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导演阿贝尔•费拉拉，曾把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惹上的一个性骚扰官司拍成了电影《欢迎来纽约》Welcome to New York (2014)。片中三分之一是法语，判决的大概意思是曼哈顿地方法院法官，撤销了对卡恩的刑事指控。老卡虽然脱罪，代价可不小：付费和解、连同律师费，总数据称在五六百万美元之谱；事情一出，IMF立刻走马换将，卡老的政治生涯提前终结，不必为是否竞参法国总统犹豫不决了。
费导性喜独树一帜，名曰故事片、拍得很“纪录”，容易引起联想。在欧美，为了女人断送政治前途或社会名誉受损的，时有其人，总统、总理、州长、议员都有。那些“犯了桃花劫”的洋人如果看过一点中共党史，可能会艳羡：虽然中国官场通则是“无官不贪、无官不色”，但是一个以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著名于世的政党，竟然没有哪位大佬纯因“生活作风”问题而下台的。却原来，党的文化里，“作风问题”是“生活小节”，党在传统上又“抓大放小”，所以有“男女问题”的党内领袖史不绝书：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出入烟花柳巷如履平地。以北大文科学长之尊，与窑姐发生冲突、抓伤人家下体，见诸报端。然而，党史九十年，陈某建党、领导党内左派反对派（托派）、脱党等等，是非功过，连篇累牍，似无一语提及他老先生的“寡人之疾”。中共建党时代的人，蔡和森、彭述之、尹宽……都有婚外恋情，就连周恩来也曾因相同的围巾出现在女同志身上，被邓颖超当众追究。党内斗争捕风捉影、你死我活，但在他们这个层级，“个人感情”从来不与政治、路线挂钩处理。
看看人家中共：政治的归政治、生活的归生活；不像西方政客，一边捧读《圣经•新约》“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其实，不会区分信仰与市俗。或许欧美党派政治斗争手法笨拙，情急之中，乱来一气？还是西方的政治作为与日常行为混作一团？此题不知能不能进入专家学者的研究范畴，有一点值得一提：共产党文化，对于“性”的态度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色：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任“全苏公共福利人民委员”（部长），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她公开主张：满足性欲应该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平常，史称“一杯水主义”。其代表作是短篇小说《三代人的爱》。列宁虽然认为这样影响不好而予制止，但也没把柯伦泰怎么样；到了斯大林当政，她还成了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一杯水主义”在中共早期颇为盛行。1923年入党的曾志恭逢其盛，在其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还曾提到。有此根底，中共高干的不当恋情，后来被淡化为“小节问题”，也就于史有据、不伤大雅了。诚然，中华文明、官员自古就有一些赦免特权的文化传统，也可援引。
当然，党内与社会一样，是不公平的。同样的事，处理时要看级别。就像戴厚英在《人啊，人》里说的：浪漫和堕落常常是一回事，区别在于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聂元梓回忆录》里有一个例证。聂某的第二任丈夫叫吴溉之。他们家经常有高干聚会打牌，常客之一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安氏有个情妇叫邓觉先，丈夫是边防将领，远戍新疆。于是他们出双入对，毫不避人耳目。而吴某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按说应该管束此等事宜，但是……。然而，万千小干部、小党员是没有这个特权的，一旦犯了“第七条”（毛泽东在江西苏区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七“不调戏妇女”，泛指男女关系不得越轨），也就别想重用、提职了。
欧风东土的政治人物出了这等事，入不入罪虽有区别，面对组织和公众，难以为情则是一致的。一时之间，能够想到应对此事最潇洒的，惟有印度尼西亚的一任总统苏加诺。此君生性风流，访苏时掉进了“红燕子”下的套。苏联特工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请他看自己的小电影，并提出政治条件：你若不从，就把片子拿到你国内去放！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克格勃万万没有料到，那老苏哈哈大笑一阵道：放吧，印尼老百姓看到我这么棒，一定会更加佩服我的。随即扬长而去，留下瞠目结舌的克格勃干瞪双眼。
