 我读生化， 她攻药理。
大学院校的伙食比农村要好多，可以支持强力的脑力劳动。半年后， 我可以把一本几百页的生化教本背得滚瓜烂熟。 开课了， 走上讲台那一刻， 面对120个学生（大教室）， 顿时感到我的生命生华到一个新阶段， 从一个农村的赤脚医生， 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大学的教员。“梅”也一样， 小小的个儿， 要面对众多学生， 开始有点胆怯，后来老练多了。 她的讲课， 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
76年，我教研组派我去南京医学院进修生化，77年，“梅”也得到进修机会， 到南医进修药理。接连而来的机会， 让我们在各自的知识领域， 步步登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